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风窗记者 肖瑶
-“你瞧，她在笑。”
-“她快乐吗？”
-“我戴美瞳、化妆、点外卖，我罪孽深重。”
这两句对白，先从最后一句谈起。
很多人都此已不陌生。没错，充斥着封建规训、毫无学理逻辑的女德班近期死灰复燃。
继2014年东莞蒙正女德班经媒体曝光和政府整顿后，前两年，辽宁抚顺和浙江温州等地都出现了名头不同的女德班课程。最近，孔子故乡山东曲阜又出现了一个打着“传统文化夏令营”旗号的女德班，把“女德”的手伸向了未成年人。
课上，克己隐忍、顺从丈夫的传统教条，配合跪拜叩首、自省忏悔、典范现身说法，每个学员都进行了一遍高强度的洗脑。各式女德班都秉着“重振传统规范”的教旨，传递明显的双重性别标准，单一强调牺牲，避谈女性的自我需求、个人发展和社会参与。
更有些地方的女德班打着公益或宗教的旗号，进入政府、企事业单位及社区，甚至影响不少高等院校、中小学的教学安排。
近期复苏的女德班，更“紧随时代”，增加了女性戴美瞳、化妆和点外卖就是有违妇德，与超过三个异性发生关系就会染病身亡的“教条”。
开班的第一堂课，就是要求学员先向家长和祖先承认自己的过错，反复宣扬自己作为一个女性与生俱来的诸多“原罪”。
当然，以“教育机构”的名义成立，本质仍是盈利工具——正如前些年李银河教授曾作总结：“女德馆（班）有两个动机。一个是觉得中国的女人都不守妇道了，不三从四德了，她们真的想回到贞洁的时代；另外一方面是，搞钱呗。”
但纵然被不断曝光关停，这一恶循环仍然生生不息。毕竟，相对于真正的知识技术，传授观点的成本极低，有封建残骸的地方，就有生长的土壤。
这些明显有违科学和常识的产物，为何无法彻底消灭？
实际上，当代“女德班”传播的福报灾殃、摸手聊病等教条，于学理上就已不攻自破。女德班更象是当代女性规训的一个浓缩，这个社会里仍然无孔不入地散播着“女德”思想，只是程度不及那么张狂与愚昧。
在所谓开放与进步的声音里，或许不再听到“男尊女卑”，但总体来说，女性以结婚生子为重要目标，仍然是社会主流。
修习女德的灭而又生，更折射出当代女性的普遍焦虑和无助，且不仅局限于经济、教育水平低下的地区和群体。
女德班的对象是谁
女德班的存在，是社会发展道路里的常见回流。
从历史辩证观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发展往往不是绝对的进步，而是曲折的前行，是前进与代价之间的矛盾运动。
自五四开始，伴随着近代中国从家国秩序向个人国家秩序的迭变，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在历史上拉开马拉松式的长跑接力，无数女性从相夫教子的闺室走向校园和社会，逐渐从父权家庭中脱嵌出来，成为独立的个体，“女权”逐渐取代“女德”。
然而，当现代文明试图用新的道德重构两性社会秩序时，却发现以男性为中心结构坚不可破。
从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到今天，足足一个世纪过去，今天当我们谈论女德班，几个现象可以单独拎出来：
其一，赞同甚至主动加入“女德班”的女性，或许比你想象中要多。就这次的曲阜夏令营来说，参与者的年龄从十八九岁到四五十岁，纵跨女孩到中年妇女，种种“妇道女德”，都得到了她们的认可和拥趸。
2018年“温州传统文化促进会亲子夏令营”
在现代知识分子看来，女德班的逻辑与理论是荒谬可笑的，它受到追捧的多数人，都是受教育水平较低、来自偏远地区的人们。
细思极恐的是，对于这些接纳者，社会并没有真正摆出引导和纠正姿态，反而是推波助澜。
2005年，深圳一名年轻女工为了逃离被迫卖淫，从七楼一跃而下。荒诞的是，社会部分舆论纷纷赞扬她将贞操置于生命之上，甚至誉为“勇敢”。
2014年东莞的蒙正培训课堂里，教导员向学生宣扬“要成为一个事业女性，不如先切除胸部及子宫。”
2017年5月，江西九江市的一名大学生甚至被训斥穿着暴露是“不能接受的行为”。
不难发现，女德观念所倡导的不是否定女性的价值，而是营造一套女性生存的固定容器，用固定的判断标准去约束女性，着重强调“回归”传统本性——你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但一旦做了，就丧失了作为女性的价值。
其二，“新时代”女德班宣扬的部分理念，和近些年许多有关女权主义的热议母题，是不谋而合的。
比如“女性不该化妆”，“不该戴美瞳”。回想一下，似乎就在不久前，就曾传出反对女性为迎合社会主流装扮自我的舆论，在女权主义的声音里，互联网时代越来越追求精致同一的女性外貌，成了一种迎合刻板审美的自我阉割。
前段时间名噪一时的“BM女孩”，就是用一种流行的穿衣风尚，对女性的体型提出了近乎严苛的要求，导致大批女孩盲目追崇瘦削而惘顾健康。
BM女孩的身高体重对应标准
公众语境下，社会的刻板规训主要指以男性为中心的审美凝视，因为历来人类社会主要以男权统治为主。
当然，如今越来越多女孩利用现代审美标准和工具修剪自己，都会声称只是对美的单纯追求，这种“美”却并不必然由男性主导，最多只能说，是消费社会和透明的互联网，加剧了人们对外貌的焦虑和苛责。
而真正的悖论在于，根据大众审美主动化妆打扮，是一种自主意识的丧失，而若如“女德”规训的那样保持纯天然素洁，又成了对女性的压迫和束缚。
这或许是一种思维的泥淖和迷宫，精英看客们光空谈女性主义，或者光顾着批判嘲讽此类女德教育的荒唐，都无法同时看到两个层面。
在新旧交错的批驳声音下，女孩们只能一边小心翼翼避开“BM”，一边大大方方“戴美瞳”以证独立。
但且俯身问，为何她们不能选择自己“成为谁”？
谁在“厌女”？
女德班的此消彼长，显示出“厌女症”（Misogyny）在当代不仅没有完全消失，反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迅速扩散，从芙蓉姐姐到小月月，诸种争议都围绕着对当代女性的普遍贬低。
医学上用“厌女症”以定义对女性的仇恨和强烈偏见，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一书里提出，比起男性简单粗暴的厌女来，女性自己的厌女影响力其实更严重。因为根植于东亚社会的顽固文化底色，对女性的打压和贬低，是人类为维护社会稳定秩序的本能。
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里的美丽的玛莲娜被镇民视为祸水，带来了淫欲、嫉妒与忿怒
但“厌”这个词，本身是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它预设了一个大前提：社会二元制的性别系统无法被撼动。
在中国，东汉史学家班昭写的《女诫》，头一次以女性为目标读者，明确主张女子应接受教育。然而，写到后面，《女诫》的终极目标，也成为了为宗族延续而修身检德的手段，认为女子教育是顺应大道。
《女诫》也因此标志着儒家女教的正式建立，儒家女教本质上是为了维护性别秩序的稳定，但它的教育内容狭隘死板，制约人的生存空间与社会发展，只能描述应然世界，无法直面实然世界。
当代女德班俨然将已被时代淘汰的女教文本奉为圣经，甚至将儒家女教进一步经典化和神圣化，却丝毫没有反思性别等级问题。
这一套规训的根本短板，在于逻辑的不自洽。《女诫》第一章写道：“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砖，明其习劳，主执勤也。”（把女孩放在床底下，使她明白自己的卑弱；给女孩玩瓦砖，使她明白日后应勤劳地承担纺织和家务事。）
但如何证明女性本质上是卑微低弱的，却不能在任何传统文本中得到体现。
今天，我们大谈女权、女性意识，其实都是对女性生存境遇的反思。从各地的女子图鉴，到韩国的金智英，再到今天的《三十而已》，诸种叙事都是将女性放到一个达尔文式的社会模块中进行分析、剖解，并从形而上的理论与解构，探讨她们随时代而变迁的价值体系。
电视剧《三十而已》剧照
比如最近大火的《三十而已》，看似宣扬女性独立自主，三十岁依然拥有无限可能，但剧情仍然在展现为了适应社会规训而游走于高强度生活追求的女性，她们对自我提出近乎严苛的要求，在家庭、事业、爱情等种种方面的拉锯下，彷如走钢丝般企图找到一个平衡点，丝毫不敢松懈。
实际上，随着社会发展，不少人认为女性主义是外放的、激进的、强势的，但近些年也开始出现试图阐述自省、内敛及温和的文本——鼓励女人正视、接纳和欣赏自己，而非刻意与传统教条为敌。
“-她在笑。-她快乐吗？”
前几天重温了《蒙娜丽莎的微笑》，这部距今已近20年的电影，用春风化雨般的文艺视角，另辟蹊径地探讨了女性自主意识的话题。
故事背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随着工商业的疾步发展，女性的社会地位表面上已经得到了显著提高，然而在如卫斯理这类的女子大学里，教师们仍然将一段好的姻缘作为最好的教学标准，教导女孩们将嫁一个好人作为自己的毕生目标，而非主动追求自己所热爱的知识和艺术。
女主角凯瑟琳凯瑟琳怀揣理想和热情来到这间女子学校担任艺术史教师，却因想散播自由的种子碰壁连连
然而，电影却并非单一地抨击拘泥守旧的人妻思想，而是给出了另一条思路：真正的女性独立意识，应该是像教育的目的一样，给予她们对自我人生作出选择的权利。她们可以选择事业，学业，当然，也可以选择家庭。
片中有这么一幕：女学生莫蒂结婚后，在流行文化的鼓动下，也想要打造“学生”人设，向外界呈现出兼顾学业和家庭的形象，于是她在家中一边做家务，一边看书、准备论文，并摆拍成照片，发表出来。
放到今天，这一幕的讽刺意味仍然存在。在家庭，学业（事业）和爱情之间，女性似乎注定要拉锯和撕扯，甚至竭力一生寻求一个平衡点，而这一寻找的过程，也正是整个社会对女性角色反思和衡定的过程。

英剧《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剧照
哲学家黑格尔和波伏娃在《第二性》里都提到了一个概念——“内在性”，指女性区别于男性“超越性”的生存状态，一个显赫的例子就是：因为女性在家庭中需要承担大部分家务，从而导致她们完全隐没于重复、琐碎的劳动中，不是她们不愿意思考，而是没有思考的闲暇和空间。
在封建时代，由于男性的“超越性”，他们整体上具有更高的生产能力，可以给家庭带来收入，保障最基础的生存资料，所以，在婚姻里，女性和男性的关系，更近似于奴仆而非分工。
孩子的加入或许会稀释这一切，虽然父母都是孩子的法定监管人，但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女性在育儿方面似乎总是要承担更多精力，其中包括母性的本能、女性对婴孩更加敏感等，
然而，奴隶制度本身存在一定的压迫性和反叛性，这也是为什么，在封建伦理的叙事下，总是会出现很多“叛逆者”的女性形象，逐渐铺就成了通往所谓女性觉醒的解放之路。
今年拿下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6项提名的电影《小妇人》
所以，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在已有的社会秩序下，都如波伏娃所说，女性对于男性是“他者”，所以即使今天女性能够取得独立的经济地位、能够突破自我的限制尝试着去超越的时代，“男女平等”仍然是一句口号，这条路也衍出不少歧路、岔路，比如矫枉过正的“田园女权”等等。
当然，到今天，大体上看，女性参加社会工作的比例已经大大增加了，很多城市家庭中，男女对家务的分工也趋向合理，但纵使在所谓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塑造下，女性作为个体的人，和作为家庭的组成部分，二者仍然具有着根固的结构性冲突，且难以平衡。
当代媒体孜孜不倦塑造女性在家庭、事业、年龄等三方面不可调和的矛盾，不断强调客观社会条件和传统规训共同给女性构造的不公正生存境况，而女德班正是抓准了这一点。
为了对抗女德班现象，公共知识界也曾作出千层百出的尝试，比如2015年社会学者方刚在北京开办的“男德班”，面向普遍缺乏性别平等意识和自省精神的中国男性，旨在把他们培养成全新的“好男人、好伴侣、好父亲”
打个不完全恰当的比喻，就像“996”刚出来那阵子，代表资本家立场的企业发言人抓准了逆反心理，跳出来宣扬“工作福报论”。女德班搬出传统教条，企图把女人塞回家庭，也是适时利用了当代女性作为个体的焦虑和恐慌。
回到最开始的假设，女德班屡禁不止，根源不在于牟利性或特定地域、人群的落后性，而在于整个社会土壤为其滋长提供了养分。
放到特定的社会现象和意识上，人们常常不自觉地赋予某一话题以价值权重，企图在认知上抵达一个共识，而这种共识同时也反向塑造着整个社会精神状态的理解。
所以，一种思想和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出现庸俗化、神化甚至魔化的倾向并非难以理解。女德班作为不定期回流的现象级社会产物，吃准了部分自主思考能力低、成本高的个体，以从中夺利。
某视频博主制作的“男德学院”调侃视频
另一方面，它的短暂复燃和熄灭，除了引发嘲讽和批评外，也正好引导公众定期追问：现代文明和社会秩序究竟给予了女性怎样的角色转变？
家庭内外的双重角色拉锯，仍然会成为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的女性主义话题。近年来，数见不鲜的讨论内核其实都相差无几，如拟定增加男性产假的立法，职场对女性的明暗歧视，女性的穿着对性侵犯罪的关联性，甚至包括家暴、离婚冷静期议题等。
而要避免似是而非、南辕北辙的无意义争论，更需要检视历史遗留的文明产物，回溯历史实践的发展逻辑和与当下的关联。
电影《婚姻故事》剧照
而对女性之于社会角色和地位的讨论，严格来说本就是在性别成为一项社会科学子目以后才出现的，百年来，不论保守或激进，任何一种对两性权力平衡问题发出的争论和结论，都只是对“社会将开往何方”的其中一方面猜测。
我们所期待的真正成熟、自洽的平等状况，也许要等到哪一天蒙娜丽莎不必非得微笑，哪一天女性可以随心所愿地选择家庭，但不是被形容为“回归”家庭。
    编辑 | 黄靖芳
排版 | 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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