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庭如何造就这世界最危险的男人（中）
玛丽·特朗普 著
编者按：
2020年7日14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侄女玛丽·特朗普撰写的一本爆炸性新书《过多与永匮——我的家庭如何造就这世界最危险的男人》出版，她在书中称，唐纳德·特朗普不同寻常的性格和蛮横粗暴的行为“威胁到了世界的健康、经济安全和社会结构”，而这些特征是在童年时由他“高度反社会”的父亲塑造的。书中除了广泛讨论塑造唐纳德·特朗普性格的家庭机能障碍之外，还声称总统年轻时有多次令人震惊的行为，包括为了进入一家著名商学院而进行学术作弊以及残暴对待女性等。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课题组
2020年8月

第七章平行线

当弗雷迪(于1960年)和唐纳德(于1968年)加入特朗普管理集团（Trump Management）时，两人都有类似的期望：成为其父亲的得力助手，然后接替他的职位。他们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被精心打扮以适应角色，从不缺钱买昂贵的衣服和豪华的汽车，但他们的相似之处仅止于此。
弗雷迪很快发现，除了做那些“琐事”，他的父亲并不愿给他腾出地方，也不愿把任何任务交给他，这个问题在建设特朗普村（Trump Village）最吃劲的时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觉得自己被困住了，不被赏识，感到很痛苦，于是他离开了，去别处寻找成功。25岁时，他成为了一名职业飞行员，为环球航空公司（TWA）驾驶波音707飞机来养家糊口。那是弗雷迪个人和职业生活的巅峰。当他26岁时重新回到特朗普管理集团负责障碍赛公园项目（Steeplechase），这期间表面上给他提供的“改过自新”的机会不翼而飞，他的个人前途也到此为止。
到1971年，除了当了10个月的飞行员外，父亲已经为祖父工作了11年。尽管如此，弗雷德还是将当时只有24岁的唐纳德提升为特朗普管理集团的总裁。他做这份工作才三年，经验很少、资格更少，但弗雷德似乎并不介意。
事实是，弗雷德·特朗普根本不需要任何一个儿子进入集团管理层。他把自己提升为首席执行官，但他的工作职责没有改变:他还是地主。自从六年前障碍赛公园项目失败后，弗雷德就不再做开发商了，所以唐纳德作为总裁的角色也是有形无实。20世纪70年代初，纽约市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联邦政府削减了联邦住房管理局（FHA）的开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越南战争的消耗），所以弗雷德也没法儿从那里拿到更多钱。纽约州资助的一个为特朗普村提供廉价房的项目米切尔-拉马（Mitchell-lama）也陷入了停顿。
作为一项商业举措，提拔唐纳德毫无意义。他被提拔到底是为了做什么？我的祖父当时没有开发项目，他几十年来赖以生存的政治权力结构正在瓦解，纽约市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困境。这种提拔的主要目的是惩罚和羞辱弗雷迪。这是一系列此类惩罚中最新的一个，但几乎可以肯定是最糟糕的，尤其是考虑到它发生的背景。
弗雷德决定给唐纳德找个角色。他开始意识到，虽然他的二儿子不具备经营企业所需要的那种天天盯着细节的专注力，但他拥有更有价值的东西：大胆的想法以及实现它们所需要的不择手段。弗雷德一直怀有雄心壮志，要把他的帝国扩张到河对岸的曼哈顿，那里是纽约市房地产开发商的圣杯。他早期的职业生涯证明了他有自我推销、掩人耳目和虚张声势的技巧。但作为第一代德国移民的儿子，弗雷德的第二语言是英语，他需要提高自己的沟通技巧——他参加戴尔·卡内基（Dale Carnegie）的课程是有原因的，并不是单纯为了给自己打气。只不过这个课程没起效果。还有另一个障碍，也许更难克服：弗雷德的母亲，虽然她在某些方面的想法很超前，但总体上是非常严肃和传统的。对于她来说，儿子可以变得成功和富有，但不能张扬。
唐纳德则没有这样的约束。他和弗雷迪一样讨厌布鲁克林，但原因与后者的截然不同——那里的劳动阶级单调、狭隘、缺乏“潜力”。他恨不得马上从那里离开。特朗普管理集团位于Z大道，就在布鲁克林南部比奇港（Beach Haven）的中央，那里是我祖父营建的最大的公寓群之一。他没有做太多的改动。外面狭窄的办公室里塞满了太多的桌子，小窗户透出的光线很少。如果唐纳德从单元数量、土地租赁价值以及每月流入特朗普管理集团的巨额收入等方面考虑一下周围的建筑和社群，他就会认识到巨大的机遇。相反，每当他站在办公室外面，感受着比奇港千篇一律的实用气息时，他一定会感到窒息——那就是一切都已经在他的脚下。呆在布鲁克林的未来并不是他想要的，他决定尽快离开。
除了坐车在曼哈顿四处兜风之外——司机是他父亲的公司掏钱雇的，凯迪拉克是他父亲的公司租的“业务车”——唐纳德的工作职责似乎还包括吹嘘他的“成就”,以及据称拒绝把房子租给黑人（这一点后来成为了司法部起诉我的祖父和唐纳德搞种族歧视的主因）。
唐纳德投入了大量时间在他渴望加入的曼哈顿圈子中塑造自己的形象。作为第一代看电视的观众当中的一个，他花好几个小时来观察媒体，电视的剧集性吸引了他。这有助于塑造他所代表和体现的圆滑、逢迎的形象。他乐于塑造这种形象，再加上父亲对他的宠爱和父亲的财富给他带来的物质保障，给了他不劳而获的信心，使他能够完成一件即使在一开始就装模作样的事情：不仅把自己推销为一个有钱的花花公子，而且是一个杰出的、白手起家的商人。
在最初的日子里，我的祖父热情地（虽然是秘密地）资助了这项昂贵的尝试。弗雷德没有立即意识到唐纳德的局限性，也不知道他实际上是在宣传一部“小说”，但唐纳德很乐意把他父亲的钱花在随便什么地方。就弗雷德而言，他决心不断地把钱塞进儿子的口袋。比如在1960年代末，弗雷德在新泽西开发了一幢供老年人居住的高层公寓，这个项目一方面是为了锻炼如何从政府拿到补贴（弗雷德当时获得了780万美元几乎无息的贷款来负担项目建设成本的90%），另一方面也是他竭力让二儿子获得财富的一个例子。尽管唐纳德没有为这栋大楼的开发投入任何资金，但他得到了咨询费，还得到了物业管理的报酬，而这项工作已经有全职员工在做了。就这个项目，唐纳德一年赚了数万美元，尽管他在开发、推进或管理这个项目上基本上什么都没做，也没有冒任何风险。
弗雷德还耍了个类似的花招，在拍卖会上以56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联邦住宅管理局原先投入1000万美元营建的斯威夫特花园（Swifton Gardens）项目。此外，他还获得了一笔570万美元的抵押贷款，这笔贷款同时涵盖了改造和维修的费用，他基本上没有为房子本身花什么钱。当他后来以675万美元的价格出售这处房产时，唐纳德获得了所有的功劳和大部分利润。
我父亲的飞行梦想被剥夺了，他现在失去了他与生俱来的权利。他不再是丈夫了；他很少见到自己的孩子。他不知道剩下的是什么，也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他知道，保持自尊的唯一办法就是离开特朗普的管理层，这一次是永远地离开。
父亲从汉兰德（Highlander）搬出来后的第一套公寓，是在皇后区桑赛德（Sunnyside）一条安静、阴凉的街道上一栋砖砌排屋地下室的一个单间公寓。他当时32岁，从未独立生活过。
我们一进门就看到一只鱼缸，里面有两条袜带蛇，还有一个着养球蟒的容器。
另一只鱼缸里装满了金鱼，还有一只缸里有几只老鼠在稻草里爬来爬去，它们被放在蛇左边的架子上。我知道老鼠是干什么用的。
除了一张折叠沙发、一张带几把廉价椅子的厨桌和电视，还有两个饲养着一只鬣蜥和一只乌龟的玻璃容器。我们叫它们西红柿和伊兹。
父亲似乎为他的新地方感到自豪，他不断地给动物园增添新成员。有一次，他带我们到锅炉房，把我们带到一个纸板箱前，里面有六只小鸭子。房东让他安装了一些加热灯，做了一个临时保温箱。它们太小了，我们不得不用滴管喂它们。
“只要把精神上的化油器转个四分之一就行了”，祖父对父亲说，似乎这样他儿子就能戒酒了。好像这只是意志力的问题。他们曾经一起呆在书房里，但有一次是面对面地坐着——不是完全平等的，永远不会平等——而是像两个有问题要解决的人一样，尽管他们可能永远不会在解决问题的方法上达成一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尽管医学上对酗酒和成瘾的看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公众的看法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尽管自1935年左右开始有了戒酒互助会（Alcoholics Anonymous）等治疗项目，社会对成瘾者的污名观依然存在。
“下定决心吧，弗雷迪”，祖父用着诺曼·文森特·皮尔（Norman Vincent Peale）才会赞同的毫无用处的陈词滥调。弗雷德所拥有的最接近哲学的东西是《繁荣福音书》，他把它当作工具和应急出口，它对他的任何一个孩子的伤害都没有像当时那样大。
“这就像是让我下定决心放弃癌症”，父亲说。他是对的，但我的祖父全心全意地接受了“责备受害者”的心态，这种心态仍然普遍存在，没办法跳过去。
“我要打败它，父亲。我想我自己做不来。我知道我不能。”
不要问“我能为你做什么？”弗雷德说，“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弗雷迪便不知道该从哪里接话。
我祖父一生中从未生过一天病；他从来没有缺勤过一天；他从来没有因为抑郁、焦虑或心碎而靠边站过，甚至在妻子快死的时候也没有。他似乎没有任何弱点，因此无法识别或认可其他人的弱点。
他从来没有妥善处理过祖母的病痛。每当祖母遇到困难的时候，我的祖父就会说“一切都很好。对不对，亲爱的？”然后尽快离开房间，让她独自面对自己的痛苦。
有时祖母强迫自己说，“是的，弗雷德。”通常她什么也不说，紧咬着下巴，努力克制自己不哭出来。我祖父坚持认为一切都“很棒”，没有给任何其他情感留下空间。
我们被告知父亲病了，要在医院住几个星期。我们还被告知，他必须放弃他的公寓——显然，房东想把房子租给别人。弗里茨和我去收拾我们留下的衣服、玩具和其他零碎东西，当我们到达的时候，这个地方几乎空无一人。坦克不见了，蛇不见了。我一直不知道它们出了什么事。
当父亲从医院或康复中心回来时，他搬到了我祖父母的阁楼里。这是一个临时的安排，没有人把它整理得像个住人的地方。所有的储物箱和旧玩具——包括多年前祖母收藏在那里的老式消防车、起重机和自卸卡车——都被推到了阁楼的一端，在另一端的空地上放了一张小床。父亲把他的便携式6英寸黑白电视机放在他的旧的国民警卫队的衣箱上，就在卧室的窗户下面。
我和弗里茨去看他的时候，我们就在他的小床旁边的地板上露营，我们三个人看着没完没了的老电影，比如《虎！虎！虎！》，还有《疯狂世界》。当父亲恢复到可以下楼的时候，每个礼拜天都和我们一起在WPIX频道上看每周的《两傻双人秀》。
过了一两个月，祖父告诉父亲，桑赛德大厦（Sunnyside Towers）有一个空房间。那是祖父1968年买的一间位于顶层的一居室公寓。
就在父亲准备搬到桑赛德的时候，他的大姐玛丽安娜借了600美元的贷款，准备在霍夫斯特拉法学院（Hofstra Law School）开始她的学业。虽然不是她的首选，但霍夫斯特拉离牙买加庄园（Jamaica Estates）只有10分钟的车程——距离很近，她仍然可以在早上送我的堂兄大卫去学校，下午再去接他。重返校园是一个拖延已久的梦想。她还希望成为一名律师能给她经济上的支持，以便有一天能离开她的丈夫。这些年来，他们的处境变得越来越灰暗。他觉得岳父给他的停车场服务员的工作是一种耻辱，他一直没有缓过这口气来。这些年来，姑父大卫不时地对他的妻子大骂一通，尤其是在他喝醉的时候。
玛丽安娜走向独立的举动让她的丈夫更加抓狂，当她第一天从法学院回到家后，她的丈夫勃然大怒，把他们13岁的儿子扔出了公寓。玛丽安娜带他回了娘家，他们在那里过夜。大卫·德斯蒙德（David Desmond, Sr.）花光了他们微薄的共同储蓄账户，离开了小镇。
全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书房里，这个房间里原来没有书，直到1987年唐纳德找人代写的《交易的艺术》（The Art of the Deal）出版。那些书架被用来展示婚纱照和肖像画。可以俯瞰后院的凸窗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五兄弟姐妹成年时在摄影室拍的照片，这幅照片取代了弗雷迪14岁时的一幅类似的照片。房间里唯一不是在摄影室拍的几张照片是我祖母的一张黑白照片，她戴着帽子、身着裘皮披肩，看上去气派而高贵——她和我的姨妈，两个年轻女孩，正从停在路易斯岛（the Isle of Lewis）斯托诺韦（Stornoway）的飞机舷梯上下来——那里是祖母出生的地方；还有一张照片，是唐纳德穿着他在纽约军事学院的制服正带领学校队伍参加纽约市哥伦布日的游行。靠墙的地方有两个用深蓝色和绿色的乙烯基软垫装饰的双人座椅，还有一把大椅子放在电视机前，孩子们经常在这里嬉闹。我的祖父，穿着他的三件套西装、打着领带，坐在靠近门旁那张沉重的松木电话桌的双人座椅上，双脚笔直地放在地上。
每个星期六，如果我们没在桑赛德陪父亲，弗里茨和我会骑自行车沿着汉兰德大道，沿着牙买加庄园后街的房子同我们的堂兄大卫一起出去玩，或者由弗里茨和大卫闲逛，我在旁边跟着。
每次姑妈玛丽安娜和伊丽莎白来访时，祖母都会和她们一道坐在一张天蓝色的福米卡塑料贴面的小桌子前，这张桌子的边缘是不锈钢的，看上去就像直接从上世纪50年代的汽水铺里搬来的。再走过去一点，是一间深色的餐具室，有一个走入式衣橱那么大，里面有一张小桌子，祖母把她的购物清单、收据和账单放在那里。玛丽，那个长年吃苦的管家，经常躲在那里，听着她的便携式收音机；每当下雨或寒冷的日子，大卫、弗里茨和我困在家里出不去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她逼疯。在餐具室的另一边，有一扇旋转门通向餐厅。我们就用这道转门，从后门跑过厨房，穿过门厅，在餐厅转个圈，再经过餐具室，回到厨房，把这些地方都变成了自己的跑道，相互追逐、嬉闹、尖叫、加速，总有人免不了要撞到某件家具。在冰箱和餐具室的门口之间，祖母通常会让我们自由发挥，但当她在厨房时，她就会失去耐心，大喊着让我们停下来。如果我们不理睬她，她便用木勺威胁我们——光是抽屉打开的声音就足以让我们停下来。但是，如果我们傻到继续绕着她跑、弄出响声，勺子就拿会出来，谁靠得最近谁就会被重重地打一顿。伊丽莎白在我们经过时抓住我们的头发，尽她的一份力让我们慢下来。
在那之后，弗里茨、大卫和我通常会跑去地下室——大人们只会在去洗衣房或者是车库的路上经过那里，所以我们可以放声说话，在那里踢球，或者在祖母的电动扶梯上来来回回（抑或打闹）。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远处的开阔空间，所有的灯都开着。除了如我祖父真人大小的木制印第安酋长雕像像石棺一样堆靠在对面的墙上之外，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地下室：吊顶的日光灯、黑白相间的油毡瓦，还有一架古老的立式钢琴，戳在那里几乎不被人注意，因为它走调走得如此严重，甚至不值得一弹。唐纳德的军帽上插着他在纽约军事学院做护旗生的时候用过的巨大羽毛。有时我会戴上它，将下巴上的系带系紧，虽然那帽子还是会滑到我的鼻梁下面。
当我一个人在那里的时候——地下室里半明半暗，木制的印第安人在阴影里站岗——那就变成了一个奇特的异域空间。楼梯的拐角处建了一个巨大的红木酒吧，里面摆满了高脚凳、满是灰尘的玻璃杯和一个可以使用的水槽，但是没有酒——这在一个不喝酒的人建的房子里很不寻常。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油画，画中是一位有着丰满的嘴唇以及动人摆臀的黑人歌手。她穿着一件镶有褶边的金黄色紧身连衣裙，站在麦克风前，张着嘴、伸出手。在她身后演奏的是一支完全由身穿白色晚礼服、打着黑色领结的黑人男子组成的爵士乐队。铜管闪闪发光，木管也闪闪发光。单簧管手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直视着我。我会站在吧台后面，肩上挂着毛巾，为我想象中的顾客们调酒。或者我会坐在其中的一把高脚凳上，作为唯一的赞助人，幻想着自己在这幅画里。
我们的叔叔罗伯特，他比我们大不了多少，看起来更像兄弟姐妹而不是叔叔，每次他从城里回来，都会和我们一起在后院踢足球。我们玩得很卖力，天热的时候，我们经常跑到厨房去拿一罐可乐或葡萄汁。罗伯特经常会抓起一块费城奶油芝士，靠在冰箱上，剥开锡箔纸，把奶油芝士当糖果一样吃下去，然后用苏打水把它冲下去。
罗伯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足球运动员，我试图跟上男孩子们，但有时感觉他好像在拿我进行射门练习。
唐纳德在家里的时候，我们经常扔棒球或足球玩。尽管他曾在纽约军事学院打过棒球，他甚至比罗伯特更不善于收力；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仅仅因为他的侄女和侄子才6岁、9岁或11岁，就应该把球轻轻扔出去。当我成功地接住他扔给我的球时，我的皮手套发出的回响就像在打在挡土墙上的一声枪响那样。即使有小孩，唐纳德也必须是赢家。
只有最执着的乐观主义者才能住在桑赛德大厦而不失去希望。没有门僮，有机玻璃前门两边的两个大花盆里的塑料植物和鲜花永远蒙着一层薄薄的灰尘。我们六楼的走廊里弥漫着难闻的烟味。潮湿的地毯泛着一种没有灵魂的海豹皮的灰色。冷漠的顶灯什么也遮掩不了。
我父亲的生活方式最好的时候是他和我母亲刚结婚，住在萨顿（Sutton Place）附近的一间卧室里的时候。在那一年里，他们晚上和朋友一起去科帕卡巴纳（Copacabana），周末坐飞机去比米尼（Bimini）。从那以后，一切都在走下坡路，正好与唐纳德的生活轨迹相反，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变得更加奢侈。唐纳德和伊万娜结婚时已经住在曼哈顿了。婚礼后，他们住在第五大道的一套两居室公寓里，后来又住在同样位于第五大道的一套八居室公寓里。不出五年，他们就住在特朗普大厦（Trump Tower）价值1000万美元的三层顶楼复式公寓里，而在此期间唐纳德实际上还在受雇于我祖父。
我祖父在20世纪60年代创立了米德兰公司（Midland Associates），让他的孩子们从中受益。他的孩子每人拥有八栋大楼15%的所有权，其中一栋就是桑赛德大厦。这显然是游走在法律边缘（如果不是彻头彻尾的欺诈）的财富转移，其明确目的就是为了避免支付一桩摆在台面上的交易预计需要缴纳的赠与税的大部分。我不知道父亲是否知道他拥有他现在居住的大楼的一部分，但在1973年，他拥有的那部分价值约为38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220万美元。他似乎没有明显的机会拿到任何钱——他的船和飞机都不见了；他的野马和美洲虎不见了。他仍然保留着虚荣的FCT车牌，但现在它们已经挂在一辆破旧的福特汽车上了。那时，我父亲拥有的财富都只是纸上富贵。要么是他无法动用信托基金，要么是他不再认为自己有权动用自己的钱。无论遇到怎样的挫折，他都要听他父亲的摆布。
父亲和我当时正在电视上看大都会队的比赛，突然对讲机响了。父亲看起来很惊讶，就去回答。我不知道是谁从大厅打来的电话，但我听到父亲低声说了句“见鬼”。我们原本准备度过一个悠闲的下午，但父亲现在似乎有些紧张。“唐纳德会过来几分钟”，他告诉我。
“怎么了？”
“不知道。”他似乎很恼火，通常不是这样的。
铃声一响，父亲就把衬衫塞进去，打开了门。他向后退了几步，让他弟弟过去。唐纳德穿着三件套西装，闪亮的鞋子，拿着一个用几根宽橡皮筋扎着的厚厚的马尼拉信封。他走进客厅。“嗨，亲爱的”，他看到我打招呼。
我向他挥挥手。
唐纳德转过身，轻蔑地环顾四周，对我父亲说，“天哪，弗雷迪。”我父亲对此无动于衷。唐纳德把信封扔到咖啡桌上，说，“爸爸需要你在这些上面签名，然后把它们带到布鲁克林来。”
“今天？”
“是的。为什么？你忙吗？”
“你拿去给他。”
“我不能。我正在去城里的路上，去看一些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房产。现在是占那些在市场高点买入的输家便宜的绝佳时机。”
弗雷迪永远不敢在布鲁克林以外的地方开发自己的项目。几年前，在一次周末去波科诺（Poconos）的旅行中，当他和琳达开车经过跨布朗克斯区高速公路两边一排又一排废弃的建筑时，她指出，他可以自己创业，在布朗克斯区翻新建筑。
“我不可能和爸爸作对”，弗雷迪说，“对他来说，布鲁克林就是一切。他不会允许的。”
这时唐纳德望着窗外说，“爸爸在布鲁克林需要一个人。你应该回去。”
“有什么可做的呢？”父亲嘲笑道。
“我不知道。不管你以前做什么。”
“我以前做你那份工作。”
在令人不安的沉默中，唐纳德看了看手表。“我的司机在楼下等着。四点前把这个给爸爸，好吗？”
唐纳德走后，父亲挨着我坐在沙发上，点了一支烟。
“好吧，孩子”，他说，“想去布鲁克林兜兜风吗？”
我们去办公室时，父亲在去艾米（Amy Luerssen）家的路上兜了一圈，她是我祖父的秘书和管家（同时也是我的教母），她的办公桌就在她老板的门外。艾米阿姨显然很喜欢这个被她称为“我的弗雷迪”的男人。
我祖父的私人办公室是一间光线昏暗的方形房间，墙上挂满了牌匾和装裱好的证书，还有许多头戴完整头饰的印第安酋长的木制半身像散落在各处。我坐在他的桌子后面，从他家里似乎无穷无尽的蓝色记号笔和廉价的厚便签纸中挑选一些东西，一边写笔记，一边画画，直到午饭时间。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在他的椅子上疯狂地转着圈。
我的祖父总是带我们去Gargiulo 's吃饭，这是一家正式的餐厅，有干净的餐巾和桌布，他几乎每天都去。恭敬的侍者都认识他，都叫他“特朗普先生”，并把椅子拉出来，整顿饭都在忙着照顾他。艾米阿姨或办公室里的其他人加入我们的行列会更好，因为这样可以减轻父亲的压力；他和祖父几乎没有什么话可说了。唐纳德和我们同时在办公室的情况并不经常发生，但当我们相遇时，情况就更糟了。他表现得好像这地方是他的，祖父似乎不仅鼓励他这么做，而且还很享受。在有唐纳德的场合里，我的祖父变了。
1973年，司法部民权部门（Civil Rights Division）起诉唐纳德和我祖父，因为他们违反了1968年的《公平住房法案》(Fair Housing Act)，拒绝把房子租给黑人社区(die Schwarze)，这是我祖父说的。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联邦住房歧视诉讼之一，臭名昭著的律师罗伊·科恩(Roy Cohn)表示愿意提供帮助。唐纳德和科恩在Le Club相遇。Le Club是东55街的一家豪华的会员式餐厅和迪斯科舞厅，范德比尔特和肯尼迪家族、一系列国际名人和小贵族都经常光顾这里。科恩因卷入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失败的反共产主义运动而被排除在圈外十多年。他被迫辞去参议员首席法律顾问的职务，但这是在他摧毁了数十人的生活和职业生涯之后，因为这些人被指控是同性恋，或者与共产主义有瓜葛。
与许多像他那种性情恶毒且有影响力的人一样，科恩不受任何约束。科恩受到纽约精英阶层的欢迎，并被各种各样的客户所雇佣，比如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约翰•戈蒂(John Gotti)、艾伦•德肖维茨(Alan Dershowitz)以及纽约的罗马天主教大主教。科恩在他长大的纽约市开始了私人执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变得非常富有，非常成功，非常有权力。
虽然科恩在弗雷德保守的地方很花哨，在弗雷德沉默寡言的地方很大声，但他们之间的区别实际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不是本质上的。科恩的残忍和虚伪更为公开，但弗雷德在家庭的亲密关系中也掌握了这些技巧。弗雷德还暗示唐纳德会被科恩这样的人所吸引，就像他后来会被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金正恩(Kim Jong-un)或其他任何人所吸引一样，因为他愿意奉承，也有权力让自己中饱私囊。
科恩建议特朗普管理集团对司法部提起反诉，要求司法部赔偿1亿美元，原因是他指控政府对其客户做出了虚假和误导性的陈述。这种做法既荒谬，又华而不实，但至少就它获得的知名度而言是有效的;这是27岁的唐纳德第一次登上报纸的头版。虽然反诉将在庭外被驳回，但特朗普管理集团解决了此案。他们没有承认自己有不当行为，但他们确实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租赁做法，以避免歧视。尽管如此，科恩和唐纳德都认为这是一个胜利，因为所有的媒体都报道了此事。
当唐纳德把自己的财富与罗伊•科恩这样的人拴在一起时，他唯一的优势就是弗雷德的慷慨，以及对自己才华和优越性的一种精心培养的、但不切实际的信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所锻炼出的辩护和防御能力曾经保护他免遭冷漠、恐惧和冷落的侵害，这是他早年留给世人的印象，但随着他被迫看到弗雷迪遭到虐待,他形成了一种他的哥哥显然缺乏的能力:他父亲所要求的成为“杀手”和代理人的能力。
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弗雷德是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唐纳德的，但我怀疑是在他把儿子送去军校之后。唐纳德似乎听从了父亲的谆谆教诲，要做一个强硬的“杀手”。他炫耀自己被高年级学生随意殴打的经历，或者假装不在乎自己被驱逐出去，这些都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弗雷德对唐纳德日益增长的信心在他们之间建立了一种纽带，也使唐纳德形成了不可动摇的自信。毕竟，家里最重要的人，唯一说了算的人，最终还是对他表示了好感。与弗雷迪不同的是，唐纳德从父亲那里得到的关注是积极的。
大学毕业后，当唐纳德终于走上社会，利用父亲的关系结交更多的朋友，利用父亲的钱塑造自己迅速成长为宇宙主宰的形象时，弗雷德知道，他儿子得到的任何荣誉都会为他带来好处。毕竟，如果唐纳德被视为一个积极进取的交易撮合者，这完全要归功于弗雷德·特朗普——尽管弗雷德是唯一知道这一点的人。
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采访中，弗雷德声称唐纳德的成功远远超过了他自己。“我让唐纳德自由发挥”，他说，“他具有非凡的视野，凡是他碰过的都彷佛变成了金子。唐纳德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这些都不是真的，弗雷德在说这话的十年前肯定就知道了。
在障碍赛公园项目之后，弗雷德失去了很多地盘。如果他想扩大他的帝国，他将需要一片新的竞技场和代理人。他需要唐纳德走出去创造这个品牌。没过多久，弗雷德就意识到，他那挥霍无度的二儿子不适合那种单调乏味、预算紧张、严格管制的经营租赁物业的例行公事。但在他父亲的支持下，或许他可以利用自己的傲慢和无耻，进军曼哈顿。弗雷德并没有活在间接代理的状态中；他密切地参与了唐纳德早期进军曼哈顿市场的各个方面，当唐纳德在前面向人群表演时，他在幕后做事情。弗雷德让唐纳德得以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既满足了他对获得认可的渴望，又让他的儿子获得了弗雷德一直期盼的曼哈顿开发商的名声。弗雷德永远不会得到公众的认可，但只要他知道——如果没有他，唐纳德获得扬名立万并提升自己的机遇都不会实现，这就够了。成功和赞扬都归功于弗雷德和他的巨额财富。任何关于唐纳德的故事实际上都是关于弗雷德的。弗雷德也知道，如果这个秘密被发现，这个诡计就会土崩瓦解。回想起来，弗雷德是那个木偶操纵者，但他并没有在操纵儿子。这并不是说弗雷德忽视了唐纳德作为一个商人的无能；他知道他在那个舞台上有足够的天赋来配合他们。弗雷德愿意投入数百万美元在他的儿子身上，因为他相信他可以利用的技能唐纳德也有——作为自我推销的专家、无耻的骗子、营销人员以及品牌的建设者——去实现他一直无法实现的一件事:获得一种与他的自负相称的名望，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他的野心，这是单靠金钱永远无法做到的。
20世纪80年代末，情况发生了逆转，弗雷德再也无法忍受儿子的粗暴无能；他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投资。他的怪物被放出笼子了。他所能做的就是减轻损失，保持现金流动，并找其他人来承担责任。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父亲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更加冷酷，可能还有——变得更瘦了。桑赛德大厦的公寓是灰色的，因为它向西北方向暴露，灰色来自于无休止的香烟烟雾，来自于他糟糕的情绪。有些早晨，他连起床都做不到，更不用说陪我们度过一整天了。有时他还宿醉不醒；有时是他的抑郁加重了。如果我们没有安排任何事情，父亲经常找借口让我们自己呆着，说他要工作或有事要去找祖母。
有一次，父亲告诉我们他有一份管理报童的工作。我大致看了看送报路线，据我所知，这意味着他就是那个从自己的汽车后备箱搬出报纸发给报童，然后在他们送完后从他们那里收取现金的人。有一次他告诉我，他一天赚100美元，这对我来说是一大笔钱。
一天晚上，我们和父亲的女朋友约翰娜在公寓里吃晚饭。我更喜欢她不在的时候;她身上有些东西让人讨厌。她根本就没有接触我和弗里茨，甚至连试都没试过。考虑到她不是英国人，她说“弗雷迪，让我抽根烟吧”这样的话已经够糟糕的了，但父亲也开始这么讲话了。
我们刚吃完饭，我就开始讲述那天下午我和母亲在银行的大胆经历。当她在长长的队伍中等待的时候，我却站在一个柜台前填写各种化名的存款单，以及为了资助各种计划而打算取出的大笔的钱。我觉得整件事都太好笑了，简直忍不住。但当我告诉他们秘密身份、秘密提款，以及我分散它们的邪恶计划时，父亲的眼睛里露出了警惕的神色。
“托斯提先生知道这件事吗?”他问道。
如果我仔细听，我可能会停下来，但我以为他是在开玩笑，所以我一直在讲我的故事。
父亲越来越激动，身体前倾，用手指着我。“你做了什么?”尽管父亲如此喜怒无常，我却很少看到他这么生气，也几乎没有听过他提高嗓门说话。我很困惑，试图追溯我的叙述，回到他开始认为我做错了什么事情的地方。但并没有这样的问题，我对事情真相的解释只会使他更加不安。
“如果托斯提先生发现了这件事，你爷爷会找我麻烦的。”
约翰娜把手放在父亲的胳膊上，好像要把他的注意力从我身上引开。“弗雷迪”，她说，“这没什么。”
“‘没什么’是什么意思？这混账事真的很严重。”
听到骂人的话，我畏缩了一下。
在那一刻，我和约翰娜都知道没有什么能说服他。他喝醉了，陷入了某些陈年旧事。我试图向他解释，使他镇定下来，但他已经回不来了。那时我才八岁。
1975年夏天，唐纳德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在会上他展示了建筑师对君悦酒店(Grand Hyatt)的设计方案，仿佛他已经赢得了替换42街中央车站(Grand Central Terminal)隔壁的老康懋达（Commodore）酒店的合同。媒体把他的说法作为事实报道。
那年夏天，就在弗里茨和我准备去夏令营之前，父亲告诉母亲他有个消息。于是母亲请他吃饭。父亲按门铃的时候，我去开门。他穿着他几乎总是穿的衣服——黑色的宽松裤和一件白色的衬衫——但是他的衣服是松脆的，他的头发是向后梳的。我从未见过他这么英俊。
母亲在拌沙拉，父亲在我们的小露台上烤牛排。食物准备好后，我们坐在露台旁边的小桌子旁，把门撑开，这样夏天温和的微风就可以吹进来。我们喝了水和冰茶。
“我将在夏末搬到西棕榈滩”，他告诉我们，“我在市区找到了一套很棒的公寓，后面有个码头。”他已经选好了一艘船，我们去的时候，他会带我们去钓鱼和滑水。当他说话的时候，他看起来很开心，很自信，也很放松。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第一次感到了希望。

第八章逃逸速度

我坐在餐桌前，把鞋放在我的面前，试图弄明白这是怎么了。我把树底下剩余的盒子翻了个遍,认为可能是同一双鞋的两只被分开包装了,但是没有,只有一只——一只带有四英寸鞋跟的金色花边́鞋塞满了硬糖。糖果和鞋子都用玻璃纸包裹着。这东西是从哪儿来的?我想知道。这是门票奖品还是午餐派对上的意外所得?
唐纳德从厨房穿过餐具室。当他从我身边走过时，他问，“那是什么?”
“这是你送给我的礼物。”
“真的吗?”他看了一眼。“伊万娜!”他对着门厅喊道。她站在客厅附近的圣诞树的另一边。“伊万娜!”
“怎么了，唐纳德?”
“这太棒了。”他指着鞋子，她笑了。也许他以为那是真金。
这一切始于1977年，当时我收到了三套零售价为12美元的布隆米（Bloomie）内衣，这是唐纳德和他的新婚妻子伊万娜送给我的第一份圣诞礼物。同一年，他们送给弗里茨一本皮面杂志。看起来好像是给年纪大一些的人看的，但它真的很好，我觉得有点被轻视了，直到我们意识到它已经过时了两年。至少内衣不会过期。
度假的时候，唐纳德和伊万娜会开一辆昂贵的跑车，或者是一辆司机驾驶的豪华轿车，比我祖父的还要长。他们像社交名流一样大摇大摆地走进大厅，伊万娜穿着皮草和丝绸，梳着夸张的发型和妆容，唐纳德穿着昂贵的三件套西装和闪亮的鞋子，相比之下，其他人看起来都很保守，不那么时尚。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认为是唐纳德独自一人创立了这个公司，把我的家族变成了一个品牌，而我的祖父，偏狭而吝啬，只关心赚钱和存钱。在这两方面，事实截然不同。2018年10月2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揭露了我的家族在过去几十年里从事大量涉嫌欺诈的、游走在法律边缘的和非法的活动，其中包括以下段落:
弗雷德·特朗普和他的公司也开始向唐纳德·特朗普提供大额贷款和信贷额度。这些贷款使其他特朗普家族获得的贷款相形见绌，这些贷款的流量有时如此稳定，就好像唐纳德·特朗普有自己的金库一样。以1979年为例，根据提交给新泽西赌场监管机构的记录，他在1月借了150万美元，2月借了6.5万美元，3月借了12.2万美元，4月借了15万美元，5月借了19.2万美元，6月借了22.6万美元，7月借了240万美元，8月借了4万美元。
1976年，罗伊·科恩建议唐纳德和伊万娜签署一份婚前协议，伊万娜的补偿条款是基于弗雷德的财富，因为当时唐纳德的父亲是他唯一的收入来源。我从祖母那里听说，除了赡养费、子女抚养费和这套公寓外，在伊万娜的坚持下，婚前协议还包括一笔15万美元的“雨天”基金。我父母的离婚协议也是基于我祖父的财富，但伊万娜的15万美元基金，相当于我母亲每月600美元的抚养费和赡养费之和的近21年。
在伊万娜之前，假期总是千篇一律，这使它们的记忆模糊在一起。我五岁的圣诞节和十一岁的圣诞节没什么区别，例行公事从未改变过。我们会在下午1点从前门进入房子。那里堆着几十个包裹，到处都是握手和飞吻，然后大家聚在客厅里吃虾仁杯。和前门一样，我们一年只用两次客厅。父亲来了又走了，但我不记得他去过那儿。
感恩节和圣诞节的晚餐是一样的，尽管有一个圣诞节，祖母大胆地做了烤牛肉而不是火鸡。这是一顿人人都喜欢的饭，但唐纳德和罗伯特很生气。祖母在整个用餐时间都低着头，双手放在膝盖上。就在你以为这个话题永远不会再提的时候，其中一个会说“天哪，妈妈，真不敢相信你居然没做火鸡。”
伊万娜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后，就和唐纳德一起坐在了权力中心，他坐在我祖父的右手边，这是唯一与他平等的人。离他们最近的人(玛丽安娜、罗伯特和伊万娜)组成了一个带着任务的气氛组:支持唐纳德，在交谈中顺着他、听从他，就像没有人比他更重要一样。起初，我认为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玛丽安娜和罗伯特早就知道，与他们父亲明显的偏好相矛盾是没有意义的。“我从来没有挑战过我的父亲”，玛丽安娜说，“从没。”这样做更容易一些。唐纳德的幕僚长就是这种现象的典型例子。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约翰·凯利(John Kelly)和米克·马尔瓦尼(Mick Mulvaney)会毫无保留地以同样的方式行事——直到他们因为不够“忠诚”而被赶下台。拍马屁的人都是这样的。首先，无论主子犯下何种暴行，他们都保持沉默；然后他们通过不采取行动使自己成为同谋。最终，当唐纳德需要一个替罪羊时，他们发现自己是可以被牺牲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弗雷德对待唐纳德和他的其他孩子之间的差异变得非常明显。对罗伯特和玛丽安娜来说，更简单的做法是服从“党派”路线，希望他们不会受到更坏的对待，这似乎也是国会的共和党人现在每天都在做的盘算。他们也知道当我父亲没有达到弗雷德的期望时发生了什么。坐在桌子另一头的我们都是多余的；我们的工作是填补便宜的座位。
在金色的花边鞋事件一年之后,唐纳德和伊万娜给我的礼物篮开始“变本加厉”:要么明显的转赠品,要么没有任何用,而且它表明了伊万娜对玻璃纸的嗜好。拆开包装后，我注意到，在一罐美味沙丁鱼、一盒矿泉水饼干、一罐用苦艾酒浸泡的橄榄和一条意大利腊肠中间，有一个圆形的凹痕，印在篮子的底部，那是另一罐东西曾经放过的地方。我的堂兄大卫走过，指着空着的地方问，“那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想应该是和这些东西搭配的吧。”我说着，举起了那盒饼干。
“可能是鱼子酱”，他笑着说。我耸耸肩，不知道鱼子酱是什么。
我抓起篮子把手，朝我放在楼梯旁边的那堆礼物走去。在路上，我碰到了伊万娜和祖母，提起篮子，说了句“谢谢你，伊万娜”，然后把它放在地板上。
“那是你的吗?”
一开始我以为她说的是礼物篮，但她指的是我已经打开的一堆礼物上面的那份Omni杂志。Omni是一本科学和科幻小说杂志，于当年10月发行，是我新的嗜好。当时我刚拿到12月份的那期杂志，把它带到了家里，希望在吃晚饭和吃虾的间隙能把它读完。
“哦,是的。”
“出版商鲍勃是我的一个朋友。”
“不会吧!我喜欢这本杂志。”
“我把他介绍给你。你到城里去见见他。”
虽然没有像听到我要去见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那么震撼，但也很接近了。“哇。谢谢。”
我盛了一盘吃的，上楼来到父亲的房间，他在那里呆了一整天，病得太厉害，不能和我们一起聚会。他坐起来，听着他的便携式收音机。我把盘子递给他，但他把盘子放在床头柜上，不感兴趣。我告诉他伊万娜的慷慨提议。
“等一下，她想把你介绍给谁?”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名字。在和伊万娜交谈之后，我马上看了看杂志的报头，看到了他:鲍勃·古奇奥尼（Bob Guccione），出版人。
“你要去见《阁楼》（Penthouse）的出版商?”即便在13岁的时候，我就知道《阁楼》是什么了。我不相信我们谈论的是同一个人。父亲笑着说，“我不觉得这是个什么好主意。”突然之间，我自己也不知道了。
母亲收到的礼物让人笑不出来。在她和我父亲离婚数年后，为什么她仍然被期望参加家庭度假是一个谜，但她为什么去是一个更大的谜。显然，特朗普家不希望她出席，正如她也不希望自己出席一样。他们送给她的一些礼物已经够好的了，但是这些礼物总是比送给伊万娜和罗伯特的妻子布莱恩的礼物来得少。更糟糕的是，其中许多显然是被转赠的。有一年，她从伊万娜那里得到一个手袋，那是一个奢侈品牌，但里面有一张用过的纸巾。
吃过晚饭，打开礼物后，我们就分开了——有些人去厨房，有些人去后院，其余的人去了书房。我在书房门口的地板上盘腿而坐。不管唐纳德和罗伯特看的是什么哥斯拉电影，还是足球比赛，我都从远处看。过了一会儿，我注意到母亲不在。起初我并不担心，但她没有回来，我就去找她。我查看了厨房，但只找到了我的祖母和姑妈们。我走到后院，我哥哥和堂兄大卫正在那里踢足球。当我问弗里茨她在哪里时，他说，“我不知道”，显然不感兴趣。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不需要问就能知道去哪里找她，但最初几次让我感到恐慌。
母亲在餐厅里，独自坐在桌旁。这时，餐具柜已经清理干净了，唯一能证明这顿饭的就是地上散落的几张餐巾布。我站在门口，希望她会注意到我，希望我的出现能让她重新活跃起来。我什么也不敢说，不想打扰她。厨房里传来碗碟、剩菜和冰淇淋蛋糕的哗啦声，暮色中，我走近那张红木桌子。枝形吊灯已经熄灭了，但我希望光线能更暗一些，这样我就不用看到母亲的脸了，她看起来是那么痛苦。
我坐在她旁边的椅子上，小心地不去碰她。除了团结一致之外，我无法给予或获得任何安慰。
在收到内衣礼物的8个月前，唐纳德和伊万娜在大理石学院教堂（Marble Collegiate Church）结婚，并在21岁俱乐部（21 Club）俱乐部举行了婚宴。母亲、弗里茨和我被安排到堂兄妹的桌子上，父亲不在那里。家人告诉我的谎言是父亲原本要被请来当唐纳德的伴郎以及婚宴上的主持人(那实际上是乔伊·毕晓普的角色)，但家里决定他需要呆在佛罗里达照顾维克叔叔，祖母的妹夫。事实是，我祖父只是不想让他参加婚礼，别人也告诉他不要来。
当唐纳德在曼哈顿四处游荡寻找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资产的时候，我几乎每周都要损失“数万美元”。周五放学后，我去朋友家玩我们那个版本的大富翁游戏:双倍的房产和旅馆，双倍的钱。我们整个周末都在进行马拉松式的游戏。一场比赛可能持续30分钟到几个小时不等。在所有的游戏中唯一不变的是我的表现:我每次都输了。
为了给我一个奋斗的机会(也为了给我的朋友一些挑战)，我被允许从银行和我的对手那里借越来越多的钱。我们在封面内侧用一长串的数字写下我所欠的钱，以此来合计我欠下的巨额债务。
尽管我最终的表现很差，但我从未改变过我的策略;我买下了大西洋城(Atlantic City)的每一处地产，并在自己的地产上建了房子和酒店，即便是在没有机会收回投资的情况下。不管我输得有多惨，我还是下了两倍和三倍注。作为房地产大亨的外孙女和外甥女，我不擅长房地产，这是我和朋友之间的一个大笑话。原来唐纳德和我还是有共同点的。
自从我父亲去世后，唐纳德暗示过“他们”(指他和我的祖父)本应该“让”弗雷迪做他喜欢的和擅长的事情(飞行)，而不是强迫他做他讨厌的和不擅长的事情(房地产)。但没有证据表明，我父亲缺乏运营特朗普管理集团的技能，就像没有证据表明唐纳德有这些技能一样。
1978年的一个晚上，父亲在西棕榈滩的公寓里醒来，胃痛得要命。他设法把自己拖进车里，开到急救室。后来他告诉母亲，当他到了医院的时候，他并没有马上进去。他呆在车里，不知道是否该麻烦医院。他曾想，如果一切都结束了，也许事情会简单一些。迫使他寻求帮助的唯一原因是想到了我和弗里茨。
父亲病得很重，被转到迈阿密的一家医院，医生诊断他患有心脏缺陷，需要动手术。弗雷德告诉玛丽安娜飞到佛罗里达，把他从医院接出来，带回纽约。这将是我父亲最后一次北上旅行。在佛罗里达待了三年之后，他要回家了。
在纽约，医生发现父亲的二尖瓣有缺陷，心脏也大得危险。他需要接受一项实验，用猪心脏的健康瓣膜替换它。
当母亲和我在父亲手术的前一天到他家里去看他时，伊丽莎白已经在那里了，和他一起坐在他童年时代的小卧室里，我们称之为“牢房”。他躺在帆布床上，我吻了吻他的脸颊，但没有坐在他旁边，因为我怕打扰他。我以前见过父亲生病——肺炎、黄疸、酗酒、绝望——但他现在的状况令人震惊。他还不到四十，看上去就像一个精疲力竭的八十岁老人。他跟我们讲了手术和猪瓣膜的事，母亲说:“弗雷迪，幸好你不是犹太教的。”我们都笑了。
康复时间很长，父亲就呆在家里休养。手术一年后，他的病情有所好转，但他再也不能独立生活了。部分障碍可能是财务方面的。他又开始为我祖父工作，但这次是在维修队。这并不奇怪，除了几次戒酒，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喝酒。有一次他告诉我，他的一个医生警告他，“如果你再喝一杯，你就会死的。”即使是心脏手术也不足以阻止他。
那个感恩节，父亲自从搬回纽约后第一次加入我们的聚会。他和我一起坐在桌子祖母在的那一头，苍白又瘦得像个幽灵。
饭吃到一半的时候，祖母噎住了。“妈妈,你还好吗?“父亲问。其他人似乎没有注意到。当她继续挣扎时，桌子另一头的几个人抬起头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但随后低头看着自己的盘子继续吃。
“好了”，父亲说着，把一只手放在祖母的胳膊肘下，轻轻地扶她起来。他把她领到厨房，在那里，我们听到父亲使用海姆利克氏急救法让祖母拖着脚走路，还听到了令人沮丧的咕噜声；这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当志愿救护车司机时学会的。
他们回来时，响起了一阵断断续续的掌声。“干得好，弗雷迪”，罗伯特说，就好像我父亲刚刚杀死了一只蚊子。
唐纳德无处不在，甚至当他不在家的时候。每次我父亲想要去厨房或回他的房间时，他都必须穿过散落在早餐桌上的杂志封面和报纸文章的挑战。自1973年那场官司以来，唐纳德一直是纽约小报的主角，我祖父收集了每一篇提到他名字的文章。
父亲搬回家的时候，唐纳德正在筹备君悦酒店的交易，那只不过是1972年祖父与唐纳德在新泽西组建合伙企业的一个更复杂的版本。君悦酒店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我祖父与纽约市长阿贝·比姆(Abe Beame)有联系。弗雷德还慷慨地为市长和州长休·凯里（Hugh Carey）的竞选活动捐款。凯里的筹款人路易丝·赛辛尼(Louise Sunshine)帮助促成了这笔交易。为了敲定协议，比姆向他提供了每年1000万美元的税务减免，这一优惠将持续40年。当康懋达酒店的拆除工作开始时，纽约媒体相信了唐纳德的话，不断地把这笔交易说成是唐纳德一手完成的。
也许是为了弥补自他搬回纽约后我们之间的隔阂，父亲告诉我，他想在1981年5月为我举办一个十六岁甜蜜派对。几个月前，君悦大酒店举行了盛大的开业典礼，父亲说他想问问唐纳德，我们是否可以用一间小一点的舞厅。唐纳德似乎很渴望有机会向家人炫耀他的新项目，他欣然同意了，甚至给了他一个折扣。
几天后，父亲告诉了祖父聚会的计划，当时我们三个人都在早餐室，随处可见的剪报铺满了桌子。“弗雷德”，他生气地说，“唐纳德很忙，他不需要这些屁事搅扰。”
潜台词很清楚:唐纳德很重要，他正在做重要的事情，你不重要。
我不知道这种情况是怎么解决的，但父亲最终成功了。我就要开自己的派对了。
当天我的大多数客人都到了，唐纳德入场时，我和一群朋友站在一起。他向我们走来，没有打招呼，而是张开双臂说，“这不是很棒吗?”
我们都认为它确实很棒。我再次感谢他让我们住这家酒店，然后把他介绍给大家。
“你觉得那个大厅怎么样?了不起的,对吧?”
“了不起”，我说。我的朋友们点了点头。
“没有其他人能让这里如此焕然一新。看看那些窗户就知道了。”
我担心他接下来会告诉我们浴室瓷砖有多棒，但他看到了我的祖父母，握了握我的手，吻了吻我的脸颊说，“玩得开心，亲爱的”，然后走到他们身边。我父亲独自坐在离他们几张桌子远的地方。
当我转向我的朋友们时，他们正盯着我。
“那是什么鬼东西?”其中一个问道。
1981年夏天，玛丽安娜开车送我父亲去新泽西州贝尔米德(Belle Mead)的开利诊所(Carrier Clinic)，距离贝德明斯特地产大约有半小时车程，唐纳德后来把那里变成了一个高尔夫球场。父亲在很不情愿的情况下，完成了30天的治疗项目。在他的治疗周期即将结束时，玛丽安娜和她的第二任丈夫约翰·巴里(John Barry)把他接回了家里，那家诊所可以说可能是他去过的最糟糕的地方。当姑妈第二天去看他时，父亲已经又开始喝酒了。
弗雷迪失去了他的家和家人、他的职业、他的大部分意志力和他的大部分朋友。最后，他的父母成了唯一能照顾他的人。他们对此很不满。最终，弗雷迪的存在激怒了他的父亲。
弗雷德对待我父亲的态度一直是对其他孩子的一个实物教训——一种警告。然而，最终，人身控制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东西。弗雷德掌握着施虐者的全部力量，但弗雷德最终还是被困在了这样的环境中；弗雷迪由于酗酒和健康状况的恶化而越来越依赖弗雷德，因为弗雷迪被绑在弗雷德身上。弗雷德没有想象力，也没有能力在他所创造的环境之外找到出路。这种情况证明他的力量是有限的。
那年八月，当我从夏令营回到家后，我宣布我想去寄宿学校。我对父亲解释说，我在基尤森林学校（Kew-Forest）——我的姑妈和叔叔们都去过的那所非常小的学校——待了10年之后，我感到很闷、很无聊。我想要更多的挑战，一个有校园的地方，更好的体育设施，更多的机会。父亲警告过我成为大池塘里的一条小鱼的危险，但我想他也理解我说的理由都是真的，我需要离开。
问题是我只有三周的时间来思考我想去的地方，填写申请表，然后被录取。1981年8月的最后两周，我和母亲参观了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几乎所有的寄宿学校。
在我等结果的时候，我们需要得到祖父的许可，至少父亲是这么说的。
我们俩站在我祖父常坐的双人座椅前，父亲解释了我的想法。“她为什么要这么做?”祖父问，好像我站在他面前似的。“基尤森林学校很好。”他在那里的校董会待了将近30年。
“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行了吧，爸爸。这对她有好处。”
虽然这笔钱来自父亲的信托基金，对他没有任何影响，但祖父还是抱怨额外的花费，并重申了他对基尤森林学校的优越性的信念。但是父亲并没有让步。
我想祖父并不真的关心我在哪里上学，但我很感激父亲再次站在我身边。
在去寄宿学校的前一天，我离开了汉兰达的公寓，骑着自行车去了祖父母家。我沿着车道滑行，把自行车靠在车库旁边的高高的砖墙上，然后爬上楼梯，走到通往后门的小路上。
九月初的午后，后院很安静。我跳上两级台阶，来到水泥露台上，按响了门铃。那里没有户外家具，只有一块空地。我们小的时候唯一用过这块空地的人是我叔叔罗伯特。曾经有一段时间，那里有几把铁制的椅子，当他周末回家的时候，他会把它们合在一起，用其中一张当脚凳，给自己涂上一层润肤油，并把他的折叠铝制日光浴反光罩托在下巴底下。
好几分钟过去了。我刚要再按门铃，祖母终于开了门。她看到我似乎很惊讶。我把纱门拉向我，想进去，但祖母还站在门口。
“嗨,奶奶。我是来看爸爸的。”
祖母站在那里，在围裙上擦手，看上去紧张，好像我刚刚抓住了她在做什么。我提醒她我第二天就要去上学了。她个子很高，金黄色的头发盘在脑后，看上去比平时严肃多了。她没有动一下让我进去的意思。
“你爸爸不在家”，她说，“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我被搞糊涂了。我知道父亲想送我——几天前我们还谈过这件事。我以为他已经忘了我要路过这里。去年，他经常忘记我们什么时候有计划。确切地说，我并不惊讶，但有些东西似乎还是不对。就在我和祖母站的位置的正上方，从父亲卧室开着的窗户传来了收音机的声音。
我对着祖母耸了耸肩，装出不在乎的样子。“好吧，那么，我想让他稍后给我打电话。”我走过去想拥抱她，她僵硬地搂住了我。当我转身要走时，我听到门关上了。我沿着小路和楼梯走到车道，骑上自行车，骑回家。第二天我就去上学了。父亲就一直没有给我打电话。
我当时正在艾索沃克女子高中（Ethel Walker School）的新礼堂看电影，这时放映机变暗，灯光亮了起来。学生们当时正在那里观看《山的另一边》（The Other Side of the Mountain），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故事，关于一个奥林匹克滑雪选手在滑雪事故中瘫痪的事迹。取而代之的是，《午夜的另一面》（The Other Side of Midnight）——一部有着早期强奸场景的完全不同类型的电影——已经被预订了。全体教员都在为下一步该做什么而烦恼，而我们学生却认为这让人异常兴奋。
当我和寝室里的几个孩子坐着有说有笑的时候，我看见戴安·邓恩（Diane Dunn），一位体育老师，从人群中挤了进来。邓恩还是我每年夏天都会去的航海夏令营的顾问，所以我从小就认识她。对沃克高中的其他人来说，她就是邓恩小姐，这让我无法理解。在夏令营里，她是邓恩，我是特朗普，我们一直这样称呼对方。我决定去这所寄宿学校，很大程度上是她的原因。我在那儿才两周，她仍然是我真正认识的唯一一个人。
当她向我招手时，我笑着说，“嘿，邓恩。”
“特朗普，你得给家里打个电话”，她说。她手里拿着一张纸，但没有给我。她看起来很慌张。
“怎么了?”
“你得给你妈妈打电话。”
“现在?”
“是的。如果她不在家，给你的祖父母打电话。”她跟我说话的样子好像已经记住了台词似的。
当时差不多已经是晚上10点了，我从来没有这么晚给我祖父母打过电话，但我的父亲和祖母都经常住院——父亲是因为多年来酗酒和吸烟，而祖母则因为骨质疏松症经常骨折。所以我并不真的担心——或者说，我不认为情况比平常更严重。
我的宿舍就在礼堂旁边，所以我走了出去，穿过它们之间的椭圆形草坪，爬了两层楼梯来到我住的楼层。公用电话挂在楼梯间的墙上，就在门边。
我给母亲打了一个对方付费电话，但没人接，于是我就往家里拨了。祖母接了电话，也付了费用——所以紧急情况与她无关。她低沉而急促地说了声“你好”后，立刻把电话递给了祖父。
“喂”，他像往常一样敏捷，公事公办。一时间，人们很容易相信是搞错了，没有什么真的不对劲——但的确发生了一件非常紧急的事情，我被拉出了礼堂，我还看到邓恩惊恐地睁大眼睛在礼堂里找我。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想到她已经知道了。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我问。
“你妈妈刚出去了”，他说，“她应该几分钟后就到家了。”我能想象出他站在灯光昏暗的书房电话桌旁，穿着笔挺的白衬衫，红色领带，海军蓝三件套西装，急不可待地等着早点了结我这边的事。
“那又怎么了?”
“你父亲已经被送到医院了，但没什么好担心的”，他说话的语气仿佛在播报天气。
我当时就可以挂电话了。我本可以回去努力融入新学校的新集体。
“是他的心脏吗?”我这样讲话有点一反常态，除了唐纳德之外，从来没有任何人用任何方式质疑我的祖父，但很明显，我被告知打这个电话是有原因的。
“是的。”
“那么很严重咯。”
“是的，我认为很严重。”他说这句话时停顿了一下，也许，他在决定是否要告诉我真相。“睡吧”，他最后说。“早上给你妈妈打电话。”他挂断了电话。
我站在楼梯间，手里拿着电话，不知道该怎么办。楼上的一扇门砰地一声关上了。后面跟着脚步声，声音越来越大。几个学生在去一楼的路上从我身边经过。我把话筒放回摇篮，拿起话筒，又打给我母亲。
这次她接了电话。
“妈妈，我刚和爷爷通了话。他告诉我父亲住院了但他不肯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他没事吧?”
“他心脏病发作了”，母亲说。
从她说话的那一刻起，时间就变得不一样了。又或者是下一个瞬间，我不记得了，这种冲击的影响是可以追溯的。不管怎样，母亲一直在说，但我一个字也没听到。据我所知，谈话中没有任何空隙，但对我来说，有一部分空隙从未存在过。
“他心脏病发作了?”我说，重复着我听到的最后几个字，好像我没有漏掉什么重要的东西。
“哦，玛丽，他死了。”母亲开始哭了起来。“我曾经真的爱过他”，她说。
母亲继续说着，我顺着墙往下滑，直到坐在楼梯平台的地板上。电话掉了，一直挂在电话线上，等待着。
1981年9月26日，星期六下午的某个时候，我的祖父或祖母叫了救护车。当时我并不知道，但我父亲已经病重三个星期了。这是第一次有人寻求医疗帮助。
我的祖母是牙买加医院（Jamaica Hospital）、布斯纪念医院和医疗中心（Booth Memorial Hospital and Medical Center）的常客。我父亲也有几次被送进牙买加医院。我祖父母的所有孩子都出生在那里，所以我们家与职工和管理层有着长期的关系。我的祖父母向牙买加医院捐赠了数百万美元，1975年，用于护理和康复的特朗普馆以我祖母的名字命名。至于布斯纪念医院，我的祖母是那里的救护军（Salvation Army）志愿者中的一员——由于我患有严重的哮喘，这里也留下了我童年的许多时光。只要打个电话就能保证他们的儿子在这两家医院得到最好的治疗。但是没有人打电话。救护车把我父亲送到了牙买加的皇后区医院中心。也没有人跟着他。
救护车开走后，我的祖父母给其他四个孩子打了电话，但只能联系到唐纳德和伊丽莎白。当他们下午晚些时候到达时，从医院传来的消息表明我父亲的情况很严重。仍然没有人去医院。
唐纳德打电话告诉我母亲发生了什么事，但一直占线。他和我们的楼管取得了联系，让他用对讲机给她打电话。
母亲马上给家里打电话。
“医生认为弗雷迪可能活不下去了，琳达”，唐纳德告诉她。我母亲甚至不知道父亲生病了。
“我能不能到你家去，有什么消息我就在那儿，行吗?”她不想一个人呆着。
过了一会儿，母亲到了，祖父母正独自坐在书房的电话旁；唐纳德和伊丽莎白去看电影了。
当母亲和祖父母坐在一起时，没人多说话。几个小时后，唐纳德和伊丽莎白回来了。当他们被告知没有消息时，唐纳德离开了。将近四十岁的伊丽莎白泡了杯茶，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正当我母亲准备离开时，电话铃响了，是医院打来的，父亲在晚上9点20分被宣布死亡。时年42岁。
没有人想到要来学校接我，但是第二天早上安排了我坐公交回来。邓恩开车送我到哈特福德的灰狗巴士站，我在那里登上了一辆开往曼哈顿港务局巴士总站的巴士。在城里接我后，我的母亲、哥哥和我驾车来到家里，家中的其他成员已经聚集在早餐室讨论葬礼的安排。玛丽安娜和她的儿子，我的堂兄大卫，都在那里。我的叔叔罗伯特和布莱恩；还有唐纳德，伊万娜和他们三岁的儿子唐尼。没有人对我母亲、哥哥和我说太多。也有一些勉强的热心，主要是罗伯特的问候，但一点也不接地气，很快就停下了。祖父和玛丽安娜低声说话。我的祖母担心她要穿什么去守夜；祖父给她挑了一套黑色的裤装，她很不高兴。
下午，我们驱车前往R. Stutzmann & Son殡仪馆，这是皇后村的一个小地方，离家大约10分钟的路程。棺木已经放在主厅的架子上了，在进入主厅之前，我问罗伯特叔叔我是否可以和他讨论一些事情。我把他从探视室拉到大厅下面的一个小角落里。“我想看看爸爸的遗体。”我觉得没有理由不直截了当。我没有太多的时间。
“你不能,玛丽。这是不可能的。”
“罗伯特,这很重要。”这不是出于宗教原因，也不是因为我认为事情就是这样的；我以前从未参加过葬礼，对礼仪一无所知。虽然我知道我需要见父亲，但我说不出为什么。我怎么能说，“我不相信他死了。我没有理由相信这件事。我都不知道他病了。”我只能说，“我要见他。”
罗伯特停顿了一下，最后说，“不，亲爱的。你爸爸要火化了，他的遗体还没有准备好。如果这是你对他的最后记忆，那就太可怕了。”
“没关系的。”我以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方式感到绝望。罗布低头看了看我，然后转身离开了。我走到他前面说，“求你了，罗伯特。”
他又停了一下，然后开始向大厅走去。“快点”，他说，“我们该进去了。”
周一，在两次守夜之间，一家人回到家中吃午饭。在路上，唐纳德和伊万娜去了超市，买了大量预先包装好的冷盘，玛丽安娜和伊丽莎白把它们摆在了早餐室的桌子上，我们要么吃，要么相对安静地忽略它们。
我没有胃口，也没有参与到谈话中来，所以我离开了早餐室，在房子里转来转去，就像我小时候那样。我走到书房门口对面的后楼梯，瞥见唐纳德手里拿着电话。我不知道他是刚打完电话还是正要打电话，但当他注意到我站在走廊上时，他把听筒放回了架子上。我们谁也没说话。自从母亲节那天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唐纳德，那次节日是我们在长岛祖父母的乡村俱乐部North Hills庆祝。除了我的祖母，我没想到其他人会流泪，但唐纳德，尤其是我的祖父，似乎对我父亲的去世泰然自若。“嘿,唐纳德。”
“怎么了,宝贝?”我有时会想，我的两个叔叔是否真的知道我的名字。
“爸爸会被火化，对吧?”多年来我就知道这就是父亲想要的。他拒绝土葬的想法是如此强烈，这是他们结婚后他对母亲说的第一件事。他对它的坚持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这就是我十岁之前就知道它的原因。
“对。”
“然后呢?他不会被埋葬吧?”
他脸上掠过不耐烦的神色。很明显，他不想有这样的谈话。
“我想会的。”
“你知道这没有道理，对吧?”
“这是爸爸想要的。”他拿起电话。当他注意到我一动不动时，他耸了耸肩，开始拨电话。
我转身爬上后面的楼梯。在二楼长长的走廊的一端是伊丽莎白的房间，玛丽安娜的房间在他们共用浴室的另一边；另一方面，唐纳德和罗伯特共用的卧室配备了蓝色和金色的床罩和配套的窗户。我祖父母的主卧室大得多，就在他们的旁边，里面有祖母的独立更衣室，有一面镜子墙。走廊的中央就是那间“牢房”。父亲的帆布床被剥光了，露出薄薄的床垫。他的便携式收音机还放在小床头柜上。壁橱的门半开着，我看见两件带纽扣的白色衬衫斜挂在金属衣架上。即使在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唯一的一扇窗子也不能照进一点亮光。我想我应该进去看看，但那里没有我的东西。于是我回到楼下。
守灵仪式在犹太新年（Rosh Hashanah）的第一个晚上举行，但父亲参加的兄弟会的许多人仍然来了。他的朋友斯图尔特经常和他的妻子朱迪一起在牙买加医院参加晚宴和慈善活动。除了比利·德雷克（Billy Drake），斯图尔特可能比父亲的其他朋友更了解我的家庭。斯图尔特看见祖父独自站在房间的后面，他走过去向他表示敬意。两人握了握手，在表示哀悼后，斯图尔特说，“看起来房地产的生意不太好。我希望唐纳德没事。我经常在新闻上看到他，看来他欠银行很多钱。”
弗雷德用手搂着他死去的儿子的朋友，笑着说:“斯图尔特，不用担心唐纳德。他会没事的。”唐纳德当时不在那里。
我哥哥在一张活页纸上写下了唯一的悼词(或者，至少是我记忆中唯一的悼词)，大概是在从奥兰多飞往罗林斯学院(Rollins College)的飞机上写的。他回忆起他和父亲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大部分都发生在我还没有长大到能记得的时候，但他拒绝回避父亲生活的基本现实。有一次，他说父亲是家里的“害群之马”，客人们都倒抽了一口冷气。我终于有了一种被认出来的激动感和一种复仇的感觉。我哥哥一向比我更善于与家人交涉，现在却敢于说出真相。我钦佩他的诚实，但也感到嫉妒，他对我父亲的美好回忆似乎比我多。
当守灵仪式接近结束时，我看到人们开始排队、走过棺材、闭上眼睛，紧握双手停下来——有时跪在一张低矮的垫子上，似乎是特意放在那里的——然后继续前行。
轮到伊丽莎白姑妈时，她开始控制不住地啜泣起来。在这场清汤寡水的仪式中，她流露出的感情令人不安，人们都带着无声的惊恐看着她。但是没有人去接洽安慰她。她把手放在棺材上，并跪了下来。她的身体正在剧烈地颤抖，然后她失去了平衡，侧身倒在地板上。我看着她摔倒了。她躺在那里，好像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是继续哭着。唐纳德和罗伯特终于从房间的后面走了过来，他们一直呆在那里和祖父谈话，呆在他应该呆的地方。
我的叔叔们把伊丽莎白从地板上搀起来。她一瘸一拐地走在他们中间，他们把她扶出了房间。
我终于试探性地走近棺材。它看起来小得不可思议，我想这肯定是搞错了。我父亲身高六英尺二英寸，不可能装进那个盒子里。我不去理会那个垫子，站着不动。我低下头，把注意力集中在棺材的一个黄铜装置上。我什么也想不起来。
“嗨，爸爸”，我终于低声说。我站在那里往下看时，我的脑子一阵乱转，直到我突然意识到，我可能站在棺材的另一端，我想和父亲的对话正对着他的脚。我羞愧地退了一步，回到了朋友们身边。
没有教堂仪式。棺材被转移到了火葬场,我们在隔壁的教堂短暂碰面——天气是有点怪异的阳光普照——一位不属于任何教派的牧师既表明了他对我父亲的完全不了解，也表明了家族中没有人愿意费神教他了解这个很快就要被烧掉的人。
葬礼结束后，全家人打算驱车前往位于中村的“信仰公墓”（All Faiths Cemetery），我们家的集中墓地就在那里；我祖父的父母弗里德里希·特朗普(Friedrich Trump)和伊丽莎白·特朗普(Elizabeth Trump)是当时唯一的墓主。后来我才知道，就在前两天，我的母亲、我的兄弟和我分别向不同的家庭成员请求，希望他们允许我父亲的骨灰洒向大西洋海域。
在我们离开教堂之前，我追上祖父，做了最后一次请求。“爷爷”，我说，“我们不能埋葬爸爸的骨灰。”
“这不是你该做的决定。”
他开始走开，但我抓住他的袖子，知道这将是我最后的机会。“这不是他自己的骨灰吗?”我问。“他想火葬，就是为了避免土葬。求你了，让我们把他的骨灰拿到蒙托克（Montauk）去。”
这些话一脱口而出，我就意识到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的祖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把蒙托克和我父亲无聊的爱好联系在一起，比如划船和钓鱼，这些活动让他无法专注于严肃的房地产生意。
“蒙托克”，他重复道，几乎带着微笑。“这是不会发生的。快上车。”
我们的祖父面对着阳光下熠熠生辉的大理石和花岗岩墓碑, 巨大的眉毛下，他淡蓝色的眼睛在一天光线最亮的时候眯了起来,他解释说这块墓碑已经刻有他母亲和父亲的名字,将被暂时移除以便添加我父亲的名字和日期。他一边说，一边摊开双手，像个卖二手车的，踮着脚尖，几乎洋洋得意，知道面前是一个土里土气的人。
我祖父严格遵守法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父亲被火化后，他们把他的骨灰放在一个金属盒子里，埋在地下。
父亲的死亡证明上写的日期是1981年9月29日，证明他是自然死亡。我不知道42岁的人怎么能做到这一点。没有遗嘱。如果他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留下——书、照片、他那架老式78型飞机模型、后备役军官训练队和国民警卫队奖章——我不知道。我哥哥拿了父亲的天美时（Timex）手表。我什么也没得到。
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家中似乎变得更冷了。父亲去世后的第一个感恩节，屋子里也更冷了。
晚饭后，罗伯特走过来把他的手放在我的肩上。他指了指我的新堂妹伊万卡，她正在她的婴儿床上睡觉。“看，就是这样。”我明白他想表达的意思，但听上去就好像他马上要脱口而出，“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至少他试过了。弗雷德和唐纳德并没有表现出什么不同。他们的儿子和兄弟死了，但他们仍然像往常一样谈论着纽约的政治、交易和丑陋的女人。
当弗里茨和我回家过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会见了我祖父的律师之一欧文·杜尔本（Irwin Durben），马修·托斯提（Matthew Tosti）去世后，他是我母亲的主要联系人，我们一起研究了我父亲遗产的细节。我很震惊地发现他有一项。我原以为他死时身无分文。但很明显，我的祖父和曾祖母建立了一些信托基金，比如支付寄宿学校学费的信托基金，这是我当时不知道的。它们的份额将在我和我的兄弟间分开，并由信托基金监管，直到我们三十岁。被任命管理这些信托基金并保护我们长期财务利益的人是欧文·杜尔本、我的姑妈玛丽安娜和我的叔叔唐纳德与罗伯特。虽然欧文是关键人物——如果我们有疑问、问题或任何不可预见的财务需求，我们就得打电话或见他——但唐纳德是审批的最终仲裁者，也是所有支票的共同签章人。
欧文的桌子上堆满了成堆的文件。他坐在它们身后的椅子上，开始解释我们到底要签什么。在讨论非常详细的内容之前，弗里茨就打断了他，说:“玛丽和我之前谈过这个，首先我们得确保妈妈能得到照顾。”
“当然”，欧文说。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他有条不紊地浏览了每一张纸。我不清楚我父亲到底留下了多少钱。信托是一种复杂的财务安排(至少对一个16岁的孩子来说是这样)，而且似乎还有巨大的税收负担。在解释了每份文件的重要性后，欧文把它推到桌子对面让我们签字。
当他结束时，他问我们是否有什么问题。
“没有”，弗里茨说。
我也摇了摇头。欧文说的话我一点也没听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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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烟和镜

第九章救济的艺术

1991年，万圣节后的第二天，纽约小报用100号特大字码的标题登出一则新闻：“玛丽·特朗普被抢劫”。虽然我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当我在赶地铁的途中，路过报亭看到这样的标题时，心里还是很不舒服。
不过，我的祖母遭遇的不只是被抢劫。事发时，她在杂货店停车场，正要把购物袋放进自己的劳斯莱斯轿车，一个孩子突然抢了她的钱包，使她的头狠狠地撞到了车上，这导致她脑出血，并丧失了一部分听觉和视觉能力。她摔倒在人行道上，盆骨和肋骨多处骨折，她患有骨质疏松症，这无疑使伤势更加严重。当她被送到布斯纪念医院时，她的情况非常危险，我们甚至不确定她能否挺过来。
直到医生把她从重症监护室转移到私人病房，她的伤势才逐渐好转。又过了几个星期，她的疼痛才减轻到可以忍受的程度。当她的食欲开始恢复时，我就给她带任何她想吃的东西。唐纳德去医院的那天，她正喝着我在街上给她买的奶油糖果奶昔。
他向我们俩打招呼并亲吻了我祖母。“妈妈，你看起来气色不错。”
“她好多了，”我说。他坐到床边的椅子上，一只脚翘在床边。
“玛丽这些天每天都来看我，”祖母看着我，笑着说。
他转向我说，“你能有这么多的空闲时间真好。”
我看着祖母，她翻了个白眼，我忍着没笑。
“你呢？你怎么样？宝贝。”祖母问他。
“别问这个了。”他似乎有些愠色。
祖母问他关于孩子的事，问他和伊万娜有没有什么新鲜事。他没什么可说的；过了十分钟，他就离开了，显然是有些厌烦了。祖母往门那边瞥了一眼，确定他已经走了后说，“某人有些暴躁”。
这时我笑了出来。我说，“说句实话，他的日子不太好过。”过去12个月里，他最喜欢的赌场，大西洋城的泰姬·玛哈尔赌场，在开业仅一年多后就宣布破产；他的婚姻也是一场灾难，部分原因是他与玛拉·梅普尔斯（Marla Maples）的公开恋情；银行不得不给他津贴；他第二本书的平装版《巅峰生存》（Surviving at the Top）以《生存的艺术》（The Art of Survival）为名出版。尽管这一切都是他自找的，但他似乎未因失败而感到羞耻。
“可怜的唐纳德，”祖母打趣道。她似乎开始眩晕了，我觉得医院的工作人员可能需要减少她的止痛药剂量。“他总是这样。我不应该这么说，但当他去纽约军事学院学习时，我松了一大口气。他不听任何人的话，尤其是我的话，他还折磨罗伯特。噢，对了玛丽，他还是个懒汉。在学校，他因为内务整洁而得过奖章，可回到家，他还是个邋遢鬼！”
“你怎么做的？”
“我能做什么呢？他从来不听我的话。你的祖父也不在乎这些。”她摇着头说，“唐纳德经常能躲过惩罚。”
这让我很惊讶。我一直以为祖父在处理各方面问题上都是大师。我说，“这听起来不像他”。
当时，我的祖父正在曼哈顿的一家医院做髋关节置换手术。我记得他只住过一次院，那是在1989年，他脖子上靠近右耳的地方长了一个肿瘤，因此做了切除手术。我不知道这次他做髋关节手术的时间是不是巧合，或者这是不是在祖母入院后安排的，因为这样祖母就不用在她康复的时候和祖父相处了。他的精神状态恶化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在住院期间，情况进一步恶化了。有几次，护士在深夜发现他只穿着短裤，试图离开房间。他告诉护士，他是要去找特朗普夫人。祖母似乎很高兴自己没有被他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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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唐纳德的君悦大酒店(Grand Hyatt)经营得很成功，这为他在1983年高调开业特朗普大厦(Trump Tower)铺平了道路。他给建造该工程的无证工人的待遇很差，并且据称其间有黑社会参与，这使该工程陷入了争议之中。他还为了给自己的项目腾出空间，铲平了邦维特·特勒大楼外立面上的漂亮艺术浮雕，这更是把该项目推向了风口浪尖。唐纳德之前承诺，他会将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艺术品捐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后来他意识到，将这些浮雕整体拆下来会花很多钱，而且会延缓大楼的建造速度，于是他下令将它们销毁。面对批评他失信和没有艺术审美的声音，他耸了耸肩，称这些雕塑“没有艺术价值”，就好像他比专家更懂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这种“我比别人更懂”的态度只会越来越难以改变：随着他知识量的减少（尤其在治理领域），他自称什么都懂的说法与他的不安全感成正比，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
唐纳德最初的两个项目能顺利开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弗雷德作为开发商和交易人的专业技能。如果没有他的关系、影响力、认可、金钱、知识，以及（或许是最重要的）对唐纳德的支持，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
在此之前，尽管唐纳德从未承认过，并经常公开称是自己的财富和才智成就了自己，但实际上，他的成功完全依靠弗雷德的金钱和影响力。无疑，媒体都欣然接受他的说法，而当唐纳德开始有意成为新泽西州的赌场老板时，银行也相信他有能力（1977年，政府为了挽救这个衰落的海滨度假小镇，将大西洋城的博彩业合法化了）。如果我祖父的意见对他有任何影响的话，唐纳德就不会在大西洋城投资了。在弗雷德看来，在曼哈顿冒险是值得的，但在大西洋城，他除了钱和建议之外，什么都无法提供；在那里，没有政治影响力，也没有相关行业知识可以利用。到那时，弗雷德对他儿子的影响力正在减弱。1982年，唐纳德申请了他的博彩业营业执照。
玛丽安娜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就在新泽西州担任助理地区检察官，当她的弟弟唐纳德在寻找投资机会时，她问唐纳德，是否可以请罗伊·科恩（Roy Cohn）帮个忙。科恩对里根政府有足够的影响力，他能接触到齐多夫定（AZT，一种尚在临床试验阶段的治疗艾滋病的药物），他对司法任命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很巧的是，新泽西州地区法院有一个法官职位空了出来。玛丽安娜认为自己是非常合适的人选，而唐纳德认为，在一个他计划做很多生意的州，让自己的近亲担任法官可能会有用。于是科恩给司法部长埃德·米斯(Ed Meese)打了电话，玛丽安娜9月便获得提名，10月正式获得该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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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显示弗雷德对唐纳德影响力减弱的迹象是，1985年，唐纳德看都没看，就花了3亿多美元买下一座赌场，也就是后来的“特朗普城堡赌场”。而就在一年前，他才刚刚买下哈拉斯酒店，也就是后来的特朗普广场。对唐纳德来说，好东西多了就是好事；他相信大西洋城有无限的潜力，所以两个赌场总比一个好。那时，唐纳德的公司已经背负了数十亿美元的债务（到1990年，他的个人债务会飙升到9.75亿美元）。即便如此，同年，他还以8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海湖庄园。1988年，他花了2900万美元买了一艘游艇，1989年他又花了3.65亿美元买下美国东方航空公司的航线。1990年，为了完成他的第三个赌场“泰姬·玛哈尔赌场”的建设，他不得不发行了近7亿美元的垃圾债券，利率为14%。似乎仅仅是唐纳德收购的数量、价格和大胆的交易，就使得包括银行在内的所有人和机构，都没有注意到他快速积累的债务和可疑的商业头脑。
那时，唐纳德最喜欢的配色是红色、黑色和金色，所以大西洋城那种透漏着廉价气息的浮夸对他的吸引力,几乎和轻松赚钱的诱惑一样大。毕竟，房产总能赚钱，谁有钱收购，谁就会在那儿干得不错。大西洋城完全不在弗雷德的管控范围内，这一点也吸引了唐纳德。撇开弗雷德和其他人的巨额投资金不谈，赌场是一种持续经营的项目，这与君悦酒店和特朗普大厦项目不同，后两个项目最终会由其他实体经营管理。这样的话，这将是唐纳德第一次独立于父亲而获得成功的机会。
拥有自己的赌场为唐纳德提供了一张超大的布料；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设计整个世界。如果拥有一个赌场是好事，那么两个会更好，三个更是好上加好。当然，他自己的赌场也会互相竞争，最终会蚕食对方的利润。尽管这很荒谬，但他的“更多”思想却是有一定的逻辑的，毕竟，这在他父亲那里是有效的。但唐纳德不明白，也不愿了解，经营赌场与在布鲁克林拥有和出租房产相比，从商业模式到市场，再到客户群体以及相关计算方法，都迥然相异。因为他看不出这两者的明显区别，所以他很容易就认为在大西洋城拥有的资产越多越好，就像我祖父在纽约做的那样。他认为，如果一个赌场是摇钱树，那么三个赌场就是一座金山了。他会像弗雷德运作他的公寓大楼那样运作赌场。
唯一无法解释的是，唐纳德开设第三家赌场无疑会减少自己前两家赌场的利润，但是为他前两家赌场出资的银行和投资者，并没有强烈地反对他开设第三家赌场。在整种情况下，唐纳德还能够拉到投资，就更难理解了。即便是最鲁莽的投资人，他们哪怕只是随便看一眼这些金额，尤其是这种偿债方式，也会被吓跑。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没有人拒绝唐纳德，这使得一个又一个错误的项目得以上马，其附带“好处”是，让这个本来无法成功的人更加自负。
当年8月，唐纳德出版了他的《巅峰生存》。几周之内，人们就清楚地看到，这本书的主题和时间都是在拙劣地模仿前一本书。
1990年6月，唐纳德的特朗普城堡赌场面临4300万美元的资金缺口。六个月后，祖父让他的司机带着300多万美元现金去城堡赌场里买筹码。其实，他买筹码并不是为了赌博；他的司机把装满现金的公文包放到赌场后，就离开了。即便这样也不够。第二天，祖父又给城堡赌场汇过去15万美元，大概是为了买更多的筹码罢。尽管这些操作暂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最终我的祖父还是被处以3万美元的罚款，因为他违反了博彩委员会的一项规定，该规定禁止未经授权的资金向赌场注资。如果他想继续借钱给唐纳德，以维持他的赌场的运营(他确实这么做了)，他必须在新泽西州取得博彩业经营许可证。但是已经太迟了。唐纳德也许控制了大西洋城博彩业30%的市场份额，但他的第三个赌场，泰姬·玛哈尔赌场，让他的另外两个赌场无法赚钱（泰姬赌场开业那年，特朗普广场赌场和特朗普城堡赌场一共损失了5800万美元）,这三个赌场每年产生9400万美元的债务,而单是泰姬·玛哈尔赌场，每天就需要有100万美元进账才能保证不赔钱。
银行的钱在大量流失。泰姬赌场开业时，唐纳德和他的借款人正在开会，试图找到控制和管理开支的办法。赌场债务违约和破产的风险正在加大，他们必须找到一个能保护唐纳德形象的方案，因为这反过来也能保护银行投出去的钱。银行家们担心，如果唐纳德没有了成功和自信的外表，那么他手中的那些本就面临风险的资产将进一步贬值。他的姓氏本身就很有吸引力：没有这个名字，就不会有新的赌徒和租客，就不会有人愿意购买债券，也就不会有新的收入。
除了给唐纳德支付经营费用，银行还在1990年5月与他达成协议，每月给他45万美元的补贴，也就是一年将近550万，以弥补他的损失。但这笔钱只够抵消他的个人开销：他在特朗普大厦的三层公寓、私人飞机、海湖庄园的按揭。为了推销自己的形象，唐纳德需要继续维持这种生活方式，以支撑其形象。
银行的人为了监管他，规定唐纳德必须每周五与他们会面，汇报他的支出情况以及他出售游艇等资产的进展。1990年5月，形势非常严峻，这是不能否认的。唐纳德向罗伯特抱怨银行在折磨他，事实是，他父亲的确没有像银行那样对他严加看管：他以前从来没有被约束过，更不用说这么严格的束缚了，这让他很恼火。他有偿还银行贷款的法律义务，如果他不偿还，就会承担相应后果。至少应该有后果。
尽管有诸多限制，唐纳德的开支依然远超其支付能力，他花了25万美元给玛拉买了订婚戒指，按照离婚协议支付给伊万娜1000万美元。我觉得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会无法随心所欲地花钱。银行批评他违背了协议，但从未对他采取任何措施，这只会让他更加相信，他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他一直都是如此。
在某种程度上，你不能怪唐纳德。在大西洋城做生意，他不再需要父亲点头了。他不再需要自吹自擂了；银行向他砸下的数亿美元，以及媒体给予他的大量关注和无端赞扬，都助长了他的自大。这两种情况加在一起，使他看不清自己的处境有多么危险。我祖父塑造的唐纳德的神话传说，现在整个世界都相信了。
无论是谁在传播这些神话，它们终究是神话。从本质上说，唐纳德是弗雷德培养出来的。现在，他是银行和媒体打造出来的。他像依赖弗雷德一样依赖着银行和媒体。他有一种浮于表面的魅力，甚至是超凡的魅力，这吸引了相当一部分人。当他的魅力碰壁时，他采取了另一种“商业策略”：发脾气，如果有人让他得不到他想要的东西，他就以破产作为威胁，或者会说他要毁掉别人。不管怎样，他赢了。
有人说，唐纳德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成功案例。这种评价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他并没有达到，也无法达到人们所称赞的那种高度。尽管如此，他的自负（现在被释放了出来），必须被不断地满足，不仅他的家人要满足他，而且所有遇到他的人都要这样。
纽约的精英们只会把唐纳德当做小丑，永远不会接受他，但他们会邀请他参加聚会，允许他频繁出入他们的俱乐部(比如乐雅会酒店，Le Club)，以此来证明他自命不凡和浮夸的形象。纽约人越想要壮观的场面，媒体就越愿意提供这样的场面，甚至不惜牺牲更重要、更有实质性内容的报道。为什么要把他那复杂的银行交易报导出来呢？这会让精英们感到厌烦。这些干扰和诡计让唐纳德获益很多，同时也给了他想要的东西：媒体一直在吹捧他那荒淫的婚姻和所谓的性能力。如果媒体可以否认现实，那么他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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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寄宿学校毕业后被塔夫茨大学录取，这像奇迹一般。尽管我在大一第二学期一度辍学，但我还是在1989年从那里毕业了。一年后，就在我祖父秘密购买价值315万美元的赌场筹码之前，我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该校英语与比较文学专业的研究生。
开学两个月后，我的公寓被盗了。我所有的电器都被偷走了，包括我的打字机（它是在校生的必需品）。我打电话给欧文，问他能否预支给我零用钱，他拒绝了。祖父告诉我，他认为我应该找份工作。
之后，我去祖母家时，向她说了这件事，她说她可以给我一张支票。我说，“没事的，祖母。我只需要等几个星期。”
“玛丽，”她说，“永远不要拒绝钱这个礼物。”她给我写了支票，这样我就可以马上买一台打字机了。
很快我就接到了欧文的电话，他很生气。“你问你祖母要钱了吗？”
“不是这样的，”我说，“我告诉她我被偷了，她就帮了我。”
每个月月底，祖父都会核对他和祖母的所有个人和公司账户的支票，他发现了祖母给我的那张支票，非常生气。
“你需要小心点，”欧文警告我说，“你祖父常说要和你断绝关系。”
几周后，我又接到了欧文的电话。他说祖父又生我的气了，这次是因为他不喜欢我写在支票上的签名。
“欧文，你肯定在跟我开玩笑吧。”
“我没有开玩笑。他很讨厌字迹不清的签字。”
“签字就是那样啊！”
他停顿了一下，语气柔和了一些，说：“改了它吧。玛丽，你一定要进入这个游戏。你的祖父认为你太自私了，等你到30岁的时候，你可能还什么都没有。”但我一直不明白他所说的“游戏”是什么意思，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个家庭，而不是什么官僚机构。
“我没觉得我做错了。我马上就能拿到一所常春藤盟校的硕士学位了。”
“他不在乎这个。”
“唐纳德知道这件事吗？”
“他知道。”
“他是我的受托人。他说什么了吗？”
“唐纳德？”欧文轻蔑地笑了起来，“他什么都没说。”
那时我的祖父还没有被诊断出患有阿尔茨海默氏症，但他已经和痴呆症斗争了一段时间，所以我没有把这些威胁看得太认真。不过，我还是去改了我的签名。
我家里的每个人都时而享有特权，时而被忽视，这是一种奇怪的经历。尽管我在物质上拥有了所需的任何东西，以及像私立学校和夏令营之类的奢侈品，但我心中有一种刻意的想法，即不能确定我能否一直拥有这些东西。出于同样的原因，有时一想到这一点，我会感到沮丧，甚至有被毁灭的感觉：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重要，或者还有更糟糕的情况，即只有唐纳德是重要的，而我们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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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管理公司——也就是他经常提到的“便宜操作”——做得相当不错。从1988年到1993年，弗雷德自己给自己支付了超过1.09亿美元（为了避税），在银行还有更多的存款。然而，表面上归唐纳德经营的特朗普集团面临的麻烦越来越大。
银行削减了唐纳德的每月补贴（他的四口之家所拥有的钱，足够让他们在10年内都过上舒服日子，但银行还是给了他补贴），并拒绝给他更多贷款，唐纳德深信，他身上发生的一切都是经济、银行对他的恶劣待遇和坏运气造成的。
对他来说，什么都不公平。这与弗雷德产生了共鸣，弗雷德的怨气很重，除了自己的成功之外，他从不为任何事情负责。唐纳德在推卸责任、让别人背锅方面的天赋，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的。即便弗雷德花了上千万美元，也没能阻止唐纳德的失败，但他肯定能找到一个替罪羊，就像他在做出错误判断后经常做的那样（唐纳德经常将错误归咎于弗雷德）。唐纳德知道，为自己的失败承担责任，即承认失败，不是弗雷德所赞赏的：他知道弗雷迪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弗雷德很可能还不知道唐纳德有多么无能。弗雷德把自己商业帝国的未来押在了这个儿子身上，自己又为儿子牺牲了很多，因此，要让弗雷德承认他儿子有任何弱点几乎是不可能的。相比之下，弗雷德更容易相信，唐纳德的才华被淹没在了布鲁克林的死水里；他只是需要一个更大的池塘，才能掀起波澜。
随着卡莫德尔酒店慢慢被翻新为君悦酒店, 弗雷德被唐纳德蒙蔽了双眼，唐纳德为了突出他的成功，极力操纵和贬低该项目的每一个环节，这似乎让弗雷德忘记了自己的人脉、知识和技术有多么重要；如果没有这些资源，君悦酒店和特朗普大厦都不会有开业的那一天。唐纳德的这两个项目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就连弗雷德也被弄糊涂了。其实，如果换作别人来开发这两个项目，人们会觉得这在曼哈顿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弗雷德一直都知道唐纳德在玩什么把戏，因为那都是他教的。在弗雷德看来，和“裁判”处关系、撒谎、欺骗，这些都是合法的商业策略。对于这对父子来说，效率最高的游戏就是欺骗游戏。在弗雷德不断推出新项目、巩固自己“战后地产大亨”地位的同时，他还将纳税人的钱装进自己的腰包，据称他还有大量税务欺诈行为，这样，他的四个孩子也从中受益几十年。当众多小报把注意力集中在唐纳德不检点的生活细节上时，他却凭借自己的不良贷款、糟糕投资和错误判断，为自己树立了成功者的名声。然而，他们父子之间的区别在于，尽管弗雷德不诚实、不诚信，但客观上他经营的公司能产生稳定的收益，而唐纳德没什么能力，他只能靠父亲的金钱来支撑一种假象。
唐纳德到大西洋城后，有一点人们不再否认，即他不只不适合在纽约外行政区经营几十套中档出租房产，而且根本不适合经营任何生意，人们也不再否认，他喜欢自我推销、自夸自大，并且品味很浮夸。
当弗雷德向别人吹嘘唐纳德的才华，声称他儿子的成功远远超过他的时候，他肯定知道自己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他太聪明，也太擅长算计了，所以不会想别的：那些数字就是对不上号。但弗雷德不顾理智与否，继续支持唐纳德的事实表明，还有别的事情要发生。
弗雷德否认了大西洋城的现实，通过这一点，他证明了自己有一个特点，即对任何不符合自己叙述的事实熟视无睹，所以他像他儿子一样大力谴责银行、经济和博彩业。弗雷德幻想唐纳德会成功，在他身上投入了很多，以至于他和唐纳德在经济上密不可分。人在面对现实的时候需要认识到自己的责任，而这是他永远不会做的。尽管任何一个理性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止步，但弗雷德却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了，他决定加倍下注。
弗雷德仍然被大量的公开宣传所吸引，而且多亏了这对父子对银行的诽谤诋毁，这种非同寻常的撤资并没有对唐纳德的生活方式造成任何影响。后来，虽然他当时未被诊断出阿尔茨海默氏症，但这已经开始对他的执行力造成慢性损害了。他已经很容易相信，他最差的儿子是最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容易对炒作唐纳德的文章信以为真。
和往常一样，唐纳德得到的教训验证了他先前的假设:无论发生什么，无论他给自己造成多大的损失，他都会没事的。他将失败称作是巨大的胜利，无耻的自大会可以实现这一点。这就保证了唐纳德即使有能力，他也永远不会改变，因为他根本不需要改变。这还导致了一系列越来越严重的后果，最终将给我们所有人带来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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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破产风险的增加，唐纳德第一次看到，他那通过谈话或威胁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有限度的。他一向善于找到逃生口，他似乎想出了一个背叛父亲、从兄弟姐妹那里偷走一大笔钱的计划。他偷偷接近为我祖父工作时间最长的两个员工，弗雷德的律师欧文·杜尔本（Irwin Durben），以及他的会计杰克·米特尼克（Jack Mitnick），并指使他们起草一份祖父的遗嘱附录，根据它，唐纳德将在弗雷德死后完全控制他的财产，包括他的商业帝国以及他所持有的股份。玛丽安娜、伊丽莎白（唐纳德的妹妹）和罗伯特能继承多少财产，完全取决于唐纳德在财政上的仁慈程度，需要他的批准。
祖母后来对玛丽安娜说，当欧文和杰克来到家中，让弗雷德在遗嘱附录上签字时，他们出示了一份文件，表明弗雷德一直都是这样想的。我祖父当时神志还比较清醒，他感觉到有些不对劲，尽管他也说不上来究竟哪里不对。他生气地拒绝签字。在欧文和杰克离开后，弗雷德向妻子表达了他的担忧。祖母立即给她的长女打了电话，尽力向她解释发生了什么。她说，简而言之，“这份遗嘱就是没能通过（弗雷德的）嗅觉测试。”
作为一名检察官，玛丽安娜对信托和不动产方面的知识有限。她请她的丈夫约翰·巴里(新泽西州一位著名且受人尊敬的律师)推荐一个能帮得上忙的人，巴里让他的一位同事去调查情况。没过多久唐纳德的阴谋就败露了。结果，祖父的整个遗嘱被重写了，新遗嘱取代了他1984年立下的遗嘱，玛丽安娜、唐纳德和罗伯特都被指定为遗嘱执行人。此外，新遗嘱还规定了一项新的标准：弗雷德给唐纳德的任何遗产，其他三个孩子也必须等量拥有。
若干年后，玛丽安娜说，“（按照本来的遗嘱）我们会身无分文。伊丽莎白会在街角乞讨。如果我们想喝杯咖啡的话，还得去求唐纳德”。他们能阻止唐纳德的计划，完全是靠运气。然而，每逢节日，他们兄弟姐妹们仍会聚在一起，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唐纳德试图从弗雷德手中夺取财产控制权，弗雷德一直想让儿子相信，他是唯一重要的人，夺权正是这种灌输的逻辑结果。唐纳德在各方面都得到了更多的东西；他“被投资”了；这让玛丽安娜、伊丽莎白和罗伯特（甚至是他的母亲）得到更少遗产。在唐纳德看来，他们整个家庭的成功和声誉都得指望他。这样看来，他认为自己不仅应该得到更多，而且应该得到一切的想法就说得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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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唐纳德从他的私人飞机上打电话给我，我当时正站在我单间公寓的窗户前，看着上下班高峰时刻59街大桥上的交通拥堵。
“塔夫茨大学的院长寄给我一封你以前写的信。”
“真的吗？为什么？”
我过了一分钟才明白他在说什么。之前教我的一位教授一直想获得终身教职，在我毕业前，我写了一封信给他，对他表示支持。那是四年前的事了，我都快忘了。
“这封信让我知道，在你心中，塔夫茨大学是非常棒的学校。那个人找我是为了筹款的事情。”
“抱歉。那封信冒犯他了。”
“并没有，那是一封很好的信。”
我还是摸不清这通电话的主题是什么。唐纳德接着说:“你想为我的下一本书主笔吗？出版商想让我开始写了，我觉得这对你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会很有趣的。”
“这听起来真不可思议。”我说。这也确实很难想象。我听到了电话里传来的飞机引擎的轰鸣声，想起来他在飞机上。我问他，“你要飞去哪里？”
“刚从拉斯维加斯回来。明天给罗娜打电话。”罗娜·格拉夫（Rhona Graff）是他在特朗普集团的行政助理。
“我会的。谢谢你，唐纳德。”
直到后来，当我重读那封信的时候，我才明白了为什么唐纳德认为让我写书是个好主意，不是因为那封信写得好，而是因为它证明了我的确很擅长把别人写得很好。
几天后，我在特朗普集团的后勤办公室有了一张自己的办公桌。工位是开放式的，室内靠荧光灯照明，墙边是一排高大的钢制文件柜，它与Z大道上的特朗普管理公司内实用风格的办公室有很多相同之处，而与金碧辉煌、摆满唐纳德杂志的大楼门厅区别很大。
我在工作的第一个星期就熟悉了那里的同事和归档系统。(让我吃惊的是，有一个文件夹上有我的名字，里面有一张纸，那是我在中学时写给唐纳德的一封信。我问他是否能给我弄两张滚石乐队音乐会的门票。他没给我弄到手。) 我大部分时间是独自办公，但每当我有问题时，唐纳德的副总裁之一厄尼·伊斯特（Ernie East）就会过来帮我，他是个非常好的人。他给我推荐了一些可能有用的文件，有时还会放到我桌上一些他认为可能有用的文件。问题是，除了这本书宽泛的主题之外，我真的不知道它要讲什么，我只能从书名《东山再起的艺术》(The Art of The Comeback)中试着推断出一个主题。
唐纳德之前出版的两本书我都没读过，但我对它们略知一二。根据我的理解，《交易的艺术》在于把唐纳德塑造成一个严肃的房地产开发商。这本书的捉刀人托尼·施瓦茨（Tony Schwartz），把书中的主题写得很有连贯性，就好像唐纳德真的在信奉并践行一种商业哲学一样，不过施瓦茨早就后悔替他写书这件事了。
在他的第二本书《巅峰生存》因为出版的时机不佳而遇冷后，我认为唐纳德希望他的新书回归第一本书那种相对严肃的风格。我开始试着解释，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他是如何从深渊中爬上来，并且取得更辉煌的胜利和成功。不过，并没有太多的证据支持这种叙述，因为他的“特朗普广场”即将第四次申请破产，但我必须尝试着这样写。
每天早上我到办公室之前，我都会去见唐纳德，希望他能有时间坐下来接受我的访谈。我想这是了解他之前行为的最好方法。他自己的观点就是书中的一切内容，而我需要用他自己的话来讲述书中的故事。我去找他时，他一般都在打电话，我一坐下，他就会把免提打开。就我听到的部分而言，那些电话几乎没有一个是关于生意的。电话那头的人并不知道唐纳德开了免提，他在询问一些八卦消息，要么就是问唐纳德对某个女性或某个新开张的俱乐部的看法。有时也有人打电话请他帮忙。通常，电话的内容都是关于高尔夫球的。每当有人说任何令人起鸡皮疙瘩的奉承、淫秽或愚蠢的话时，唐纳德就会傻笑，指着话筒，好像在说:“真是个白痴。”
当他不打电话时，我发现他总是在翻阅下属为他收集的剪报。其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关于他的，或者至少提到了他。他给我看了那些剪报，他对大部分来访者也是这么做的。根据文章内容的不同，他有时会像我祖父经常做的那样，用蓝色的签字笔在上面做批注，然后寄给记者。写完后，他会拿起剪报，问我对他自认为妙语连珠的批注有什么看法。这对我的写作并没有帮助。
在唐纳德聘请我几周后，我仍然没有拿到工资。当我把工资单拿给他看时，他一开始还假装不明白我在说什么。我说我需要预支一笔钱去买电脑和打印机，我当时用的打字机还是读研时祖母出钱买的那个。他认为工资的事情应该归版商管。“你能去和兰登书屋谈吗？”
当时我还不知道，唐纳德的编辑并不知道他雇用了我。
一天晚上，我在家中，正试图从那些枯燥的文件中挖掘出一些有趣的素材时，唐纳德打来了电话，他说，“你明天来办公室的时候，罗娜会给你一些资料。我一直在为写这本书准备材料。明天给你的那几页材料真的很好。”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兴奋。
最后，我得想出如何组织这些材料的办法。不过我仍然不知道他对“东山再起”一词是怎么看的，也不知道他是如何经营他的生意的，甚至不知道他在目前的交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第二天，罗娜交给我一个信封，里面装着大约十页纸。我把它拿到我的办公桌上开始看。当我看完时，我不知道该怎么想。很明显，这是唐纳德录音的文字记录。这些材料简直就是唐纳德的攻击女性言论的汇编，其中，有一位女性是唐纳德本想与之约会的，但在她拒绝了唐纳德的约会请求后，她在唐纳德口中立马变成了“他见过的最差劲、最丑、最胖的笨蛋”。材料中最大的猛料是，麦当娜嚼口香糖的样子在唐纳德看来很没吸引力；他还评论卡特琳娜·维特(Katarina Witt)的小腿太粗（卡特琳娜是德国花样滑冰运动员，曾获得过两枚奥运金牌和四次世界冠军）。
我不再去他办公室找他聊天询问信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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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不时地会问起我的母亲。自从伊万娜和布莱恩（Blaine）在感恩节前向祖母下达“最后通牒”后，他已经四年没见过我母亲了（伊万娜当时对祖母说，她要么选择让琳达到家中过节，要么选择伊万娜，只能二选一）。他们发现他们的嫂子（准确的说也不是嫂子）太安静太沮丧了，他们无法和她在那里愉快相处。我母亲自1961年起就成为特朗普家族的一员，她和我父亲离婚后，祖父还是会邀请她参与家族度假，她也总是参加，尽管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25年后（即伊万娜下“最后通牒”的1986年），祖母选择让伊万娜和布莱恩到家里过节，她没有考虑到这个决定会对我和我的兄弟产生怎样的影响。
唐纳德说，“我认为我们继续支持你母亲是个错误。如果两年后我们和她断绝关系，让她自己独立生活，情况可能会好一些。”
唐纳德和我祖父永远无法理解，任何人都有权得到金钱或支持。我妈妈作为一个豪门长子的前妻，并且可以说是她一人养大了弗雷德的两个孙子，却没有从我祖父那里得到任何应得的东西,更别提从唐纳德那里得到任何东西了，然而他俩都表现得像是我母亲得到了很多一样。
唐纳德可能还认为他自己是仁慈的。他身上也的确曾闪现过仁慈的火光。他曾给过我100美元，好让我能取回被扣留的汽车。在我父亲去世后，唐纳德是他们家族中除了我祖母之外，唯一一个接纳我的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缺乏帮助和弗雷德的打击，唐纳德的善良已经变得扭曲了，我们几乎都看不到他原有的那种善良了。我为了写书和他进行谈话时，我并不知道唐纳德每月仍然可以从银行收到45万美元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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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早上，我坐在唐纳德办公桌的对面，和他一起讨论我们海湖庄园之旅的细节(唐纳德认为，如果我能亲眼看到他的那座位于棕榈滩的豪宅，会对我写这本书有所帮助)。这时，电话铃响了。是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
在他们通话时，唐纳德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他打开免提，说，“菲利普！你得和我侄女谈谈。她正在为我写书。你可以告诉她关于泰姬赌场的事情。”
我向菲利普做了自我介绍，他建议我下周去他在康涅狄格的住宅讨论这本书。
唐纳德打完电话对我说：“那太好了。菲利普是个大好人。我雇了他为泰姬赌场项目做设计。他做的东西太棒了，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好东西。”
我和唐纳德讨论完佛罗里达之旅的安排后，我离开他的办公室前往图书馆。我不知道菲利普·约翰逊是谁，我也从未听说过菲利普负责的那个项目（唐纳德说那个项目的名字叫“porta-co-share”）。
第二天，我乘坐唐纳德的豪车去机场，在路上我告诉唐纳德，我已同菲利普约好了要去他家拜访。我在图书馆了解到，约翰逊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建筑师，非常有名的“玻璃屋”就是他设计的。我还发现，约翰逊为泰姬赌场设计的被唐纳德称为“porta-co-share”的东西，其实是车辆下客区（porte cochere），也就是一个大型车棚。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唐纳德想让约翰逊参与这个项目，因为他不仅出名，并且唐纳德非常渴望融入菲利普的社交圈子。然而，我不明白为什么约翰逊要费心去设计泰姬赌场的车棚。那是一个非常小的项目，似乎不值得他这样身份的人去做。
车刚开不到十分钟，唐纳德就拿起一份《纽约邮报》看了起来，我知道他无意为我提供关于这本书的信息。我开始怀疑，他没有咨询出版商就雇用了我，是因为他不想被出版社的人管着。他让他侄女写这本书，可以不签合同，还可以开很低的工资，这与聘请一个职业作家相比，是简单很多。但我们要一起坐两个小时的飞机，所以我还是希望他在飞机上能和我说话。
当我们走进机舱时，唐纳德摊开双臂问我：“你觉得怎么样?”
“棒极了，唐纳德。”我知道该怎么回答。
飞机到达巡航高度后，我们解开了安全带，一名保镖在他旁边放了一杯健怡可乐，然后递给他一大堆信件。我看着唐纳德打开一个又一个信封，每一封他都只看几秒钟，然后就把它们扔到了地上。当地上的废纸堆到一定厚度的时候，那个送可乐和信件的保镖又会出现，他走过来把那些信件清理到垃圾箱里。这样的场景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挪到另一个座位上，这样我就不用看唐纳德扔废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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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的车停到海湖庄园的入口处时，那里的工作人员已经在等候了。唐纳德和他的管家一起进入了庄园，我向大家介绍了一下自己。这个豪宅有58间卧室、33间浴室，每个房间都配有镀金家具，还有一间高42英尺、面积1800平方英尺的超大客厅。如我所料，这座房子奢华但不舒适。
那天晚上，坐在餐桌旁的只有我、唐纳德和玛拉。她和我以前见过几次，但我们从来没有机会互相了解。我发现她很友好，唐纳德和她在一起似乎很放松。她只比我大两岁，和伊万娜相比完全不是一类人。玛拉脚踏实地，说话轻声细语，而伊万娜则很轻浮，傲慢又恶毒。
第二天，我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来探索这个大豪宅。由于庄园里没有其他客人，所以整个地方显得空荡荡的，出奇的安静。我和管家聊了聊，想看能否从他那里得知一些趣闻，还结识了一些在那里工作的人，然后我在午餐前游了一会儿泳，午餐时间是下午1点。虽然海湖庄园在某些方面显得很正式，但它还是比我们举办家庭聚会的场所要随意得多，所以我穿着泳衣和短裤吃午饭也觉得很自在，庄园的午餐是在露台上供应的。
当我走近穿着高尔夫球服的唐纳德时，他好像没注意到我走到了他身边，他看到我后说，“天呐！玛丽。你好丰满。”
“唐纳德！”玛拉假装害怕地说，轻轻拍了拍他的胳膊。
我当时29岁，并不属于那种容易感到尴尬的人，但我还是脸红，我突然感到有些难为情。我把毛巾裹到肩膀上。我突然意识到，除了我的父母和哥哥，我家里还没有别人见过我穿泳衣。可惜这是整个棕榈滩之旅中唯一一件有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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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纽约后，唐纳德终于厌烦了我一直找他聊天，他递给我一份名单，说，“和这些人聊吧。”名单中包括他赌场的总裁和玛丽安娜的丈夫约翰。尽管这些人可能会提供一些帮助，但他似乎不明白，如果我从他那里得不到一手信息，这本书是几乎不可能写出来的。
我会见了所有赌场的总裁。不出所料，他们的很多回答都是事先准备好的。我意识到，他们不会向我透露他们的老板在失意的时候都做了什么。不过这些走访并不完全是浪费时间；有的地方我以前从未去过，通过走访，我对唐纳德做生意的地方有了一点直观印象。
我和约翰·巴里的见面比我在大西洋城安排的见面效果还差。
“你能告诉我什么？”我问他。
他只是转了转眼珠。
最后唐纳德告诉我，他的编辑想要见我。他已经把午餐安排好了，我到餐厅时，我以为我们会讨论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做。那个餐馆很贵，位于城中心，但我们坐在了靠近厨房的一张很窄的桌子旁用餐。
在简短的初步交谈后，编辑告诉我兰登书屋希望唐纳德雇用一个更有经验的写手。
“我已经为这件事努力了一段时间了，”我说，“我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不过问题是，我无法让唐纳德坐下来与我进行访谈。”
“你不能指望一个人第一次坐在钢琴前，就能弹奏出莫扎特的曲子来，”那位编辑说，“就好像我前天刚学会字母一样（不可能指望我第二天就能写书）。”
我说，“唐纳德告诉我，他喜欢我到目前为止所做的工作。”
那位编辑看着我，好像我的话佐证了他的观点似的。他说，“你写的东西唐纳德一点也没读。”
第二天，我到我的办公室清理了桌子，并把所有可能对我的继任者有用的东西都留了下来。我没有不高兴。我甚至不介意唐纳德通过别人炒了我。这个计划已经碰壁了。另外，在他的办公室里待了那么长时间，我还是没搞清楚他到底在做些什么。

作者简介

玛丽·L·特朗普（Mary L. Trump）拥有德纳高级心理学研究所（Derner Institute of Advanced Psychological Studies）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并教授创伤、精神病理学和发展心理学的研究生课程。她和女儿住在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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