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利场》杂志写到，今年春天，特朗普总统女婿库什纳手下的一个工作小组制定了一项计划，旨在全国采取积极的协调措施，为所有美国人提供新冠检测保证，使疫情得到控制。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这个计划被搁置了，相反，白宫坐视了美国50个州出现各种混乱的反应，最终导致疫情彻底失控。
那么，白宫当初为什么放弃了那个计划？
3月31日，在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冠爆发定为全球大流行的三周后，一辆DHL卡车嘎嘎作响，驶向位于华盛顿特区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灰色石头大使馆，送去了珍贵的货物：100万份新冠试剂盒。
这批货物即将交付给美国政府，是根据特朗普的命令从亚洲订购的。
通常，美国联邦政府的采购带有详细的合同，并附有首字母缩写词和识别码。它们需要经过授权合同官员的签字，通常会在美国政府采购数据库中公开，目的是为了防止浪费、欺诈和滥用。
然而，此次购买却并未出现在任何政府数据库中。也没有任何负责授权合同的官员参与其中。
相反，它被记录在《名利场》杂志记者拿到的一张发票中，该发票来自一家公司Cogna Technology Solutions（发票上它的名称还被打错为“Tecnology”），其中注明了350万份试剂盒订单，欠款金额为5200万美元。而 “客户名称”只注了两个大写字母“WH”。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这些神秘来源的试剂盒将引发困惑和指责。
总部位于阿布扎比、与阿联酋统治家族关系密切的人工智能公司“Group 42”，称自己是350万份试剂盒的卖家，并要求付款。它找到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门的多个部门提出要求，这些部门的律师们试图找出当初到底是哪个官员签的合同，结果徒劳无功。
阿联酋的试剂盒发票
在此期间，有240多万美国人感染了新冠，其中123331人死于该病。（译者注：截至7月31日周五，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的美国的感染总人数已经超过449万，造成的病亡人数超过15.2万。）
疫情先出现在纽约，然后是在全美国各州，州长、公共卫生专家和惊恐的公民发出警报，认为试剂盒严重短缺，以及拿到检测报告的时间太久，正在削弱美国的疫情应对能力。
但是那1百万的试剂盒没有起到帮助作用，其中有一些是由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分发给几个州的。根据《名利场》杂志所获得的文件，它们在两个单独的政府实验室中接受检查，被发现“被污染且无法使用”。
阿联酋的“Group 42”公司未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

库什纳小组

这些检测试剂盒的秘密采购，在法律上是可疑的。它们由白宫一个工作小组完成。特朗普的女婿和特别顾问库什纳在白宫的疫情应对工作中占据了关键岗位。这部分解释了发票上的“WH”是从哪来的（译者：“白宫”二字的缩写）。虽然还不清楚库什纳本人是否参与了此次采购，但一名前白宫工作人员表示，不当采购物资“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虽然库什纳在其中的协调角色已被广泛报道，但这批试剂盒还是首次被披露。
库什纳监督指导了一个非同寻常的项目，旨在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在美国联邦层面大规模加强和协调对新冠的检测工作。
疫情爆发六个月后，美国继续遭受着发达国家中最严重的疫情。联邦政府将检测的关键责任推卸给各州，这一做法受到了相当大的指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组建了一个豪华团队、提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测试计划之后，库什纳似乎已经决定放弃这一提议，原因不明。
今天，当美国的州长和市长们忙于扑灭肆虐全美国的疫情时，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慈善家们正在努力填补这一空白，组织足够的试剂盒，来遏制这场蔓延美国的流行病。
在白宫内部，在3月和4月初的大部分时间里，库什纳精心挑选的一群年轻的商业伙伴，其中包括一位前大学室友，与诊断测试行业的几位顶级专家合作，夜以继日地工作，使用加密的聊天平台，一起敲定了美国国家测试战略的大纲。
后来《名利场》杂志拿到了这份详细计划。
为了不让美国各州之间，为了稀缺的试剂盒和有限的实验室检测能力而相互争斗，该计划将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监督和协调系统，通过大量增加供应、分配测试工具、消除监管和合同障碍，并在秋季建立一个广泛的病毒监测系统，来帮助查明随后的疫情传播。
它提出的解决方案并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科学，比不上研制一种新疫苗的令人畏惧的复杂程度。技术和医疗风险投资基金“Section 32”的执行合伙人迈克·佩里尼博士说，任何一个解决类似问题的全国性计划基本上都是在解决物流问题。
他说，“想象一下如果UPS或联邦快递没有基础设施来连接所有的点。那会是一场彻底的混乱。”
白宫由库什纳领导的这个小组，他们精心制定的计划就是着手连接这些点。一些参与制定该计划的人被告知，该计划将被提交给特朗普，并可能于4月初在玫瑰园宣布。
“我当时无比乐观，”一位参与者说，“我的理解是，最终文件将在那个周末送到总统手中，然后就会有一个重要公告。”
然而，后来没有任何关于全国性的检测策略被宣布。根据参与者的说法，这个计划“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
白宫没有回应《名利场》采访库什纳的要求，也没有回应一份详细的问题清单。
今年夏天，美国所遭遇的破坏，呈现了缺乏全国性的检测系统所造成的巨大人力和经济损失，而其它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已经启动了这一系统。韩国是做得最出色的，他们有创新的“电话亭”和免下车检测站点，检测报告可在24小时内拿到，还对检测呈阳性的人进行支持性隔离，包括给他们送餐。
相比之下，美国的有线电视新闻和报纸头版都充斥着这样的画面：在亚利桑那州和德克萨斯州的酷热中，汽车排起了几公里的长队；车主们为了稀少的诊断测试不得不等待数小时；阳光地带的市长们绝望地恳求美国联邦政府帮助扩大测试能力，但却徒然无功。
简言之，正如一位顶级公共卫生专家所说，这是一场“可怕的崩溃”。
现在，美国距离危险且有争议的重新开学计划，以及即将到来的秋季流感季节只有几周时间了，那个从未有机会被执行计划，曾经将这个时机视为一个关键时间点。
哈佛大学医学院全球公共政策项目研究主任，玛格丽特·布尔多博士说，如果没有系统的测试，“我们就像是用胶带蒙住眼睛，用棉花塞住耳朵，然后躲在床底下。”
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的阿里阿德涅实验室的公共卫生研究人员，金俊镐博士说，虽然特朗普喜欢吹嘘美国做过的测试数量之大，但这一指标并没有考虑到出结果的速度或之后的反应速度，“如果你真的拼命加油，但哪儿也不去，那一切都是徒劳。”
阿里阿德涅实验室是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布里格姆女子医院的合作项目，专门研究那些成功应对疫情的少数国家。
由于没有可靠的全国性计划，创建这样一个计划的努力落到了由平民和非政府组织组成的网络上。最引人注目的努力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及其言辞温和的总裁拉吉夫·沙阿博士领导的。
沙阿博士
现年47岁的沙阿专注且坚定不移地执行非政治化策略。他现在正在引导一个不断扩大的两党联盟，其中包括三位前美国药监局（FDA）专员、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一位电影明星以及27个美国城市、州和部落地区，所有这些人都在向着一个意义重大的目标迈进，试图在秋季之前将美国的新冠测试量从目前的每周约550万次提高到每周3000万次。
沙阿告诉《名利场》杂志，在疫苗能够广泛接种之前，“我们知道必须做什么：广泛的测试与有效的接触者追踪。任何人都只需要五分钟就能明白，这是通往重新开放和恢复的唯一道路。”
他说，如果不这样做，“我们的国家将被困在疫情的反复反弹之中，以一种非常有害的方式承担严重后果。”

一个失败的计划

那些成功控制了疫情的国家，让他们的科学家能够领导和应对疫情。但当库什纳今年3月着手解决诊断测试危机时，他的努力不是从公共卫生专家、而是从银行家和亿万富翁开始的。
正如一位参与者在政治媒体Politico三月一篇文章中所宣称的那样，他们认为自己是“一群能完成糟糕工作的顶级队员”。
库什纳的智囊团包括亚当·伯勒，他大学暑假时的室友，现在担任新成立的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这是一家向海外提供贷款的政府开发银行。其他小组成员包括Flatiron Health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纳特·特纳，该公司致力于改善癌症治疗和研究。
摩根士丹利的银行家杰森·杨并没有特别的医疗保健经验，他请假加入了工作组。一路上，该小组向诸如硅谷投资人马克·安德森这样的亿万富翁寻求建议。
该小组整体缺乏相关经验，但这并不是唯一挑战。他们的障碍还包括：实验室能力有限、试剂盒供应短缺，雇主向雇员支付检测费用的能力差异巨大，无保险的美国人数量庞大以及分散的诊断测试市场。
根据一位与会者说，该小组没有与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的诊断测试小组协调工作，该小组由美国的“测试沙皇”、海军上将布雷特·吉罗尔领导，他于3月12日被任命。
那位与会者说，库什纳的小组“待在自己的泡泡中”，而“其他机构陷入困境。一个个孤立的泡泡从未重叠。”
随着工作的进展，库什纳的小组请来了几位顶级诊断测试专家给予帮助。他们一起不分昼夜地工作，来来回回地交换意见和信息。这位与会者说，这个白宫团队的努力“与政治无关”，“考虑的是国家的最大利益”。
库什纳的团队敲定了一份详细的计划，《名利场》获得了这份计划。报告指出，“目前需要解决的挑战包括：美国各地地区之间和地区内的检测能力和供应不平衡，报告结果被严重延误（延误4-11天不等），以及国家供应链的约束，如个人防护装备、棉签和某些检测试剂不足。”
该计划要求美国联邦政府协调分发检测试剂盒，以便将它们送往重灾区，并监督全美国接触者追踪基础设施。它还建议取消对医生和医院送检地点的合同限制，允许任何有能力的实验室测试任何样本。它建议大规模扩大抗体测试的规模，以促进恢复工作。
该小组呼吁，要求所有的新冠检测结果，无论在哪里，都要报告给一个国家信息库以及州和地方卫生部门。
它还提议建立“全国哨点监视系统”，具有“实时情报能力”，以掌握“疫情热点在哪里出现、风险在哪里以及哪些地方的人们可以重返工作岗位”等的重要指标。
到4月初，参与该计划的一些人强烈认为，该计划很快就会与特朗普总统分享，并由白宫向全美国宣布。这个计划虽然不完美，但只是一个起点。这位与会者说，仅仅美国作为一个整体在这个问题上共同努力，“就会把我们置于一个完全不同的位置”。
但这一努力在白宫遭遇了挫折。特朗普相信他自我吹嘘的政治直觉，一直在淡化人们对疫情的担忧，并散布错误信息，而后他的这些做法，又很快被共和党民选官员和右翼媒体人士放大。
由于担心股市和他的连任前景，特朗普还担心做更多的测试，只会导致更高的新增确诊数和更多的负面报道。与此同时，据报道，白宫的新冠病毒工作组协调员黛博拉·伯克斯博士，正在与高级工作人员分享一个乐观的疫情模型，它预测病毒将很快消失。
一位经常与白宫新冠病毒工作组接触的公共卫生专家说，在这种背景下，启动大规模的国家计划的前景已经不被重视。
那位专家说，库什纳团队的一位成员表示，最令人不安的也许是这种情绪：因为这种病毒对民主党控制的“蓝州”的打击最严重，所以白宫感到没有必要制定国家计划，而且在政治上也没有意义。
“政界人士认为，疫情将被归于民主党管理的各州应对不力，他们可以责怪那些州长，这将是一种有效的政治策略。”该专家说。
这种逻辑可能已经说服了库什纳，该专家说，“很清楚，贾里德才是最终决策者。”
4月27日，特朗普在他的新冠病毒工作组成员，还有美国大型商业检测实验室Quest Diagnostics和LabCorp的领导人的簇拥下，走上白宫玫瑰园的讲台，宣布了一项检测计划。它与3月底制定的计划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将诊断测试的责任几乎完全扔给了各个州。
根据当天发布的计划，美国联邦政府选择只充当一个“促进者”的角色，帮助增加各个州所需的试剂盒供应，并迅速批准新版本的诊断检测试剂盒。但运营检测点和寻找可用实验室的大部分工作则落在了美国各个州政府的身上。
洛克菲勒基金会顾问、国家癌症研究所前主任里克·克劳斯纳说，“我抱着一种天真的乐观态度，这件事太重要了，我们不能让它被党派偏见和争执所束缚。但是美国联邦政府已经决定不承担责任，基本上让50个州自行负责。”

灾难之夏

很快人们就明白了，让各州自己承担测试责任会带来灾难，不仅是在民主党控制的地区，而是在整个美国范围内都如此。
今年4月，亚利桑那州凤凰城，仅仅是为医护人员和重症患者提供检测就已经力有不及。当市长凯特·加莱戈向联邦政府求助时，她得到了一个明确无误的信息：美国第五大城市只能靠自己。
加莱戈告诉《名利场》杂志，“我们的病例没有多到联邦州府会出手帮助。”
凤凰城发现自己掉进了一个“第22条军规”的陷阱，该市的政府关系经理在4月21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向《名利场》杂志解释说，“在上周与县政府的电话中，市长被告知该地区没有收到联邦应急管理局的测试资金，原因是我们的疫情数据并不糟糕。”
而市长加莱戈认为问题的逻辑是，因为没有能力做足够的测试，所以疫情数据看上去并不糟糕。
6月，凤凰城的病例数开始急剧上升。在她家附近的一个不下车检测点，加莱戈看到在3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下，汽车排起了数公里长的队伍。
加莱戈说，“我们有人等了13个小时才做了一个测试。这些人呼吸困难，身体疼痛，不得不在车里坐上几个小时。有一个人，他的车已经没油了，他不得不一边挣扎着呼吸，一边加油。”
加莱戈自己的工作人员要等两个星期才能拿回检测结果，这期间他们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传播了病毒。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全球健康安全中心国际项目和创新执行主任，詹姆斯·劳勒博士说，“周转时间远远超出了临床上检测要的时间。”
加莱戈
到了7月5日，加莱戈已经失去了耐心。她穿着一件霓虹粉色的上衣，在ABC新闻节目上，礼貌地抨击了美国联邦政府的回应：“我们已经询问了联邦应急管理局，他们是否可以来这里做社区测试。我们被告知，他们正准备停止相关工作，这感觉就像他们在宣告胜利，而我们仍处于危机状态。”
三天后，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美国的“测试沙皇”、海军上将布雷特·吉罗尔指名道姓回击了她。他声称联邦政府已经在运营或者为凤凰城的41个试验点提供支持，他说，“两天前，我听说加莱戈市长因为没有得到联邦的支持很不高兴。我很清楚，凤凰城政府与美国政府不在一个调子上。”
加莱戈讲述了她的母亲如何“刚好在CNN上看到了这一消息”。她说，“她给我发了一条短信说，我觉得白宫不喜欢你。”
不过，尽管吉罗尔上将有防备心，但加莱戈最终还是成功地达到了自己公开求助的目的。美国公共卫生和人类服务部同意在凤凰城设立一个激增测试点。加莱戈说，“其结果就是，他们非要等我们处在一个大规模的危机中，才肯伸出援手。”
这就是美国如今的处境：一个大规模的测试危机。美国各个州被迫在激增的病例数、飞速上升的测试需求，和不断减少的实验室能力中找出一条路。
到7月中旬，曾经在4月末陪着特朗普走进玫瑰园的大型商业检测实验室Quest Diagnostics公司宣布，他们提供检测结果的平均周转时间为7天。
在专家看来，在巨大的监管、金融和供应链障碍面前，美国50个州显然无法有效地部署检测资源。诊断检测行业是一个“结构松散的网络” ，而“新冠疫情是五级飓风”。
美国的“测试沙皇”、海军上将布雷特·吉罗尔
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全球健康安全中心国际项目和创新执行主任，詹姆斯·劳勒博士把美国的检测基础设施比作“20世纪初，当时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电网，但它们并没有连接起来”。如果一个地区失去了电力，“你无法通过从另一个电网转移电力来支持它”。
专家们现在警告说，美国的测试系统正处于崩溃的边缘。
哈佛大学医学院全球公共政策项目研究主任玛格丽特·布尔多博士说，“我们现正处于一个非常糟糕的时刻。我们即将失去对这个怪物的整体控制，它将在我们整个国家肆虐。这是一个巨大的危机。”

拯救美国的阳谋

1月底，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总裁拉吉夫·沙阿博士前往瑞士达沃斯，与环保少女格列塔·图恩伯格一起参加了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个小组讨论。在那里，他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一起喝了咖啡。沙阿博士最初在盖茨基金会工作，后来担任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他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工作多年，认识谭德塞。
等沙阿博士回到纽约，回到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他对疫情将成为大事件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
旨在解决全球不平等问题的洛克菲勒基金会获得了44亿美元的捐款，洛克菲勒卫生委员会通过根除钩虫病的早期工作，帮助建立了美国的现代公共卫生体系。沙阿博士立即开始将基金会的重点再放回即将到来的大流行上，并聘请了一位全球专家乔纳森·奎克博士来指导应对工作。
与此同时，他一直在观察并等待着他以为将会出现的大规模联邦动员。他说：“正常的、强有力的联邦应急反应，包括方案、指导、材料、组织和领导都没有立即形成。很明显，正确的事情没有发生。”
沙阿博士从2009年到2015年担任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领导过美国应对海地地震和西非埃博拉疫情，他知道在灾难中“无情”地收集实时指标是至关重要的。
在西非埃博拉疫情爆发期间，他成功地从西非请来了世界著名的欧洲流行病学家汉斯-罗斯林，由他和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首席信息官，制定了一套详细的管理埃博拉疫情的指标，在电子表格中不断更新，并每天给25名美国政府高官发送。
当涉及到爆发时，沙阿说：“如果你不尽早发现，你就会不得不追逐一条指数级的陡峭上升曲线。”
4月21日，洛克菲勒基金会公布了一份详细的计划，该计划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公共卫生检测计划”，从当时每周大约100万次测试的规模，扩大到6月每周300万次的规模，再到秋季扩大到每周3000万次的规模。
这个计划估计成本为1000亿美元，它提出了一种全员参与的方法，将联合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加上学术机构以及私营和非营利部门。他们将一起迅速优化实验室能力，建立应急供应链，建立一支30万人的接触追踪卫生队，并建立一个实时公共数据平台，以指导应对措施，防止疫情再次出现。
洛克菲勒计划试图做的正是联邦政府选择不做的事情：在创纪录的短时间内创建一个国家的检测基础设施。
在与联盟成员的讨论中，安东尼·福西博士称洛克菲勒计划对他而言“如闻仙音”。
基金会和顾问们联系了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很快就收到了来自学区、医院系统和工作场所的大量求助电话，这些地方都迫切需要指导。在定期的视频通话中，包括沙阿、前FDA局长马克·麦克莱伦、前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主任里克·克劳斯纳和Section 32的迈克·佩里尼在内的核心顾问团队致力于如何最好地支持日益壮大的联盟成员。
沙阿博士在6月的一次视频会议上告诉他的同事，学校们“不断刷新疾控中心的网站，但在过去两个月里什么都没有改变。”
在缺乏可靠的联邦政府指导的情况下，洛克菲勒团队讨论了一系列问题：学校应该如何处理有症状和无症状的学生？法律责任如何界定？而那些穷得连请不起护士的公立学校又该怎么办？
（上周，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了新的指导方针，热情洋溢地支持重开学校，并淡化了风险。此前，特朗普向该中心施加了巨大压力，要求其修改指导方针，特朗普称这些指导方针“非常严厉，而且代价高昂”。）
通过一个测试解决方案小组，洛克菲勒基金会正在与美国各城市、州和其他测试项目（包括印第安人保留地的测试项目）合作，并帮助强化这些项目。
人道主义组织CORE的首席执行官安·李说，“他们来了，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动力。” 该组织由李和演员肖恩·潘共同创立，目前在美国运营着44个测试点，其中包括洛杉矶的道奇体育场，以及原住民纳瓦霍族内部的移动测试点，并在后者提供食物和基本用品。
除了美国联邦政府之外，任何人都似乎不可能通过零敲碎打的方式，将新冠诊断测试的能力扩大到原来的100倍。但在私下谈话中，沮丧的白宫工作小组成员敦促洛克菲勒联盟成员继续努力，其中一人在电话中被告知，“不管我们听到了什么，政府在检测方面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参与者回忆道，“那是一个可怕的时刻。”

一个糟糕的赌博

尽管洛克菲勒基金会昼夜不停地工作，努力引导美国建成一个对于重启经济至关重要的全国测试系统，但该基金会尚未能够扭转最重要的趋势：特朗普政府对重大联邦行动坚决不感兴趣。
7月15日，在与记者的视频通话中，沙阿看起来明显很沮丧。第二天，洛克菲勒基金会发布了一个后续报告：呼吁美国联邦政府提供750亿美元，来支持进行更多的新冠检测和接触者追踪，努力突破测试瓶颈，改变目前这种测试结果总是要延迟数天的局面，并大幅增加更多的快速监测点。
尽管语调温和，沙阿还是发出了严厉的警告：“我们担心秋天会比春天更糟。”
他还直言不讳地说：“美国不在有效地应对新冠疫情的那些国家里。”
仅仅三天后，新闻报道显示，特朗普政府正试图阻止国会正在敲定的新冠病毒救援方案中，向各州提供任何用于检测和接触者追踪的新资金。
洛克菲勒联盟的一名成员在谈到政府的应对措施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精神分裂的组织。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简直是精神错乱。”
7月31日星期五，正在调查美国联邦政府应对措施的美国众议院冠状病毒特别小组委员会，举行了一场听证会，借此来审查制定一项全面国家计划的“迫切性”，福奇博士、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和布雷特·吉罗尔上将都出席该听证会。
该小组委员会正在调查特朗普政府是否真的下令压制了测试量，部分原因是特朗普6月份在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举行的集会上声称，他命令工作人员“放慢测试速度”。
认为总统的房地产商女婿或摩根士丹利的银行家与亿万富翁联络，就可以有效地替代联邦政府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这种赌博已被证明是大错特错。即使是贾里德·库什纳对大流行提出的最小的解决方案，也让美国政府机构陷入混乱，并引发了人们对非法行为的担忧。
福奇博士在作证
在文章开头提到的那批神秘的试剂盒抵达阿联酋大使馆后的三个月里，那里的外交官一直在敦促美国政府为这批价值5200万美元的货物付款。最后，在6月26日，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律师向大使馆发了一封电报，指向在原始发票上拼错自己名字的公司：Cogna Technology Solutions LLC。
电报中说，“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无法为有关测试包付款，因为该部门没有找到任何有授权的美国合同官员为此负责，也没有找到任何涉及采购的合同文件”。电报引用了相关的联邦合同法，这些法律将使“政府支付有关测试包的费用成为非法”。
但对于指望美国联邦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应对疫情并保障其健康的美国人来说，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检测试剂盒并没有发挥作用。
正如美国卫生和人类服务部给阿联酋大使馆的电报所指出的那样，“当试剂盒被送来时，他们按照标准程序进行了测试，结果发现它们受到了污染，无法使用。”
美国药监局（FDA）的一位发言人告诉《名利场》杂志，这些检测之所以无效，可能是因为它们从中东运出时的储存方式不对。发言人说：“这些试剂应该被保持在低温状态。”
尽管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和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官员不承认这批试剂盒的存在，声称没有官方的政府合同，但阿联酋的记录是足够清楚的。据阿联酋大使馆发言人证实，“美国政府当时向阿联酋政府发出紧急请求，要求提供额外的新冠检测包。截至4月1日，已经有100万套检测试剂盒被送到了美国政府手中。另外250万套检测试剂盒已于4月20日送达美国政府。”
换句话说，这些试剂盒可能没有发挥作用，但光是听到数量，就足以使特朗普感到高兴。
全文编译自《名利场》，略有删节，强烈建议阅读原文。
原文链接：https://www.vanityfair.com/news/2020/07/how-jared-kushners-secret-testing-plan-went-poof-into-thin-air#intcid=recommendations_vf-trending-legacy_b2d25e29-35d8-48d9-963e-170eb4db2da0_popular4-1
原文标题：How Jared Kushner’s Secret Testing Plan “Went Poof Into Thin Air
原文作者：KATHERINE E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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