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二年多来，美中两强间的争斗从相互垫高关税壁垒的贸易战，到去年5月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及今年8月对华为和38家关系企业采取新一轮限制措施的科技战，以及长年存在与近日升温的地缘政治战（诸如人权问题、南海争议、香港国安法等议题），乃至于貌似将触发的金融战，都使美中两强之争更形复杂。
有别于贸易战、科技战、地缘政治战等为人所知的美中角力，金融战较不受到关注，但却已开始成形。先是川普任内以国安问题为由，禁止数十件中资企业的并购申请；接着，今年5月11日美国政府正式发函给联邦养老基金，要求停止投资中国股票。《金融时报》社论更随即以“白宫已经开了新一轮金融战的第一枪”为题，形容美中金融战正式搬上台面。确实，若以滙丰银行（HSBC）估计，美国所有退休基金持有的中国股票，价值高达2,500亿美元来看，美国政府此举的杀伤力不小。
再者，美国鹰派人士认为，许多受中国政府控制的中资企业，利用美国金融市场大量募资扩张企业版图，势必将会回头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与技术领导地位，是故将中国赶出美国金融市场有其必要。因此，今年5月20日美国参议院全数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案”（The Holding Foreign Companies Accountable Act），规定在美国上市的企业必须证明不受外国政府控制，且必须遵循美国相关法令，并由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监督，摆明了剑指中国。特别是，这个法案与中国证监会于2009年制定的保密法案“关于加强在境外发行证券与上市相关保密和档案管理工作的规定”相互冲突。一旦正式施行，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将面临两难，恐怕只有主动自美国申请下市一途，日前已传出百度有意申请下市转回中国挂牌。
由此可见，在川普意欲对中国施加“极限压力”（Maximum Pressure）的政策下，美国的金融战手段与工具仍将层出不穷。除了前述法案外，去年7月参议院也曾提出以收取入场费（market access charge）等方式，限制中国资金购买美国金融产品或资产。前世界银行（World Bank）中国和蒙古局局长杜大伟（David Dollar）担心，美国可能单方面切断资金流往中国，也可能冻结偿还中国所持有的美债。假设双方紧张关系升级，美国甚至可切断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与美国金融体系的联系。若真如此，不但中国难以招架，恐怕全球都将陷入严重的不确定性。
实际上，中国政府与企业也不打算坐以待毙。近2年中国企业已慢慢展开双挂牌模式，也就是在纽约挂牌上市外，同时在香港或中国上市，例如阿里巴巴在去年底即重回香港证交所挂牌上市。此外，中国也正透过一带一路大幅提高人民币跨境贷款的金额，自2016年起人民币跨境贷款金额平均年增率达到11％。而在中国公债殖利率相对具有吸引力下，外国投资者持有的中国债券总值也达到2.42兆元人民币，显示中国有意透过人民币的跨境流动性上升，建立一个以人民币为主的国际跨国清算、交易机制，以避免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配合美国经济制裁伊朗的剧码在中国重演。
然而，中国要打金融战的筹码相对有限，一来是全球贸易大都以美元计价，二来是各国央行主要储备货币也仍是美元。资料显示，人民币国际支付市场占比，以及人民币占全球准备货币比重均不到2％，足见短期内人民币要挑战美元在国际的清算、交易、准备地位颇为困难。于是，中国积极地另辟蹊径，今年8月宣布扩大“数位人民币”试行计划，希望透过数位化来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
在中国可能的反制选项中，最让市场担心的莫过于在当前中国约持有1.1兆美元的美国公债下，若在美国金融战持续威逼，令中国最后使出撒手锏，抛售美国公债进行反制报复，冲击国际汇市和债市，并重创全球金融市场。但此项两败具伤之举，对中国的伤害更为严重，因为中国之所以大量持有美元、美债，主要系作为调节、管理人民币汇率之用，短时间难有替代品；同时，大量抛售美债可能导致人民币在短时间大幅升值，也不利贸易战下的中国经济现况。更何况，现今美国为解疫情的燃眉之急，祭出“无限QE”政策，中国若在此际抛售美债，恐难以给美国带来重创。
要言之，近二年各界熟知的美中两强角力恐只是序曲，美国“现状强权（status-quo power）”与中国“修正主义强权（revisionist power）”间的冲突，将不限于现已发生的争议，它更将是影响世界未来数十年的主旋律。在中美脱钩似不可逆的情况下，身处美中争斗前沿的台湾，政府及民间各界均应时刻留意双方之争──贸易战、科技战、地缘政治战，乃至于日渐成形的金融战等四个面向之动态变化，并试着找出应付变局的策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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