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来说,永远是个谜。而面对最后的结果,人们往往只知道去责备他而不是去了解他。
可惜自杀者永远没办法告诉别人,他为什么要自杀。
"

讲述 | 梁捷

今天我们要来谈一个沉重的话题,经济学家为什么要自杀。
过去我读过一篇文章,“诗人为什么要自杀?”诗人自杀也许还有一些文化上的意义,但是在大众的印象里,经济学家从来都是以长寿而著称的。
比如萨缪尔森,活到了94岁;弗里得曼,也是94岁;阿罗,96岁;哈耶克,93岁;科斯不得了,活到103岁。经济学简直称得上是长寿学科了。
但是,最近听到的新闻却让我们开心不起来。哈佛大学的宏观经济学家法希Emmanuel Farhi)教授自杀去世,年仅41岁。
Emmanuel Farhi
他并不是个例。去年,经济学界就陆续传出新闻,哈佛大学的马丁·魏茨曼(Martin Weitzman)自杀,然后是普林斯顿的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教授自杀。今年前两个月又是威斯康辛大学的桑德霍尔姆(William Sandholm)教授自杀。而现在,又是宏观经济学家法希自杀。
除此之外,在今年的新冠疫情期间,我还听说哈佛的艾莱斯纳(Alberto Alesina)心脏病去世,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新冠肺炎去世。这些都是响当当的名字,一大半未来都有可能获得诺奖,或者已经得到多次诺奖提名了。经济学界可谓损失巨大。
很多人都在问,经济学这个行业怎么了,经济学家为什么要自杀?
1.

他们的自杀,依然是个谜
其实我也想问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学者的研究领域其实各不相同。
比如魏兹曼是环境经济学家,他很关心风险和不确定性对于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导致灾难的影响。克鲁格是劳动经济学家,主要研究教育、收入分配、劳动力市场。
桑德霍尔姆主要研究博弈论里的一个分支,叫做演化博弈论。法希则主要研究宏观经济学。这些学科相差很远,所以这些学者的自杀与专业领域看起来没有直接关系。
但这些学者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的学术研究非常非常成功。普通学者想要在顶级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都要费九牛二虎之力,还不一定能成功。但对于这些顶级学者而言,发论文就像吃饭睡觉一样。
上面提到的每一个学者,都已经发表了不计其数的优秀论文。一般的学者如果无法发表足够多的优质论文,在美国的大学都要面临终身教职的压力。而这些学者,早就不用考虑这些问题。按照我们的世俗标准,个个都称得上是功成名就。
而且这些学者都不见得是书斋里的学者,都有非常多的兼职和社会活动。
就以艾伦·克鲁格为例,他先后在克林顿、奥巴马等几任政府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或者经济顾问这样的职务,而他还热衷于听音乐,参加演唱会。
Alan Krueger
他实在太忙,过去不可能有时间写通俗的经济学著作。就在去年,他终于结合自己的兴趣,写作了第一本科普著作《摇滚吧,经济学》,今年中译本出版。
读过手稿的媒体都给予了高度评价,都在感慨,克鲁格终于愿意写书了。但克鲁格根本没看到这本书的出版,他在新书出版前夕自杀了。
这些学者在学术领域和世俗层面都是成功者。但他们仍然选择了自杀。我相信很多经济学家都读过他们的论文,了解他们的工作,连我都多少读过一些。但是我们对于他们的了解远远不够
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来说,永远是个谜。而面对最后的结果,人们往往只知道去责备他而不是去了解他。可惜自杀者永远没办法告诉别人,他为什么要自杀。
据说魏兹曼教授曾经在一年前留下一张纸条,怀疑自己是否能继续产出有价值的学术作品。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环境经济学,但是没有颁给魏兹曼。
又有人说,魏兹曼写了一篇论文,发给同事们看,有人指出了其中的一个错误。这些小事当然可能影响魏兹曼的情绪,但是否是导致他自杀的原因,我们永远不知道了。
2.
经济学家们,正在经历什么?
引发自杀可能只是很偶然的事。但一般而言,产生自杀这个念头绝不是一天两天。自杀的人,往往经历了长期的折磨,可能是数年,数十年。
而且,越是表现出所谓“高功能”的人士,即在日常工作、生活中都表现得积极向上甚至能力远超一般人的人士,如果是抑郁症患者,他们的所经受的痛苦就越严重。
从事过学术工作的人都知道,在学者或者学生中,这样的比例很高很高。豆瓣或其他社交网站上都有一些互助小组,也许给一些深陷科研痛苦的人士一点点安慰。
不同人面对抑郁痛苦有不同的表现。我没有办法给出什么意见或者建议。有人会说,如果那么痛苦,就不要做科研了。世界那么大,做点其他的不也挺好吗?科研工作太苦太累,对脑力、体力以及意志力都是考验,而且是终身考验。
比如说,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不知道一般人能对自己的文章修改几遍。很多作者可能会修改一遍,两遍,我还知道一些名作家拒绝修改自己的文章。
那么现实中经济学家面对的情况呢?如果你要在过得去的经济学期刊上发表论文,那么一篇文章修改个十遍以上是最起码的;如果你要在顶级经济学期刊上发表文章,那可能得修改三十遍或者更多。

我曾看到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经济学家,发表一篇论文以后,有些感慨,在朋友圈晒了一下他的修改过程。他把每一版都另存为一个文件,最后修改到90多稿,近100稿,文件夹里就有90多个文件。我估计,最终稿与初稿相比,可能每个字都重写过了吧。
这种学术制度对于写作者、研究者的自尊心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所以我见过很多研究者,因为无法忍受学术界的这种制度,毅然退出。
有一位同样非常优秀的学者,以前曾是大学教师,现在则是某个大数据公司的高管。他经常在知乎上写文章,也是个网红。
他表示自己更喜欢在知乎上写作,因为读者马上就能看到,并且作出反馈。以前给学术期刊写作,要修改几十稿,前后数年,发表出来其实也没什么读者会看。
所以,这些发表压力一直在折磨着当代学者。想当年,弗里德曼、哈耶克等人的那个年代,学术规则没有那么明晰,也没有那么死板。
很多学术期刊还很灵活,可以主动掌控学术热点,碰到重要的议题,甚至可以给一些重要文章提供连载的机会。这在今天都绝不可能。而今天顶级学者所要承受的发表压力,也不是弗里德曼、哈耶克那时所能相比了。
每一次自杀都是一个绝对的悲剧。我既不想批评死者,也不想简单归罪于这个学术系统、学术体制。现代学术体制存在很多问题,我们以后会慢慢讨论,慢慢批判。而对于悲剧,我建议我们不妨更多地去加以理解,加以同情。
*本文内容整理编辑自看理想App节目《别怕,这就是经济学》,完整内容可至看理想App内收听。
💵
长按图片识别二维码
看看今天的经济学家都在干什么

配图来自《云图》《大空头》《梅尔罗斯》及网络
内容编辑:荞木
责编:林蓝
监制:猫爷
转载请微信后台回复“转载”
商业合作或投稿:[email protected]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