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美国对华政策必然“变脸”—内部矛盾外部化
美国对华政策的急剧变化具有其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早就隐含在特朗普之前数十年的超级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进程之中,是超级全球化导致美国超级民族主义(hyper-nationalism)的崛起,而这种超级民族主义以特朗普的形式表达出来。如果不是特朗普执政,所不同的只是不同的个人所用的方式不同而已,形式不同而已。
这一波超级全球化,由1980年代英国撒切尔革命和美国里根革命发始,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终止。和以往的全球化相比较,这波超级全球化呈现出几个显著的特点。以英美为核心的西方国家放松经济管制,尤其是金融的管制,金融资本、技术、人才和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
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巨量的财富被创造出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资本阶层还是劳动阶层,凡是被纳入这个全球化进程中的,都获得了不小的利益。世界似乎普遍兴旺繁荣。
乐在其中的人们为超级全球化欣然的同时,西方社会发生了人们并不想看到,也没有预期到的变化。在个人层面,收入和财富差异急剧增加和拉大,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的收入和财富急剧减少;中产阶层快速缩小,而底层(穷人)扩大,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从往日引以为傲的“中产社会”向“富豪社会”转型;因为社会分化而已经弱化的政府,失去了全面的经济主权,尽管国家名义上的财富得到扩张,但国家因为资本、技术和制造业的流失而失去了税收和就业。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则为这个过程雪上加霜,因为这些技术导致就业机会的急速减少。
因此,西方社会很快从超级全球化转变为超级民族主义。在内部,西方首先表现为右派民粹主义的崛起,而右派民粹主义崛起的外部表现,就是基于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反移民、反全球化、反国际合作、单边主义等,都是右派民粹主义的普遍特征。右派民粹主义先在欧洲崛起,现在不仅延伸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且其中心转移到作为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美国。
作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典型,美国成功避开了19世纪、20世纪欧洲式的社会主义运动,避开了欧洲式的福利国家制度。欧洲诸国的福利制度,限制了右派民粹主义,但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没有能力抵御右派民粹主义。正如奥巴马政府的改革政策所表明的,美国的客观现实,要求这个国家发展成为欧洲式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但内部的保守(右派)民粹主义的崛起,使得这个努力成为不可能;相反,右派民粹主义力量努力把内部矛盾转移到国外,导致超级民族主义的盛行。
没有世界的世界观
重组内部结构之必要
△郑永年:边境事闹大了,绝不能再低估中印关系
△郑永年:比自由落体还糟糕的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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