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庭如何造就这世界最危险的男人
玛丽·特朗普 著
编者按：
2020年7日14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侄女玛丽·特朗普撰写的一本爆炸性新书《过多与永匮——我的家庭如何造就这世界最危险的男人》出版，她在书中称，唐纳德·特朗普不同寻常的性格和蛮横粗暴的行为“威胁到了世界的健康、经济安全和社会结构”，而这些特征是在童年时由他“高度反社会”的父亲塑造的。书中除了广泛讨论塑造唐纳德·特朗普性格的家庭机能障碍之外，还声称总统年轻时有多次令人震惊的行为，包括为了进入一家著名商学院而进行学术作弊以及残暴对待女性等。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课题组
202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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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灵魂留在黑暗中，就会犯下罪过。有罪的不是犯罪的人，而是那个导致黑暗的人。
——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

作者注

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来自我的记忆。对于我不在场时发生的事件，我依靠的是与家人、家人朋友、邻居和同事的谈话和采访，其中很多都有录音。我根据我的个人记忆与别人告诉我的内容重建了一些过去发生过的对话。在出现对话的地方，我的意图是重新创建对话的实际含义，而不是一味的追求逐字逐句的准确无误。我也依靠法律文件、银行对帐单、纳税申报表、私人日记帐、家庭文档、信件、电子邮件、文本、照片和其他记录撰写本书。
总体背景方面，我参考了《纽约时报》，特别是2018年10月2日大卫·巴斯托、苏珊娜·克雷格和拉斯·比特纳发表的的调查文章；《华盛顿邮报》；《名利场》；《政治报》；环球博物馆网站；诺曼·文森特·皮尔的《积极思考的力量》。关于障碍赛跑公园的背景，我要感谢康尼岛历史项目网站、《布鲁克林报》，以及2018年5月14日达娜·舒尔茨在6sqft.com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感谢丹·P·麦克亚当斯对“情景之人”的深刻见解。关于特朗普家族企业和涉嫌犯罪的家族史和信息，我感谢已故的韦恩·巴雷特、戴维·科恩、迈克尔·德安东尼奥、戴维·凯·约翰斯顿、蒂姆·奥布莱恩、查尔斯·P·皮尔斯和亚当·瑟沃。也要感谢格温达·布莱尔、迈克尔·克兰尼什和马克·费舍——但我父亲去世时是42岁，而不是43岁。

序

我一直很喜欢我的名字。上世纪70年代，我还是个参加帆船训练营的孩子时，每个人都叫我特朗普。我的姓氏让我感到骄傲，并不是因为这个名字与权力和房地产有关系（当时我的家族在布鲁克林和皇后区以外并不为人所知），而只是这个名字听起来很适合我，一个坚强的六岁孩子，什么都不怕。20世纪80年代，当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我的叔叔唐纳德开始给他在曼哈顿的所有建筑打上烙印，我对我的名字的感受则变得更为复杂。
三十年后的2017年4月4日，我坐在美铁列车的安静车厢中前往华盛顿特区，在白宫享用家庭晚餐。十天前，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邀请我参加我的两位姨妈玛丽安娜（80岁）和伊丽莎白（75岁）的生日庆祝会。他们的弟弟唐纳德自一月份以来就已经入住了白宫。
在我穿过华盛顿联合车站的拱形天花板和黑白大理石地板后，路过一家卖纪念品的小店，小贩摆了一个带有出售按钮的画架。在这些按钮上，我的姓氏被一笔红色斜线划掉：“遣返特朗普”（DEPORT TRUMP)），“扔掉特朗普”（DUMP TRUMP），“特朗普是女巫”（TRUMP IS a WITCH）。我立刻戴上太阳镜，并加快了步伐匆匆离开。
我乘出租车去了特朗普国际饭店，与我家人共度一夜。入住后，我穿过中庭，抬头透过玻璃天花板看着蓝天。拱形的屋顶下是相互连接的大梁，悬挂着的三层水晶吊灯投射出柔和的光线。一侧是扶手椅，长椅和沙发——宝蓝色，知更鸟蛋蓝色、象牙色——一组组地摆放着；另一侧，桌子和椅子围成一个酒吧式的空间，我被安排在那里见哥哥。我原以为这家旅馆庸俗而奢华。然而并不是。
我的房间也很雅致。但我的名字到处都是，到处都有：特朗普洗发水，特朗普护发素，特朗普拖鞋，特朗普浴帽，特朗普鞋油，特朗普针线包和特朗普浴袍。我打开冰箱，拿起一瓶特朗普白葡萄酒，倒进了我的“特朗普喉咙”，让它可以穿越我的“特朗普血液”，并进入我的“特朗普大脑”的快乐中枢。
一个小时后，我遇到了我的兄弟弗雷德里克·克里斯特·特朗普（Frederick Crist Trump），我自儿时起就叫他弗里茨，还有他的妻子丽莎。很快，参加晚会的其他人也来了。我的姨妈玛丽安娜，是我的爷爷奶奶弗里德与玛丽·特朗普五个孩子中的长女，亦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联邦上诉法院法官。我的叔叔罗伯特和他的女朋友，罗伯特是这个家庭的小儿子，曾是唐纳德大西洋城赌场的雇员之一，直到在1990年代赌场经营不善时才离开；我的姨妈伊丽莎白，特朗普家中间的孩子，和她的丈夫吉姆；我的堂兄戴维·戴斯蒙德（玛丽安娜唯一的孩子，也是我爷爷奶奶最大的孙子）和他的妻子；还有一些我姨妈的密友。特朗普兄弟姐妹中唯一缺席的家族成员是我的父亲，我爷爷奶奶的大儿子弗雷德里克·克里斯特·特朗普，每个人都叫他弗雷迪。他已经死了三十五年了。
当我们终于聚齐时，我们在外面向白宫安全人员登记，然后像初中曲棍球队队员一样匆忙的钻进了两辆白宫小穿梭巴士。一些年长的客人在上车时遇到了困难，坐在了令所有人感到不适的拥挤穿梭巴士的长凳上。我想知道为什么白宫没想过至少要给我的姨妈们派一辆加长豪华轿车。
十分钟后，当我们驶入白宫南草坪车道时，两名警卫从安全棚里出来检查了车辆的底部，然后我们驶入了白宫前门。经过短暂的车程，我们在附近一处靠近白宫东翼的小型安保建筑停了下来。在被叫到名字后，我们一一进入并交出了我们的电话和手包，然后穿过安检区的金属探测器。
进入白宫后，我们三三两两地在长廊走了很久，经过窗外花园和草坪，看到了栩栩如生的前第一夫人画像。我停在希拉里·克林顿的画像前，静静地站了一分钟。我不禁再一次疑惑，这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指特朗普当选总统）。
我从未想象过以这种方式造访白宫。这一次访问仿佛是一场幻觉。我环顾四周。白宫优雅，宏伟而庄严，然后我即将在八年来第一次见到我叔叔，一个住在这里的人。
我们从走廊的阴影中途径白宫玫瑰园周围的门廊，直到步行至椭圆办公室外面为止。通过法式门，我可以看到办公室内会议仍在进行中。副总统迈克·彭斯站在一边，但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保罗·瑞安、民主党人参议员查克·舒默和十几个国会议员和职员都围在唐纳德以及坚毅桌后面。
这一画面让我想起了我祖父的一种策略：他总是让那些向他恳求的人来到他布鲁克林的办公室或皇后区的房子里，而当这些人站着时，他仍然坐着。1985年秋末，在我因休假离开塔夫茨大学一年后，我站在了他的前面请求他允许我返回学校。他抬头看着我说，“这太蠢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还不如去职业学校当一名接待员。”
“因为我想获得我的学位。”我说这话时一定带着一丝恼怒，因为祖父眯起眼睛看了我一会儿，好像在重新评价我。他的嘴角翘了起来，冷笑起来。“太令人讨厌了，”他说。
几分钟后，会议结束了。
椭圆办公室比我想象的要小，也没有那么私密。我的表弟埃里克和我从未见过的他的妻子劳拉正站在门口。所以我说，“嗨，埃里克。我是你的表姐玛丽。”
他说：“我当然知道你是谁。”
“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说。“我想我们上次见面时，你还在读高中。”
他耸耸肩说：“那可能是真的。”他没有介绍我们，就和劳拉走开了。我环顾四周。梅拉尼亚、伊万卡、贾里德和小唐纳德都已抵达，站在唐纳德旁边，而唐纳德仍然坐在座位上。迈克·彭斯继续沉默呆在房间的另一边，脸上挂着半死半活的微笑，就像那个人人都想避开的监护者。
我凝视着他，希望与他进行眼神交流，但是他从来没有看过我一眼。
“各位，请原谅。”白宫摄影师，一个身材娇小的年轻女子穿着深色长裤套装，以乐观的声音宣布。“让大家凑在一起，这样我们在上楼之前可以拍几张照片。”她指示我们围住唐纳德，而他还没有从桌子旁站起来。
摄影师举起了相机。“一，二，三，微笑，”她说。
拍照后，唐纳德站起来，指着放在桌子后面桌子上的一张我祖父的黑白相框照片。“玛丽安娜，那不是一张爸爸的好照片吗？”特朗普说。这张照片和我祖父母家图书馆小桌子上的照片是一样的。照片上，我的祖父还是一个年轻的男人，一头逐渐退去的黑发，留着小胡子，一副命令式的神情，在他的痴呆发作之前，我从未见过他有过这种神情。我们都看过成千上万次了。
“也许你也应该有一张妈妈的照片。”玛丽安娜建议。
“这是个好主意，”唐纳德说，好像他从来没有想过，“谁给我一张妈妈的照片。”
我们在椭圆形办公室待了几分钟，轮流坐在坚毅桌后。我哥哥给我拍了一张照片，后来我再看这张照片时，我注意到我爷爷像幽灵一样在我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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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历史学家在椭圆办公室外面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我们前往二楼的行政官邸进行参观，然后去进晚餐。一上楼，我们就来到林肯卧室。我迅速往里面看了一眼，惊讶地发现床头柜上有一个吃了一半的苹果。当历史学家向我们讲述这些年来在这个房间里发生的事情时，唐纳德时不时地含糊地指出：“自从乔治·华盛顿住在这里以来，这个地方看起来从来没有这么好过。”历史学家还是太客气了，没有当面指出白宫是直到华盛顿去世后才对外开放的。参观小组沿着大厅移到签约室和行政餐厅。
唐纳德站在门口，向进来的人打招呼。我是最后到达的。我还没有打招呼，他一看到我，就惊讶地指着我，然后说道：“我是特别邀请你这次过来的。”他经常说这种话吸引别人，而且他会根据场合量身定制他的说辞，这更加令人印象深刻，因为我知道那不是真的。他张开双臂，然后，平生第一次，他拥抱了我。
关于这间行政餐厅，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它的美丽：打磨得完美的深色木材，精致的餐位设置，以及餐位卡和菜单上的手绘（卷心莴苣沙拉、土豆泥——特朗普家族传统主食——以及上等牛排）。我注意到的第二件事是座位安排。在我们家族，你总是可以按你的入座位置来衡量身价，但我不介意：所有我感到舒适的人——我的兄弟姊姊、玛丽安娜的继女和她的丈夫——坐在我附近。
每个服务员都拿着一瓶红酒和一瓶白葡萄酒。真正的酒，不是特朗普牌葡萄酒。真是出乎意料。在我的一生中，在家庭聚会中从未出现过酒精。在祖父母的房子里只提供可乐和苹果汁。
就餐过半，贾里德走进餐厅。“哦，看，”伊万卡拍着手说，“贾里德从他的中东之旅中回来了”，仿佛我们刚刚没有在椭圆形办公室见过他似的。他走向妻子，在她脸颊上快速地吻了一下，然后向坐在伊万卡旁边的唐纳德弯下腰。他们安静地说话了几分钟。然后贾里德离开了。他没有和任何其他人打招呼，甚至没有与我的姨妈打招呼。当他越过门槛时，小唐纳德从椅子上跳起来，像一只兴奋的小狗一样追着他。
当甜点端上来时，罗伯特站了起来，手里拿着酒杯。“能与美国总统一起来这里真是荣幸。”他说。“谢谢你，总统先生，感谢你允许我们在这里庆祝我们姐妹的生日。”
我回想起上一次家人在布鲁克林的彼得·卢格（Peter Luger）烤肉馆庆祝父亲节的时候。那时，和现在一样，唐纳德和罗伯特挨坐在一起，坐在我的正对面。没有任何解释，唐纳德转向罗伯特说：“看。”他露出牙齿，指着他的嘴。
“什么？”罗伯特问。
唐纳德只是把嘴唇向后拉了拉，进一步指着他的嘴。
罗伯特开始显得紧张。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一边喝着可乐，一边饶有兴趣地看着。
“看！”唐纳德咬着牙说。“你觉得怎么样？”
“你是什么意思？”罗伯特的尴尬很明显。他扫视了一下四周，以确定没有人在看他，然后低声问道，“我的牙齿上有东西吗？”桌上散落着几碗菠菜奶油，这显然是一种可能。
唐纳德松开了嘴，不再指向他的嘴。他轻蔑的脸很好总结了他们关系的整个历史。“我做了牙齿洁白术。你看怎么样？”他冷冷地问。
罗伯特说完话后，唐纳德轻蔑地看了他一眼，正如二十年前那次在彼得·卢格烤肉店聚餐的表情一样。然后，唐纳德手持着一杯健怡可乐，对我姨妈的生日发表了一些敷衍的言论，然后又指了指他的儿媳。“劳拉，在那里，”他说。“老实说，我甚至都不知道她是谁，但后来她在乔治亚州的竞选活动中发表了一个伟大的演讲来支持我。”那时，劳拉和埃里克已经在一起快八年了，所以唐纳德至少在他们的婚礼上见过她。但听起来好像他不知道她是谁，直到她在选举期间的一次竞选集会上说了一些关于他的好话。和往常一样，唐纳德的故事比真相更重要，因为真相很容易被牺牲，特别是如果一个谎言能让故事听起来更动听。
轮到玛丽安娜发言，她说：“我要感谢你们这次赶来为我们庆祝生日。自那天晚上弗雷迪把一碗土豆泥扔在唐纳德的头上以来，我们各自的人生都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那时他可真是一个臭小子。”每个熟悉土豆泥传奇故事的人都笑了——除了唐纳德，他紧抱着双臂听着，脸上带着愁眉苦脸，每次玛丽安娜提到这个故事时他都会这样。这让他不高兴，好像他还是那个七岁的男孩。他显然仍然感觉到当时屈辱的刺痛感。
追赶贾里德回来的堂兄小唐纳德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说话。他没有向我们的姑姑们敬酒，而是发表了一种竞选演说式的言论。“去年11月，美国人民看到了一些特别的事，并投票支持了一位真正了解他们的总统。他们看到了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家庭，并认同了我们的价值观。”我瞥了一眼哥哥，翻了个白眼。
我和一位服务员打了个招呼。“可以再来点酒吗？”我问。
他拿着两瓶酒迅速返回，问我是否喜欢红酒或白酒。
“是的，请。”我说。
我们吃完甜点后，所有人都起来了。自我们进入椭圆办公室后仅过了两个小时，但用餐已经结束了，现在是时候离开了。从头到尾，我们在白宫待的时间是在我祖父母家过感恩节或圣诞节的时间的两倍，但仍然比两个星期后唐纳德与基德·洛克、莎拉·佩林、和特德·纽金特在一起的时间少。
有人建议我们每个人都和唐纳德拍一张单独的照片（尽管不是和贵宾一起）。轮到我了，唐纳德对着镜头微笑并竖起大拇指，但我可以看到微笑背后的疲惫。看起来保持开朗让他感觉到累了。
“别让他们打倒你，”当我哥哥拍照片时，我对他说。不久之前，他的第一位国家安全顾问已经因丑闻辞职，他总统生涯中的裂痕开始显现。
唐纳德撅起下巴，咬紧牙关，一时间看上去就像我祖母的鬼魂。“他们不会打倒我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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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16日，当唐纳德宣布竞选总统时，我并没有认真对待。我觉得唐纳德不是认真的。他只是想免费宣传自己的品牌。他以前做过那种事。当他的民调数字开始上升，而且他可能已经得到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心照不宣的保证，即俄罗斯将竭尽全力让选举朝着对他有利的方向发展时，获胜的吸引力就增强了。
“他就是个小丑，”有一次，在我们经常碰面的午餐上，我的姨妈玛丽安娜时说。“这永远不会发生。”
我同意。
我们谈论了他作为一个褪色的真人秀明星和失败商人的名声会如何给他的竞选带来厄运。“难道还有人相信他是白手起家这样的胡扯吗？他靠自己做了什么？”我问。
“好吧，”玛丽安娜说，就像撒哈拉沙漠一样干燥，“他已经破产五次了。”
当唐纳德开始处理阿片类药物危机，并利用我父亲的酗酒历史来美化他在戒酒方面的诚意，以显得更有同情心时，我们两个都很生气。
“他把你父亲的记忆用于政治目的，”玛丽安娜说，“这是一种罪过，尤其是弗雷迪本应该是家里的明星。”
我们本以为在唐纳德宣布演讲中公然的种族主义会是一个致命伤，但当小杰里·福尔韦尔和其他白人福音派教徒开始支持他时，我们打消了这个想法。自50年前皈依天主教以来，玛丽安娜一直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到底是怎么了？”她说，“唐纳德唯一去教堂的时候就是摄像机在那里的时候。这是不可思议。他没有原则。没有任何原则！”
从他贬低美国历史上最有资格的总统候选人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为“肮脏的女人”，到他对《纽约时报》残疾记者塞尔日·科瓦列斯基的嘲笑——唐纳德在竞选期间的言论无一偏离我对他的期望。事实上，我想起了每一个我所参加的家庭聚餐，唐纳德都在谈论那些他认为又丑又胖的懒女人或男人，他把那些通常更有成就或更有权势的男人称为失败者，而我的祖父和玛丽安娜、伊丽莎白和罗伯特都笑着加入进来。在特朗普的餐桌上，这种随意侮辱是家常便饭。使我吃惊的是他一直逍遥法外。
然后他收到了提名。我认为会使他失去资格的事情，似乎反而加强了他对基层选民的吸引力。我仍然不担心——我相信他永远不会当选——但一想到他有机会当选，我就感到不安。
2016年夏末，我考虑过说出我知道的唐纳德完全不合格的地方。到目前为止，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和他呼吁“第二修正案支持者”阻止希拉里•克林顿的行动中，他相对都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就连他对克孜尔·汗和加扎拉·汗这对“金星父母”（他们的儿子霍默恩是一名美国陆军上尉，死于伊拉克）的攻击，似乎也无关紧要。在《走进好莱坞》的录音公布后，当接受民意调查的大多数共和党人仍然支持他时，我知道我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我开始觉得我好像在观看我的家族史，唐纳德在其中扮演的核心角色正在更大规模的舞台上上演。就像我父亲一直以来所做的那样，人们对唐纳德的竞选对手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而他却继续逍遥法外，甚至因为越来越粗鲁、不负责任和卑鄙的行为——而得到了回报。这种事不可能再发生了，我想。但它确实发生了。
媒体没有注意到，除了他的孩子、女婿和现任妻子，唐纳德的家人在整个竞选期间都没有说过一句支持他的话。玛丽安娜告诉我，她很幸运，因为作为一名联邦法官，她需要保持客观。考虑到她作为特朗普妹妹的身份和她的职业声誉，她可能是这个国家唯一的人，一旦公开表示特朗普完全不适合担任总统，可能会产生巨大影响。但她也有自己的秘密要保守，当她在选举后告诉我，她投票给她哥哥是出于“对家族的忠诚”时，我并不完全感到惊讶。
在特朗普家族长大，尤其是作为弗雷迪的孩子，面临着一定的挑战。在某些方面，我是非常幸运的。我上的是一流的私立学校，在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有一流的医疗保险保障。然而，除了唐纳德，我们所有人都有一种内在的匮乏感。我的祖父1999年去世后，我得知遗嘱中删除了我父亲的血统，就好像弗雷德·特朗普的长子从未存在过一样，于是一场官司接踵而至。最后，我得出结论，如果我公开谈论我的叔叔，我就会被描绘成一个不满的、被剥夺继承权的侄女，想要兑现或秋后算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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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是什么让唐纳德——和我们所有人——走到这一步，我们需要从我祖父和他自己对认可的需求开始，这种需求促使他鼓励唐纳德不计后果的夸张，以及隐藏着唐纳德病态弱点和不安全感的那种不劳而获的自信。
随着唐纳德的成长，他被迫成为了自己的啦啦队长，首先，因为他需要父亲相信他是一个比弗雷迪更好、更自信的儿子；其次，因为弗雷德要求他这么做；最后，因为他开始相信自己的大肆宣传，尽管他自相矛盾地从一个很深的层面上怀疑了别人不曾怀疑过的东西。到大选时，唐纳德用愤怒来应对任何对其优越感的挑战，他的恐惧和弱点被有效地掩盖了，他甚至不需要承认它们的存在。他永远也不会。
20世纪70年代，在我的祖父多年来一直喜欢和宣传唐纳德之后，纽约媒体接过了接力棒，开始大肆宣传唐纳德那些未经证实的炒作。20世纪80年代，银行也加入进来，开始为他的企业提供资金。他们愿意（然后是他们的需要）扶植特朗普越来越毫无根据的成功主张，寄望于弥补他们的损失。
在过去的十年里，唐纳德苦苦挣扎，被破产拖垮，不得不面对从牛排到伏特加等一系列产品的失败，电视制片人马克·伯内特给了他又一次机会。《学徒》利用了唐纳德傲慢、白手起家的交易者形象，这是我祖父在50年前创造的神话，而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有大量证据证明这一神话是错误的，但它却几乎毫发无损地延续到了新千年。到2015年唐纳德宣布竞选共和党提名时，已经有相当大比例的美国人准备好了相信这个神话。
时至今日，共和党和白人福音派基督徒一直在用谎言、歪曲和捏造来证明我的叔叔是谁。那些更了解情况的人，比如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真正的信徒，如众议员凯文·麦卡锡、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和司法部长威廉·巴尔；还有不计其数的人不知不觉地成为了他们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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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兄弟姐妹无一幸免于我祖父的反社会症和我祖母的身体和心理疾病，但我的叔叔唐纳德和父亲弗雷迪遭受的痛苦比其他人更多。为了全面了解唐纳德的情况，他的精神病理，以及他不正常行为的意义，我们需要回顾一个完整的家族史。
在过去的三年里，我看到无数的专家、空谈心理学家和记者一直都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他们使用“恶性自恋”和“自恋型人格障碍”这样的词汇，试图解释唐纳德经常怪异和自我挫败的行为。我对于称唐纳德为自恋狂没有疑问——他符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中列出的所有9项标准——但这个标签对我们的影响有限。
我在德纳高级心理研究所获得了临床心理学的博士学位，在做论文研究的同时，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在曼哈顿精神病中心的住院病房工作，这是一个州立机构，我们在那里诊断、评估和治疗一些病情最严重、最脆弱的病人。除了教授研究生心理学（包括创伤学、精神病理学和发展心理学），我还在一家戒毒社区诊所为病人提供治疗和心理测试。
这些经历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诊断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唐纳德还有其他我们不知道的症状吗？是否还有其他疾病也有同样或更强的解释力呢？也许吧。他也符合反社会人格障碍的标准，其最严重的形式通常被认为是社会病态，但也可以指长期犯罪、傲慢和漠视他人权利。他有疾病吗？可能。唐纳德可能也符合一些依赖型人格障碍的标准，其特征包括不能做出决定或承担责任，对独处感到不适，以及为了获得他人的支持而过度努力。还有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吗？绝对的。他可能患有长期未确诊的学习障碍，几十年来一直影响他处理信息的能力。此外，据称他每天喝12瓶以上的健怡可乐，睡眠也很少。他是否患有某种物质（这里指咖啡因）引起的睡眠障碍？他有一个可怕的饮食习惯，也不运动，这可能导致或加剧其他可能的失调。
事实是，唐纳德的病症非常复杂，他的行为也常常令人费解，要想做出准确而全面的诊断，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心理和神经心理测试，而这些测试他永远都不会接受。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评估他的日常运作，因为在西翼，他基本上是被制度化的。唐纳德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制度化的，所以我们无法知道他在现实世界里会如何茁壮成长，甚至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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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在我姨妈的生日派对结束时，我们排队照相时，我看到唐纳德已经处于一种他从未经历过的压力之下。在过去的三年里，随着他所承受的压力不断加大，治理国家所需的能力与其无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他的妄自尊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暴露无遗。
到目前为止，由于经济稳定、没有出现严重危机，许多人（但绝不是我们所有人）一直没有受到其病态的最严重影响。但是，失控的COVID-19大流行、经济萧条的可能性、由于唐纳德喜欢分裂而加深的政治分歧、以及对我们国家未来毁灭性的不确定性，已经造成了一场完美的灾难风暴，没有人比我的叔叔更不具备应对这些灾难的能力。这样做需要勇气、性格的力量、对专家的尊重、承担责任的信心以及承认错误后改正错误的信心。他通过撒谎、打马虎眼和迷惑来控制不利局面的能力在我们目前面临的悲剧中已经减弱到了无能为力的地步。他对当前这场灾难恶劣且可以说是故意的错误处理，导致了他以前从未经历过的抵制和审视，这增加了他的好斗性和实施小报复的需求，他保留了至关重要的资金、个人防护装备和呼吸机，那些没有充分拍他马屁的州长所在州的人民交的税款为此买了单。
1994年改编自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雪莱小说的电影《科学怪人》中，弗兰肯斯坦的怪物说：“我知道，为了一个活着的人的同情，我会和所有人讲和。我的爱是你难以想象的，我的爱是你无法相信的。如果我不能满足一个，我就放纵另一个。”引用了这句话后，查尔斯·皮尔斯在《时尚先生》上写道，“（唐纳德)不会因为怀疑自己在周围创造了什么而困扰自己。他为他的怪物感到骄傲。他以它的愤怒和毁灭为荣耀，虽然他无法想象它的爱，但他全心相信它的狂怒。他是没有良心的弗兰肯斯坦。”
这句话用在唐纳德的父亲弗雷德身上会更准确，因为有一个关键的区别：弗雷德的怪物——他唯一在乎的孩子——最终会因为弗雷德对他的偏爱而变得不可爱。到最后，对唐纳德的爱将变得毫无意义，只有他对爱的痛苦渴望。如果任由这种愤怒继续增长，最终它将盖过其他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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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唐纳德的长期“守门人”罗娜•格拉夫向我和我女儿发出邀请，邀请我们参加唐纳德在纽约举行的大选之夜派对时，我拒绝了。当克林顿获胜的消息宣布时，我无法抑制自己的兴奋，我也不想显得无礼。第二天早上五点，就在相反的结果公布几个小时后，我在自己的房子里走来走去，和许多人一样受到了精神创伤，但是以一种更个人化的方式：就好像62979636名选民选择了把这个国家变成我那个不正常的恶性家庭的宏观版本。
在大选后的一个月里，我发现自己总是不由自主地看新闻、查看推特信息，焦虑不安，无法专注于其他事情。尽管唐纳德的所作所为没有让我感到意外，但他开始对这个国家施加最恶劣影响的速度和音量——从在就职典礼上对着大规模人群撒谎，抱怨他受到了多么糟糕的待遇，到撤销环境保护，针对《平价医疗法案》以剥夺数百万人的平价医疗，以及颁布种族主义的穆斯林禁令——都让我不堪忍受。哪怕是最小的一件事——看到唐纳德的脸或者听到我自己的名字，这两件事每天都会发生几十次——都会让我回想起父亲在祖父的残忍和蔑视下枯萎并死去的那段时光。我失去他时，他才42岁，我才16岁。唐纳德的行为现在已成为美国的官方政策影响着数百万人，这一事实加剧了我对他残忍行为的恐惧。
我祖父在特朗普家族营造的分裂氛围，唐纳德在其中如鱼得水，分裂持续让他受益，却损害了其他人的利益。它让这个国家疲惫不堪，就像它曾经让我的父亲疲惫不堪一样，它改变了我们，却没有改变唐纳德。它削弱了我们善良或相信宽恕的能力，这些概念对他来说从来没有任何意义。他的政府和他的政党已经被他的不满和权利政治所淹没。更糟的是，唐纳德对历史、宪法原则、地缘政治、外交（或者其他任何东西，真的）一窍不通，也从来没有被逼着去展示这些知识，却像他父亲教他的那样，通过金钱的棱镜来评估这个国家所有的联盟和我们所有的社会项目。治理的成本和收益纯粹是从金融角度来考虑的，就好像美国财政部是他的个人存钱罐一般。对他来说，出去的每一美元都是损失，节省的每一美元都是收益。在肮脏的财富中，一个人，利用一切权力杠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可以使他自己，也可以有条件地使他的直系亲属、他的密友和他的马屁精受益；而对于其他人，钱永远都不够用，这正是我祖父管理我们家的方式。
在过去的50年里，唐纳德获得了所有的关注和报道，但他却很少受到审视，这是不寻常的。尽管人们都在拿他的性格缺陷和反常行为做评论和开玩笑，但人们很少去理解他为什么会成为现在的他，以及他为什么在明显缺乏健康的情况下总是失败。
从某种意义上说，唐纳德一直是被制度化的，不受他的个人局限，也不受他在这个世界上取得成功的需要。从来没有人要求他诚实地工作，而且无论他失败得多么严重，他都能得到几乎难以估量的回报。他继续受到保护，避免自己在白宫遭遇灾难，忠诚分子为他的每一项声明鼓掌或者通过将其正常化来掩盖他可能犯下的过失，以至于我们对不断累积的罪行几乎麻木了。但现在的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了；它们真的生死攸关。与他生命中的任何一次情况不同，唐纳德的失败不能被继续隐藏或忽视了，因为它们威胁着我们所有人。
虽然我的姨妈和叔叔们不这么认为，但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赚钱或出于报复的愿望。如果其中任何一个是我的本意，多年前我就会写一本关于我们家族的书籍了，当时我们根本无法预料唐纳德会利用他作为一个连续破产的商人和无关的真人秀主持人形象入主白宫；当时我的叔叔没有处于能够威胁和危及举报者和批评者的地位，所以这本来会更安全。然而，最近三年发生的事情迫使我采取行动，我不能再保持沉默了。到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成千上万美国人的生命将被牺牲在唐纳德的狂妄自大和刻意无知的祭坛上。如果他获得第二个任期，这将是美国民主的终结。
没有人知道唐纳德是如何成为一个比他的家人更好的人的。不幸的是，几乎所有人都是出于忠诚或恐惧而保持沉默。我没有被这些阻碍。除了作为我父亲的女儿和我叔叔唯一的侄女所能提供的第一手资料，我还有一个受过训练的临床心理学家的视角。《过多和永匮》是世界上最引人注目和最有权势的家族的故事。我是唯一一个愿意说出来的特郎普家族成员。
我希望这本书不再提及唐纳德的“战略”或“议程”，就好像他是根据任何组织原则来运作似得。他没有。唐纳德的自我一直是他和现实世界之间的一道脆弱而不充分的屏障，由于父亲的金钱和权力，他从不需要独自谈判。唐纳德总是需要延续我祖父的虚构故事，他说他强壮、聪明，在其他方面也不平凡，因为面对事实——他根本不像他所说的这样——对他来说太可怕了。
唐纳德以我祖父为榜样，凭借其兄弟姐妹们的同谋、沉默和不作为，毁灭了我父亲。而我不能再让他毁掉我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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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残忍是关键

第一章房子

“爸爸，妈妈在流血！”
他们住在“房子”里，这是我祖父母家，但是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仍然有些陌生，尤其是半夜，所以当12岁的玛丽安娜发现她母亲昏迷不醒地躺在楼上的一间浴室里时——不是主浴室，而是她和她姐姐共用的浴室——她已经不知所措了。浴室的地板上到处都是血。玛丽安娜的恐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她克服了平时不愿去她父亲卧室打扰她父亲的心理，选择飞奔到房子的另一头去叫醒他。
弗雷德下了床，快步走到大厅，发现他的妻子已经没有反应了。玛丽安娜跟在他的身后，他冲回他的卧室，拿起里面的电话分机，并拨打了一个电话。
弗雷德已经是牙买加医院的大人物了，弗雷德立即联系上了能派救护车到那所房子的人，并确保当他们到达急救室时，最好的医生都在等着他们。弗雷德尽力向电话另一端的人解释了情况。玛丽安娜听到他说“月经”，这是从她父亲嘴里说出的一个陌生词汇，听起来很奇怪。
在玛丽抵达医院后不久，医生发现，在罗伯特9个月前出生后，严重的产后并发症并没有被诊断出来，于是玛丽接受了紧急子宫切除术。这一手术导致了腹部感染，并引发了进一步的并发症。
在弗雷德经常呆的图书馆电话桌旁，他和玛丽的一位医生简短地聊了几句，然后挂断电话，叫玛丽安娜和他一起去。
“他们告诉我，你妈妈撑不过今晚了，”他对女儿说。
过了一会儿，他要去医院陪妻子，他对女儿说：“明天你去上学。如果有任何变化，我会打电话给你。”
她明白了其中的含义：如果你妈妈死了，我会打电话给你。
玛丽安娜在自己的房间里哭了一夜，而她的弟弟妹妹们还在床上睡觉，没有意识到这场灾难。第二天，她怀着恐惧去上学。她父亲加入董事会的时候，她就开始在一所私立学校就读，学校的校长詹姆斯·迪克森博士从自习室出来接她。“我办公室有你的一个电话。”
玛丽安娜确信她的母亲已经去世了。走到校长办公室就像走到断头台一样。这个12岁的女孩所能想到的就是她即将成为四个孩子的代理母亲。
当她拿起电话时，她父亲只是说：“她会挺过去的。”
玛丽下周要再做两次手术，但她最终成功了。弗雷德在医院的帮助，使他妻子得到了最好的医生和最好的护理，可能挽救了她的生命。但复苏之路还很漫长。
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玛丽在医院里进进出出。这对她健康的长期影响是严重的。由于摘除卵巢和子宫，她最终患上了严重的骨质疏松症。摘除卵巢是一种常见的但经常是不必要的医疗程序。结果是，她经常因为不断变薄的骨头自发骨折而遭受剧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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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幸运的话，在我们还是婴儿和蹒跚学步的时候，我们至少有一个能在情感上陪伴我们的父母，他们会始终如一地满足我们的需求，回应我们对关注的渴望。被拥抱和安慰，让我们的感觉得到确认，让我们的不安得到缓解，这些都是幼儿健康发展的关键。这种关注创造了一种安全感，最终使我们在探索周围的世界时不会有过度的恐惧或无法控制的焦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至少可以依靠一个看护者的基本支持。
镜像，一个协调的父母反映过程，处理，然后把婴儿自己的感受反馈给婴儿的过程，是幼儿发展的另一个关键部分。如果没有镜像，孩子们就无法获得关于其大脑如何运作以及如何理解世界的关键信息。就像对主要看护者的安全依恋可以导致更高的情商一样，镜像是同理心的根源。
玛丽和弗雷德从一开始就是问题父母。我祖母很少对我谈及她自己的父母或童年，所以我只能靠推测，但她是十个孩子中最小的——她比老大小21岁，比老二小4岁——且她是在20世纪10年代早期的恶劣环境中长大的。无论是她自身的需求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她都是那种用她的孩子来安慰自己而不是反过去安慰他们的母亲。她会在自己方便的时候而不是他们需要她的时候照顾他们。她经常不稳定，需要帮助，容易自怜，逃避殉难，她经常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特别是当涉及到她的儿子们时，她表现得好像对他们无能为力。
在手术期间和手术后，玛丽的缺席——无论是在字面上还是在情感上——给她孩子们的生活造成了空白。尽管这对玛丽安娜、弗雷迪和伊丽莎白来说一定很艰难，但她们已经长大，能够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照顾好自己。但这对唐纳德和罗伯特的影响尤其可怕，他们分别只有两岁半和九个月大，是她的孩子中最脆弱的，尤其是在没有其他人来填补空白的情况下。住在家里的管家无疑被大量的家务所压倒。他们的祖母住在附近，为他们做饭，但她和她的儿子一样生硬，没有感情。玛丽安娜不上学的时候，照顾年幼孩子的大部分责任落到了她身上。（作为一个男孩，人们不会指望弗雷迪帮忙。）她给他们洗澡，让他们准备睡觉，但到了十二点，她能做的就只有这么多了。这五个孩子基本上没有母亲。
玛丽需要帮助，而弗雷德似乎没有任何情感需求。事实上，他是一个高功能反社会者。虽然不常见，但反社会病态并不罕见，折磨着多达3%的人口。75%的确诊患者都是男性。反社会病态的症状包括缺乏同理心，容易说谎，对是非的漠视，虐待行为，以及对他人的权利缺乏兴趣。有一个反社会者作为父母，尤其是在周围没有其他人可以减轻其影响的情况下，几乎肯定会严重扰乱孩子对自己的理解、情绪调节以及与世界交往的方式。弗雷德的无情、冷漠和控制行为给她的婚姻带来了诸多问题，祖母对此无能为力。弗雷德缺乏真正的人情味，作为父亲和丈夫的刚性，以及他认为女人天生自卑的性别歧视主义，可能让玛丽感到无助。
由于玛丽受了伤，在情感上和身体上都缺席了，弗雷德理所当然地成为唯一可以照顾孩子的家长，但称他为看护人是错误的。他坚信，与年幼的孩子打交道不是他的工作，所以他坚持在特朗普管理公司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6天，就好像他的孩子们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一样。他专注于对他来说重要的事情：他日益成功的生意，当时他正在开发的是布鲁克林两个大型住宅项目“海岸港”和“海滩港”，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项目。
再一次，在弗雷德缺乏关注的情况下，唐纳德和罗伯特可能处于最危险的境地。婴幼儿所表现出的所有行为都是依恋行为的一种形式，它寻求照顾者积极的、安慰的回应——用微笑引出微笑，用眼泪引出拥抱。即使在正常情况下，弗雷德也会认为任何这样的表达都是一种烦恼，但唐纳德和罗伯特可能更需要这些，因为他们想念他们的母亲，她的缺席让他们非常痛苦。然而，他们越难过，弗雷德就越拒绝他们。他不喜欢别人对他提出要求，而孩子们的需求所引发的烦恼在特朗普家庭中形成了一种危险的紧张关系：这些小男孩的行为在生理上被是用来引发父母的抚慰和安慰反应，结果却在他们最脆弱的时候激起了父亲的愤怒或冷漠。对唐纳德和罗伯特来说，“需要”等同于羞辱、绝望和无望。因为弗雷德在家时不愿受到打扰，所以如果他的孩子们学会了这样或那样而不需要任何东西，那对他就有利了。
弗雷德的育儿方式实际上加剧了玛丽不在的负面影响。结果，他的孩子们不仅与世界隔绝，而且彼此隔绝。从那时起，兄弟姐妹们就越来越难以与他人团结一致，这也是弗雷迪的兄弟姐妹们最终让他失望的原因之一；支持他，甚至帮助他，都是冒着触怒父亲的危险。
当玛丽生病时，唐纳德最主要的安慰和人际关系来源突然从他身边消失了，不仅没有人帮助他理解这一情况，且弗雷德成了他唯一可以依靠的人。其实在母亲生病之前，唐纳德的需求就一直得不到满足，而他的父亲更是无法满足他。默认情况下，弗雷德会成为唐纳德的主要安慰来源，但他更有可能成为恐惧或拒绝的来源，这让唐纳德陷入了一个无法忍受的境地：完全依赖他的父亲，而他的父亲也可能是他的恐惧来源。
在某种意义上，虐待儿童是一种“太多”或“不够”的经历。在发育的关键阶段，唐纳德直接经历了与母亲失去联系的“不够”，这是一种深深的创伤。毫无预兆，他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他的恐惧和渴望也得不到缓解。唐纳德被母亲遗弃了至少一年，父亲不仅没能满足他的需求，也没能让他感到安全、被爱、被重视或被反映，他遭受的剥夺会给他的一生留下创伤。由此产生的性格特征——自恋、恃强凌弱、自大——最终引起了祖父的注意，但这并不能改善他之前的恐惧。随着年龄的增长，唐纳德受到了我祖父“太多”的间接影响——他目睹了在弗雷迪身上发生的事情，当时他受到了太多的关注、太多的期待，以及最明显的，太多的羞辱。
从一开始，弗雷德的利己主义就扭曲了他的优先事项。他对孩子的照顾，如上所述，只是反映了他自己的需要，而不是他们的需要。爱对他毫无意义，他不能同情他们的困境，这是反社会者的典型特征之一；他期望的只是服从，仅此而已。孩子们不会有这样的区分，他的孩子们相信他们的父亲爱他们，或者他们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赢得父亲的爱。但他们也知道，即使只是在无意识的层面上，他们体验到的父“爱”也是完全有条件的。
玛丽安娜、伊丽莎白和罗伯特，或多或少都经历过和唐纳德一样的待遇，因为弗雷德对孩子根本不感兴趣。他的大儿子和同名之子之所以受到弗雷德的关注，仅仅是因为他被培养成弗雷德遗产的继承人。
为了应付这种局面，唐纳德开始形成强大而原始的防御，其特征是对他人的敌意与日俱增，对母亲的缺席和父亲的忽视似乎变得漠不关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后者变成了一种习得性无助，因为虽然他安然度过了对他影响最糟糕的痛苦，但这也使得他的任何情感需求都很难得到满足（从长远来看，我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太擅长表现得好像他没有任何情感需求。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满和行为——包括欺凌、不尊重和攻击性——它们在当时起到了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如果有适当的小心和注意，它们可能已经被克服了。不幸的是，对唐纳德和这个星球上的其他人来说，这些行为变成了性格特征，因为弗雷德一旦开始注意到他吵闹而难相处的第二个儿子，他也就开始重视这些行为。换句话说，弗雷德·特朗普开始认可、鼓励和支持唐纳德身上那些让他从本质上变得不可爱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弗雷德虐待的直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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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一直没有完全康复。她从一开始的坐立不安，后来成了失眠症患者。大一点的孩子们会发现她像一个无声的幽灵一样整天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有一次，弗雷迪发现她半夜里站在梯子顶上粉刷走廊。早晨，她的孩子们有时会发现她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不省人事；不止一次，她都不得不去医院。这种行为成为了家里生活的一部分。玛丽身体上受到的伤害得到了救治，但潜在的心理问题却没有获得任何帮助，这些问题使她陷入了危险境地。
除了妻子偶尔受伤，弗雷德对这些一无所知，即使他意识到了，他也不会意识到自己这种特殊教育方式在当时和以后对孩子们的影响。就他而言，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他一直面临着财富和权力不足以解决他妻子濒死的健康危机。但最终玛丽的医疗挑战只是整个大计划中的一个小插曲。当她的病情好转，而他的“海岸港”和“海滩港”房地产开发项目——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接近完工时，一切似乎又一次朝着有利于弗雷德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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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8岁的弗雷迪·特朗普问他怀孕的母亲为什么会这么胖时，餐桌上的谈话戛然而止。那是在1948年，现在由4个孩子组成的特朗普家庭——10岁的玛丽安、弗雷迪，5岁的伊丽莎白和1岁半的唐纳德——几周后就要搬进弗雷德正在建造的这栋23个房间的房子。玛丽低头看着她的盘子，而几乎每天都来家里拜访的弗雷德的母亲，名字也叫伊丽莎白，则停止了进食。
我祖父母家的餐桌礼仪非常严格，有些事情弗雷德是不能容忍的。“不要把手肘放在桌子上，这不是马厩”是被经常重复的一句话，而弗雷德手里拿着刀，就会用刀柄轻敲违规者的前臂。（当弗里茨、大卫和我长大一些时，罗伯特和唐纳德就满怀热情地接手了这项工作。）还有一些事情是孩子们不应该说的，尤其是在他们的父亲或祖母面前。当弗雷迪想知道婴儿是怎么到这儿来的时候，弗雷德和他的母亲站了起来，一言不发地离开了餐桌。弗雷德不是一个拘谨的人，但伊丽莎白很可能是个拘谨、讲究礼仪的女人，她恪守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规范。
尽管她自己对性别角色的看法很顽固，但是，多年前她曾为儿子破例；弗雷德的父亲突然去世两年后，伊丽莎白就成了她15岁儿子的生意伙伴。
这之所以成为可能，部分是因为她的丈夫弗里德里希·特朗普是一名企业家，他留下了价值约30万美元的财富和财产。
弗里德里希出生在德国西部的一个小村庄卡尔施塔特，1885年他满18岁时，为了避免服兵役而前往美国。最终，他通过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经营餐馆和妓院而赚了大部分钱。他匆匆前往育空地区，赶上了淘金热，并在世纪之交的繁荣崩溃前夕套现。
1901年，弗里德里希在德国探亲时，遇到了比他小近12岁的金发娇小女子伊丽莎白·克里斯特，并娶了她为妻。他把他的新娘带到纽约，但在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一个月后（他们给这个女孩取名伊丽莎白），这对夫妇回到德国，打算在那里永久定居。由于弗里德里希最初离开德国的情况，当局告诉他不能留下来。1905年7月，弗里德里希和他的妻子——怀上了四个月的第二个孩子——以及他们两岁的女儿最后一次回到美国。他们的两个儿子弗雷德里克和约翰分别出生于1905年和1907年。他们最终在皇后区的伍德海文定居下来，在那里三个孩子都是讲德语长大的。
当弗里德里希死于西班牙流感时，12岁的弗雷德一夜成为家里的男人。尽管她丈夫的财产很庞大，伊丽莎白还是觉得入不敷出。流感疫情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5000万人死亡，对本该蓬勃发展的战时经济造成了不稳定的影响。上高中时，为了在经济上帮助母亲，弗雷德打了一系列零工，并开始学习建筑行业。从他记事起，成为一名建筑者就是他的梦想。他利用一切机会学习这门生意，它的各个方面都引起了他的兴趣。在大二的时候，在他母亲的支持下，他开始在他的社区建造和销售车库。他意识到自己十分擅长这个，从那时起，他就没有了其他的兴趣——再也没有了。弗雷德高中毕业两年后，伊丽莎白创办了“伊丽莎白·特朗普与其子（Elizabeth Trump and Son）”公司。她认识到儿子的才能，于是她就用生意来养活儿子，这生意使她能够为她还未成年的孩子处理金融交易——在20世纪早期，人们直到21岁才达到法定年龄——这是她支持他的方式。生意和家族都兴旺起来了。
弗雷德25岁时，在一次舞会上遇到了玛丽·安妮·麦克劳德，她刚从苏格兰回来。根据家族传说，当他回到家，他就告诉他的母亲，他遇到了他想要结婚的女孩。
1912年，玛丽出生在离苏格兰西北海岸40英里的外赫布里底群岛刘易斯岛上的唐村，是家中10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她的童年被两场全球性的悲剧所笼罩，后者也深深影响了她未来的丈夫：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流感。刘易斯岛在战争中失去了大量的男性人口，在残酷的命运转折中，在1918年11月停战协议签署两个月后，1919年1月1日凌晨，一艘从大陆运来士兵的船在离海岸几码远的地方撞上了岩石。船上约280名士兵中，有200多名士兵死在冰冷刺骨的海水中，距离安全的斯托诺威港不到一英里。岛上大部分年轻的成年男性人口都消失了。在这里，任何希望找到丈夫的年轻女性的运气都糟糕透了。
玛丽是六个女儿中的一个，她被鼓励去往美国，那里的机会更多，男人也更多。
1930年5月初，在一个典型的“连锁移民”案例中，玛丽登上了皇家邮轮特兰西瓦尼亚号，与她已经在美国定居的两个姐妹会合。尽管玛丽的身份是一名家仆，但作为一名白种盎格鲁-撒克逊人，即使在她儿子近90年后出台的严厉新移民规定下，她也可以进入美国。她在到达纽约的前一天就满18岁了，不久之后她遇到了弗雷德。
弗雷德和玛丽在1936年1月的一个星期六结了婚。在曼哈顿卡莱尔酒店的婚宴结束后，他们在大西洋城度了一夜蜜月。周一早上，弗雷德回到了他在布鲁克林的办公室。
这对夫妇搬进了他们在韦汉路的第一所房子，就在德文郡路弗雷德和他母亲住过的那所房子的沿街而下。早年，玛丽仍然对她在经济和社会上的惊人财富变化感到敬畏。她不是家仆，而是拥有家仆；她不用争夺有限的资源，而是家里的女主人。她有自由的时间去做志愿者，也有钱去购物，所以她从不回顾过往，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她能很快地评判那些来自类似环境的人。她和弗雷德过着一种完全传统的生活，夫妻俩的角色都被严格设定好了。他经营他的生意，在布鲁克林每天工作10个小时，有时12个小时，一周工作6天。她管理着房子，而他统治着房子——至少在一开始是这样，他的母亲也是如此。伊丽莎白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婆婆，在她儿子结婚的头几年里，她要确保玛丽明白谁才是真正的掌权者：她拜访玛丽时戴着白手套，提醒玛丽注意她对儿媳家务的期望，这一定是对她最近工作的公然嘲弄。
尽管受到了伊丽莎白欺辱，但对弗雷德和玛丽来说，早年的时光充满了活力和希望。弗雷德在上班的路上吹着口哨走下楼梯，晚上回家时，他吹着口哨上楼到他的房间，他在晚饭前会换上一件干净的衬衫。
玛丽和弗雷德没有讨论过给孩子取什么名字，所以当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他们的女儿出生时，他们把玛丽的名和中间名合了起来，给她取名叫玛丽安娜。一年半后，也就是1938年10月14日，这对夫妇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了，并以他父亲的名字命名——只有一个小小的变化：老弗雷德的中间名是克里斯特；他的儿子则被命名为弗雷德里克·克里斯特。除了他父亲，大家都叫他弗雷迪。
似乎弗雷德在他儿子出生前就为他的未来做了规划。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弗雷迪会感受到期望的负担，但是弗雷迪很早就从他的地位中受益，而玛丽安娜和其他孩子则不会。毕竟，他在他父亲的计划中拥有一个特殊的位置：他将成为特朗普帝国持续扩张和繁荣的工具。
三年半过去了，玛丽又生了一个孩子。在伊丽莎白到来前不久，弗雷德离开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弗吉尼亚海滩工作。二战退伍军人回国导致的住房短缺，为他创造了一个为海军人员及其家属建造公寓的机会。弗雷德有时间磨砺自己的技能，赢得这份工作的声誉，因为当其他合格的人都入伍时，他却选择了追随他父亲的脚步不服兵役。
通过建造许多房屋而不断增长的经验，以及利用当地媒体达到自己目的的天生技能，弗雷德被介绍给了人脉广泛的政客，并从他们那里学会了如何在合适的时间争取支持，以及最重要的是，争取政府的资金。弗雷德在弗吉尼亚海滩学会了利用政府资助建立自己的房地产帝国优势，这里的吸引力在于联邦住房管理局（FHA）提供的慷慨资金。联邦住房管理局由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于1934年创立，而当弗雷德开始利用它的慷慨时，它就似乎已经远远偏离了最初的使命。它的主要目的是确保为该国不断增长的人口建造足够的经济适用房。二战后，联邦住房管理局似乎同样关照弗雷德·特朗普这样的富商。
维吉尼亚的这个项目也是一个磨练他在布鲁克林就获得的专业技能的机会：尽可能快速、高效、廉价地建造大型项目，同时还要能吸引租客。当往返皇后区的交通变得太不方便时，弗雷德就把全家搬到了弗吉尼亚海滩，当时伊丽莎白还是个婴儿。
从玛丽的角度来看，除了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陌生的环境之外，弗吉尼亚的情况与牙买加庄园的情况基本相同。弗雷德工作时间很长，留下她一个人照顾三个不到六岁的孩子。他们的社交生活围绕着他的同事或需要他服务的人展开。1944年，联邦住房管理局为弗雷德项目提供的资金枯竭，弗雷德一家回到了纽约。
回到牙买加庄园后，玛丽遭遇了一次流产，这是一次严重的医疗事故，几个月后才完全康复。医生警告她不要再怀孕，但一年后玛丽发现自己又怀孕了。这次流产造成了较大的年龄差距，伊丽莎白位于中间，比她两个最亲密的兄弟姐妹小或大近四岁。玛丽安娜和弗雷迪则比最小的孩子大得多，他们几乎是属于两代人。
唐纳德是这对夫妇的第四个孩子，也是第二个儿子。他出生于1946年，当时弗雷德开始计划建造自己的新家。他买了一块半英亩的地，就在韦汉路住宅后面的一座山上，可以俯瞰米德兰公园路，米德兰公园路是一条宽阔的林荫大道，贯穿了整个社区。当孩子们得知搬家即将到来时，他们开玩笑说他们不需要租搬家卡车；他们只要把随身物品滚下山就行了。
这栋房子占地四千多平方英尺，是该街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住宅，但与该社区北部山区的许多豪宅相比，它还是更小、更不气派。房子建在一个高地的顶部，下午的时候，房子的阴影投射在从人行道通向前门的宽阔石板台阶上，前门是我们只在特殊场合才使用的入口。草坪上的骑手雕塑让人想起了种族歧视的吉姆·克劳时代，它们先是被漆成粉红色，然后被鲜花取代。前门山墙上的假盾形纹章则被保留了下来。
虽然皇后区最终会成为地球上最多样化的地方之一，但在20世纪40年代，我祖父买下了那块地，建起了那座壮观的带有20英尺高柱子的乔治王朝殖民时期红砖建筑时，这个区95%都是白人。牙买加庄园社区中上层的白人比例甚至更高。20世纪50年代，当第一个意大利裔美国家庭搬到这个社区时，弗雷德感到非常震惊。
1947年，弗雷德开始着手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大型项目：海岸港，这是布鲁克林本森赫斯特拟建的一个综合建筑群，包括32幢六层建筑和一个占地30多英亩的购物中心。这一次吸引人的是联邦住房管理局直接付给弗雷德的900万美元资金，就像唐纳德后来利用市和州给他的慷慨减税一样。弗雷德之前曾把租住这2201套公寓的人形容为“不健康的人”，意思是正直的人只会住在他早期的建筑专长——独户住宅里。但是900万美元是很有说服力的。大约在那个时候，当了解到弗雷德的财富只会继续增长时，他和母亲为他的孩子们设立了信托基金，以保护这些钱不被征税。
尽管弗雷德在家里和办公室里都是一个铁腕独裁者，但他在接近更有权势、人脉更广的人并向他们卑躬屈膝方面已经成为专家。我不知道他是如何获得这项技能的，但他后来把它传给了唐纳德。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与布鲁克林民主党、纽约州政治机器以及联邦政府的领导人建立了联系，其中许多人都是房地产行业的主要参与者。如果获得资金意味着要讨好控制着联邦住宅管理局钱袋的当地政客，那就这样吧。他加入了长岛南岸的一个高级海滩俱乐部，后来，他又去了北山乡村俱乐部，他认为这两家俱乐部都是极好的娱乐场所，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并与那些最有可能为他输送政府资金的人接触，就像唐纳德在20世纪70年代在纽约的乐雅会以及世界各地的高尔夫俱乐部所做的那样。
正如唐纳德后来被指在涉及到特朗普大厦和他在大西洋城的赌场时的所作所为一样，据说弗雷德为了维持和平也与黑帮进行了秘密合作。当他为另一个开发项目——“海滩港”开了绿灯时，这个位于康尼岛、占地40英亩、有23栋建筑的综合体将为他带来1600万美元的联邦住房管理局资金——显然，他利用纳税人的钱进行开发的策略是成功的。
尽管弗雷德的生意是建立在政府融资基础之上的，但他憎恶纳税，并尽其一切努力来避免纳税。在帝国扩张的巅峰时期，他从未花过一分钱，也从未欠下债务，而他的儿子们也从未欠过债。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形成的稀缺心态的束缚，弗雷德自由而清晰地拥有了他的财产。他的公司从租金中获得了巨大利润。谈到他的净资产，弗雷德的孩子们说他“一毛不拔”，过着相对朴素的生活。尽管有钢琴课和私人夏令营——这是他对像他这样地位的人应做之事的理解——他两个最大的孩子依旧是在“白人穷人”的感觉中长大的。玛丽安娜和弗雷迪步行15分钟到131公立学校，当他们想要进入“城市”（就像每个住在纽约外围行政区的人所指的曼哈顿），他们从169街乘地铁。当然，他们并不贫穷——除了在父亲死后的早期挣扎，弗雷德也从不贫穷。
弗雷德的财富使他有机会居住在任何地方，但他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离他长大之处不到20分钟的地方度过。除了新婚初期和玛丽在古巴度过的几个周末，他从未离开过这个国家。完成弗吉尼亚的项目后，他甚至很少离开纽约市。
他的商业帝国虽然庞大且利润丰厚，但同样很狭隘。他拥有的建筑数量超过了40多座，但这些建筑本身的楼层相对较少，而且都是统一的实用楼。他的资产几乎全部保留在布鲁克林和皇后区。在他看来，曼哈顿的浮华、魅力和多样性令人感觉就像生活在另一个大陆上一样，在早年，它似乎遥不可及。
而当他们搬进这栋房子的时候，邻居们都知道弗雷德·特朗普是谁了，玛丽也欣然接受了自己作为一个富有、有影响力的商人之妻的角色。她积极参与慈善工作，包括在牙买加医院的妇女辅助医院和牙买加日间托儿所工作，主持午餐会，参加正式的筹款活动。
无论这对夫妇多么成功，对于弗雷德和玛丽来说，他们的愿望和本能之间都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在玛丽的例子中，这很可能是由于缺乏童年的结果，而在弗雷德的例子中则是由于大量的生命损失，包括他父亲在西班牙流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遭遇，以及他父亲去世后其家庭所经历的经济不稳定。尽管特朗普管理公司每年都会给弗雷德带来数百万美元的收入，但弗雷德还是忍不住会去捡起没用过的钉子，或者逆向设计一种更便宜的杀虫剂。尽管玛丽很容易接受她的新身份以及随之而来的额外津贴，包括一个住在家里的管家，但她大部分时间都会呆在家里，缝纫、做饭和洗衣服。他们似乎都不知道如何调和他们可能拥有的和他们实际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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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虽然节俭，但并不谦逊。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他谎报了自己的年龄，以便显得更成熟。他有一种表演癖好，他经常使用夸张的语言——一切都是“伟大的”、“奇妙的”和“完美的”。他在当地报纸上铺天盖地地发布了有关其新完成住宅的新闻稿，并接受了无数次采访，称赞其房产的优点。他在布鲁克林南部贴满了广告，还雇了一艘载满广告的驳船，让它在海岸线附近漂浮。但是，他在这方面远没有唐纳德之后做得好。他可以应付一对一的互动，也可以讨好那些与他有政治关系的上层人士，但在一大群人面前讲话或接受电视采访对他来说就不那么容易了。他参加了戴尔·卡耐基的公开演讲课程，但他实在是太差劲了，就连他平时很听话的孩子也拿这个开玩笑。就像有些人喜欢听广播一样，弗雷德也有一定程度的社交自信，但只适合在密室和印刷媒体中工作。这一事实对他后来以牺牲第一个儿子为代价支持第二个儿子起到了重要作用。
20世纪50年代，当弗雷德在听说诺曼·文森特·皮尔的事迹时，皮尔关于自给自足的浅显信息极大地吸引了他。皮尔是曼哈顿市中心大理石教堂的牧师，他非常喜欢成功的商人。“做一个商人并不是赚钱，”他写道。“做一个商人就是为人民服务。”皮尔是个江湖骗子，但他领导着一个富有而强大的教会，他还有一个消息要兜售。弗雷德不是一个爱读书的人，但他不可能不知道皮尔那本广受欢迎的畅销书《积极思考的力量》。这个头衔对弗雷德来说已经足够了，他决定加入大理石教堂，尽管他和他的家人都很少参加相关活动。
弗雷德对自己已经有了积极的态度和无限的信心。尽管他对他不感兴趣的人，如他的孩子的朋友，可能会严肃、正式或不屑一顾，但他很容易微笑，即使他告诉别人他或她很讨厌。而且他心情通常很好。他有理由这样做；他掌控着自己世界里的一切。除了父亲去世，他的生活相当顺利，家人和同事都给予了他很大的支持。从他早期建造车库开始，他的成功几乎就一直处于上升轨道上。他努力工作，但与大多数努力工作之人不同的是，他得到了政府拨款的奖励，来自与他关系密切的密友的几乎无限的帮助，以及巨大的财富。出于自己的目的，弗雷德不需要阅读《积极思考的力量》，就可以吸收皮尔的信息中最肤浅、最自私的一面。
皮尔的教义宣称，只要自信，你就能按照神要你行的道路成功。“障碍是不允许破坏你的幸福和安康的。只有当你愿意被打败时，你才会被打败。”皮尔写道。这个观点很好地证实了弗雷德的想法：他有钱是因为他应得的。“相信自己！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自卑感和不足感会妨碍你实现希望，而自信使你实现自我和取得成功。”弗雷德的性格中没有自我怀疑，他也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失败的可能性。正如皮尔所写的那样，“认识到有那么多可怜的人被一种通常被称为自卑情结的疾病所阻碍和折磨，这是令人震惊的。”
皮尔的原始成功福音实际上补充了弗雷德继续坚持的稀缺心态。对他来说，不是“你拥有的越多，你能给予的就越多。”而是“你拥有的越多，你拥有的越多。”经济价值和自我价值是一样的，金钱价值就是人的价值。弗雷德·特朗普拥有的越多，他自身的价值就越高。如果他给了别人一些东西，那个人的价值就会增加，而他自己的价值会减少。他肯定会把这种态度传给唐纳德。

第二章第一个儿子

弗雷迪作为家中长子的身份，一开始保护他不受弗雷德作为父母最糟糕冲动的影响，后来变成了一个巨大而有压力的负担。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在父亲赋予他的责任和自然倾向的生活方式之间左右为难。弗雷德一点也不纠结：他的儿子应该花时间在Z大道的特朗普管理公司的办公室，而不是和朋友们去长岛海湾，在那里他学会了划船、钓鱼和滑水。在弗雷迪十几岁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的未来，也知道父亲对他的期望。他也知道自己做得不够好。他的朋友们注意到，他们这位平时悠闲风趣的朋友，在弗雷德身边就会变得焦虑不安，弗雷德和他的朋友们称他为“老人”。弗雷德身强力壮，身高六英尺一英寸，他身材魁梧，头发从发际线向后梳得光溜溜的，除了一套剪裁考究的三件套西服外，很少穿别的衣服。他和孩子们在一起时很拘泥，很正式，他从不和孩子们打球，也不做任何游戏。
如果孩子们在地下室扔球，车库门打开的声音就足以让弗雷迪僵住。“停！我爸爸在家里。”弗雷德走进房间时，孩子们都会不由自主地站起来向他敬礼。
“这是什么？”他握着每个孩子的手问。
“没什么，爸爸，”弗雷迪说，“大家都准备走了。”
只要老人在家，弗雷迪就一直保持沉默和高度警惕。
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弗雷迪开始向他的父亲隐瞒他在外面的生活，以避免他知道真相带给他的嘲笑和反对。他对他和朋友们放学后做的事撒了谎。他在吸烟这件事上撒了谎——这是玛丽安娜13岁时向12岁的他介绍的习惯——他告诉他父亲，他要去街角帮他最好的朋友比利·德雷克遛一条根本不存在的狗。例如，弗雷德不会发现弗雷迪和他在圣保罗学校的伙伴霍默偷了一辆灵车兜风。在把车送回殡仪馆之前，弗雷迪把车开到一个加油站去给油箱加油。当他下了车，走向水泵的时候，正躺在后面想看看水泵是什么样子的霍默突然坐了起来。在他们对面的水泵旁，一个男人以为他看到了一具死而复生的尸体，大声尖叫起来，弗雷迪和霍默开怀大笑。弗雷迪就是为这种恶作剧而活的，但他只有在他的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才会用他的壮举来逗兄弟姐妹们开心。
对特朗普家族的一些孩子来说，撒谎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对弗雷德的大儿子来说，撒谎是一种防御——不像其他人那样，只是为了逃避父亲的反对或避免惩罚，而是一种生存的方式。例如，玛丽安娜从不反对她的父亲，也许是出于害怕普通的惩罚，比如被禁足或被关进自己的房间。对唐纳德来说，说谎主要是一种自我膨胀的方式，目的是让别人相信他比实际上更好。对弗雷迪来说，与父亲作对的后果不仅在程度上不同，在性质上也不同，所以说谎成了他抵御父亲压制他天生幽默感、冒险精神和敏感性的唯一手段。
皮尔关于自卑情结的观点帮助弗雷德形成了对弗雷迪严厉的评价，同时也让他逃避了对任何一个孩子的责任。软弱也许是最大的罪过，弗雷德担心弗雷迪更像自己的哥哥，即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约翰：他软弱，尽管并非没有野心，但对错误的东西很感兴趣，比如工程学和物理学，弗雷德觉得这些东西深奥而不重要。弗雷迪十岁的时候，弗雷德一家搬进了这所房子，弗雷德决定要让他坚强起来。然而，像大多数并不注意自己要去哪里的人一样，他有些矫枉过正了。
“这太愚蠢了，”每当弗雷迪想要一只宠物或玩恶作剧时，弗雷德就会说。“你想干什么？”弗雷德说，声音里充满了轻蔑，这让弗雷德退缩了，而这只会让弗雷德更恼火。弗雷德讨厌他的大儿子搞砸事情，或者不能凭直觉知道他需要做什么，但他更讨厌的是，在被责备之后弗雷迪的道歉。“对不起，爸爸。”弗雷德嘲笑他。用弗雷德的话说，他希望自己的大儿子成为一个“杀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20世纪50年代，在科尼岛收房租并不是一项高风险工作），但他的性格却恰恰相反。
成为一名“杀手”其实就是刀枪不入的代名词。虽然弗雷德似乎对他父亲的死毫无感觉，但这突如其来的事还是让他吃了一惊，令他措手不及。多年后，当谈到这件事时，他说，“然后他死了。就这样死了。它只是看起来不真实。我没有那么心烦。你知道孩子们是怎样的。但我看到妈妈哭了，很难过。让我难过的是看到她这样难过，而不是我自己对所发生之事的感觉。”
换句话说，这一损失使他感到脆弱，但不是因为他自己的感觉，而是因为他母亲的感觉，他可能觉得这是强加在他身上的，尤其是他没有分享这种感觉。这种强迫肯定很痛苦。在那一刻，他不是宇宙的中心，这是不可接受的。自那以后，他也拒绝承认或觉得失落。（我从未听他或家里的其他人提起过我的曾祖父。）对弗雷德来说，他之所以能够继续前进，是因为他没有失去任何特别重要的东西。
正如弗雷德认同诺曼·文森特·皮尔关于人类弱点的观点一样，他并没有领会到，通过嘲笑和质疑弗雷迪，他在创造一种几乎不可避免的低自尊状态。弗雷德同时告诉他的儿子，他必须成为一个绝对成功的人，做他永远不可能做到的事。所以弗雷迪生活在一个只有惩罚而没有奖励的体系中。其他的孩子，尤其是唐纳德，都注意到了。
对唐纳德来说，情况有些不同。由于年龄相差7岁半，他有足够的时间从弗雷德羞辱他的哥哥以及弗雷迪的羞辱中学习。最简单地说，他得到的教训是，做弗雷迪那样的人是错误的：弗雷德不尊重他的长子，唐纳德也不尊重。弗雷德认为弗雷迪很虚弱，因此唐纳德也认为弗雷迪很虚弱。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两兄弟才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来适应这一事实。
在任何家庭中发生的事情都是很难理解的——也许对家庭中的人来说是最难理解的。无论父母如何对待孩子，孩子几乎不可能相信父母有意伤害他们。弗雷迪更容易认为，他的父亲把儿子的利益放在心上，而他，弗雷迪，才是问题所在。换句话说，保护自己对父亲的爱比保护自己免受父亲的虐待更重要。唐纳德会从表面上看待父亲对哥哥的态度：“爸爸并不想伤害弗雷迪。他只是想教我们如何成为真正的男人。而弗雷迪失败了。”
相比于大声和暴力，虐待更多的时候可以是悄无声息的、阴险的，我的祖父不是一个身体暴力的人，甚至不是一个特别愤怒的人。他不必这样；他期望得到他想要的，而且几乎总是这样。让他愤怒的并不是他无法管好长子，而是弗雷迪并不是他想要的样子。弗雷德通过降低和贬低其人格和天赋的各个方面来瓦解他的大儿子，直到最后，弗雷迪只剩下自责和迫切取悦一个对他毫无用处的人。
唐纳德逃脱同样命运的唯一原因是，他的个性符合他父亲的目标。这就是反社会者所做的：他们拉拢他人并利用这些人达到自己的目的——无情而有效，不容忍异议或反抗。弗雷德也消灭了唐纳德，但不是像消灭弗莱迪那样消灭了他；相反，他剥夺了唐纳德发展和体验人类情感的全部能力。弗雷德限制了唐纳德接触自身的情感，让他无法感受其中的许多情感，从而扭曲了他儿子对世界的看法，损害了他在其中生活的能力。他成为自己而非扩展他父亲雄心壮志的能力，变得非常有限。当唐纳德进入学校时，这种限制的含义变得更加清晰。他父母和他的互动方式都不能帮助他理解自己的世界，这导致了他无法与他人相处，并在他和兄弟姐妹之间也一直保持了一种“缓冲区”。对他来说，这也使得阅读社交线索变得极其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他至今仍存在的问题。
在理想的情况下，家里的规矩反映了社会的规矩，所以当孩子们走出家门，他们一般都知道该怎么做。当孩子们上学时，他们就会知道他们不应该拿其他孩子的玩具，他们不应该打或戏弄其他孩子。唐纳德一点也不理解这些，因为家里的规则，至少在男孩身上适用的规则——不惜一切代价要强硬，撒谎是可以的，承认自己错了或者道歉是软弱的——与他在学校里遇到的规则相冲突。弗雷德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基本信念——在生活中，只有一个赢家，其他人都是输家（这一理念从根本上阻碍了分享的能力），善良就是弱点——是显而易见的。唐纳德因为和弗雷迪一起经历过，知道如果不遵守父亲的规定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而且常常会受到公开的羞辱，所以即使在父亲的权限范围之外他也会继续遵守这些规定。毫不奇怪，他对“对”与“错”的理解会与大多数小学课程相冲突。
唐纳德日益增长的傲慢，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抵御被抛弃的感觉，也是他缺乏自尊的一剂解药，更是作为他日益加深的不安全感的保护伞。因此，他能够与大多数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对他来说比较容易。家里的生活让所有的孩子都在某种程度上对情感感到不舒服——不是表达情感就是面对情感。对孩子们来说，情况可能更糟，因为对他们来说，人类感情的可接受范围极其狭窄。（在我的家庭中，我从未见过任何人哭泣或以任何方式表达对彼此的感情，除了通过握手来开始或结束彼此的接触。）与其他孩子或权威人物亲近可能感觉像是对父亲的危险背叛。然而，唐纳德自信的表现，他认为社会的规则并不适用于他，以及他对自我价值的夸张展示，的确吸引了一些人。许多少数群体仍然把他的傲慢和力量混为一谈，把他虚假的虚张声势和成就混为一谈，把他对这些事物表面的兴趣和领袖魅力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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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很早就发现，要惹怒罗伯特，把他逼出极限是多么容易；这是一种他从未厌倦的游戏。没有人会这么做——罗伯特是如此的瘦削和安静，没有人会拿折磨他来开玩笑——但唐纳德却喜欢炫耀他的权力，即使是在比自己更年弱、更小、皮肤更薄的弟弟身上。有一次，由于沮丧和无助，罗伯特在他们家的浴室门上踢了一个洞，这让他陷入了麻烦，尽管事实上是唐纳德逼他这么做的。当妈妈叫唐纳德停下来时，他没有；当玛丽安娜和弗雷迪叫他停下来时，他也没有。
有一年圣诞节，孩子们收到了三辆唐卡卡车，这很快就成了罗伯特最喜欢的玩具。唐纳德一发现这一点，就开始把它们藏起来，不让他的弟弟找到，并假装不知道它们在哪里。上一次发生这种情况时，罗伯特大发脾气，唐纳德威胁说，如果他不停止哭泣，就当着他的面把卡车拆掉。罗伯特迫不及待地想要救他的玩具，他跑到母亲身边。玛丽的解决办法是把卡车藏在阁楼里，有效地惩罚没有做错任何事的罗伯特，这让唐纳德觉得自己不可战胜。他没有因为自私、固执或残忍而得到奖励，但也没有因为这些缺点而受到惩罚。
玛丽仍然是一个旁观者。她没有干预，也没有安慰她的儿子，表现得好像这不是她该做的。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这个家庭也因性别而严重分裂。尽管弗雷德的母亲曾经是他的合伙人——实际上是她开始了他的生意——但弗雷德和他的妻子显然从来不是合伙人。女孩们是她的该管的，男孩们则是弗雷德的责任。当玛丽一年一度回到刘易斯岛的家中时，只有玛丽安娜和伊丽莎白陪着她。玛丽给孩子们做饭，给他们洗衣服，但她觉得不应该由她来指导他们。她很少和儿子们的朋友们互动，她和儿子们的关系已经被他们早期的经历所破坏，变得越来越疏远。
当14岁的弗雷迪把一碗土豆泥倒在他当时7岁的弟弟头上时，这深深地伤害了唐纳德的自尊心，以至于当2017年白宫生日宴会上玛丽安娜在祝酒词中提到这件事时，他仍然会感到困扰。这并不是什么大事——或者它不应该是。唐纳德又在折磨罗伯特，没人能阻止他。即使在七岁的时候，他也觉得没有必要听母亲的话，因为母亲自生病后就未能弥合他们之间的裂痕，他对母亲嗤之以鼻。最后，罗伯特的哭声和唐纳德的做法变得太过分了，在一个后来成为家族传奇的临时权能时刻，弗雷迪拿起了手边最近的一件不会造成任何真正伤害的东西：一碗土豆泥。
大家都笑了，笑个不停。他们都在嘲笑唐纳德。这是唐纳德第一次被他认为地位低于自己的人所羞辱。他不明白屈辱是一种武器，在一场战斗中只有一个人可以使用。在当时的所有人中，弗雷迪会把他拖进一个羞辱他的世界，让事情变得更糟。从那以后，他再也不允许自己有那种感觉了。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挥舞这把武器，而从不让它的尖梢对准自己。

第三章伟大的自有者

玛丽安娜去了曼荷莲学院，几年后，弗雷迪去了理海大学。此时，唐纳德在观察哥哥努力达到父亲期望（往往没有成功）方面已经有了足够的经验。当然，这些期望比较模糊。弗雷德有一个专制主义者的习惯，即认为他的下属不用别人告诉就知道该做什么。一般来说，知道你没有做错事的唯一方法就是你没有为此被训斥一顿。
但对唐纳德来说，避免被父亲盯上是一回事，赢得父亲的好感是另一回事。为此，唐纳德几乎完全抹掉了与哥哥相同的品质。除了偶尔与弗雷迪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去钓鱼，唐纳德成了乡村俱乐部和办公室的常客，高尔夫是他和父亲唯一不同的地方。他还会强化自己迄今为止未受惩罚的行为：欺凌、指责、拒绝承担责任、无视权威。他说，他对父亲进行了“反击”，弗雷德对此表示“尊重”。事实是，他之所以能够反抗父亲，是因为弗雷德让他这么做。在特朗普很小的时候，弗雷德的注意力并不集中在他身上；他的注意力在别处——他的生意和长子上，仅此而已。最终，当唐纳德13岁离开家去军校时，弗雷德开始钦佩唐纳德对权威的漠视。虽然弗雷德通常是一位严厉的家长，但当他开始注意到唐纳德的傲慢和霸道时，他还是接受了这些品质，因为他认同这些冲动。
在父亲的鼓励下，唐纳德最终开始得意忘形了。十二岁的时候，他的右半边嘴总是撇着，流露出一种自己意识到的优越感。弗雷迪称他为“伟大的自有者”，这与他在主日学校学到的《出埃及记》中的一段话的呼应，在这段话里，上帝第一次向摩西显露自己。
由于成长环境糟糕，唐纳德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凭直觉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得到安慰或安抚，尤其是在他最需要这些的时候。因此，表明自己需要帮助是没有意义的。不管他自己知道与否，但他的父母不会真正了解他——玛丽疲惫不堪，而弗雷德只对他儿子中最有用的那一个感兴趣——所以他成为了最有利于自己的样子。因此，他形成的固执性格就像一套盔甲，经常保护他免受痛苦和损失。但这也让他无法搞清楚如何充分信任他人，进而接近他们。
弗雷迪不敢向弗雷德要任何东西。唐纳德已经看到了这种沉默的后果。每当弗雷迪稍稍偏离弗雷德通常没有说出口的期望时，他都会被羞辱。唐纳德会尝试一种不同的方法：他选择去讨好父亲，冲破他哥哥从来不敢跨越的障碍。他很清楚该怎么做：当弗雷迪退缩时，唐纳德会不以为然地耸耸肩。他不经允许就拿走了他想要的东西，不是因为他勇敢，而是因为他害怕不这样做的后果。不管唐纳德是否理解其中隐含的信息，反正弗雷德理解：在一个家庭中，就像在生活中一样，赢家只能有一个；其他所有人都得输。弗雷迪一直尝试做对的事，但总是失败；唐纳德开始意识到他不可能做错事，所以他不再试图做任何“对的”事情。他变得更加大胆和好斗，因为他很少受到世界上唯一重要的人——他的父亲——的质疑或追责。弗雷德喜欢他杀手般的态度，即使这表现为不好的行为也是如此。 
唐纳德的每一次越界行为都成了他争取父亲青睐的机会。特朗普好像在说：“看，爸爸，我是硬汉。我是杀手。”他不断越界，因为没有遇到任何反对。后来他遇到了。但反对不是来自他的父亲。
尽管唐纳德的行为并没有困扰弗雷德——他在办公室工作很长时间，不经常看到家里发生的事情——但让他的母亲心烦意乱。玛丽根本控制不了他，唐纳德每次都不服从她。她任何管教孩子的努力都会受挫。他会回嘴。他从不承认自己错了；即使她是对的，他也会反驳她；他拒绝让步。他折磨弟弟并偷走他的玩具。他拒绝做家务或其他被要求做的事。也许对她这样一个挑剔的女人来说最糟糕的是，他是个懒汉，不管她怎样威胁他，他都不肯收拾自己的东西。“等你爸爸回来教训你”这句话对弗雷迪来说是一种有效的威胁，但对唐纳德来说，这似乎是他爸爸参与其中的一个玩笑。
到了1959年，唐纳德的不当行为——打架、欺凌、与老师争吵——到了过分的地步。邱-森林学校再也忍不了了。弗雷德是学校董事会的一员，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这让学校对唐纳德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另一方面，这给弗雷德带来了一些不便。辱骂和戏弄年纪太小而无法反击的孩子已经升级为肢体冲突。弗雷德并不介意唐纳德的行为，但这已经打扰了他，而且耗费了他的时间。当邱-森林学校的一位董事会成员建议把唐纳德送到纽约军事学院以约束他时，弗雷德同意了。把他扔到不会容忍他胡作非为的教官和学长那里，可以让弗雷德的这个门徒更加坚强。弗雷德有比应付唐纳德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不知道玛丽在最后的决定中是否有发言权，但她也没有争取让儿子留在家里，唐纳德肯定注意到了这一点。这感觉就像是过去她抛弃他的时光的重现。
尽管提出了反对，但唐纳德还是进入了纽约军事学院，一所位于纽约市北部60英里的私立男校。家里的其他孩子都说纽约军事学院是一所“少年管教所”——不像弗雷迪上过的圣保罗学校那样有名。没有人会把自己的儿子送到纽约军事学院接受更好的教育，唐纳德理所当然地将此视为惩罚。
弗雷迪知道此事后，困惑地告诉朋友们：“是的，他们控制不了他。”他搞不明白。他以为父亲可以控制所有人。弗雷迪不明白的是，父亲对他的兴趣和对唐纳德的兴趣并不相同。如果弗雷德试图管教唐纳德，他肯定做得到，但是在唐纳德被送走之前，弗雷德对唐纳德和其他三个孩子都不感兴趣。
无论家庭的动态如何，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总是不同的，但在特朗普家族中，弗雷德和玛丽的特殊病态对孩子的影响是极端的。五个孩子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离家闯荡世界时，劣势已经很明显：
玛丽安娜是长女，一个聪明、有抱负的女孩，却生在一个厌恶女性的家庭里。她是最大的孩子，但因为她是女孩，所以长子弗雷迪得到了父亲所有的关注。她只能和她母亲站在一起，而后者在家里没有权力。因此，在被达特茅斯学院的家庭经济学专业拒之门外、伤心欲绝后，她选择了曼荷莲学院。用她自己的话说，那 “几乎是一个女修道院”。最终，她做了自认为应该做的事，因为她觉得父亲是在乎她的。
弗雷迪的问题在于他没有完全改变自己。
伊丽莎白的问题是她家人的冷漠。她不仅年龄排在中间（也是一个女孩），而且与她的两个兄弟相差三、四岁。青春期的她十分腼腆，很少说话，因为她的父母都没有认真听她说话。直到步入中年，她仍然对他们充满爱意，每个周末都回到家里，仍然希望能得到“爸比”的关注。
唐纳德的问题在于，他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早年被遗弃的恐惧而形成了好斗、固执的人格，这种人格加上目睹父亲虐待弗雷迪的经历切断了他与其他人的真正联系。
罗伯特的问题是，他是最小的孩子，不被重视。
玛丽安娜、伊丽莎白或罗伯特做的任何事都得不到弗雷德的赞同；他对他们不感兴趣。就像行星绕着一颗特别大的恒星旋转一样，五个孩子即使沿着弗雷德为他们规划的路线前进，也因他的意志力而无法接近他。
弗雷迪对未来的计划仍然是成为他父亲在特朗普管理公司（Trump Managment）的得力助手，但1961年，弗雷迪第一次驾驶塞斯纳170飞机从斯莱顿飞行俱乐部的跑道起飞时，他的观点发生了转变。
只要他能达到商科专业的要求并保持优异的成绩，他就能开飞机，加入兄弟会，并加入美国空军预备役军官训练营（ROTC）。出于好玩，弗雷迪选择了“西阿缪”（Sigma Alpha Mu），一个以犹太人为主的兄弟会。这么做可能也是故意跟不太喜欢犹太人的父亲唱反调。兄弟会的兄弟们最终成为了弗雷迪最好的朋友。加入训练营还有另一个目的。弗雷迪渴望有意义的纪律。他在训练营透明的成就和奖励制度中茁壮成长。如果你按命令行事，你的服从就会得到认可。如果你达到或超过了预期，你就会得到奖励。如果你犯了错误或没有遵守命令，你就会受到相应的惩罚。他热爱等级制度；喜欢制服；喜欢那些象征成就的奖牌。当你穿上制服时，其他人很容易认出你是谁，知道你取得了什么成就，你会因此得到认可。这与弗雷德·特朗普的生活正好相反，对他来说，把事做好是理所当然的，不值得认可，而犯了错的人应该被批评和惩罚。
获得飞行员执照和参加训练营一样是个容易理解的过程：完成一定的飞行时数，获得使用特定仪器的认证，获得执照。他的飞行课程最终成为他的头等大事。就像划船一样，他非常认真地对待飞行。他开始不参加兄弟会的纸牌游戏，以便在飞行学校再学习一个小时或飞一小时。但他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找到自己擅长之处的快乐，而且是完全自由的快乐，这是他以前从未体验过的。
夏天，弗雷迪像往常一样为弗雷德工作，但一到周末，他就开着高中买的船带朋友们去东部钓鱼和滑水。有时玛丽让弗雷迪带唐纳德一起去。“对不起，伙计们，”他对他的朋友们说，“但我必须带着我那讨厌的弟弟一起去。”尽管弗雷迪很不乐意，但唐纳德兴致勃勃。不管他们的父亲是怎么看待弗雷迪的，弗雷迪的朋友们显然是爱他的，而且总是玩得很开心——这与唐纳德从小看到的情况相矛盾。 
1958年8月，在大三开始之前，弗雷迪和比利·德雷克（Billy Drake）飞往巴哈马群岛的拿索度短假。他们两人租了一艘船，在岛上钓鱼和探险。一天晚上，他们回到酒店，坐在游泳池边的酒吧里，弗雷迪遇到了一位娇小可爱的金发美女琳达·克拉普（Linda Clapp）。两年后，他娶了她。
那年9月，唐纳德来到了纽约军事学院。他从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世界，来到了一个不铺床就会受到惩罚、被学长无缘无故撞到墙上的世界。也许是因为在12岁时失去了父亲，弗雷德意识到了儿子的孤独，从唐纳德开始读八年级到1964年毕业，弗雷德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去看望他。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唐纳德的被遗弃感和委屈，让他第一次意识到，他和父亲之间有一种他哥哥没有的联系。唐纳德的母亲偶尔会去他，但总的来说，他的离开让她松了一口气。
虽然他不想上纽约军事学院，但唐纳德可以理解那里的一些事情，就像弗雷迪可以理解后备役军官训练营一样。学校有体系，他的行为会产生后果。学校有合理的奖惩制度。与此同时，学校生活让唐纳德更加理解了弗雷德的说法：拥有权力的人（不管这种权力是如何随意地被授予或获得的）可以决定对错。任何有助于你维持权力的事情都是正确的，即使它并不总是公平的。
学习生活还强化了唐纳德对脆弱的厌恶，而脆弱对于挖掘爱和创造力至关重要，因为它也会让我们感到羞耻，这是他无法容忍的。他必须改善自己对冲动的控制，这不仅是为了避免惩罚，而且是为了帮助他完成那些需要更多技巧的不当行为。
大四是弗雷迪一生中最美好、最有成就的一年。商业学士学位是最不重要的。他被任命为“西阿缪”（Sigma Alpha Mu）的主席，完成了后备役军官训练，毕业后将作为少尉进入空军国民警卫队。最重要的是，他成为了一名有执照的商业飞行员，但他并不打算使用执照；他打算去布鲁克林和父亲一起工作，一心想着有朝一日能接班。
1960年夏天弗雷迪加入特朗普管理公司时，该公司已经包括了40多栋建筑和综合体，拥有数千个单元，遍布布鲁克林和皇后区。多年来，弗雷德一直带着他的大儿子去建筑工地；他最大的开发项目（包括布鲁克林的海岸港和海滩港）以及牙买加庄园的小项目都是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弗雷迪成长过程中建造的。在参观工地的过程中，削减成本（如果自己做便宜那就自己做；如果不是那就外包）和节省成本（红砖比白砖便宜一分钱）的重要性深深烙印在弗雷迪脑海里。弗雷德还拉他去参加布鲁克林的民主党会议和政治筹款活动，确保他认识这个城市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
成为全职员工后，弗雷迪开始陪父亲巡视大楼，向管理员汇报情况，并监督维修工作。实地工作的感觉比待在我祖父的牙医诊所里好多了。这家诊所开在布鲁克林南部Z大道，空间狭小，灯光昏暗。虽然弗雷德的生意每年能赚数百万美元，但必要时他还是会直接与房客打交道。例如，如果一位房客的抱怨太大声或太频繁，弗雷德就会去拜访他或她，因为他知道他的名声很响。有时，他会带上弗雷迪，示范如何处理这种情况。
当一位房客反复打电话到办公室抱怨没有暖气时，弗雷德去拜访了他。敲完门，他脱掉外套，这是他通常在上床之前才会做的事情。一进到确实很冷的公寓，他就卷起衬衫袖子（这也是他很少做的事情），告诉房客他不知道他在抱怨什么。“这里就像热带地区一样。”他告诉房客。 
弗雷迪开始履行国民警卫队的职责。每月一个周末，他必须到曼哈顿的武器库报到。弗雷德没有对周末的缺勤发表评论，但他对弗雷迪每年两周在纽约上州的德拉姆堡度过感到恼火。对不喜欢兵役的弗雷德来说，这是在浪费员工的时间。
一天晚上，在布鲁克林度过了漫长的一天后，弗雷迪接到了琳达的电话。他们已经一年多没有联系了。她告诉他，她将成为一名美国国家航空的空姐，即将在爱德怀德机场（即现在的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工作。她记得弗雷迪提到过他爸爸在皇后区有几栋公寓楼，所以希望他能帮她找一个离机场不远的地方住。弗雷德在牙买加庄园有几栋楼，从爱德怀德坐公交车只需15分钟就能到。他们在高地大道找到了一个单间公寓，公寓旁边是9英亩的森林公园，公园中央有一个大池塘。她马上就搬了进去。很快她和弗雷迪就开始约会了。
一年后，也就是1961年8月，弗雷迪带琳达去他们在曼哈顿最喜欢的餐厅吃饭。在喝鸡尾酒时，他偷偷把一枚订婚戒指放进琳达的杯子里，向她求婚。晚饭后，他们开车去牙买加庄园告诉他的父母。弗雷德和玛丽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消息。
考虑到琳达的成长背景（她的父亲是一名卡车司机，后来她的父母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滩附近开了一家蛤蜊屋），以及她缺少教养和教育，他们认为她肯定是个拜金女。但这是一种根本的、故意的误解，完全无视现实；琳达可能不知道她未来的岳父有多有钱。如果说琳达是个拜金女，那她肯定是个不合格的拜金女。
鉴于祖母成长于苏格兰的普通家庭，她本可以成为我母亲的盟友，但玛丽·麦克劳德（Mary MacLeod）在爬到梯子顶端后就把梯子收走了。至于弗雷德，他就是不喜欢琳达。无论如何，她是弗雷迪的选择，所以她肯定靠不住。
与此同时，当时对空姐的规定非常严格：头发长得太长或体重增加会被停职，结婚后也不能继续工作。1962年1月（也就是婚礼前几周）飞完最后一趟航班后，琳达失去了独立的收入来源。
琳达的母亲由于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不得不坐在轮椅上，所以弗雷迪和琳达决定在佛罗里达举行婚礼。教堂仪式结束后，劳德代尔堡的66号码头凯悦酒店将举行一个简单的鸡尾酒会。弗雷德和玛丽不高兴，但由于他们不提供经济上的帮助，他们没有什么发言权。在弗吉尼亚上大学的伊丽莎白和仍在纽约军事学院上学的唐纳德都没有参加婚礼。弗雷迪夫妇蜜月归来后，特朗普家族在纽约举行了一场欢迎会。
科尼岛的特朗普村——迄今为止特朗普管理公司的最大项目——定于1963年破土动工，弗雷迪将协助筹备工作。弗雷德希望儿子住进自己在布鲁克林的公寓，这样他就可以近距离地处理突发问题，但弗雷德和琳达却搬到了纽约市东56街第一大道和萨顿广场之间的一套一居室公寓里。他们买了一只狮子狗，这是弗雷迪养的第一只宠物，几个月后琳达怀孕了。
那年11月，弗雷德里克·克里斯特·特朗普三世（Frederick Crist Trump, III）出生。一个月后，弗雷迪买了他的第一架飞机——派珀卡曼契180型飞机。圣诞节一过，他和琳达开着这架飞机前往劳德代尔堡，把它和他们刚出生的儿子拿给琳达的父母看。琳达的父亲迈克经常把车停在劳德代尔堡机场的跑道附近，观看飞机起飞和降落，惊叹不已。
在弗雷迪和琳达与玛丽安娜及其丈夫大卫·德斯蒙德（David Desmond）每周一次的晚餐中，弗雷迪告诉了他们有关那架飞机的事，并补充说：“不要告诉爸爸。他不会理解的。”
1963年9月，他们搬进了汉兰达大楼，这是弗雷德在牙买加庄园的大楼之一，与琳达三年前第一次搬到城里时住过的地方隔了一个街区——这也是搬到长岛之前的一步。汉兰达是弗雷德的典型建筑，有一个宏伟的入口，可以分散人们对不合标准的出租单元的注意力。大厅有一个很大的下沉式空间，有一个正式的休息区，一边用天鹅绒绳索和支柱隔开，另一边展示着巨大的热带植物。在它们之间，有几扇从地板直达天花板的平板玻璃窗，窗外是宽阔的石板和通向人行道的砖砌台阶。台阶的两边是更繁茂的枝叶、高耸的橡树和叶子巨大的深绿色的异国植物——又是弗雷德·特朗普的风格。这栋建筑坐落在高地大道的山顶上，这条大道基本上是贯穿牙买加庄园的分界线：北侧更有郊区的感觉，大部分居民是白人；南部是城市，大部分居民是黑人。大楼的前门和后门通向两个不同的世界。弗雷迪和琳达在九楼的东南角租了一套二居室的公寓，一边可以俯瞰远处的公园和牙买加高中，另一边则可以俯瞰牙买加庄园南部。
弗雷迪一开始担心，作为房东的儿子，同时也是这栋楼所属公司的雇员，人们会随时骚扰他。但是这栋楼建成还不到15年，房客不多，而且管理员让其他房客不要打扰他。
此后不久，弗雷迪告诉琳达他想成为一名专业飞行员。在特朗普管理公司工作了三年之后，他发现这份工作枯燥乏味。几乎从一开始，他父亲就把他排除在特朗普村开发项目的日常运营之外；他只负责处理房客投诉和监督维修工程。
成为一名飞行员可以让他有机会做他喜欢的事情，同时赚很多钱。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喷气式飞机时代来临之前，商业飞行员的招聘被暂停了7年。然而，随着波音707和道格拉斯DC-8进入航空公司机队，空中旅行激增。泛美航空于1958年推出海外航班，并将其飞机借给美国国家航空用于国内航线。第二年，环球航空、美国航空、达美航空和联合航空都开始使用喷气式飞机。与涡轮螺旋桨飞机相比，喷气式飞机体积和功率更大，而且更安全，可以承载更多乘客、飞行更长距离。
随着航空服务的发展，对可以快速适应新飞机的合格飞行员的需求也随之增加。环球航空是最后一家采用波音707的航空公司，承受着追赶其他公司的巨大压力。爱德怀德机场和麦克阿瑟机场（弗雷迪的卡曼契飞机就停在这里）的墙上贴满了航空公司的招聘告示。
琳达不同意。作为一名空中小姐，她知道飞行员在中途停留时会做些什么。弗雷迪同意暂时搁置这个想法，在特朗普管理公司好好工作。
但他和父亲的关系恶化了。他向弗雷德提出的创新想法被否决。他要求承担更多责任，弗雷德拒绝了。
为了证明自己能够做出行政决策，弗雷迪为一栋老建筑订购了窗户。弗雷德发现后大发雷霆。“你应该给它们涂上一层油漆，而不是浪费我的钱！”他喊道，而员工们在一旁看着。“唐纳德比你聪明十倍。他绝不会做这么愚蠢的事。”唐纳德当时还在上高中。
在兄弟姐妹面前被父亲羞辱是一回事，在办公室里被羞辱是另一回事，办公室里的那些人不是他的同辈。也许有一天，他会成为他们的老板。刚树立的权威被这样公开削弱对他来说是沉重的一击。
那天晚上回到家后，他告诉琳达自己被困住了，并承认为父亲工作从来没有让他开心过。这份工作他预想的截然不同，他第一次意识到，特朗普管理公司对他来说可能是个死胡同。“琳达，我应聘了环球航空的工作。我不得不这么做。”他不再向父亲提要求了。弗雷德可能会和他断绝关系，但弗雷迪愿意冒失去遗产的风险。飞行员，特别是环球航空的飞行员，有很好的福利和工作保障。他将能够独自养活自己的家庭，自己作主。
当弗雷迪告诉父亲，他将离开特朗普管理公司去当一名商业飞行员时，弗雷德震惊了。这是一种背叛，他不想让长子忘记这一点。

第四章期待飞行

只有最优秀的飞行员才会负责令人垂涎的波士顿至洛杉矶航线。1964年5月，弗雷迪第一次作为专业飞行员正式驾驶飞机，从波士顿的洛根机场飞往洛杉矶国际机场——距他申请参加当年的第一个培训班还不到六个月。
弗雷迪在驾驶舱内取得的成就使他在特朗普家族中独具一格。弗雷德的其他孩子没有一个能完全靠自己完成这么多。玛丽安娜是最接近弗雷迪的一位，她在20世纪70年代初完成了法学院的学业，并在九年的时间里打造了作为一名检察官的良好记录。然而，她最终得以被任命为联邦上诉法院法官，是因为唐纳德利用自己的关系帮了她一个忙。伊丽莎白则在大通曼哈顿银行做着弗雷德为她安排的同一份工作，一做就是几十年。唐纳德从一开始就获得了帮助，他的每一个项目都得到弗雷德的资助和支持，后来又得到其他人的支持，直到现在。罗伯特除了大学毕业后在纽约一家证券公司短暂工作过一段时间外，先后为唐纳德和父亲工作。连弗雷德也不是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功的——他的母亲为后来的特朗普管理公司打好了基础。
弗雷迪在大学里上了飞行学校，反抗了父亲（他将在余生付出代价），没有获得家人的支持，也没有被家人强烈鄙视。尽管障碍重重，但他已经决定尽可能多地申请环球航空的工作。他第一次就成功了。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绝大多数新飞行员都在军队中接受过训练；一个典型的培训班有20名学生：
空军4人，海军4人，陆军4人，海军4人，平民4人。25岁的弗雷迪是1964年环球航空首个飞行员班的12名成员之一。他们中有10人在军队里接受过训练。考虑到当时没有飞行模拟器，所有的训练都在空中完成，弗雷迪的成就就更加令人震惊了。弗雷迪在机场训练的那些时光（他的兄弟们把时间花在开派对上）终于得到了回报。
当时，航空旅行正处于其鼎盛时期，而站在这股潮流的前沿是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的环球航空公司，它是好莱坞上层人士的最爱。环球航空为八卦专栏作家赫达·霍珀（Hedda Hopper）和卢埃拉·帕森斯（Louella Parsons）提供豪华轿车，接送他们往返机场；由此产生的宣传效果让所有人都想乘坐环球航空的飞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航空公司之一，环球航空既有国内航班，也有国际航班。机长是上帝，且受到了相应的对待。由于休斯喜欢美女，所有空姐看起来都像电影明星。
飞行员在经过候机楼时乘客们的反应（投来钦佩的目光、索要签名）对弗雷迪来说都是新鲜的，与在特朗普管理公司的体验截然不同。在那里，他未能获得尊重。闪闪发光的机场与纽约那些昏沉的办公室和肮脏的建筑工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推土机和挖土机被停机坪上一排排闪闪发光的波音707和DC-8取代。他的所有决定都不会受到父亲的批评，驾驶舱里他就是老大。
弗雷迪举家迁往马布尔黑德，这是一个海港小镇，位于马萨诸塞州海岸，距离波士顿洛根机场约40分钟车程。他们租了一间摇摇欲坠的小屋，周围是一间间风格各异的房屋，环绕着村落广场。小屋离庞大的港口不远，弗雷迪把他的“游艇”——一艘破旧的波士顿捕鲸船——停放在那里。
马布尔黑德的五月恬静宜人。弗雷迪喜欢开飞机。此外还有很多社交活动，比如烧烤和深海钓鱼。几乎每个周末，朋友们都从纽约过来拜访他们。然而，一个月后，弗雷迪开始为日程安排而烦恼。当他不在驾驶舱的时候，他总是无所事事。琳达注意到他开始比其他人喝得更多——这以前从来都不是问题。
弗雷迪不再向琳达吐露秘密，这也许是想保护她，所以她不知道他和弗雷德在12月份谈话的细节。琳达不知道弗雷迪在纽约的父亲通过信件和电话不断地对他进行辱骂。但他的朋友们知道。弗雷迪用一种难以置信的语气告诉他们，弗雷德对于自己的儿子做“空中公交车司机”感到难堪。弗雷德毫不费力地说服儿子，选择离开特朗普管理公司意味着选择失败。琳达没有完全理解的最关键的一点是，弗雷德·特朗普的看法对弗雷迪的影响非常大，公平地说，弗雷迪自己可能也没有理解这一点。
一天晚上，在结束了最近的轮班后，弗雷迪似乎特别烦躁。晚饭时，他说：“我们得离婚。”
琳达很震惊。她的丈夫比平时承受着更大的压力，但她认为这可能是他每次飞行都要为两百多人的生命负责的结果。
“弗雷迪，你在说什么？”
“我们不合适，琳达。我不知道我们怎么能继续过下去。”“你有一半的时间都不在家。”她说。她对他的突然爆发感到困惑。“我们有一个孩子。你怎么能这么说？”
弗雷迪站起来给自己倒了一杯酒。“算了吧。”他说着离开了房间。
他们再也没有谈论这个问题。几天以后，他们照常生活，仿佛没有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似的。
6月，18岁的唐纳德刚刚从军事学院毕业，16岁的罗伯特仍是弗雷迪母校圣保罗学校的学生，两人驱车来马布尔黑德拜访。他们开的是唐纳德的新跑车，那是他父母送给他的高中毕业礼物——与弗雷迪大学毕业时收到的礼物相比完全升级了。
弗雷迪对于两人的到访感到焦虑。他的兄弟姐妹中没有一个和他一起乘过飞机，也没有一个对他的新职业感兴趣。他想，如果他能让他的兄弟进入他的世界，他也许能找到一个盟友；即使家里有一个人信任他，他也可以更有勇气承受父亲的反对。
在这次拜访期间，唐纳德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1963年12月，当弗雷迪宣布离开特朗普管理公司时，唐纳德措手不及。他哥哥的决定是在他大四第一学期结束时做出的，由于他的名字不是弗雷德，他不知道自己将来在公司会扮演什么角色，尽管他确实计划在那里做一些工作。由于这种不确定性，他没有为高中毕业后的生活做好充分准备。那年春天，他从纽约军事学院毕业时，还没有被大学录取。他请求玛丽安娜在他回家后帮他在当地的一所学校找一个入学名额。
午餐时，弗雷迪和琳达准备了烧烤。唐纳德告诉他们，他将和父亲去芝加哥，“帮助”他开展一个开发项目。弗雷迪明显松了一口气。也许弗雷德开始接受新的现实，决定让唐纳德成为他的继承人。
下午晚些时候，弗雷迪带着两个弟弟去他的“游艇”上钓鱼。
尽管弗雷迪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教唐纳德钓鱼，但唐纳德始终没有掌握要领。唐纳德上次和弗雷迪一起上船时，还是纽约军事学院的学生，当时船上还有比利以及弗雷迪在兄弟会的兄弟。当其中一个人试着教唐纳德如何正确握竿时，唐纳德挣脱开说：“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是的，伙计，而且你做得很糟糕。”其他人都笑了。唐纳德把鱼竿扔到甲板上，大步朝船头走去。他太生气了，没有看路，弗雷迪担心他可能直接走下船。自那时以来，唐纳德的钓鱼技能并没有提高。
当三兄弟从港口回来时，琳达正在准备晚饭。他们一进屋，她就感觉到紧张的气氛。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弗雷迪的好心情被一种平静的、难以抑制的愤怒所取代。琳达把这看作是一个坏兆头，因为弗雷迪不常发脾气（当时是这样）。他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另一个坏兆头。
他们还没坐下来吃晚饭，唐纳德就开始攻击他的哥哥。“你知道吗，爸爸真的很讨厌你浪费生命。”他说，好像他突然想起了自己为什么在那里。
“我不需要你告诉我爸爸的想法。”弗雷迪说，他非常了解爸爸的想法。
“他说你让他难堪。”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在乎。”弗雷迪回答，“如果你想和爸爸一起工作，那就去吧。我不感兴趣。”
“弗雷迪，”唐纳德说，“爸爸对你的看法是对的：你只不过是一个称呼好听一点的公交车司机。”唐纳德可能不理解父亲蔑视弗雷迪以及弗雷迪决定成为专业飞行员的原因，但他具有恶霸式的本能，能找到最有效的方法来削弱对手。
弗雷迪明白，他的兄弟们是来帮父亲带口信的——至少唐纳德是这样。但是，听到弗雷德轻蔑的话从自己弟弟嘴里说出来，他的心都碎了。
琳达无意中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她及时从厨房走进客厅，看到弗雷迪脸色铁青。她砰地一声把手里的盘子摔在桌子上，对小叔子大叫：“唐纳德，你应该把嘴闭上！你知道他工作有多辛苦吗？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弗雷迪在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里没有和他的两个弟弟说话，他们第二天早上回了纽约，比原计划提前了一天。
弗雷迪的酗酒问题恶化了。
7月，环球航空给了他升职的机会。环球航空想把他送到堪萨斯城的培训中心，让他在公司新引进的波音727飞机上接受训练。他拒绝了，尽管琳达提醒他，若是在国民警卫队，他绝不可能违抗上司的命令。他对管理人员说，两个月前他刚在马布尔黑德签了为期一年的租约，租了一套带家具的房子，所以没有理由让组建不久的家庭再次搬迁。事实上，弗雷迪已经开始怀疑他的梦想要画上句号了。他对父亲会接受自己的职业飞行员身份失去了希望，如果父亲不接受他，他可能无法继续工作。在离开特朗普管理公司之前，他一直在尽最大努力成为他父亲希望他成为的人。当这些尝试一次次以失败告终时，他希望在实现自己梦想的过程中，父亲能够接受真正的自己。他在童年时期小心翼翼，渴望获得父亲有条件的认可。他非常清楚，只有一种方法可以获得这种认可——不做真正的自己——而他永远无法做到这一点。父亲的认可仍然比什么都重要。弗雷德一直是自己孩子价值的最终仲裁者（因此我的姑妈玛丽安娜即使到了70多岁，仍然渴望得到她过世已久的父亲的赞扬）。
后来，环球航空给了弗雷迪在爱德怀德机场工作的机会，他欣然接受了这个机会，认为这可能是挽救局面的一种方法。从实际的角度来看，这一决定毫无道理，因为他每三四天就要从马布尔黑德前往纽约。更糟糕的是，这让他更靠近弗雷德。但也许对弗雷迪来说，这才是重点。即使他不能得到弗雷德的批准，但如果弗雷德能够近距离看他工作，他也可以更容易说服父亲，开飞机才是自己的天职。在飞行间隙，弗雷迪带着他的飞行员同伴们回到家里见家人，希望这能给弗雷德留下深刻印象。这是出于绝望的举动，但弗雷迪的确感到绝望。
但这并没有什么用。弗雷德永远忘不了那次背叛。尽管弗雷迪加入了后备役军官训练营、兄弟会和飞行俱乐部（他的父亲可能对这些事情不屑一顾），但这些活动并没有改变他为父亲工作、确保特朗普帝国永存的计划。从弗雷德的角度来看，弗雷迪离开特朗普管理公司是对自己的公然不尊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正是弗雷德想灌输给儿子的勇气，但这种勇气被浪费在了错误的抱负上。弗雷德觉得儿子前所未有的举动削弱了自己的权威，削弱了一切（包括儿子的生活）都在他掌控之中的感觉。 
两个弟弟拜访弗雷迪几个星期后，一场夏季的暴风雨在马布尔黑德港上空轰鸣。琳达正站在客厅里熨烫弗雷迪的白色制服衬衫，这时电话铃响了。她一听到丈夫的声音，就知道出事了。他告诉她，他已经辞去了环球公司的工作。他们三人需要尽快搬回纽约。琳达惊呆了。弗雷迪仅仅工作了四个月就放弃了他所做的一切，这一点也不合理。
事实上，环球航空给他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他辞职，他可以保留自己的执照；否则，公司将被迫解雇他，因为他有严重的酗酒问题。如果弗雷迪被解雇，他可能再也不能开飞机了。他选择了第一个选项，他们在马布尔黑德的生活就此结束了。劳动节刚过，一家三口就搬回了牙买加庄园汉兰达大楼九楼角落的公寓。
但弗雷迪并没有完全放弃飞行生涯。他想，如果他加入小型航空公司，开更小的飞机，飞更短、压力更小的航线，他可以重新一步步往上爬。琳达和弗里茨安顿下来后，弗雷迪去了由提卡，纽约上州的一个小城市，为皮埃蒙特航空工作，该公司主营美国东北部的通勤路线。这份工作持续了不到一个月。
他搬到了俄克拉何马州，为另一家地方航空公司工作。弗里茨两岁生日的时候，他在场。12月，他回到了皇后区。他的酗酒问题已经失控，他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当飞行员了。作为家里唯一一个白手起家的人，弗雷迪正在慢慢地崩溃。
弗雷迪的飞行生涯不到一年就结束了。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他站在了父亲的面前。弗雷德坐在书房里他常坐的双人沙发上，而弗雷迪要找一份他不想要、且弗雷德认为他做不了的工作。
弗雷德勉强同意了，明确表示他是在帮儿子的忙。
接着，又出现了一线希望。1965年2月，弗雷德收购了障碍赛公园，这是康尼岛三个标志性的游乐园之一，大约在20世纪初就开始运营了。障碍赛公园比它的两个竞争对手多存在了几十年：梦幻乐园在1911年被大火摧毁，卢娜公园同样被大火袭击，在1944年关闭。弗雷德拥有一个以卢娜公园的名字命名的建筑群和购物区，离原址不远。障碍赛公园一直开到1964年。蒂利奥家族从一开始就拥有这个公园，但由于犯罪率高、娱乐业竞争激烈等因素，他们决定出售这个公园。弗雷德知道障碍赛公园可以用于开发，于是决定收购。他的计划是将公园打造成另一个特朗普村风格的住宅开发项目，但他需要克服一个重大障碍：改变现行区划法，将障碍赛公园的用途从公共用途改为私人建筑用途。在等待机会出现的同时，弗雷德开始游说他的老朋友，争取他们的支持，并开始起草他的提案。
他提出了让弗雷迪参与这个大项目的可能性，而弗雷迪迫不及待地想要提升自己的地位，忘掉飞行生涯，一下子抓住了这个机会。他怀疑这可能是他向父亲证明自己的最后机会了。
那时琳达怀上我已经六个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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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贫民区

第五章禁足

自1964年9月以来，唐纳德一直住在家里，每天要花30分钟去布朗克斯区的福坦莫大学上学。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会避免提及这段经历。从纽约军事学院受到严格管制的生活到相对宽松的大学生活，这对唐纳德来说是一个艰难的转变。他经常发现自己百无聊赖，在学校周围大摇大摆地找女孩调情。一天下午，他遇到了比利·德雷克的女朋友安娜玛利亚，她正站在车道上看着她的父亲洗车。唐纳德知道她是谁，但他们以前从未说过话。安娜玛丽亚从弗雷迪那里知道了唐纳德的一切。两人聊天时，她提到自己曾就读于纽约军事学院附近的一所寄宿学校。
“哪所？”他问道。
当她告诉他学校名称的时候，他看了她一秒钟，然后说：“我很失望你去了那个学校。”
比唐纳德大三岁的安娜玛丽亚说：“你有什么资格对我失望？”谈话就这样结束了。他眼中的调情就是侮辱，装出高人一等的样子。这让她觉得他很幼稚，就好像他是一个二年级的学生通过拉一个女孩的头发来表达好感。
随着弗雷迪的明显失宠，唐纳德看到了取代哥哥成为父亲在公司得力助手的机会。唐纳德此前学到的一个教训是，做任何事都要做到最好——尽管在某些方面他的父亲并不希望他这样——于是他决定获得一个与他的新抱负相称的学位，即使这只能让他有吹嘘的资本。弗雷德不知道一所大学和另一所大学的优劣——他和我的祖母都没上过大学——所以特朗普家的孩子们在申请学校时基本上只能靠自己了。意识到沃顿商学院的声誉，唐纳德将目光投向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不幸的是，尽管玛丽安娜帮他做了家庭作业，却不能替他考试。唐纳德担心，他离班里第一名差的很远的成绩会影响他被录取。为了以防万一，他请来了乔·夏皮罗（Joe Shapiro）替他参加SAT考试。夏皮罗是个聪明的孩子，以擅长考试而闻名。在没有照片身份证和电脑记录的日子里，代考要容易得多。唐纳德从不缺钱，给了夏皮罗很多钱。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还让弗雷迪和詹姆斯·诺兰（James Nolan）谈谈，诺兰是弗雷迪在圣保罗学校的朋友，正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招生办公室工作。也许诺兰会愿意为弗雷迪的弟弟说句好话。
弗雷迪很乐意帮忙，但他有一个不可告人的动机：尽管他从不把唐纳德视为竞争对手，也不认为他会取代自己，但他也不喜欢和他越来越难以忍受的弟弟妹妹在一起。唐纳德不碍事是一种解脱。
到最后，唐纳德的所有诡计可能都是不必要的。那时候，宾大没有现在那么挑剔，录取了一半甚至更多的申请者。无论如何，唐纳德得到了他想要的。1966年秋，也就是他大三那年，他从福坦莫大学转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
1965年7月，我出生几个月后，祖父以250万美元买下了障碍赛公园。一年后，特朗普管理公司仍在努力获得推进项目所需的批准和区划法。公司还在与公众对该项目的反对作斗争。
弗雷迪告诉他的朋友们，自从他上一次在特朗普管理公司任职以来，一切都没有改变。弗雷德总是管得太细，又不尊重他的儿子，这使得这份工作从令人兴奋的挑战变成了严峻而乏味的活动。不用说，失败将是一场灾难。尽管如此，弗雷迪仍然相信，如果他能帮助开发项目获得成功，他会在父亲那里有更好的立足点。
那年夏天从阵亡将士纪念日到劳动节的那段时间，我的父母在蒙托克租了一间小屋，这样爸爸就可以逃离布鲁克林的高压环境了。妈妈计划全职跟我和弗里茨待在一起，爸爸则会在周末往返两地。最近更名的JFK机场离特朗普管理公司的办公室只有15分钟的车程，而蒙托克机场（实际上只是一块空地上的一条跑道）就在小屋的对面，所以通勤很方便。弗雷迪最喜欢做的事情仍然是带他的朋友们飞到蒙托克，然后带他们出海。
夏天结束的时候，祖父的障碍赛公园项目岌岌可危，他知道这一点。弗雷德一直指望着自己与布鲁克林民主党的长期联系能够帮上忙，因为这种联系过去为他的许多开发项目铺平了道路。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的政治密友们下台了。很快他就知道，他不可能获得他需要的区划。尽管如此，他还是让弗雷迪完成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障碍赛公园获得成功。
时间不多了。突然之间，我28岁的父亲扮演了一个更公开的角色，主持新闻发布会，安排拍照。在一张照片中，我的父亲穿着风衣，很瘦，站在一个空荡荡的大仓库前，凝视着广阔的空间，看起来很小，完全迷失了方向。
当地居民希望将障碍赛公园列为地标，这样一来开发项目就会停滞，弗雷德的计划也会落空。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弗雷德做了最后的努力，决定在1907年建造的快乐馆举办一场活动。活动的目的是庆祝公园的拆除——换句话说，他将在公园获得地标称号之前摧毁它。为了宣布这个计划，他让我父亲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使他成为了争论的焦点。活动请来了穿着泳装的模特。游客们被鼓励往公园标志性的窗户上扔砖头（可购买），窗户上有公园吉祥物蒂莉的巨大形象，它咧嘴大笑着。在一张照片中，我的祖父拿着一把大锤，对着一个穿着比基尼的女人咧嘴大笑。 
整场活动简直是一场灾难。情感、怀旧和社区是我祖父无法理解的概念，但当那些窗户被打破时，他肯定也会承认自己做得太过分了。由于当地人反对他的项目，他无法获得他需要的区划变更，被迫退出障碍赛公园开发项目。
这次冒险暴露了他不断减弱的达成目标的能力。弗雷德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来自他的人脉。20世纪60年代初到中期，纽约市政坛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他的许多密友失去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弗雷德被忽视了。他再也没有推进原创的建筑项目。落成于1964年的特朗普村将是特朗普管理公司建造的最后一个综合建筑群。
弗雷德不愿承担责任（和后来的唐纳德一样），因此他把障碍赛公园项目的失败归咎于弗雷迪。最终，弗雷迪责怪了自己。
唐纳德几乎每个周末都从费城开车回家，这一点也没有帮助。事实证明，他在宾大并不比在福坦莫更自在。他对学业不感兴趣，可能他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大池塘里的一条小鱼。在20世纪60年代，纽约军事学院的入学人数达到高峰——8年级到12年级的学生有500多人——但宾大在他入学时却有几千名学生。在军事学院，唐纳德凭借在家里长大时学到的很多技能挺过了低年级生活：他能在痛苦和失望面前假装冷漠，能承受高年级学生的虐待。他不是一个好学生，但他有一种魅力，一种让别人和他和睦相处的能力，而且当时这种魅力并不完全基于残忍。在高中时，唐纳德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他的蓝眼睛、金色头发和神气姿态让一些人觉得他很有魅力。他充满了恃强凌弱者的自信，知道自己总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不必为之奋斗。到了高三的时候，他在同学中已经有了足够的威望，他们选择他领导纽约军事学院代表团，参加纽约市哥伦布日游行。他觉得自己在宾大不会取得这样的成功，没有理由在那里花费太多时间。无论如何，学位的声望才是真正重要的。
在推进障碍赛公园项目的最关键时刻以及项目失败后，唐纳德没少纸上谈兵。弗雷迪从来没有打造可以帮助他抵御父亲嘲笑和羞辱的盔甲，对于在兄弟姐妹面前被批评特别敏感。在他们还小的时候，唐纳德既是旁观者，也是附带受害者。随着年龄的增长，唐纳德越来越确信，弗雷迪继续失去父亲的尊重对他有利，所以他经常静静地看着或跟父亲一起批评。
我的父亲和祖父在早餐室里分析障碍赛公园项目失败的原因。弗雷德言辞尖刻，充满指责，弗雷迪则为自己辩解，懊悔不已。唐纳德漫不经心地对他的哥哥说（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话会产生什么影响）：“如果你不是每个周末都飞到蒙托克，也许你可以保持头脑清醒。”
弗雷迪的兄弟姐妹知道，他们的父亲一直不赞成弗雷迪开飞机——尽管现在这只是弗雷迪的爱好。他们有个默契，不在老头面前谈论飞机或船只。弗雷德对唐纳德爆料的反应证明了这一点，他对弗雷德说：“把它扔掉。”第二个星期，飞机就不见了。
弗雷德让弗雷迪很痛苦，但从马布尔黑德回纽约之后，弗雷迪似乎更需要父亲的认可，障碍赛公园项目失败之后更是如此。他父亲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希望以此得到父亲的认可。但他自己可能也意识到了，父亲永远不会认可他。
刚搬进汉兰达大楼时，弗雷迪和琳达担心其他房客会找他们投诉。现在，当他们的房子需要修理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位于名单的末尾。
我父母位于九楼的转角卧室的窗户可以看到南边和东边的景色，但也容易招风。此外，汉兰达的每个房间都安装了内置空调，但没有安装好，所以每当空调运行时，干墙和外墙砖之间就会出现冷凝水。随着时间的推移，累积的水分渗入干墙，使其软化。到了12月，父母卧室空调四周的墙已经严重损坏，刺骨的寒风不断吹进房间。我母亲试图用塑料布盖住空调周围的墙壁，但寒风继续涌入。即使天气很热，他们的卧室总是冷得要命。汉兰达的管理员从来没有回应他们派来维护人员的请求，墙一直没有被修复。  
1967年的新年前夜，天气特别恶劣。尽管刮风下雨，我父母还是驱车向东，前往蒙托克的古尔尼酒店与朋友们欢度新年。当他们准备在元旦凌晨开车回牙买加庄园时，天气变得更冷了，持续的小雨变成了倾盆大雨。当弗雷迪出去把车预热时，电池没电了。他只穿着衬衫，试图发动汽车，被淋得湿透。当他和琳达回到公寓和他们漏风的卧室时，他已经病了。
过去两年的压力以及酗酒和吸烟（那时他平均每天两包烟）让弗雷迪本来就处于糟糕的状态。他的感冒迅速恶化，几天之后，他的病情并没有好转。他裹着毯子，颤抖着，无法躲避寒风。琳达反复打电话给管理员，但没有回音。最后，她打电话给公公。“求求您了，爸爸，”她恳求道，“一定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比如牙买加庄园或布鲁克林其他大楼的管理员？弗雷迪病得很重。”我祖父建议她再去找汉兰达的管理员；他无能为力。
很长时间以来，他们都生活在弗雷德·特朗普的地盘里，所以他们都没有想过雇一个不由弗雷德·特朗普支付工资的勤杂工。但他们不能自己雇人；不管是否需要，他们都得征求弗雷德的同意。那堵墙一直没被修好。
元旦后一周，琳达的父亲打电话告诉她，她的母亲中风了。我母亲不想离开我父亲，但她母亲的病情很严重。一旦安排照顾孩子的事情，她需要尽快飞到劳德代尔堡。
不久之后，祖母打电话给我母亲，告诉她弗雷迪得了大叶性肺炎，住进了牙买加医院。琳达立刻上了飞机，一着陆就乘出租车直接去了医院。
1967年1月20日，也就是父母结婚五周年纪念日，父亲还在医院里。母亲没有被父亲糟糕的健康状况和日益恶化的酗酒问题所吓倒，偷偷地拿了一瓶香槟和几个杯子进了他的病房。不管周围发生了什么，也不管父亲处于什么状态，两人都决心庆祝一番。
爸爸出院回家才几个星期，琳达就接到了她父亲的电话。他告诉她，她的母亲中风后情况有所好转，但他不愿意整天在采石场工作，而让妻子任由护士摆布。工作的压力，照顾妻子的费用，以及他对妻子的担心，对夫妻两人都造成了不良影响。“我已经走投无路了，”他说。“我不知道怎么才能继续下去。”
虽然琳达不知道她父亲到底在暗示什么，但他听起来非常心烦意乱，她担心他的意思是他和她母亲死了更好，而且绝望的他们可能真的会做点什么。当她告诉弗雷迪她父母的情况时，弗雷迪告诉她不要担心，并打电话给他的岳父说他会帮忙的。“辞掉你的工作，迈克。照顾好妈妈。”钱不是问题，至少在当时不是，但弗雷迪不确定当他告诉父亲这件事时父亲会有什么反应。
“当然要帮他们。”弗雷德说。“这是你应该为家人做的。”
我的祖父相信这一点，就像他相信送孩子上大学或加入乡村俱乐部是应该做的一样：即使是他不感兴趣或对他来说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他也觉得有些事情是“应该做的”。
在障碍赛公园项目失败后，弗雷迪在特朗普管理公司的工作更少了。自从我哥哥出生后，他和琳达就计划买一套房子，现在他有了多余的时间，于是开始物色房子。没过多久，他们就在布鲁克维尔找到了一套完美的四居室公寓。布鲁克维尔是长岛上一个美丽而富裕的小镇。搬家后，父亲的通勤时间至少将增加半小时，但换个环境，离开父亲所有的大楼，对他来说也有好处。他向房地产经纪人保证，他可以支付要价，获得抵押贷款不成问题。
几天后，银行打电话告诉他，他的抵押贷款申请被拒绝了，弗雷迪震惊了。除了在环球航空工作的一年，他已经为他的父亲工作了将近六年。他仍然是特朗普管理公司的一名高管，该公司每年盈利数千万美元。1967年，该公司的市值约为1亿美元。弗雷迪的工资较高，没有太多开支，还有一个信托基金和一个（迅速萎缩的）股票投资组合。最合理的解释是，弗雷德仍在为儿子的背叛和障碍赛公园项目的失败而耿耿于怀，以某种方式干预阻止了交易。我的祖父在大通银行、汉华实业银行和纽约其他几家最大的银行都有人脉和大量存款，所以他不仅可以保证弗雷迪拿到抵押贷款，还可以轻而易举地确保他拿不到。我们全家被困在牙买加庄园那间破旧的公寓里。
到了六月，父亲已经准备好再次到蒙托克度暑假了。我的父母租了之前那间小屋，爸爸用卖掉一些蓝筹股筹集的资金，买了一艘Chrisovich 33。这艘船配有十六英尺高的金枪鱼塔，更适合他喜欢的那种深海捕鱼。他还买了另一架飞机——Cessna 206 Stationair。与之前的派珀卡曼契相比，它有功率更大的发动机和更多座位。
但这些新玩具不只是为了娱乐。爸爸有一个计划。在障碍赛公园项目之后，他在特朗普管理公司中越来越被边缘化，所以他想出了租船租飞机的主意，以创造另一种收入来源。如果成功了，他或许终究能从公司中解脱出来。他雇了一个全职船长来经营租船业务，但本来最能赚钱的周末，他却让船长开船载着他和朋友们四处转转。
琳达上船和他们待在一起时，她注意到弗雷迪总是喝得比别人多，就像他在马布尔黑德那段时间一样，这使得他们之间的争吵越来越激烈。弗雷迪喝酒后开飞机的频率越来越高，这令人担忧。1967年的夏天一天天过去，琳达变得不愿意和他一起上飞机了。崩溃仍在继续。到了9月，爸爸意识到他的计划行不通了。他卖掉了船，弗雷德发现他买了飞机后，他也卖掉了飞机。
二十九岁的时候，我父亲可以失去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第六章零和博弈

我被爸爸的笑声吵醒。我不知道时间。我的房间很暗，走廊的灯光在我的门下闪耀着明亮而不协调的光芒。我从床上滑了下来。那时我两岁半，我五岁的弟弟睡在公寓的另一头。我独自去看发生了什么事。
我父母的房间就在我的隔壁，房门大开着。所有的灯都亮着。我在门口停了下来。爸爸背对着抽屉柜，妈妈正坐在他对面的床上，身体靠向一边，一只手举着，另一只手支撑着床垫。我一开始不知道我在看什么。爸爸用步枪瞄准了她。那是一把.22口径的步枪，他一直放在船上，用来射击鲨鱼。他笑个不停。
妈妈求他住手。他举起枪，对准她的脸。她抬起左臂，又尖叫起来，声音更大了。爸爸似乎觉得这很有趣。我转身跑回床上。
我母亲把我和弟弟赶到车里，带我们去朋友家过夜。最后我父亲找到了我们。他几乎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但他向母亲保证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了。当我们第二天回到公寓时，他正在等我们。父母同意努力解决问题。
但是他们继续过着日常生活，没有承认他们婚姻中的问题。一切都不会好转。事情甚至不会保持原样。
不到两英里外，在我祖父的另一栋楼里，玛丽安娜遇到了麻烦。她的丈夫大卫几年前失去了他的捷豹代理权，仍然没有找到工作。任何关注此事的人都会意识到事情并不顺利，但玛丽安娜的兄弟姐妹和朋友们认为大卫·德斯蒙德是个笑话——胖嘟嘟的，人畜无害。弗雷迪从来没有理解过这桩婚姻，也没有认真对待过他的姐夫。
玛丽安娜遇到大卫时二十二岁。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公共政策专业的研究生，她本打算攻读博士学位，但为了避免被家人（包括弗雷迪）称为老处女的耻辱，她接受了大卫的求婚，并在获得硕士学位后退学。
最初的问题是，身为天主教徒的大卫坚持要玛丽安妮改信天主教。因为不想惹父亲生气，也不想伤害母亲的感情，她不敢要求父亲给他们祝福。
当她终于开口时，弗雷德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她解释说，让他们失望，她感到非常、非常抱歉。“玛丽安娜，我才不在乎呢。你将成为他的妻子。”祖母什么也没说。
大卫喜欢告诉玛丽安娜，他的名字会比特朗普家族更有名。虽然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他没有任何出色的技能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尽管如此，他仍然坚信自己会找到一条成功之路，并“向他们证明自己”。他和拉尔夫·克拉姆登（Ralph Kramden）很像，却没有后者的魅力、善良和带福利的工作。他的“下一件大事”总是失败或者根本没有发生，就像他的汽车代理生意一样。结婚后不久，大卫就开始喝酒了。
德斯蒙德一家住在特朗普家族所有的公寓里，和家里其他人一样享受着特朗普管理公司提供的医疗保险，但是免租金和医疗保险并不能养家糊口。一家人没有收入。
然而，最大的谜团是为什么玛丽安娜在经济上如此依赖她无能的丈夫，其他谜团还包括为什么伊丽莎白住在59号街桥旁边一间阴暗的单卧室公寓里，为什么弗雷迪买不起房子，为什么他的飞机、船和豪华汽车不断消失。20世纪40年代，我的祖父和曾祖母为弗雷德所有的孩子设立了信托基金。不管玛丽安娜是否有权获得本金，信托基金一定已经产生了利息。但是，这三个最大的孩子被要求不要索取任何东西。如果我的祖父是这些信托的受托人，他们就陷入了财务困境。请求帮助意味着你软弱、贪婪，或者想要占不需要你回报的人的便宜，但唐纳德是个例外。这件事让玛丽安娜、弗雷迪和伊丽莎白很不高兴，她们都在不同的方面遭受了完全可以避免的贫困。   
在丈夫连续失业几年之后，玛丽安娜已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她找到了她的母亲，但努力不引起怀疑。“妈妈，我需要一些零钱去洗衣服。”她每次去家里都会漫不经心地说。她以为没人知道情况有多糟。对弗雷德来说，一旦他的女儿结婚了，他就不再关心她了，但我的祖母知道情况。她没有问问题，要么是因为她不想打听，要么是因为她想让玛丽安娜保持“自尊”，她递给女儿一个科瑞罐头，里面装满了她从我祖父所有的大楼的洗衣机和烘干机里拿出来的一角和两角五分的硬币。每隔几天，祖母就会开着她的粉色凯迪拉克敞篷车在布鲁克林和皇后区转圈，戴着狐皮披肩捡硬币。正如我姑姑后来承认的那样，尽管这个家庭早已非常富有，但那些科瑞罐头救了她的命；没有它们，她就无法养活自己和她的儿子小大卫。
至少，玛丽安妮有钱买杂货了，而无需拐弯抹角地请求我祖母的帮助。但无论他们的处境多么糟糕，特朗普家三个最大的孩子都无法从家人那里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帮助。过了一段时间，似乎根本没必要再试了。伊丽莎白只是接受了她的命运。我父亲最终开始相信这是他应得的。玛丽安妮说服自己，不请别人帮忙或不接受帮助是一种荣誉。他们对我祖父的恐惧太过根深蒂固，以至于他们甚至不再愿意承认这份恐惧。
大卫·戴斯蒙德的情况最终变得难以维持。他找不到工作，酗酒情况恶化。玛丽安娜很绝望，但又非常小心，不让人觉得她有什么要求。她向父亲暗示，大卫会喜欢特朗普管理公司的工作。祖父没有问女儿是否遇到了什么问题。他给了女婿一份工作——在他位于牙买加庄园的一栋大楼里当停车场服务员。
1968年春，唐纳德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然后直接在特朗普管理公司工作。从工作的第一天起，我22岁的叔叔就得到了比我父亲更多的尊重、津贴和薪水。
很快，我祖父任命唐纳德担任特朗普管理公司旗下几家公司的副总裁，任命他担任一座他实际上并不需要管理的大楼的“经理”，给他“咨询费”，并“雇”他为银行家。
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首先，这是一种简单的方式，既能让弗雷迪摆正自己的位置，又能向其他员工暗示，他们应该听从唐纳德的指挥。其次，这巩固了唐纳德作为继承人的实际地位。
唐纳德以别人无法做到的方式获得了父亲的关注。弗雷迪的朋友没有一个能理解为什么在弗雷德眼里，唐纳德是个宝贝。但是，为父亲工作和参观建筑工地的多个夏天和周末让特朗普接触到了房地产生意的各种细节。唐纳德发现，在与承包商打交道、应对支撑纽约房地产业的政治和金融权力结构的过程中，他喜欢那些阴暗面。这对父子可以无休止地讨论生意、当地政治和流言蜚语，而我们这些坐在廉价座位上的其他人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弗雷德和唐纳德不仅有共同的性格特点和共同讨厌的东西，而且他们有平等的地位，这是弗雷德和他的父亲永远无法做到的。弗雷迪的世界观比他的弟弟或父亲要开阔。与唐纳德不同的是，他在大学里参加过一些组织和团体，这些组织让他接触到其他人的观点。在国民警卫队和在环球航空担任飞行员期间，他看到了最优秀、最聪明的专业人士，他们相信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比如专业知识、奉献精神和忠诚。他们明白生活不是零和博弈。但这部分造成了我父亲的困境。唐纳德和他的父亲一样狭隘、自负。但他还有一种自信和厚颜无耻，这是弗雷德所羡慕的，也是弗雷迪所缺乏的。弗雷德打算利用这些品质为自己谋利。
唐纳德接替我父亲在特朗普管理公司位置的努力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他在家里仍无事可做。罗伯特在上波士顿大学，这使他避免了在越南服役，而唐纳德和伊丽莎白彼此之间也不交往。无论他和他的朋友们做什么，弗雷迪都尽力让他的弟弟参与进来，但结果往往不太好。他们是一群悠闲的人，喜欢和弗雷迪飞到东部去钓鱼和滑水。他们认为唐纳德缺乏幽默感而且自负。虽然他们试着为了弗雷迪接受唐纳德，但是他们不喜欢他。
在特朗普管理公司工作的第一年快结束时，唐纳德和弗雷迪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变得明显起来。虽然弗雷迪试图把分歧留在办公室，但唐纳德从不罢休。尽管如此，当比利·德雷克的女朋友安娜玛利亚要举办晚宴时，弗雷迪问她是否可以邀请他的弟弟。 
晚宴当天的情况并不比几年前唐纳德在车道上试图调情那天的情况好多少。兄弟俩到达后不久，正在厨房准备晚餐的安娜玛丽亚被叫嚷声吸引了出来。她发现唐纳德站在离他哥哥几英寸远的地方，脸涨得通红，用手指着弗雷迪的脸。唐纳德看起来好像要揍弗雷迪，于是安娜玛莉亚挤到两个高个子男人中间。
弗雷迪向后退了一步，咬牙切齿地说：“唐纳德，离开这里。”
唐纳德似乎惊呆了，然后气冲冲地离开了，边走边说：“好吧！你吃了那个女孩做的烤牛肉！”他在出去的路上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白痴！”安娜玛丽亚在他身后喊道。她转身问弗雷迪：“那是怎么回事?”
弗雷迪说：“工作上的事。”话题就这样打住了。
我家里的情况也没有好转。尽管妈妈很怕蛇，但有一天爸爸还是带了一条球蟒回家，把鱼缸放在了小房间里，这样妈妈在需要洗衣服、进哥哥的房间或者离开公寓的时候就不得不从它身边经过。在这种无端的残忍行为之后，他们的争吵升级了。到1970年，我母亲已经受够了。她叫爸爸离开。几周后，当他突然回家时，她打电话给我祖父，坚持要把门锁换掉。这一次，弗雷德没有反对；他没有问任何问题，也没有责怪她。他只是告诉她，他会搞定的，他的确搞定了。
爸爸再也没有和我们住在一起。
我母亲打电话给我祖父的律师马修·托斯提（Matthew Tosti），告诉他她想离婚。从20世纪50年代起，托斯提和他的合伙人埃尔文·杜尔本（Irwin Durben）就一直在为我的祖父工作。甚至在我父母分居之前，托斯提先生就已经是我母亲主要联系人了，他们会讨论所有与我、我哥哥和钱相关的事情。他成了她的知己；在冷冰冰的特朗普家族中，他是一位热情的盟友，她把他视为朋友。
尽管托斯提先生可能真的很善良，但他也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尽管我母亲有她自己的律师，但离婚协议可能是由我祖父制定的。他知道，他的儿媳并不知道他家多有钱，也不知道弗雷迪作为一个非常富有的人的儿子会有什么前景。
我母亲每周得到100美元的赡养费，外加50美元的抚养费。在当时，这些钱并不算少，尤其是考虑到学费、夏令营学费和医疗保险等大笔开支是分开支付的。我的父亲还负责支付房租。因为我们住的那栋楼是我祖父的，所以每月只需要90美元。（多年后我才知道，我和哥哥各自拥有汉兰达大楼 10%的股份，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向我们收取房租似乎有些过分。）父亲支付的房租上限是250美元，这限制了我们搬到更好的公寓或社区的能力。我父亲的家族当时身家超过一亿美元，他同意支付私立学校和大学的学费。但是托斯提先生必须批准我们的假期。因为没有需要分割的婚姻财产，所以我母亲的总净资产是她每月能得到的600美元，这个数额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都不会改变。1969年，障碍赛公园项目被永久否决了，但最终市政府从我祖父手中买回了那块地。他什么都没做，只是毁了一个受人喜爱的城市地标，却获得了130万美元的利润。我父亲什么都没得到，只得到了他人的指责。

作者简介

玛丽·L·特朗普（Mary L. Trump）拥有德纳高级心理学研究所（Derner Institute of Advanced Psychological Studies）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并教授创伤、精神病理学和发展心理学的研究生课程。她和女儿住在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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