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威（Conway）这对戏剧性的政坛夫妻今天刷屏：在选战胶着的关键时刻，他们宣布双双离开各自的政治阵营，回归家庭，以自己的四个孩子为重，这个选择非常有示范意义。康威在宣布离职时说，
“Less drama, more mama”
。事情的导火索似乎是他们的女儿、十月份才年满16岁的Claudia最近表示，她要从父母手里“解放”自己，如果看她的社交媒体，并不需要很细心就能看到，她的状态并不太好。青少年精神健康不佳，原因多种多样，不管家庭不和还是家庭和睦，都有可能遇到家里青少年心理精神出问题的状况。然而，Claudia公开发帖，以及康威选择倾听孩子而从火线撤退，都证明了亲子关系是一个人最根本的基石和最值得的地方，孩子是自己的，父母是自己的。

美国华人联合会伊利诺伊分会（UCA-IL）多年来力倡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和家庭亲子关系的重要性，并举办了一场又一场的讲座和讨论。在疫情以来，从线下走到线上，更多的人也因此受益。本月初进行的专场讨论，邀请了几位青少年谈他她们自己的切身经历，从年轻人的视角谈自己、谈家庭，值得每一个关爱孩子的人阅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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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我们推送了讲座笔记概要🔗，这一次发布的是整个会议问答部分的全文听写翻译，是不可多得第一手资料。讲座及问答的视频请见油管，另外也请记下我们的专属频道地址：

https://youtu.be/RGiYbTLZl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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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Li：
下午好。谢谢大家在这个星期六下午加入我们的网络研讨会。这是一次重要的讨论。能有这个讨论会，归功于许多组织和个人的宣传。现在，我们社区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严重性。最近发生了一系列青少年自杀事件，这让我们社区加强了大家对孩子心理健康的关注。
再也没有什么比父母们看到自己的孩子在如此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年龄就离开而更悲伤和痛苦的事情了。当我们与父母及其亲人一起哀悼逝去的宝贵生命时，我们希望尽力普及心理教育，防止这类悲剧的发生。
今天，在这个严峻时刻，我们聚在这里，和专家小组成员和亲身经历过精神健康挣扎的人们一起，召开这个研讨会。在开始今天的小组讨论之前，我很高兴向大家介绍Justin Chen。Justin是MDH跨文化学生情绪健康中心大众综合医院的执行董事兼联合创始人。这个组织的特点是将大学生的不同文化背景和其情绪健康结合起来；它也是我们UCA青年组织的伙伴组织。贾斯汀来自DC地区，他是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托马斯·杰斐逊科学技术高中的校友。
遗憾的是，由于技术上的一些困难，他目前无法给大家讲话。我这里再多说几句。贾斯汀是我们的好朋友，他极具同情心。我见过Justin好几次，我们一起进行过一些活动。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合作，以此提高大众的认识，让我们的父母和孩子获得所需的帮助。
现在，让我们直接进入小组讨论和问答环节。如大家所知，今天的网络研讨会是第三次青少年心理健康网络研讨会。是由UCA及其合作伙伴组织“栋梁教育”和MDH跨文化学生情绪健康中心共同赞助的。
我们已经从听众那里得到了很多反馈。我们将直接进入回答听众问题这一部分。为了节省时间，我不打算一一介绍贵宾发言人，他们的简历可以在网上查到。他们在以前的研讨会上都做过讲演。还要提醒大家，专家小组成员无法通过Zoom在这里提供个例诊断。研讨会的目的是为大家提供一般指导和知识。因此，请大家在这里不要寻求医疗建议，或针对任何特定病例或任何个人的建议。谢谢理解。
让我们开始吧。大家有很多问题。很多家长的提问是：如何辨别孩子得了抑郁症，还是仅仅是青少年反叛期的情绪波动？什么样症状、什么程度，可以让我们区别两者？这里请谢博士和陈博士回答这个问题。
Weiyang Xie:
谢谢Paul。我可以谈谈什么是正常的情绪变化，什么是真正的抑郁症。这个提问非常好，很多父母都在这么问。有时，由于环境因素，有的孩子成绩不佳或遇到了人际关系的挑战会产生情绪波动。有时情绪低落可能会无由地发生。但通常这些波动并不会持续太久，持续几天，或者几个小时，然后就恢复正常了。
但是抑郁症不同，其特征是有更长和更深的情绪表现，并且通常带有如下症状和特征：超过两周以上的情绪变化、行为改变、日常活动的改变；严重的时候会延续数月甚至数年；典型症状为沉默、悲伤、无助感和过度内疚感；有些人可能会失去对娱乐活动的兴趣；有些人可能会有体重变化，体重增加或减少；睡眠改变或睡眠困难，比如失眠或嗜睡；这些都是抑郁症的典型症状。有时也会伴随着疲倦、无力、无法集中精力、思考判断力下降等。
根据出现上述症状的数量以及严重程度，抑郁症也可分类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轻度抑郁症的症状可以包含以上症状，持续数天，会让周围人意识到这个变化，并且影响了日常生活。
中度抑郁症患者出现上述症状，也可能会影响到自尊心、自卑感，更加严重地影响到日常生活。比如我的患者中就有出现不能去上课，无法正常起床，无法终止哭泣，断绝同学朋友的交往，退出社交圈等等，比较严重地影响了正常生活。重度抑郁症一般会出现危及生命的倾向，有些人可能会出现自杀念头，甚至企图自杀。
抑郁症虽然共享一些症状，但每个人的情形都会不一样。我要在这里强调，听众了解这些症状，但并不是用来诊断抑郁症，而是作为熟悉的过程，以便知道何时需要警觉，需要带孩子去看医生。精神科医生通常可以通过深度提问、以及全面的评估工具来正确地诊断，并给孩子提供治疗方案。谢谢Paul。
Juliana Chen:
刚才谢博士说的很周到。我这里做些补充。抑郁症是常见的病症，有三个程度的分类，但是抑郁症，根据严重的程度与否，是可以治疗的，有些也可以预防。我在这里想进一步说明，抑郁症是一种病，就像其他病一样，应该从生理、心理、社会这写层面去分析，即几个因素的综合程度影响了病情。这些层面里，比较容易理解的是社会因素，比如这个患者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从而引起了精神压力？成绩下降？学校的压力？或是感情上的分手？男友女友分手？这些都可能成为引起抑郁症的导火索。但也不总是如此。抑郁症来源于综合因素。生理因素也起作用。生理因素包括遗传因素、脑内化学平衡等，这些都是一个人无法自我控制的因素。心理因素包括个性、天性、脾气、思考问题的方式。三方面的结合，就有可能影响一个人的精神健康的危险程度，造成抑郁症。但不总是如此，而且不总是来自一方面的因素。我的患者家长总是会说：“哦，怎么造成的？我的孩子生活一切都正常啊！怎么会是这样？”
想知道患者必须压抑什么或者只想强调什么？但抑郁症压力大、消极事件发生之类的要复杂得多。我要强调的另一点是，实际上，一个人有可能生活正常，没有意外发生，但仍然会被犹豫症困扰。这并不是他们本人的错。就像是有人坚持锻炼身体，保持饮食健康，但还是有高血压、体重超重一样。因为有很多因素影响了情绪。
我想在这里强调几个危险因素，但不是一个绝对的清单：精神敏感、完美主义、自我批评的倾向、负面思维、自卑，以及社交焦虑、或一般的焦虑、生活压力等，这些都是造成忧郁的重要因素。而且家庭矛盾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另外，文化因素也起一定的作用。二代移民，不管来自什么文化背景，很常见的情形是，他们的父母为第一代移民，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生存中面对很多压力。1.5代移民成长中会面对同样的压力。这不是某个人的错，这是一个因素：如何又是中国人又是美国人呢？如何平衡两种文化？这类文化平衡，可以丰富我们的生活，但也可能成为一个压力来源。
抑郁症有一个“诊断”标准清单。心理咨询师和心理医生会根据这个清单查看抑郁症的可能性。但是，人是个复杂个体，不可能根据一个清单就解决了。抑郁症患者可能会看上去十分不相同。这是个很具挑战性的。我们都同意青少年的精神健康是如此重要，它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而不是家长的任务来诊断病情。
抑郁症患者会出现的哭泣、悲伤、不想起床、不能正常生活等现象，但也可能是健忘、逆反、易怒等。青少年患者多见的是易怒，而不一定是悲伤、哭泣。这是抑郁症成人和青少年的区别之处。


抑郁症患者也可能表现出无兴趣、低能量、睡眠不佳，在学校的表现是成绩下降、不按时完成作业、需要时常监督；或者有更严重的改变，比如无助感、自杀倾向、自我伤害倾向等。某些人会有身体反应。抑郁症总的来说是一种情绪压力，所以总是在某种程度上有身体的感觉。比如头痛、肩部紧张、胃痛等。就是说抑郁症会有身体的反应。但抑郁症从外表上看，也许并不能看出什么来，这点很重要。有些家庭孩子和父母不太交流，家长很难确定，这孩子从外表上去还挺正常，是不是孩子有什么事情隐瞒，家人不知道？我希望我不要吓着父母们。但我想要提醒大家这一点。因为我听到患者的家长说过“他/她很正常啊，在学校都好，生活中没有什么困难”，但是孩子的内心可能正在经受挣扎。
今天我不可能深度地谈这个问题。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家长和孩子之间的沟通。这点十分重要，开明的沟通，会帮助父母亲理解孩子的感觉和困扰，也让家长知道自己位置的重要性，有时候是救命之举，你要知道你的恩典有多大。
我这里要强调抑郁症的警戒点（Red Flag）。请注意孩子行为的改变。孩子可能成绩还不错，如果他/她情绪低落几小时或几天，然后就恢复正常，那么还不要紧。但如果持续长久，或者做了一些异常的事情，那么就要引起注意。如果ta/ta使用替代品，那就更应该警戒。自杀或自我伤害更是重要的警戒点。这时候一定要寻找专业咨询。另一方面，“淡漠无情”也是一个警戒点。此时建议你的孩子能和人交谈，在需要的时候寻找专业帮助。
Sandy
Tim
Paul Li:
感谢谢博士和陈博士。我们的确要注意孩子生活中的变化，不仅关心他们的学业，还要关心他们的心理健康。今天我们很高兴有两位曾经经历了心理挣扎的讲演者：Tim He 和  Sandy Chen 。这里他们将与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的经历和经验，特别是他们认为什么因素起了较大的作用，这将帮助家长可以从患者、孩子的角度来更好地理解抑郁症。
Tim He:
好吧，我想我一直很努力，但心理健康方面的挣扎几乎陪伴一生。从小学三、四年级开始的。当时我被诊断出ADHD多动症。但是对我来说算正常。我在学校里表现出色；交友从未遇到过麻烦，而且我与人之间的沟通也很好。但是我总有一种感觉：有时我无法集中精力，这到了上大学时就更明显了。
我很早就去上了大学，但我无法让自己融入这个我曾想要的环境中去。我无法面对失败，有时就是一次简单考试成绩不佳那样的失败。加上其他的压力，我有点不知所措了。我在大学期间喜爱音乐，萨克斯管吹得不错。但没有吹好几个和弦，加上几门课表现不佳，我就受不了了。我自我关闭了一两年，停止了和几乎所有朋友的交谈。我也不知道如何与自己相处——那个不是我你念中想要变成的人相处。
我身陷深坑，无法自拔。最后，我不得不离开学校两年，大约两年后才才回到学校。但我离开学校的第一年中并没有寻找治疗，但是我觉得这是自己可以应付的问题，不需要一个支持系统的帮助。我情绪的最低点发生在我决定离开学校之前的一个月。那时我曾试图自杀。幸运的是，我的室友及时阻止了更糟事情的发生，并带我去了诊所。
但是对我来说，我仍然很焦虑，我无法与人谈论自己的问题，我也感到我让妈妈和爸爸失望了。他们为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带我参加不同的音乐会，参加各类的表演和比赛，花了很多钱支付我的乐器和上课费用。我感觉无法成功完成我想做的事，这对我和我的家人来说都是一个尴尬。但我无法提升自己，无法康复。对我来说，那是一段十分艰难的时期。
大约花了两三年的时间，我能够和心理咨询师和心理病医生交谈年，并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精神支持系统。我分享了他们的困惑、挣扎以及对应方法。这些让我可以起床，与人交谈了。以前我甚至连家门都不出，因为我无法面对陌生人，害怕人们评判我。
显然，我的情形大有改善。从我第一次看心理医生以来，已经有六、七年了。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但是这绝对是可以通行的旅程，这是适用于那些深陷困境、无法自拔的所有人。我认为重要的事情是，人们需要寻求外界帮助，需要和人交谈和沟通。
Paul Li:
谢谢Tim。Sandy，你能分享你的故事吗？
Sandy Chen:
我一直是个很害羞的孩子。我比较内向，没几个朋友。我在学校里常被人欺负。因此，我总是很自卑，觉得自己是人家的包袱，没人在乎我，我永远不够好。除了来自同龄人的压力外，我还感到来自父母的很大压力。他们希望我学业出色。于是八年级开始，我得了抑郁症。那是不知道什么是抑郁症，只觉得自己什么地方不对头，但又毫无头绪。
一天我对父母说，我情绪低落，而且有了一段时间。他们就带我去看家庭医生。医生并没觉得有什么大问题，认为只是青少年情绪波动出现的异常。但我坚持说我有什么地方不对头，感觉不对。八年级开始我已经有了自我伤害的倾向。那是四、五月份，外面十分热，但我坚持穿长袖来掩盖自我伤害。我觉得我不能这样下去了，如果我坚持不说出来，那么糟糕的事情就会发生。
后来父母带我去看心理医生。我被诊断为ADHD，我开始吃药。这对我的成绩有些帮助，但我仍然觉得不对劲。我和人交谈感到很痛苦。有时我说不出话来，我很恐惧，害怕我父母失望，我害怕成为别人的负担，我害怕到这这个感觉外出，害怕被人评论。我无法自拔，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我几度试图自杀。我只对一个人谈起了自杀。那人来到我家，向我父母报告了我的自杀，我被立即带到了医院。
医生说辛亏来的及时，我才得以保存生命。但我的肝脏收到了严重损坏，不得不被送到华盛顿特区的另一家医院。第二周，我在ICU得到了恢复。幸运的是我的肝脏也多少恢复了功能。现在我很难谈论这一天，这个事故提醒了我，我过去太把生命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当我感到情绪特别低落，不知所措时，我只想找一条出路，但是我真正想要的是停止痛苦，而不是真的终结生命。而且我觉得，每当我尝试自杀时，总会有瞬间的遗憾，觉得还有很多事情没做。
因此，在那之后，我开始更加认真地对待治疗。我开始更定期地去看治疗师。我意识到必须诚实地面对自己。我要向改进，就必须诚实地面对自己，面对所有人。我开始了解到，一个人可以感到沮丧、情绪低落，只要你不放弃战斗。
有很多因素导致我的抑郁症。来自同伴的压力，被欺凌，来自父母的压力，以及我的自卑感等等。但是到了这个时刻， 我决定不再去关注这些，而是关注我自己如何变得更好，我如何善待自己。我很高兴我可以这么做。人家可能以为我在开玩笑，或者以为我只是在演戏等等。但我不在乎，不然我今天也不会在这里。我很高兴今天有机会与大家分享我的经历和想法。
Paul Li: 
谢谢，Sandy和Tim。谢谢你们的分享。大家知道，父母们常常忘了自己的孩子肯能有多么脆弱。父母方有个共同问题是很难与孩子交谈，“他们就是不想和我说话”，或是“我可以和他们交谈，我想让他们都得到帮助，但他们拒绝帮助”。这里的问题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沟通。因此，我想向Tim和Sandy提问，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父母如何处理这种亲子关系，才能改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沟通？从你们的角度来，根据你们的经验，父母可以做些什么来改善亲子之间的沟通呢？
Tim：
我认为对我来说，妈妈一直做的最有帮助的事情之一就是，她对我所感兴趣的一切事情都很关注。不管是什么事，她总是想和我一起去做。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就和妈妈一起玩电子游戏，她帮我达到了更难的游戏程度。所以我完全地、真诚地感谢我的妈妈。当我开始上学，开始演奏萨克斯风和做其他事情时，我妈妈就开始研究萨克斯风还有其他的事情。可以肯定，到我高中上完时，妈妈对萨克斯风的了解甚至超过了我本人。
但即使如此，我仍然觉得很难和妈妈谈论我遇到的种种烦恼。即使我知道她会一直在我身边支持我，我还是担心自己在她眼中成了失败者。如果我谈论自己的挣扎，等于在说，我做不到他们想让我做的那些事。这感觉就像是一次巨大的失败。
我妈妈是促使我去找心理学家和治疗师的人。可我总觉得这是我个人的事，自己可以面对和解决。我这么尝试了一年。妈妈也给了我一年的时间来尝试。但是在那之后，她发现了我的一些同龄人得了抑郁症，焦虑不安，正在和心理医生交谈，于是她促使我我与这些同龄人沟通。
和这些同龄人交谈，让我并了解他们的挣扎，了解到这个情行在我们社区里的普遍程度，让我感到我不需要处处隐藏。这时候，我才意识到也许我应该寻求帮助。我真的很高兴我能认识到这点，否则，我今天也不会出现在这里。
Paul Li:
Sandy你可以说几句吗？你认为父母可以做些什么来改善亲子之间的沟通？
Sandy:
好吧。有一点确实帮助我改善了沟通，那么就是，如果我需要对话，我可以随时去找父母。他们没有强迫我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他们只是打开了交流的通道，他们说，看，每当我准备谈论自己的时候，他们总会在那里倾听。我认为有一点很重要。那就父母要让孩子们知道，他们不会评判你、批评你，而是无论如何都站在你这边支持你。孩子不应该害怕说他们想说的话。我过去有时不敢跟父母说话，因为怕引起他们的失望，让他们感到有负担。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改变了，因为父母一直告诉我，就像他们一直在强调的那样，我可以告诉他们任何感觉、任何事情，无论如何他们都会无条件地爱我，会一直支持我。他们想要的就是每天结束的时候他们在我身边。
也在于父母们如何做。就像亚洲的妈妈会做的那样，他们准备是食物，把饭菜端到孩子的屋子里。我妈妈一直这么做，这让我感到有生以来最甜蜜的事！因为这告诉了我，妈妈真的很在乎我。有一次，到了第三天，我没胃口，但她仍然会带把食物送过来，确保我能有东西吃。这样的谦卑的姿态，确实表明了父母对我的在乎和关爱。
虽然他们一开始对精神疾病知之甚少，因为在某些国家/地区，由于文化方面的障碍，大家通常忌讳谈论精神疾病，但我父母确实努力地进行自我教育。多年来，他们对精神疾病已经有了更好的了解。
我认为，精神疾病患者的亲人们的自我教育很重要。因为有时候患者很难说出来他们的感觉。我想只是重复我的观点：只要让他们知道，你在那里，不是对他们评判，不是来批评他们。要注意用这种交流方式，让人知道，一旦他们准备好开口交流的时候，你们就在那里倾听。
Paul Li:
谢谢Sandi。陈医师，你是华二代，在美国出生和长大。听众里有很多父母是一代移民。我们和孩子之间存在在文化上的差异。您如何两代之间沟通的障碍呢？障碍是指两代人之间交流的障碍，也许是文化上的障碍，也许是代沟。
Juliana Chen: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对此我将分享一些自己想法和对应方法。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说，Tim和Sandy的发言如此的真诚，让我深为感慨，在个人层面上和专业层面上的感慨和充实。蒂姆的经历让我十分感动，你的故事里讲述了妈妈和你一起玩电子游戏，并分享各类活动的故事。这其实是十分重要的一点。我想强调的是，交流和沟通作用如此强大，但并不一定总和话语有关，而和行动有关。Sandy也和我们分享了许多，让我们看到父母如此认真地尝试与孩子建立联系，而你们都能看到这点。感谢你们俩如此完美、充满爱心地看到了这一点。我也喜欢我所得到的一小碗食物和水果盘，我想我会一直喜欢着它们。
正如我所说，华二代面临的额外挑战可能应该是这个网络研讨会的主题。再说一次，这并不是在责备任何人，而是提出一个现实。对于所有一代移民父母来说，他们付出了如此多的心血和自我牺牲，得以让家人在异国良好的生存。我要告诉你们，我多次听到青少年这么说，他们想用自己的完美来回应。在普遍存在的挑战中，华二代有了更难得一层挑战。有时，1.5代和二代移民孩子确实有这种感觉，他们感受到了父母的爱，十分感激，但同时也感到了巨大的责任，想要弥补或回报父母付出的一切。我自己就是如此，我知道我父母来到美国生活付出了多少努力。
我们这一代及下一代，常常觉得非常想让父母、祖父母和家人感到骄傲。和家族的联系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对吧？但这也可能成为一个潜在成本，引起某种极端压力或内疚，如果我们生活不顺，没有达到理想的成绩，没能进入想进的大学，或者我们在做自己真的想要做的事，当想自己想要当的人时，这个潜在成本都会浮现，让人具有失败感，尽管已经尽了力。
我认为，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显然两代中存在某些语言障碍。我不太会中文。我说中文的年龄是四五岁。这确实无法让我中文良好。不同文化背景以及于中国家庭的交流方式这一点，带来 一些优势，但也会是非常非常不同的。孩子是中国人，但在美国长大。他们是否也有和父母一样的中国文化的传承？那些我喜爱的一面？但是我也在这里长大。这里就形成了一种内在张力，这不是说一个比另一个更好，而是因为在某些方面，各方强调的价值观不同，沟通方式上也有很大不同。因此，Tim和Sandy所引用的沟通方式更为开放，这么做并非消除了障碍，而是使得孩子们可以谈论自己的事情。当遇到挑战时，至少孩子希望知道，这个我可以和妈妈或爸爸谈。希望父母可以带着同情处理这种关系，给于相同的理解。也许你的孩子并非试图反抗，并非难以沟通或不尊重你，而是他们正试图在华人和美国人之间达成微妙的平衡。在尝试解决这些问题时，需要一点同情，同情和理解。而且，当然还有更多。但是，我不知道，谢博士是否还要补充什么。
Weiyang Xie:
说得很好。我是第一代华人，成长为在中国传统家庭。来美国之前，回顾我的个人经历，我觉得我父母的教育方式对我的影响很大，这对我的心理适应能力起到了积极作用。例如，我父亲一直高度参与并非常支持我。但另一方面当我回想往事时，发现传统亚洲家庭父母的教养方式也存在一些因素，这些因素会更容易影响到孩子的心理健康，让他们在这方面变得脆弱。我在研究中看到很多研究表明，亚洲或美国亚裔家庭有更专制的倾向，这意味着我们对孩子有更高的要求，对他们更加严格，而不够热情，对情感上的表露有所保留。有一些研究表明，亚裔家庭有时在支持孩子方面表现出批判性、苛刻性或在情感上对孩子的支持表达的不明确，可能会成为亲子交流障碍，并导致某些心理挑战，尤其是孩子内心问题，比如引起抑郁症。这是我通过回顾个人的经历，思考了家庭变化和养育方式之间的关系。
Juliana Chen：
Paul，我可以补充一点吗？这个网络讲座的原始问题与亲子之间沟通有关，父母在这方面能做什么？我想非常简短地提出一点，我确信要减少对心理疾病的污名化，打破对心理健康问题的沉默。实际上，这是我们所有人，父母、非父母、孩子们都可以做的，为了父母们，为了那些经受精神健康问题苦恼的孩子们。我们越能减轻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就越有助于促进对话。因为即使在你的家庭里，也许你心理强大，家庭状况更好，而且你确实努力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但现实是，在更大的社会里，总的说来全世界对精神卫生问题要达到很好的认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即使美国这样领先的国家也如此。
现实是，在大多数少数民族社区中，包括华人社区，要更落后一些。因此，即使你在家里已经试图强调谈论感觉和压力是可接受的，但社会上仍然存在对心理健康问题的污名化。所以，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尽力将对压力的挑战正常化，让精神健康的斗争正常化。认为这也将打通对话渠道，在个人层面上提供具体帮助。父母与子女彼此交流，因此我们可以以某种方式提供帮助。
Paul Li: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可能是我们所有人面临问题的一个根源。由于缺乏沟通，孩子会觉得很孤独。他一个人独自挣扎。在这个话题上，我也有很多想法。父母们提出了很多问题。他们说，我的孩子没有生活动力，他们没有目标，他们很懒。似乎是，很常见的情形是父母只看到孩子们的缺陷，只看到孩子们的问题。很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可以接纳孩子的缺陷，那就打开了沟通的渠道。当你只看到缺陷时，孩子们就很不愿意被评判，被看成失败者，就像Sandy和Tim提到的那样，感到失败，无法满足父母的期望。
所以我认为这里有一个平衡。当然，我们必须对我们的孩子设定一个期望，但如果我们只能看到孩子的缺点，那么您会看到孩子的问题，这对孩子来说就很难愿意和我们交谈。因此，我认为我们需要接受孩子的缺陷。这可能就是朱利安尼（Giuliani）所说的，将缺陷的常规化。我们都是有缺陷的人。我们这些父母也是有缺陷的。有缺陷很正常。心理脆弱易受伤害也是正常的，抑郁也很正常。
但就像大家所知道的，抑郁症实际上还是被污名化。如果我们能将其视为正常的家庭状况，那将有助于打开沟通的渠道。
Juliana Chen:
说得太好了。你本人也是个父亲，也是UCA主将。我完全同意你说的。
Paul Li：
是的，这也是我自己学到的教训。我曾不愿接受孩子的缺陷，这是问题所在，是我和孩子之间冲突的根源。
Weiyang Xie：
这是很好的看法。我想补充一点，孩子如何从他们的眼里看我们？我们是带着热情和同情来？还是带着判断性，带着苛刻性？我们会把这些看法传给孩子。当他们看世界、看自己时，也可能就是引用复制了父母的看法。因此，如果我们对自己苛求，这种自我苛求可能会成为孩子们导致心理健康问题的因素。因此，如果父母们想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心理适应能力，我们可以在日常养育过程中做，但也要通过调整我们自己对待事务的看法。Paul提出的这个看法很好。
Paul：
是的，关于这个问题简直可以用整个网络研讨会的时间来讨论。也许将来我们会有一个单独的研讨会来讨论这些主题。下面让我们继续讨论另一个问题，这也是很多父母都在问的问题：我该怎么办？如果知道孩子有心理方面的挣扎，父母该怎么办？我可以采取什么步骤？请谢博士和陈博士来回答，因为你们是专家。
Weiyang Xie：
我很乐意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说了很重要的事是如何与孩子沟通，和孩子分享你的同情心，共情心。因此，我鼓励父母在这种情况下成为一个好听众。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我们都擅长解决问题和提供建议，尤其是当我们看到孩子们在挣扎是，我们都擅长搞定一个问提，因此容易进入分析性思维方式，分析可能导致的原因，做些什么可以来改变？但是，很多时候孩子需要的只是一个表达空间，让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感觉，而这些事没有地方可以谈论的。
除外，我还要鼓励父母们，除了倾听，还需要向孩子问问题，通过问题，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情感上的困难。我们谈论过在沟通上的代沟。很多时候父母都很忙，可能没有注意到孩子的生活。因此，这是一个良好的机会来了解正孩子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弥补过去的不足。
另外，当你的孩子与您分享时，不要把他们的经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的一位学生在先一次心理健康研讨会中提到了一个故事。当他倾诉他的心理挣扎时，父母的回应是两个字：“别这么做”（Don’t be）。有时我们还会听到父母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或者他们说：“你的生活够好的了，怎么会有这种感觉？”所以这些是父母们应该避免说的话，因为这可能会否定他们的经历。父母可以说的时：“很抱歉你有这类感觉，忍受这种情绪一定很难吧？”我认为，一点点肯定，一点点对心理挣扎的正常化，可以长远地帮助亲子沟通。
最后是如何帮助孩子。最好的方法，也可能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问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我能为你做什么？”在你提供你认为可行的建议之前，给孩子谈论自己问题的空间。现实中，孩子可能无法清楚地表明自己的问题，或者无法立即意识到一些问题。这时候父母可以做的就是，成为他们的后盾，给他们空间，当他们愿意谈论的时候，随时倾听。
如果父母向提供有一些建议，最好采用简单而实用的方法。比如，“想一起散步吗？我在这里倾听，而且支持您。”或者“如果你觉得可以，我能帮助您寻找专业人士谈谈吗？”简单实用的方法可以为他们提供帮助。
我知道我和Juliana都在提出了与此相关的重要问题，即抑郁通常有自杀风险。很多时候父母也为此感到挣扎。如果孩子有自杀念头，应该做什么？我们想建议的是，如果你有任何怀疑，应该毫不犹豫地问孩子：“你是否有自杀念头？”这可能是很多父母害怕问的，好似这么一问，反而把自杀的念头根植于孩子的脑中了。其实，没有任何研究证明父母的提问是如此结果。这不是事实。实际上，直接问这个问题，可以给孩子带来很多的缓解。因为，人们常常在自杀念头中挣扎，但往往不愿与人分享。并且这可能也是父母为孩子寻求帮助的第一步。
有他们可能不会直接与父母分享自杀念头，但是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自杀念头可能在许多方面会间接地表现出来。下面我会叙述它们如何表现出来。他们可能会穿出反映这个主题的衣服，或者可能会在日记中谈论类似的话题，或看与此话题有关的电视节目。因此我认为，作为父母，重要的是除了问问题外，还要知道哪些警告性标志应该注意。
这里在警告标志上多说一点。仅举几个例子，有时情绪和行为的改变可能是一个警告性标志。大家知道。抑郁症和许多青少年和儿童有自杀倾向有很大的关系。患者会谈起相关话题，直接或间接的，比如“不想活了”“不想在这里”，这些可能和自杀念头有关的倾向；有时是脱离社交，或明显的外表改变，卫生状况改变，睡眠状况改变，都可能是警告性标志。
父母应该知道，重要的是，当你问这些问题时，您的工作不是对孩子进行评估，或为之提供下一步的建议。如果您发现您的孩子有自杀的念头时，我们通常的建议的是寻求专业人士。Juliana可能会更多地谈论如何寻求帮助，以及此时父母可以通过哪些步骤来帮助孩子。
Juliana Chen:
谢谢。我同意上面的所有建议。我想强调的是，倾听，倾听，倾听你的孩子，是第一个需要做的步骤。一般来说父母关心的是自己可以做什么，但第一步就是了解孩子。这和传统的中国交流方式有些不同。在传统的中国方式中，双向对话、交流，或倾听孩子的新生，这些不太多。
这也是Paul提到的那种挑战。东方遇到西方的挑战。代沟的挑战也给是沟通方式带来差异。但是实际上，家长们可以真正地支持孩子，并与他们建立联系，甚至有可能预防精神问题，开放式的对话，倾听十分重要。
父母们实际上是在询问、倾听并希望知道可能发生的事情。这只是一个很好的模型。我想提醒大家，如果你正在聆听或提出建议，那么孩子回头再来谈话的几率并不高。如果这是你家中的一种新的讲话方式，则不一定会立即导致良好的对话。这种对话，需要一些实践的时间。但请不要放弃！要知道也许有些事情永远不会改变。孩子或青少年可能会保持一定的安静或保留自己的私密，在心智上有些发展，青少年想要有自己的私有的生活，这可能完全健康和正常的。
父母的目标可能是：我们一直对话，我的孩子告诉我所有的事情。有些父母与他们的青少年孩子持有这种关系。但是，我认为父母的目标应该是，你的青少年孩子更知道他们可以随时来找你交。所以父母还是要坚持露面、坚持询问、坚持给予无条件的爱、坚持给出你关爱他们的信息。
Sandy已经很好地谈了这一点，而且她还在继续努力。在情形严峻的时候，或者如果孩子们在某种程度上几经挣扎，他们知道，父母的门是为他们敞开的。
我还想简短地说，有时父母比较严苛，想赶紧告诉孩子该怎么做，所有的好意都来自充满爱的心愿，甚至父母批评孩子也常常是出于这个良好的动机和目的，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只是想让父母明白如何做才会会更具体地支持孩子。
当有些警告标志很严重时，父母怎么做？如果出现毒品依赖或替代品依赖，或者自我伤害，有自杀念头，以及行为失调，那就意味着你的孩子或青少年生活失控。这时，赶快采取真正的积极行动，他们可能会表现得有暴力倾向，极端倾向，这些都是紧急信号。就像发生医疗急诊情形一样——当有人出车祸或摔倒了，那就要立即拨打911，去急诊室。那是急诊室的目的。如果你的孩子也面临了紧急状态，你要做的就是呼叫急诊室。
如果你仅仅是你担心，但还没有到紧急状态，那么应该如何寻求帮助呢？每个人生活在不同地区，享有不同的通道，比如护理级别或途径都有不同。不幸的是，该些地方没有那么好的资源。但，第一件最简单的事情可以做的，就是找孩子的儿科医生，当然希望所有孩子都有自己的儿科医生。儿科医生都是医生，他们可以评估基本的心理健康状况。当问题更复杂时，他们可以转科给精神科医生或其他心理健康专家或治疗师，寻求他们的帮助。
如果发生问题时孩子正在上学（这可能是一个较低水平的考虑），那么学校也可能是协作的好地方。学校心理辅导员会经常观察儿童和青少年，在某种角度上给与帮助，比如帮助家长了解或评估心理疾病方面的担心程度。我认为儿科医生通常是最好的第一步。然后，当然，您可以通过儿科医生，找到社会工作者或心理学家或精神科医生帮助继续治疗。但同样，不要让自杀企图言论或行为等危险信号作为唯一的寻求帮助的理由。自杀企图当然时寻求护理的绝对理由。但是，我们这个网络研讨会的目的，是帮助父母知道要寻找的帮助，并能尽早、尽早地得到心理的护理和帮助。因此，如果您对孩子有任何担心，请不要忧郁，请与人交谈并获得专业帮助。
Paul Li:
谢谢陈医生，谢谢谢医生的分享。父母们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孩子们不喜欢与父母交谈，甚至父母想要交谈时，孩子不想合作。这个问题会在多年缺乏沟通的情况下产生累积性的坏影响。有什么妙方可以让家长和孩子交谈，并让孩子寻求帮助呢？这很困难。父母可能面对这种情况，孩子不要帮助，或这像Tim和Sandy，他们确实希望获得帮助。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孩子们不想得到帮助，父母怎么办？如何说服孩子们获得帮助？
Juliana Chen:
Paul，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敢肯定，我有同样的经历。也是我作为一名医生所遇到的困难。甚至还有孩子和青少年到我办公室里来找我。他们已经到了可以见我的地步，但是他们真的不愿意做任何其他的事情。老实说，有时候需要很长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角色本质上是跟随孩子的水平。如果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比如我认为他们已经到了需要药物治疗，需要心理治疗师交谈，需要更高水平的护理，但他们并不愿意接受治疗，不过至少他们还是愿意见我的，这时，我只能继续试图保持和他们的积极关系。我会继续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继续教育孩子。当他们准备好的时候，我也准备好了。
父母也可以采取相同的方式。当父母知道并想让孩子接受治疗时，可能会非常非常痛苦，非常非常恐惧。但这并不是安全上的担心。我在一个印度神庙聚会表达过这一点，给病人同情心，而不是推动他。因为如果你再推动一次，再打个电话，那孩子可能就会彻底关闭。就像Paul说的，没有妙方。也许家长只是让孩子们知道父母永远在那里，当孩子们准备好了，他们随时随地都在。
Paul Li:
谢谢。我觉得Tim和Sandy的例子有些相似。很多父母担心用药，甚至会担心理辅导，不知道心理辅导有效与否，还是会导致父母与孩子之间更深的不信任。父母们存在着这些担忧。如果你们觉得可以的话，是否可以谈谈自己和心理学家交往的经历，甚至药物治疗的经历。
Tim：
就像我之前说的，我花了一段时间才真正同意去看心理医生，并同意接受心理咨询。但说实话，即使是从第一次进行心理咨询，例如与心理治疗师交谈，谈论我的挣扎，我立即觉得摆脱了一个沉重的负担，因为那时候我自己已经不能应对很多事情了。第一次心理治疗时，我简直在下半场一直哭。但是之后我想，能够找到一个人，倾听你的烦恼，给你一些建议，不一定是改变自己，而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真是太有帮助了。可以让我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事物，因为我总是以特定的方式看待自己的处境，给自己施压。有一个自己以外的人，可以帮助我意识到，我一直在挣扎的某些事情，其实是来自我自己，而并非来自我的外部环境。
我记得有个父母问到多动症药物问题。我吃多动症药物并非是一个愉快的时光。我很挣扎，可能比不吃药更加情绪化。我不得不尝试几种不同的药物，最后才找到自己适合的。我还服用了抗抑郁的药，以帮助我克服焦虑，确实帮助我如何表达了自己的苦恼。我妈妈告诉我，我开始服用抗抑郁药一两个星期后，我能够表达出自己的更多的担忧了。我自己也感到了，我并没有被所遇到的人处处评判，而这之前是我深受折磨的事情。在接受药物治疗后，我对自己更加自信。认识到我并不需要像以前一样努力提升自己、证明自己。从那时起，我又开始变得越来越像我自己。了，和人交谈更容易，也更容易表达什么事情让我难过，而不是自己藏起来，将自己锁在房间里。
Paul Li:
谢谢Tim。Sandy，你能分享你的故事吗？
Sandy: 
我记得第一次看心理医生时，我很不愿意服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服了药，那意味着我出了问题。而且我记得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并没有真正接受服药这件事，直到我开始意识到这没什么可羞耻的以后。服药如果对我有帮助，那么我就应该接受。治疗也是如此。我记得当我见到第一位心理治疗师时，我并没有真正了解正在经历的事情。我只是很羞愧。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知道没有什么可羞愧的，而这个过程很有帮助。通常，我的脑子里装满了一些想法出不来，现在可以对心理治疗师谈论，本身就有很多帮助。我终于可以将那些曾经使生活十分混乱的事情讲出来，谈论自己的经历，感觉就像卸掉了一个包袱。
我认为需要注意的是，一般的心理治疗可能并不适合所有人。当我住院时，我依靠另一种治疗，比如写下自己的感受。这个也很有帮助。如果一种疗法对您不起作用，那么还有很多其他种类的疗法。药物也一样，还有其他类型的药物。我记得换了很多次药，最终找到一种对我有用的药物。我认为保持耐心，并了解副作用非常重要。记得我当时正在服用某种抗抑郁药，它不仅给我身体带来副作用，像我在荨麻疹中发作一样，而且还让我感到更加沮丧。因此，我认为真正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并注意药物是如何使您感觉良好的。
而且，我也换了好多心理治疗师。有时我觉得自己受到了心理治疗师的评价，有时我不喜欢和这人交谈。我想说的是，要认识到并非所有东西都适合你。你可以挑选不同的人，不同的药物。这么做是公正的。要坚持下去，因为这是你自己的健康。是的，这不容易，但需要坚持，这是值得的。
Paul Li:
陈医生，您能谈谈这类药物吗？有些父母可能会对药物副作用或任何其他方面表示怀疑或担忧。你对此很专业，是否可以谈谈不同的药物。有个父母也谈到ECT疗法，希望你也可以谈谈。
Juliana Chen:
Paul，两个话题都是大话题，也很重要，我尽我所能吧。老实说，Tim和Sandy做得非常出色。两人都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我认为药物治疗是很重要的部分，当然，每个人的经历是不同的。但是这里有一些普遍的内容。
有很多抗抑郁的药物。它们被广泛、安全、有效地使用。我们用于抑郁症的药物种类很多，为了简化并节省时间，我主要谈论本次网络研讨会主题的抑郁症。治疗抑郁症和抗抑郁的药物有多种，但主要抑郁症药物是SSRIS，尤其对青少年和儿童。它也常用于焦虑症、强迫症和其他精神疾病。大家熟悉的与之相关的药名包括百忧解，塞莱克斯，雷克萨普，佐洛夫。这些是非常非常广泛使用的药物。
针对抑郁症，特别是轻度至中度的抑郁症，最好的首先选用的治疗是心理咨询，这是最有可能为患者带来积极益处的治疗。如果有患有轻度至中度抑郁症的人来看我，我要查看各类因素，以及他们挣扎了多长时间，但总的来说，我推荐的一线治疗是寻找好的心理治疗师。Tim和Sandy描述的也是这样的经历。只是有时候要知道自己感觉是否合适。这可能意味着与多个咨询师会面。这没关系。但是请不要放弃。如果第一人不太适合会引起更严重的抑郁症。最佳标准治疗是心理咨询治疗和药物治疗的结合。
通常说来，SSRIS通常作为儿童和青少年服用的药物，在第一轮抑郁症治疗中使用，每天一次。但我不认为这类药物是永久性使用的药物。这也是父母常问我的问题。其实很想感染，如果感染了病毒，就要开始使用抗生素，并且一定要使用某种抗生素，以治疗这个感染。但治疗这种感染的时间很短。抑郁症也一样，用来治疗这个精神疾病。
抗抑郁药和抗生素的区别非常简单。大家知道，大多数抗生素是短期的，几天或几周；抗抑郁症的药物则需要几个月，甚至一年或更长。但不需要一开始就把某种抗抑郁症药物视为永久性药物。主要看这些药物是否确实帮助减轻症状。目前这些抗抑郁药一般都没有依赖性，即孩子们不会对此上瘾，也不会因此而改变个性。
正如Tim提到的那样，用药的目的是帮助患者恢复他们的日常功能，让他们重拾自我。服药过程都将得到医疗专业人员非常密切的监控，并会寻找症状，如果药物无效，或你的孩子有任何形式的困扰，医生会逐渐减少用药剂量或停药。然后，正如刚才Tim和Sandy他们两人都提到的那样，可能需要尝试多次，才能找到适合的方法和药物。
但是就像我不想让您放弃治疗一样，如果第一个药物无效，也不要放弃用药。所有这些都将非常安全地受到监控。最常见的副作用有一个范围，而且非常个体化。但最常见的情况可能是轻度头痛或胃部不适。有人会觉得被激活，感到有些紧张或焦虑，有人却会觉得药物使他镇静，或者让他感到倦怠。比这更严重的副作用不太常见。但这确需要你的医生坐下来对你分析。理想情况下，如果有任何问题，患者都应该让医生和你一起审查所有这些轻度、中度和更严重的副作用，并进行解答。
Paul我这么解释还行吧？我很为你感到骄傲。但我知道我们时间很紧，我是否应该继续往下讲ECT？
Paul Li:
可以的，因为，这个治疗好像很有主导地位。
Juliana Chen:
ECT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但这是针对那些情形很严重的人。除非他们已经接受治疗，否则通常情况下他们的情形会变得更加严重。所以这个治疗应该是很晚期使用的，很晚很晚。
Paul Li：
我们即将结束本届讨论会。很多人在问与答框里提问，大致是抑郁症症状，受影响因素，如何沟通，如果孩子们拒绝了怎么办？这些问题并没有简单的答案，它们都是很复杂的问题。
例如，在症状方面，正如谢医生陈医生所说，没有一个统一的症状表，而是一组症状。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已经学到的东西：重要的是症状的持续性。如果家长看到一些持续存在的问题，那将是一个警告信号，可能是由抑郁症引起的症状；关于诱发因素，医生们也提到，不是一种因素，而是多种因素的综合。
关于压力、自尊受伤、被欺负，所有这些社会因素，还有遗传因素都对抑郁症起了作用。
关于沟通，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由于多年缺少有效的沟通，那么就需要多年的耐心重建和修复这个沟通。如果孩子拒绝你，如果孩子拒绝获得帮助，需要更耐心，而且必须坚持下去。我总说了我们必须接受孩子是有缺陷，必须接受他们是谁，并给予他们无条件的爱。
有很多问题，我们这能无法一一解答，或无法提供答案。但这是一个持续的对话。我们非常感谢与会嘉宾自愿来此讲演，他们都是没有报酬的。最后，我想让贾斯汀有机会来说几句话。
Justin Chen:
好。我很抱歉由于技术问题我没能在会议开始讲演。我本想把我的评论作为研讨会的引言，现在则应该是总结性的发言了。我很有幸成为这一重要活动的参与者，并听到了所有这些令人非常棒的演讲者，包括Tim和Sandy。他们两人非常勇敢面对自己的脆弱，与大家分享他们的故事。心理健康专家谢医生和陈医生的讲演也很好。很荣幸她们给我的同事和朋友打了电话。还有，Paul Li在这个研讨会上的协调很棒，他一贯是青少年心理健康研讨的支持者。
青少年心理健康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我是精神科医生。即使我常谈论这个话题，即使我一直在这方面努力工作，我仍然知道进行这类对话有多么不容易。这次研讨会的对话我非常看好，相信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感谢大家星期六抽出自己的休假时间来参加会议。我还特别想再次向陈健、Paul Li、薛海培等人，他们所在的UCA一直不懈地在亚裔美国人社区中传达有关心理健康意识的知识。
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社区中的所有人都应认识到大家要努力，以打破所谓“模范少数群体”的沉默，并传播这样的信息：在精神健康的斗争中，没有一个人是孤单的。有一个充满爱心的社区随时准备为你提供帮助。
陈健和Paul要求我讲几分钟，谈谈我自己的背景，以及我为什么要从事这项工作。Paul在介绍我们每个人时，如同通常这类活动时所做的介绍一样，他提到了每个人的专业成就和教育成果，这有助于证明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原因。但是事实是，我们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其实和在坐的家长们和孩子们没什么两样。
我的父母是来自台湾，他们在70年代移居美国，希望为自己的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和机会。我在北弗吉尼亚州的郊区长大，那里有良好的公立学校，为此我父母专门搬到了北弗吉尼亚州。当我被托马斯·杰斐逊科学技术高中录取时，他们感到十分骄傲。我非常感谢我所有的教育。在那所高中，我也得到了许多友谊和人生课程。同时，高中是我一生中最感压力的时期之一，甚至比我在医疗实习的那一年压力还要大。当我这么说时，人们都不信。其实，压力和竞争的确十分巨大。幸运的是——我知道我很幸运，我在这个经历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这肯定是我自身努力、我父母的牺牲，还有其他很多运气的综合结果。
我们知道，不少人，或者不少人认识的其他人，他们并不没有那么幸运。比如，最近在我锁上的同一所高中里，有个亚裔美国人自杀，据我所知这是同一班级的第二起自杀，这再次让整个社区感到震惊。对那个年轻人的家人和朋友，我真的很伤心。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很难想象他承受了如何巨大的痛苦，才决定要结束生命。你们中有些人可能听说过自杀是自私的行为。一个人怎么会如此自私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实际上，我们这些每天与患有抑郁症和自杀念头的患者打交道的人都知道，通常情况是和自私相反的。抑郁症确实扭曲了一个人的思想，使他们感到非常内疚和毫无价值。让他们觉得自己成了别人的负担。而且，当我们阅读他们的自杀笔记时，里面通常充满了歉意和自责。这里我想说，自杀绝不是自私的行为。自杀有时被视为减轻他人负担的一种方式，这是一个沮丧的思维，扭曲的逻辑。
我想指出的另一点是，我们看到一个学生自杀时，实际上正有很多人在考虑自杀。我们今天在这里与我们的讲演者分享了不少事情。通常，这些人感到绝望、孤独、羞愧，并错误地相信他们是唯一有这样感觉的人，他们不应让自己的感受来困扰别人。
再一次，我想感谢Sandy和Tim给我们提供了一次体验的机会。你们中有些人可能还知道，今天的演讲者之一Juliana Chen帮助制作了一部纪录片，名为《寻找卢克》。这部纪录片讲述的是2015年哈佛大学一位大二学生的自杀，他是中国移民的儿子。事实是，成功并不是抗抑郁症、焦虑症和其他精神疾病的良药。如果或有什么关系的话，可以说，那些非常外表成功的人，其实可能会承受着更大的压力，要永远保持完美，永远不要出错，不要让任何其他人失望或看到自己内在的恶魔。抑郁症和焦虑症是可以治愈的，在适当支持下，人们可以而且确实会变得更好。因此，就像我们永远不对肺炎患者，或断了手臂的人说，克服一下就好了一样，我们需要认识到，心理困扰需要得到解决，而不是被污名化，需要被理解、关注和解决，以及适当的照顾。
心里疾病不是人格问题，或可耻的弱点。压力是正常的，它是生活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有过挣扎的岁月并需要帮助。我们若可以尽早地帮助他们（包括我们的孩子），理解他们，我们就可以更好地防止悲剧继续在我们社区发生。
在结束前我要说，抑郁和焦虑是影响个人的疾病，但是我们不能仅仅从个人的角度来理解它们。正如陈博士之前提到的，抑郁症和自杀等问题具有生物学、心理和社会因素。我这里告诉大家一个故事。几年前，我们中心的成员有机会去了弗吉尼亚州，去了我所就读的托马斯·杰斐逊科学技术高中，在那里谈论了情绪健康对长期成功的重要性。我自己本身就是那里的学生，当我与社区中的人们交谈时，那些与这个高中有关的学生、父母、老师的情况是如此复杂，几乎人人都在责怪别人，让我感到震惊。老师们认为父母对孩子太严苛了，家长们则觉得觉得学校和老师提供了太多的高级课程，包括许多大学等级的班级，学生上学几乎就像是在进行军备竞赛，学生太辛苦。学生们则感到被困在中间，他们必须竞争并超越对方，才能获得极少数著名大学的录取。然后一些学生告诉我，实际上根本不是父母，不是父母施加的压力，而是环境本身的压力。
现在，我在波士顿与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学生一起进行临床工作，我仍然看到了这些问题的回声。学生对成功的理解非常狭窄，而且常常不切实际，常常因此苦恼。所以，我在结束我的发言时，除了建议大家了解如何认识抑郁症并为那些正在苦苦挣扎的人提供支持外，我还想说一点：希望你们每个人今天或这个周末，花些时间和家人一起重新考虑成功的定义。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成功的代价是什么？我们都对导致年轻人自杀的系统做出了什么贡献？我们该怎么做才能改变这种状况？
这里，我再次对我在会议上出现的技术问题表示歉意。再次感谢大家来倾听，再此感谢所有发言人。
Paul Li:
谢谢Justin。关于“究竟什么是成功”这个话题，可以成为讲来会议的议题。这很重要。最后，我要感谢所有嘉宾讲演。感谢为我们所有人提供了这一系列研讨会的组织。而且是免费的。要感谢大家的加入。
协办：美国栋梁教育，李佳信基金会

编辑：Echo，Jo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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