2020年5月22日,葛宇路骑车通过连接燕郊和北京的燕潮大桥。河对岸的检查站,距离展厅还有近30公里的骑行路程。/张博原
什么是常理?葛宇路很清楚它的边界,但他总能一次次完美绕开常理的限制,找到舒展自我的打开方式。
葛宇路:生于1990年,湖北武汉人,行为艺术家。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设计时因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北京的一条无名道路,受到关注。这些年,去武汉东湖打捞过站牌,教授过当代艺术课程,最近刚刚做完了第一次个展;今年,再次突发奇想,骑行33公里,为个展“葛宇路”发电。
作为一个用自己身体给展厅和作品供电的行为艺术家、一个用鼓风机吹着一封信步行两周寄信的男朋友、一个用自己名字命名一条无名道路的美院学生,葛宇路完美地绕开了符合常理的行为方式,找到了自己做艺术的节奏。
葛宇路自然清楚何谓常理。在很多人眼里,他的作品似乎次次都在触碰大家熟悉的所谓“常理”的边界。“我就想问,什么是常理,什么是‘常’?”在他看来,要说不知道有这个边界,显得挺虚伪;但说有这个边界,他又觉得其实也没什么边界,或者说所有边界都可以被打破。
在东湖捞“东湖”
那年,葛宇路坐在武汉东湖边的码头,拨通了当地某个潜水教练的手机号。在电话里他跟对方解释了来意——希望他潜到东湖底打捞一块公交站牌,因为那是葛宇路的一件艺术作品。电话那头的人又确认了一遍需要打捞的物品,然后“噗嗤”一声笑了。
几小时前,葛宇路包了条船,划到湖中那根绑缚着站牌的柱子旁,然而,站牌早已不在原处。他把拳头大的磁铁绑到绳子上,伸进水里捞,结果一无所获。路过的游泳大爷告诉葛宇路:“几个月前有几个游泳的小孩爬上柱子跳水玩,那时候牌子就没了。”临走前大爷还说,“这怎么找,找不见的”。
捞站牌?大家都以为葛宇路在开玩笑,甚至觉得他异想天开。潜水教练平时只是在水下寻找废弃的导弹,或者打捞沉水的文物,他们可能也是第一次遇上葛宇路这样“无理”的客户。他们觉得,就算捞起了站牌,又有什么用呢?
跟教练的沟通花了几顿饭时间,葛宇路讲了自己跟站牌、东湖的故事。深夜的北京街头,葛宇路用电钻一点点钻开“东湖站”站牌,后来亲手把它绑到东湖的一根柱子上。这也是他的作品《我自己的1.1米》的延续,是他的一部分。对方渐渐放下了戒备,并开始接受一个事实——不值钱的站牌对他这个思路清奇的男青年非常重要。
他坚信能找到那块站牌。/纪录片《葛宇路》
不久,葛宇路学会了潜水,跟着教练一起顺着那根柱子潜入漆黑的湖底。葛宇路身上佩戴的潜水相机从入水开始拍摄了15分钟,之后他便浮出水面,手里拿着那块来自北京的公交站牌。蹲在柱子上的教练接过站牌,笑了。在漆黑的水底,搜索严重受限,即便距离目标物不到一米,仍有可能错过。葛宇路的运气不错。
很难想象这块几十厘米见方的铁牌子落水姿态究竟什么样,它又落在了哪个位置,被多厚的淤泥覆盖,最后还是被挂起它的人找到了。
寻求新的打开方式
葛宇路对于寻求与各种职业者的合作有偏爱,与自己的领域跨得越远,兴趣越大。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
每次跟不同的人合作,都是一次“新的打开”。葛宇路会有意识地学习新的专业技能。
进入别人的领域,葛宇路就像一个入侵者,他们对此的第一反应通常都是,“你在开玩笑吧”。
看起来这是玩笑,但一旦进入创作过程,葛宇路就会一丝不苟,甚至有点“轴”。
5月中旬,距离他第一个同名个展“葛宇路”开幕还有一个多星期时间,他辗转找到一家愿意帮忙改装自行车的车行。葛宇路想要一辆能从供电变蓄电的助力自行车,但碰了一鼻子灰。
2020年5月22日,葛宇路骑车通过连接燕郊和北京的燕潮大桥。河对岸的检查站,距离展厅还有近30公里的骑行路程。/张博原
葛宇路知道,车行的人明白他要什么样的自行车,但他们在价值观上就拒绝了。这对于他们而言,是一次需要完全逆向思维且不挣钱的工作,所以他们不会有兴趣。
葛宇路跑遍了燕郊的自行车行。最终,一位中年大叔接下这活,他是个热爱机械改装的手工达人,葛宇路喊他“师傅”。自行车寄到后,他发过来几条开箱组装和零部件讲解的小视频,详细描述了自行车需要改装的部位以及成品效果。
原本,葛宇路以为会很难,但师傅一个中午就改装好了。葛宇路之前用来说服自行车行老板的时间,都比改装的时间长。
希望自己完全被打开
“我希望自己可以完全被打开,不希望有任何限制,但我也很清楚自己有很多限制。”葛宇路说,从第一个作品开始,他的创作就离“美术馆”有点远。一方面是源于行为艺术对于创作环境的需求,另一方面,他更喜欢在广阔世界中进行表达,并留下痕迹。
对于葛宇路而言,用自己的身体给作品发电,本质上是利用自身运动所产生的能量,为同样由艺术家利用自身能量完成的作品供电。
这个行为在挑战传统观展习惯的同时,也质疑了美术馆与画廊的固有属性——在画廊,几乎每幅作品都拥有独立的灯光,灯的高度会尽量贴近艺术空间的挑高,以避免任何人凑近观看时产生阴影。
作品一般被挂在刚刚粉刷过的白色展墙上,各自之间有着经过计算的间距,让人在某一段距离获得最佳的观看效果;它们被设定成一种序列,让人在潜意识里便接受了艺术与日常生活的距离感:一种被安排的孤立。
在葛宇路设置的展厅里,人的出现和走动会触发感应开关,点亮展厅里用来播放作品片段的屏幕,而电源就是一块由他蹬车蓄电的铅酸电池。人们在观看由艺术家进行作品和电能的双重能量供应的展览时,会在电能耗尽时体验到艺术家的身体极限。
葛宇路一天能发的电就那么多。在真正尝试骑行发电前,他并没有料到,骑车的动能和电能的转化率如此之低,以至于试骑那天晚上走了预定里程的1/3,仍未能给电池输入电能。
2020年5月21日,“葛宇路”展的展厅。播放器会播放葛宇路过往作品,地面上放着变压器和电瓶接口,每当葛宇路骑行积蓄一定的电量,就可以给播放器供电。/张博原
从那天开始,葛宇路对自己发电效能的极限有了预期,如果要撑够整场展览,他可能得在30公里的骑行中从头至尾都在冲刺。然而,这不是一个正常人能做到的。
展览开幕前几日,葛宇路多次尝试原地蹬车蓄电,从掉电情况基本确认了每天需要发电的时长,再加上从住所到美术馆的几次下坡冲刺,基本可以满足每天30—90分钟的展览。为了尽可能让前来观展的人看完展览,他最终还是接受了原地空转的发电方式,这也差不多是他的底线了。
5月22日一早,葛宇路把自行车停好,打开了运动相机和手机直播平台。他要关掉直播软件的美颜功能,“好恶心啊,这根本不是我”。
下午3点30分,历时近6个小时、骑行30多公里后,葛宇路到达北京公社,立即把电瓶接入展场的装置。展出时长大约两个半小时,电池的最后一格电,在最后一名观众离开后刚好用尽。
艺术家不应该有特权
展览开始后,除了美术馆的固定闭馆日,葛宇路几乎每天都要发电。
6月中的某天,在燕郊的出租屋里,葛宇路一边蹬车,一边看电视上的艺术类视频节目。艺术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最起码,“艺术家不应该有特权”。
艺术家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拥有一种精英身份,或者一种启迪的能力,他不同于大众,是高高在上的,这就是一种拥有特权的幻觉。葛宇路很清醒,“艺术不是用来'介入'社会的,艺术家也没有这个资格,它原本就存在于社会中。艺术家也是社会的一部分”。
一些艺术作品完成后,的确和社会规则会发生大大小小的碰撞,这些碰撞是正常的。不过,任何人违背规则时,都应该承担责任,不能说这是艺术,是高高在上的,无法用平庸的法则进行惩罚。道德也好,法律也罢,一个作品产生,艺术家就要接受社会的审判。
“无论懂不懂艺术,都不影响这个惩罚机制;同样,惩罚与否都不影响这个作品的好坏。”葛宇路在用这样的信条来捍卫艺术。当“能挑动社会的敏感神经”常常被直接划分为“好的艺术”的时候,人们似乎很难对此表示怀疑,如此一来,更多的艺术家就会产生简化的思维—— “故意碰撞社会规则”。一直以来,葛宇路对此保持怀疑。
葛宇路的朋友发来一条消息,9月会将一枚火箭送上太空,问他要不要把“葛宇路”那块路牌一起送上去。他想着,要跟收走路牌的街道办聊聊这件事,“说不定有得聊,他们是不会把路牌还给我的,也许他们更愿意把它送到外太空”。

✎作者 | 张博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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