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的“微生物革命”论：看见的不是力量，看不见的才是力量

卢作孚（1893年4月14日-1952年2月8日）

《逆水行舟：卢作孚长孙女回忆录》是一部独特的传记，传主卢晓蓉不仅写自己，也在写祖父卢作孚先生，并以祖孙三代串连起我们的现当代史。这部传记因此也算是家族传记，还算是作孚先生的传记，卢晓蓉把祖父作孚先生请回当代，在个人的思考和人生选择中，不断参校作孚先生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思。在有关卢作孚的诸多传记中，这本传记也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逆水行舟：卢作孚长孙女回忆录》

卢晓蓉著

上海三联书店

2020年7月

作孚先生是我们中国近现代史的巨人。一般人只记得他对中国交通运输业的贡献，记得他成功指挥的“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记得他含冤去世的悲剧结局。他的清教徒作风、他的圣贤般的人生，让一般人敬而远之。很少人知道，作孚先生还是一个知行合一的大思想家、是对人生社会方方面面有思考也有办法的大实业家，用传统文化的话说，他在立德、立功、立言领域都取得了非凡的成绩。

我曾经说过，作孚先生的人生对于今天寻求“励志”、“成功”的普通人而言，是极有典范性的案例。在作孚先生那里，在熟悉他的人那里，世上事总有办法解决，用他的话来说，“中国人才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人才能从无钱、无人、无事的局面中，创造出有钱、有人、有事的局面；第二类人才能将有钱、有人、有事局面经营好；第三类人才能在有钱、有人、有事的局面里，成为一个好人。现在亟须培养出第一类人才，这样才能不断产生第二第三类人才，从而增强我们国家的实力。”这种“无中生有”的信心、能力是当代很多人都欠缺的，卢晓蓉在书中证实了这类人才的存在，如她的父亲、作孚先生的长子就是这类人。在改革开放伊始，一穷二白，无钱、无人、无事，她的父亲却想尽办法创办了一个中外合资租赁公司，引进外资，为社会做出了贡献。

作孚先生本人当然也是“无中生有”型的人才。他出生贫寒，年轻时被称为“卢麻布”，靠双脚从重庆走到成都学习，为了全家人的生计，他不得不放弃学业，去教书，去自学。他像甘地一样，有着坚强的意志力。他自奉甚俭，在四川、上海多次因为穿着打扮不起眼而被门卫刁难，但他靠自己的人格感染了周围的人。无论是个人的婚姻，还是在成都办社会教育、办公益组织，无论是自费到上海学习参访，还是回重庆创办民生公司，到北碚去开发做社会建设，都得益于他给予人们信心。人们相信他的人格，人们相信他的能力。他一步步地进入民国精英朋友圈，成为国共两党高层都信赖的人。尽管时代给他的舞台不算大，但他仍善用了时代和朋友们的方便，成为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有举足轻重影响的人物之一。

作孚先生是一个被忽视的大革命家，跟一般人以为的革命就是暴力不同。作孚先生反对暴力，他认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微生物”，“微生物”被一般人乃至自身轻视，但作孚先生高度重视，他认为“微生物”比炸弹的威力大，他说，“看见的不是力量，看不见的才是力量。” “炸弹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毁灭对方；你应当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别大，才使人无法抵抗。” 卢作孚终其一生都在践行这个“微生物革命”的理念。即从最基础的局部做起，从一点一滴的移风易俗做起，从培养人才做起，以渐进式的社会改造活动，化民成俗，形成全新的社会规范与公众道德。作孚先生的这一思想在当下全球性的疫情中尤其有意义，小小的病毒这类“微生物”、还有平时不起眼的普通人等等“微生物”，一旦升维成为“毒王”，就能打击人类和文明的全球化进程。而按照作孚先生的设想，这类“微生物”本来应该运用好，更有效地服务于我们的社会。

可以说，作孚先生的意义仍有待我们来发现。我在《大时间》一书就埋伏过一条线索，“民国实业家卢作孚是中孚卦人。他的名字里有孚，他的一生跟中孚卦的六爻时空相关。”了解作孚先生的人会立刻想到中孚卦极有名的爻辞，我有好爵，与尔靡之。他年轻时的事业多跟这条爻辞相关，因为他是一个懂得也善于分享的人，他做事义无反顾，所以从地方士绅，到后来全社会的资源都会汇聚到他那里，人们信任他，知道他能用好资源、激活资源。而另外几爻爻辞，如“得敌，或鼓或罢，或歌或泣”，既是他指挥的“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实录，也是他在实业界跟竞争对手关系的写照。

因此，作孚先生跟一般人跟我们当代人的关系并不遥远，只要我们平实地打量当下的生活，我们就能发现作孚先生是少有的仍能给我们提供思想资源和人生信心的人物。作孚先生的意义仍有待人们继续挖掘，卢晓蓉的这本传记就是阐释作孚先生意义的最新文本。而在我看来，本书可圈可点极多，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作孚先生的“微生物”思想在书中也有一个值得大书的范本，那就是卢晓蓉的人生。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作孚先生去世，卢晓蓉不满六岁。父亲带着她从香港“逆流而上”，回到重庆生活。卢晓蓉的人生由此转向，开始时在民生公司的子弟学校上学，祖父的遗泽尚在，政治运动影响到教育领域，她受到波及，但学校的校长和老师们还能保护她。等政治运动进一步深入，祖父的照片、有关祖父的话题等等从家中消失，新的学校把她划入另类，她就处在优秀而“不宜录取”的境地，她失去了上大学的资格。她的人生一步步地滑向了深渊，她有长达七年的时间在大巴山中做知青，在极度贫穷的农村插队……

这个沦陷的人生在当下也极富启示意义。用时髦的话说，祖父去世那年是当时她的命运中最差的一年，又是她未来一二十年里最好的一年。她在学校一步步体会到同学、老师的冷漠、敌意，高中毕业时，她经历了上大学的期待和希望幻灭的过程，她被打入社会底层，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成了父母都为之发愁的再没有力量的“微生物”，落下的病根要十几年后才治好，一次大病、甲肝和甲亢则让她养病一两年，整个人都瘦掉了二三十斤……

一个人的少女时代、青春时代就这么耗掉了，卢晓蓉用了大量的篇幅传写她的学生时代，传写她的“上山下乡”。她为我们呈堂证供一个学生在政治支配一切的学校教育中是如何学习和生活的，她的文字为我们提供了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标本。一个从香港回来的“旧社会”的子女，在新社会要想立足谈何容易。有些人受不了、想不通，永远地沦陷下去，如书中提到一个北大学生，后来就自杀了。

卢晓蓉却在这种环境下适应下来，甚至她接受了这种教育的说辞，她成了我们新社会里身在底层心在主流主旋律的新人。

卢晓蓉曾经真诚地接受时代的意识形态。她为什么没有像其他一些地富反坏右家庭的子女那样沦落下去？也没有从心里反叛？对比当时人的“觉醒”，卢晓蓉的觉醒不算早，即使她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罪，她也怀疑过其中的不合理，甚至跑到北京上访，但她总体上接受时代的价值观。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挖掘的个人成长的社会案例。

卢晓蓉现在也认为当初的自己有些鬼迷心窍，说的是“套话空话”。这一认知未必符合当时的事实，也不符合她的人格心理的成长历程。一些质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人将其说辞看作是骗人，而没有意识到它之能骗人或影响人，因其“为人民服务”之说跟当代的“服务社会”一类的志愿、公益、慈善有某种相似性，它也跟历史上的仁者、义者、圣贤心理相通，跟佛教回向的大乘精神相通，跟启蒙运动以来的平等博爱精神相链接。说到底，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思想符合我们人类人情的本体之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就能理解民国的很多精英为什么留在了大陆，也能理解做过国民政府高官的作孚先生能为毛泽东欣赏，为周恩来敬重。

而卢晓蓉能在被打压的情况下仍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更是其来有自。用她自己的话说，“承自祖父、父母及其他亲属言传身教的家风家规，却无时无刻不在熏陶感染着我们，点点滴滴地融入我们的血肉筋骨之中。比如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为而不有，好而不恃；宽以待人，严以律己；勤学苦练，奋发有为；勤俭朴实，不慕奢华；不能随手扔垃圾；遵纪守法，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接受了别人的礼物或服务，要说谢谢；给别人带来不便，要说对不起；什么钱都可以省，读书和有关健康的钱不能省等等。”

正是有这样的家教做底色，一般人以为假大空的东西，卢晓蓉仍能从中获得正面的影响。在别人以为虚假而去应付的年代，在农民也知道“集体地里磨洋工，自留地里打冲锋”的年代，卢晓蓉有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踏实和认真。因此，在一般人都被时代耽误了十年二十年之久的时候，卢晓蓉在被耽误的同时也在积蓄自己的能量，一旦机会来临，即使不能说“时来天地皆同力”，但至少能做到“时来运转”。这个“微生物”真的具有了比炸弹还要大的能量。她从底层考入了大学，甚至在她以为只能进省内末流学院时，她仍被重点大学录取。

卢晓蓉经受了太多的苦难，但即使她在边远的县城遭受歧视，她考大学遭遇挫折，县主管部门的领导一度决定她的命运，等等，所有这些人生中刻骨铭心的坎坷在她的叙述里平淡之极。唯其平淡，我个人读来才觉得惊心动魄，后怕不已；唯其惊心，卢晓蓉平实的语气才让我敬服不已。这也是我通读全书最有印象的一个事实。在度过如此不堪的青少年岁月后，我们一般人很少有人不变成暴戾的；我们很少有人不怨天尤人的。卢晓蓉也有爱有恨，但她基本上是超越了岁月，她接受了人生中的各种人物。对保护过她的老师、同学和官员、农民，她不吝惜笔墨地书写，如火车站的张站长对她们帮助后，“这一夜的奇遇,使我在濒临绝境时真切地感受到人性的温暖和光辉。那一年我二十二岁。”如对农民的总的看法，“农民与生俱来的勤劳、质朴、善良，有如大地之母般地接纳了心灵受到重创的我们,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这件事我至今想起来都深感痛心和羞愧,不知这位仗义执言的受害者如今还在不在人世。”

卢晓蓉的回忆让我们坚定人生的信念，即使最黑暗的年代，也有人性的温暖和光辉。她对人生社会的感恩和庄严让我们感动，即使最为沦落的时代，也仍有人性人生的收获。而对嫉妒、打压过她的同学、老师和官员，她同情、原谅了他们的无知。用哲人的话说，卢晓蓉配得上她经受的苦难，她叙述起来没有任何怨言，没有任何仇恨。唯有如此，那些因贫困、贪婪、势利等等构成的人性沦陷和时代灾难，才在卢晓蓉的笔下，成为了典型符号，他们不仅仅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更是为政治年代役使利用的工具符号。卢晓蓉那样平静叙述自己的遭遇，如同说一个外人的遭遇，只有如此，才能揭示那些作恶者、帮凶者无知无明的人生悲剧。

对这两类人的态度在书中比比皆是，我在读本书时不免想过，如果读者把卢晓蓉的这类细节梳理下来，就是难得的家教材料和自我教育材料。人生没有绝路，相反，感恩、庄严、谅解是我们一生都应修行的功课。对曾经可以决定她是否能考大学的县城小官员，卢晓蓉如此写道，“上大学后不久,我收到万源县电影公司老给我穿‘小鞋’的那位领导写来的信，足有三页纸长。他在信上说：我走了之后，办公室变得很乱，报纸来了也没人收，扔得满地都是。我读了后一阵心酸。转头想,我能考上大学，还是离不开电影公司党支部给我做的政审决定，应该也有他的认可，所以从心底里原谅了他。”

卢晓蓉的这部传记还有很多角度的看点或说读法。如她上大学后还有下海经商、弃商从文两次转折，借她的朋友王康先生爱用的词，这种“自我变法”在她身上如此明显，让我们普通人读来既钦佩又励志。她经商是成功的，商业上的合作伙伴说，“只要卢小姐在码头我们就放心。”她从文也是成功的，这个青春时代没受过什么正规大学教育的人成为了著名散文作家，她的作品还得过三届冰心文学奖。

最打动我的，莫过于卢晓蓉很晚才知道祖父的德行事功后，开始阅读祖父、了解祖父，并用祖父们的人生校正自己的生活。在现实世界的“理想主义”幻灭后，很多人选择了破罐破摔，选择了沉沦；卢晓蓉却让自己的后半生开启了另一种朝圣的旅程。这是向祖父们的朝圣。自此，祖父活在她的心中，活在她的日常生活中。书中一个重大的看点就是她在回忆中不断地比较，同样的情境、同样的问题，她是怎么应对的，祖父一代人是怎么应对的。如她回忆在知青农场写过一首歌词，《星火赞》，很快就插叙说，“祖父还请周孝怀（善培）先生为少年义勇队写下了气势非凡的队歌歌词，请人谱曲，队员每逢训练必演唱”，然后做比较说，“无论是精神、境界、胸怀，还是文笔，两首歌的歌词差距之大，高下立判。”

这本自传的一大特色就是这样，回忆、插叙、简单的评述，每一种笔法不铺张，而是恰到好处。如前说，本书既是卢晓蓉的自传，又是祖父和家族的传记，更是民国以来的圣贤君子人格的评传。这种传记叙述，使得比较无处不在。如下乡几年中，传主对农民的苦难有意无意地忽略就是书中突出的一笔，卢晓蓉再三表达了歉意。卢晓蓉写道，看到祖父为农民做的事后，“我羞愧得无地自容。当年在星火茶场,我们既然可以盖起楼房，为什么就没想到盖个厕所和浴室。脑子里塞满盲从的污垢，已使我蒙昧到看不见脏，闻不到臭，与现代文明相距十万八千里，错过了为农民老乡做哪怕是一点点清洁卫生科普和善事的大好机会。”“面对这样的史实和现实，我唯有羞愧不已。”“现在回想起来，对这些每天都在眼前发生的苦难与不公，当年的我竟然熟视无睹。”

借用当下时髦的话说，正是因为卢晓蓉有祖父这面镜子不断对照自己的历史和现实，才使她能够反省出自己有如此多的“选择性失明”，才使她在朝圣之路上把自己卑微、苦难的人生翻译成至真至善至美的作品。而卢晓蓉自己也通过“自我变法”，以微生物之渺小，终成功行圆满的慕道者、传道者、证道者。

卢晓蓉的这部作品，因此在当代汉语世界极为独特。本书是罕见的“祖父在作者心中”的范本。这是作者向祖父致意，向民国一代还债，也是向民国一代提交答卷。如有人说的，她的文笔不花哨，不华美，但朴实，耐读，跟她的人一样。读过本书的人，相信会同意我和一些朋友的结论，卢晓蓉的人格之完善，是比她的经商、写作更大的人生成就。

卢晓蓉以散文作家知名，在本书中，她却担当了叙事者、评传者的角色。她的叙事平实，评点多点到为止，但我们读来仍有看人生社会大戏的传奇感。如她读小学时曾被同学诬陷，校长为她辩护说，“像卢晓蓉这样的家庭教育，别说两毛钱，就是20块钱她也不会偷!”多年以后，卢晓蓉做了知青，曾经走投无路的时候，一次公社给捎来一张盖着公社大红印的通行证明和十五元钱，结果，“我们拿走了通行证明，钱没有要，因为我刚收到家里寄来的二十元生活补贴加上还有一点余钱，再说那时的公社也穷得叮当响。”人生的这种呼应真让人惊奇不已，它印证了卢晓蓉的家教之善之美。而历史长河的神奇同样让人敬畏。卢晓蓉考上重点大学华东师大，得益于吴铎老师的大胆录取，“1952年他参加新中国第二届全国高考，被录取到华东师大，也是乘坐民生公司的轮船到达上海的。没有想到历经沧海桑田30多载，他居然在1978年四川省的招生名录上，见到了卢作孚先生的孙系骨肉。这一见,唤起了他那数不清的儿时回忆……”

我们一般人愿意说，这是作孚先生的在天之灵庇护着卢晓蓉。但读过这本书的人也会同意中孚卦的另一爻辞，鸣鹤在阴，其子和之。作孚先生的功德在家国中失传半个世纪之久后，终于在子孙后代这里得到了呼应。本书就是卢晓蓉唱和祖父的人生写照，是波澜壮阔的大时代中微生物们活成了圣贤君子的传奇，是成功励志而绝不缺乏珍贵和丰美的精彩乐章。

本文来源：晶报·深港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