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曾写过一篇题为《最强大的中纪委》的文章，算是对当时反腐形势的一个片段式的观察。此后数年，陆陆续续写过一些别的片段，但几无系统的观察。
今早醒来，残暑尚存，却已有秋意。从冰箱里取出一盒新茶泡好，端坐桌前，动笔写写这几年的反腐观察。当然，这只是一个纯民间的观察，未必处处说到、未必应言尽言。
此观察的时间节点，从2012年年底开始，截至行文日。整体来看，近八年官方对腐败的描述口径和反腐形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对反腐形势的认识更清醒
以前，官方一直在强调，“腐败是极少数”。
2004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中纪委全会公开宣布，“腐败分子是极少数”。
2008年，时任中纪委副书记干以胜在新闻发布会上也公开表态说，党内腐败分子只是极少数，受党纪处分的人员占2007年底党员总数的1．6‰。
他还说：这些年来，我们一直保持查处腐败的力度，一些大案要案的查处，在社会上的影响巨大。但也有人据此认为腐败越查越严重，腐败分子越查越多，“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不妨对比一下数据：
2008年12月26日，中纪委发布了如下数据：2007年11月至2008年11月，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案14.3万件，结案14.4万件，处分15.1万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4960人（移送司法机关801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60.9亿元。2009年，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处分10.6万人。
2019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分58.7万人，其中党纪处分50.2万人。处分省部级干部41人，厅局级干部0.4万人，县处级干部2.4万人，乡科级干部8.5万人，一般干部9.8万人，农村、企业等其他人员37.7万人。
大家可以看一看，同样是在一年的时间里，第一组数据是处分了15万人、10.6万人，第二组数据是处分了50万人；第一组数据处分的县处级以上干部是4960人，第二组数据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是2.8万人，其中县处级2.4万，仅厅局级就有4000人，还有省部级41人。
最新的数据，从2012年12月开始截至2020年8月30日，近八年全国落马的省部级以上官员已经多达202人。
这就是变化，这种变化必须放在一定的时间跨度里才能通过对比看出来。
从具体的案例看，很多官员的腐败行为是近几年新增的，但更多是存量，就是说发生在2012年以来。从这八年的反腐结果，腐败确实就是越查越多了。不难判断，还有很多腐败行为没有暴露，还有很多腐败官员没有被查处。
尤其是在山西、河北、河南、江西、辽宁等腐败的重灾区，有的是同一届的省委常委多人落马，有的甚至是省委书记、数名常委相继落马，有的副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多达七八人，此时如果还说腐败分子只是极少数就真的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了。
当然，大家应该也注意到了，这几年几乎没有高层官员再下“腐败分子只是极少数”这样的论断了。最近这八年，官方更强调“反腐形势很严峻“，并制定了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反腐目标。
人大、政协不再是避风港
2014年我在《最强大的中纪委》一文中提到，人大、政协这些过去被官场认为是平安着陆的地方不再是安全的了。
当时有官场的朋友向我介绍，过去官员只要顺利到更高一级的人大、政协任职，或者到届退休，就算“平安着陆”。如今不行了，只要有问题暴露，纪委照查不误。
自2012年12月开始，陆续有以下在省级以上人大或者政协的省部级以上官员落马：
        广西区政协副主席刘君、河南省人大副主任王铁、甘肃省副主任李建华、四川省人大副主任郭永祥、广西政协副主席李达球、湖北省政协副主席陈柏槐、江西省人大副主任陈安众、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童名谦、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祝作利；
        山西省人大副主任金道铭、重庆市人大副主任谭栖伟、湖南省政协副主席阳宝华、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安徽省政协副主席韩先聪、天津市政协副主席武长顺、辽宁省政协副主席陈铁新、河南省人大副主任秦玉海；
       黑龙江人大副主任隋凤富、广东政协主席朱明国、全国政协副主席令计划、甘肃人大副主任陆武成、浙江政协副主席斯鑫良、江西省政协副主席许爱民、新疆人大副主任栗智、内蒙政协副主席韩志然、西藏人大副主任乐大克、内蒙政协副主席赵黎平；
        宁夏政协副主席白雪山、黑龙江人大副主任盖如垠、广西政协副主席刘智勇、江西政协副主席刘礼祖、辽宁人大副主任王阳、海南人大副主任张力夫、贵州政协副主席孔令中、广西政协副主席赖德荣、辽宁人大副主任郑玉焯、辽宁人大副主任李文科；
        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会主任孙怀山、河北人大副主任杨崇勇、陕西人大副主任魏民洲、湖北政协副主席刘善桥、甘肃人大副主任周化辰、河北人大副主任张杰辉、广西政协副主席刘君、河北政协副主席艾文礼、河南人大副主任王铁、吉林政协副主席王尔智；
        北京政协副主席李士祥、河南政协副主席靳绥东、内蒙人大副主任邢云、甘肃人大副主任李建华、山西人大副主任张茅才、湖南人大副主任向力力、哈尔滨政协主席姜国文、内蒙政协副主席马明、新疆政协副主席任华、海南政协副主席王勇、辽宁政协副主席刘国强、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李伟。
粗略统计了一下，2012年12月以来落马的正部级官员一共202人，在人大、政协岗位上落马的多达61人，占比高达30%。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个数据并不能说说明人大尤其是政协是腐败的高发区，因为这些省部级官员落马时的身份虽然是省人大副主任或者是省政协副主席，但他们主要的违法违纪行为都发生在以前的岗位上，如地级市的市委书记、省直厅局长、副省长等重要的位置。当然，最近七八年顶风违法违纪的也有，但多数都还是腐败的存量。
大量官员落马在人大、政协这些领域，而且大家仔细看应该不难发现，他们在人大政协多数都是副职，他们以前可能是地级市的市委书记或者某个重要的省厅厅长，升为省级人大或者政协的副职后虽然行政级别比以前高了，但权力值大大下降，这客观上给反腐造成了有利的时机。所以，当某某市委书记被调到省政协当副主席不久后被抓，民间会传出“调虎离山”的说法。
这种说法，并不纯属民间臆测，应该在一些具体的案例中是办案的技巧。将实权的一把手地方大员调离，可以减少办案阻力、打消其他涉案官员的顾虑，有利于案件的侦办查处。
退休不再是护身符
与人大、政协过去都被认为是安全地带一样，退休过去也被认为是官员的安全地带。
以前，一个官员只要退休了，多半不会再被揪出来。但最近几年，退休也不再是问题官员的护身符了。
2020年7月28日中纪委通报，河北省委原常委、副省长张和被双开。
张和的案例非常典型。官方简历显示，张和1950年12月出生，再过几个月就满70岁了。2011年，他就不再担任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也只挂到了2012年3月份，算起来他退休了八九年。
退休了八九年的副部级官员，也被揪出来了，这是以前极少出现过的事情。
这种过去很反常的情况，最近成了常态。
在张和落马消息发布的前一日，河北省纪委监委发布了另一个已经退休的副厅级接受调查和审查的消息。
4月28日，河北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省纪委监委原第一纪检监察室主任李繁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简历显示，李繁东1958年出生，2018年就年满60岁退休了。
4月29日，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发布消息，2018年退休的呼和浩特市政协原副主席白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4月30日，山西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吕梁市委原副书记吴志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简历显示，吴志国已经67岁，2013年就退休了。
5月8日，安徽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安徽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原巡视员陶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官方简历显示，陶海1957年6月生，2017年7月退休，算起来陶海退休已经2年多。
过去很多年，有些问题官员一旦退休就明里暗里庆幸自己平安着落，过去也确实有不少这样的现实案例。可是最近，将满70岁、退休已8年多的张和，67岁、退休已经6年多的吴志国，62岁、退休快2年的李繁东和白云，一批退休数年的官员相继被查处。
如此密集地查处已退休的厅级甚至省部级官员，绝非偶然，这是在传递一个强烈的反腐信号：反腐还在深入，腐败的存量还在进一步消化当中，对有些问题严重的官员不会有“既往不咎”的宽大政策。
这也警示当下还在岗位的官员们，莫要伸手，伸了手即便已退休，只要还没死，就可能被揪出来。这种新变化，有利于对在位的官员形成震慑。
当然，这八年反腐还有很多新变化，比如过去的一些反腐禁区都被打破，比如数名国家级高官因贪腐落马，比如军队反腐力度加大、涉军话题部分逐渐脱敏，比如对贪腐官员涉性问题的通报越来越频繁和直接，等等。
褚朝新
2020年8月30日
推荐于幼军的新作《邓小平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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