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在哪里

作者 | 南风窗记者尤丹娜

站在如今贵阳市的著名景点——甲秀楼上向远处眺望，能够看到这座近年来被冠名“大数据之都”“中国数谷”的城市，高楼林立、一派欣欣向荣的繁华景致。

甲秀楼是贵州改土归流、艰难建省的历史缩影。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建筑，修葺在浅浅护城河中一块突出巨石上，像一个楔子打入蜿蜒的乌江水系。

为什么一座由中央政府修建、寓意“科甲挺秀”的地标建筑，只能委屈在一块浮石之上？

“正常情况下，政府应该在六广河——也就是乌江的中游建造中央王朝的根据地，那里的水系和土地资源更丰富。但在当时，贵阳地块实际被各土司分割占据，以六广河为界的东西两处，是水东土司、水西土司的地盘。中央王朝能选到这样一块地方，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说话者肖郎平是从业十余年的资深媒体人。他对贵州历史如数家珍，但自己其实是江西人。他常说自己“比99%的江西人不了解江西，但是比99%的贵州人更了解贵州”。

肖郎平刚刚出版了自己的专著——《西南大逆转：中国软腹区的历史及其未来》。书中梳理分析包括贵州在内的中国西南地区的过去、今日与未来，在翔实的历史分析之上，破解西南地区未来发展腾飞的密码。

这样的研究，在市场上很少见。西南本就不在主流的注意力范围之内，人们对西南也有贫穷落后的刻板印象。不过，今天的西南已经不是过去的西南，身在其中的肖郎平发现，西南的发展环境，已经开始逆转。

贵州在哪里？

1998年，肖郎平考上了贵州大学的研究生。彼时，他尚在乡下工作，一位师范毕业的上司听闻喜讯，问他：“贵州在哪里？是不是在云南省？”

一个接受了基础教育的师范生，对贵州的印象尚且如此含混。到贵州读书、生活后，肖郎平发现，很多贵州的大学生走出去之后，也常常面临着被询问“你们那地方有没有通电？”一类带着明显误解、印象刻板的问题。

9月4日，村民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的加榜梯田间劳动

“外界对贵州的认识，相当长的时间是停留在一个相对落后的阶段。”古时，贵州被称为“夜郎”——晦暗不明的意思，这里有什么物产？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对于中原的执政者来说模糊如一团夜色。

到了近现代，绝大多数中国人对贵州的印象几乎都是“不太清楚”。

这些或源于现实、或拘于历史的误解、忽略与遗忘，促使肖郎平想要通过写作来回答“贵州在哪里？它有怎样的历史，过着怎样的现在，将有何种未来？”这些问题。

5年前，他主动坐到了冷板凳上。

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基本经济区位置图

随着写作与研究推进，肖郎平发现，若想阐明“贵州在哪里”，讲好贵州的前世今生，仅仅研究贵州本身是不够的，必须将贵州放在更大的地理范围内来考察。“无论从云贵高原的自然地理条件来看，还是贵州大部分区域原本就是云南辖区的历史来看，抑或是从民族多样化的共同特征来看，欲窥贵州之堂奥，必经云南之门户。”

最终，在反复借鉴学术界概念之后，肖郎平将研究范围定为狭义的西南，即云贵和川西。并将这一区域命名为中国的“C形软腹区”。C形软腹区这一概念，或许可以从地理位置及区域特征两个方面，形象而概括地解答“贵州在哪里”“西南在哪里”的问题。

中国的C形软腹区——云贵和川西

中国地图的陆域轮廓是一只雄鸡。如果将兰州、西宁、拉萨、昆明、贵阳五个省会城市画一个弧形连接起来，差不多是一个字母C，贵州、西南这个C型区域的地理位置，可以定位为位于“一只雄鸡的腹部”。

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而言，这只雄鸡不同身体部位的力量差异，也似乎暗喻着所在区域的发展水平：“鸡头”东三省，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鸡胸”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腾飞，昂首挺胸；“脊背”内蒙古，人均GDP居西部之首，撑得起雄鸡的身躯；“鸡屁股”新疆，虽然不至丰腴，但绝不鸡肋。

而软腹区，正好集结了中国人均GDP和经济总量都靠末位的地方。其中，云南、贵州更是脱贫攻坚战的主战场。在雄鸡的柔软腹部，是整个国家最不堪一击的区域，隐藏着经济发展、生态功能、文化教育水平等多种问题。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高坡乡晨景

将贵州放入西南的视野思考、将西南放入全国及世界的范围内考量，贵州，这个晦暗不明之处便在发展的坐标系中拥有了自己的定位。

贫穷肇事者

无论冠以何种称谓，在人们普遍的认知里，西南似乎都是个“穷地方”。

为什么穷？在贵州求学期间，肖郎平与一位曾在贵州乡村有过挂职经历的年轻学者交谈这一问题，对方不无感慨地表示：“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言下之意，贵州、西南之所以为雄鸡之软腹、脱贫之顽石，皆因当地居民的懒惰、顽固与愚昧而起。他的依据是，苗民不选择种植产量更高的水稻，却偏偏喜欢种产量更低的糯稻，因为嗜酒，糯稻适合酿酒，最后既没有收入，又没得果腹。

8月9日，工人在贵州省毕节酒厂的制酒车间劳作。初秋时节，天气逐渐转凉，位于赤水河上游的贵州省毕节市进入酿酒繁忙期。酿酒师傅们按照制曲、下料、摊晾、封窖等传统工艺酿酒

但实际上，这样的看法是典型以外来者的眼光去评判不熟悉的他人生活，也是因果倒置，“把贫穷的后果，错当成贫穷的原因”。

穷，既不是物竞天择的结果，也不是自我缺陷的后果，而是和权利、保障、环境等匮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苦果。

仅就种植糯稻还是水稻这一问题来说，糯稻抗寒，在高山冷水田中，依然能够保持长势良好，冒险种娇气的水稻极可能颗粒无收；糯稻产出的糯米香甜有味，可省油和蔬菜；糯米黏性极强，可以用手抓着吃，可以捏成团子方便地带着走……在严苛的自然地理条件、捉襟见肘的生产资料相互挤逼之下，再责问“为什么不种水稻？”就有些“何不食肉糜”的无知了。

事实上，不只是看似简单的水稻种植无法达成，即使是一些最为普通但又不可或缺的基本生存要素——比如盐，在过去的西南，获取也难于登天。

因为交通条件恶劣，运输成本高，贵州本身又并不产盐，这使得连接贵州的盐运古道非常远。历史文献曾记载：有时，私下换盐的价格甚至达到了“1斤银子换1斤盐巴”。

盐价既然如此昂贵，就意味着贵州、云南的居民，不得不比其他地区的居民为之支付更多费用，也就进一步减少了他们可能的经济剩余，投资等可能致富的行为就更加难以实现。同时，又因为云贵历史上粮食的难以自给，盐价如此昂贵，长期维持在“斗米斤盐”的程度，就意味着人们不得不冒着营养不良的风险减少食物摄入。由缺米少盐造成的饥饿、营养不良又带来患病的高风险，导致人们的生产能力和收入下降，再次形成恶性循环和牢不可破的代际贫困转移……

8月6日，村民在威宁县草海镇中海社区蔬菜基地种植西兰花。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地处乌蒙山深处，平均海拔2200米，是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近年来，威宁县利用当地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特点，发展红菜苔、西兰花、荷兰豆、食用菌种植，目前种植面积已达40余万亩。同时，当地还建立易地扶贫蔬菜基地，组织搬迁群众就近就业

“我们与穷人的差别其实很小。我们真正的优势在于，很多东西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得到的。”对于区域性群体贫困来说，外因近乎是决定因素，贫穷的肇事者，并不是穷人本身。

自然地理造成的贫困固若磐石，中国经济重心东移的“历史大拐弯”、中原政府对西南发展的漠视与放逐，更让原本在商贸交流上表现不俗的西南地区彻底沦为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的多重边疆。

“一个地区的开发与否及其发展程度如何，首当其冲的因素取决于中央政府。一个地区如果对统治者有实际意义，就可能迅速发展，一旦不受统治者青睐，就会遭到忽视”，中唐以后，随着中国经济地理中心的不断迁移，西南成了“大后方”，鲜有的几次发展机会，都是中央政权治理边疆、涉外问题是“顺路”的安抚；距离帝国经济重心越来越远，中央政权亦将西南开发长期置于中央优先次序之末位，建设难度极大，而身处边疆、土司割裂，频繁的战争又轻易摧毁西南本来就薄弱的建设成果……

9月3日，村民在贵州省天柱县高酿镇天裕竹制品厂里生产竹筷。今年以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高酿镇丰葆村的一对返乡创业大学生夫妇就地取材，在村里创办竹制品厂，同时设立贫困户“创业车间”

恶性循环在人的贫穷与地区的落后中反复上演。

幸运的是，在西部大开发第二个十年之后，在今日政府的政策倾斜与关注之下，西南经济要素得到空前改善，西南经济内生力量显著，贵州的经济指数也随之拥有了极大的飞跃。

苦难也许无法完全避免，“但是，关键在于有没有一个政府真正解决人民的痛苦”。

拥抱印度洋

无论从内部条件还是外部条件来看，当下都是西南发展史上“最好的时代”。从内部来看，西南完成了国族建构，归于王化，甲秀楼兴建时面对的中央政权与土司争夺成为历史，西南能够更好地融入发展中的大环境，各方面得到改善；从外部来说，政策的倾斜、“一带一路”的开放建设，更能够使“大后方”西南一改往日被动局面，彻底扭转为“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