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当今中国知识界，吴敬琏、厉以宁、周光召、江平、资中筠等前辈犹如一座座高峰。他们虽然已经进入耄耋之年，但依然在各自领域中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种种问题发声，他们的言语依旧影响着中国学界乃至整个中国社会。
他们之间有一个有趣的巧合—都出生于1930年前后。于是按照“1930”现象，我们找到了更多闪闪发光的名字，且他们之间还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人文学者资中筠与科学家金怡濂是中学同学，同为经济学家的吴敬琏和厉以宁是中学同学，经济学家茅于轼与物理学家周光召是中学同学，同为出版家的钟叔河和朱正不仅是好友、前同事，还是曾经的狱友。
时代的基因
上述知识人出现在同一个时代，构成了当今中国学界的一个群体。这里既有巧合因素，也有着相似的时代基因。
他们绝大多数都出身于中产家庭，是最后一批完整接受民国中小学教育的人，并且大多都具备一定的英文水平（民国考取大学，英语是硬指标），并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考上大学。在他们之后的大学生，俄语逐渐取代英语成为第一外语，这是他们与此后知识分子很重要的一个差异。
而之前的知识分子，似乎又与他们划分出了界限。
在建国前毕业的大学生，之后往往被认定是“旧知识分子”。从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直到文革结束，历次政治运动的中心课题都是对“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特别是在人文社科领域，他们陆续被打倒或者不被信任。
而出生于30年这一代知识分子，因为年纪尚轻，并没有太多的“历史问题”，还可进行“思想改造”。
还有更实际的一个原因：经过数十年的战争动荡，1949年的中国已是千疮百孔，国民党又携百万人口前往台湾，大陆人才凋敝。作为建国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他们获得的机遇不言而喻。
新中国成立，外部仍有冷战的压力，内部则有加快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强烈愿望，这一代年轻人的热情和国家的愿望不谋而合。周光召在29岁就成为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的奠基人之一，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设计中做出贡献；同岁的孙家栋留苏归来，并带回了一枚全苏斯大林金质奖章，日后两人成为23枚“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中最年轻的两位获得者。而在人文社科类的知识分子中，李泽厚是一个代表，他大学毕业的第二年就与著名的美学家朱光潜、蔡仪进行了美学大讨论，开创了“实践美学”流派。
一孔泉眼前的砾石，或许将改变一条河流的走向。回望这一代人的人生长河，他们在教育启蒙阶段的所见所闻，决定了他们此后的审美、性情，甚至命运。
民国的中小学教育是他们的精神底色。他们使用的中小学教科书往往是由蔡元培、胡适、夏丏尊，叶圣陶，丰子恺、陶行知等等大学者编撰，这些大家愿意“蹲下来与孩子交谈”。这一代的孩子所受的教育包含了《国文》《常识》《公民》与《历史》等诸多为培养健全人格设计的科目。
小学课本既有人性与自然，也有中国古典文化中“君子不为”的要求，还有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也几乎是从他们入学开始，中日全面爆发战争，国民教育却未曾间断，而更添抗日救亡的悲壮色彩，不论是在沦陷区，还是国统区，忧国忧民成为每个人自发的观念。这些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他们的人生根基。
这一代人恰好在大学教育改革的前夜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并有机会从民国时期的大知识分子那里获得亲身教诲，因此受用一生。如陈志华因为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帮助，转入建筑系，他一生追随梁林两人对中国古典建筑的保护思想；顾准临终前告诫学生吴敬琏“中国的神武景气终将到来”，要求他“待时守机”。
登上历史舞台
1950年之后的历次运动，到十年文革为顶峰，中国再次出现人才凋敝的局面，直到1978年，知识界开始拨乱反正，这一代知识分子已是年届半百。
建国初期，国家尚有一批“旧知识分子”可供使用。到1978年，20年代生人已年过60岁，因为各种原因，陆续退出了舞台。而此时的中国刚摆脱了文革浩劫，百废待兴，改革开放的窗口转向了发达的欧美国家。本来更为年轻的40年代以及50年代的知识分子，不懂英语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于是，30年代生人的优势又一次显现出来，而且他们在建国时就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985年，55岁的江平、54岁的王家福、52岁的魏振瀛等4人共同完成了《民法通则》草案，成为改革之初法治上的一声春雷。他们后来被法学界尊称为“民法四先生”。熟稔俄语与英语的江平总结道：“我们就是在前面整整缺了一代人甚至两代人，后面新起来的一些又没有外语的优势，也没有国外培养的优势，我们这一代人是在这种情况下登上历史舞台的。”
他们中许多人在年届50之后得到了宝贵的留学机会，诸如乐黛云、陈志华、茅于轼、吴敬琏等人。之后，他们或者成为了欧美技术在中国实验的骨干，或者成为了国际问题研究的专家。
从1978年开始，时代的主题开始改变，到1985年，中国出现了文化热，“新启蒙运动”由此诞生。此间，李泽厚掀起了美学热潮，成为时代青年的偶像；钟叔河与朱正等人推动了出版界“解冻”，创造了“出版湘军”神话；以“读书无禁区”为旗帜的著名杂志《读书》，在主编沈昌文的努力下，发表了大量介绍西方新思潮的文章，影响深远。
当时深度影响中国文化界的三套丛书中，都不乏“1930”的身影，茅于轼在《走向未来丛书》中发表了代表著作《择优分配原理》，对微观经济学学科产生重要影响；余英时发表《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以汤一介、乐黛云、庞朴、李泽厚、厉以宁等为导师的“中国文化书院”，成为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化热”的重要阵地之一。他们代表了那一时期知识界的阅读取向，影响了整整一代学者。
士人的风骨
在《中国新闻周刊》这组报道中，我们选取了清华大学教授、中国乡土建筑研究学科创始人陈志华；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翻译家、思想学者资中筠；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奠基人乐黛云；历史学家、出版家朱正作为这一代人的代表。在与他们采访接触过程中，我们能感受到他们身上一些几乎相通的特点和气质：年过85岁的他们仍在继续工作；他们都有着浓重的家国情怀；他们身上依然有着“士人”的风骨；他们既有历经沧桑的豁达，也有因为背负乡愁而不免流露的感伤。
晚清以降，中国开始了国家现代化的历程，而这段历程始终是以反传统为主线。传统中国处中心地位的“士”，转化为日渐边缘化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以其所精通的业务技术贡献于社会，创造价值，但再也不是国家、民族命运的主宰。
而这一代知识分子出生的时期正是这个时代的分界点。1931年，闻一多曾说：“我们这时代是一个事事以翻脸不认古人为标准的时代，这样我们便叫作适应时代精神。”
今天，民众对知识及知识分子不再敬畏，甚至不再信赖，即使是这一代年过八旬的耆宿，他们所经受的谩骂与摘指，仍散见于网络，不绝于耳际。他们亲历了中国精英文化的百年失落。而失落的同时，他们又获得了无数赞誉，这似乎是当前中国对传统“士人”的敬意与期许，以希望他们在“价值多元”的社会转型中，还能承前启后，树立典范，普及常识，为文化与思想提供启蒙之光。
他们也始终以“垂暮”之姿回应时代的命题，这种不妥协的方式，有些悲壮的意味。我们希望以粗浅的文字记录下他们的点滴往事，以向生于1930年代的知识人致敬。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17年7月13日，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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