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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活着》剧照
近年来，女权、女性议题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受到关注。从房思琪、Me too、N号房等事件中的性暴力，到金智英、papi酱、杨丽萍引发的冠姓权、生育权讨论，女性的困境和诉求被越来越多地看到。
而在这些讨论之外，有一个庞大的女性群体却几乎处于缺席状态，她们，就是中国农村女性。
阎连科在新书《她们》中，书写了25位中国农村女性的真实故事，提出了女性之“第三性”的视角。
在我老家那块土地上，女孩除了与生俱来的第一性的生命与生理（女性），和后天加诸于她的历史与政治的第二性（波伏娃的“女人是后天形成的”），还有文化、环境、历史加诸于她们必须有的“男人性”的第三性——女性作为“社会劳动者”身上的他性之存在。
以下内容节选自《她们》，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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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不是男人，又“不得不是男人”
尊重并平等、自由地认识两性的差异和不同，就像我们天生知道榆树为榆树，泡桐为泡桐。然而在特殊的“某时某地”里，榆树和泡桐会被笼统地称为“北方的树”，会被“某时某地”异化并偷梁换柱地政治化和历史化。
爱好游泳的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在北京郊区的十三陵水库游泳时，曾经和中国的青年有过一个垂史留名的谈话会。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确真说了这样的话：“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到。”
由此可以明证和确定，毛泽东对“妇女问题”是有着开明态度和现代认知的。而且至今这笔遗产都还对中国女性、女人的解放与平等有着重要意义，是支撑着“女权主义”旗帜终不倒下的筋骨与力量。
但不能忽略的一个背景是，十三陵水库始建于一九五八年中国的“大跃进”，在这个滚滚烫烫的年代里，这个中等的水库，完全起始于原始的肩挑和手抬，每天有十万人参加劳动，由周恩来亲自组织规划并实施，从动工到竣工，用时仅有五个多月，一百六十多天。在这场举国欢庆的“大跃进”的劳动中，涌现了当时名扬天下的“七姐妹”和“九兰组”这样拍成电影并出国访问和学习的巾帼英雄。
李国珍——“七姐妹之一”   谢汉俊摄，图片来源：影像国际网
由此上溯到一九五五年，中国农业生产的大热潮时期，贵阳市息烽县的养龙司乡的堡子村，在上一年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男社员劳动一天是七工分，而妇女劳动一天只有二点五分工。于是，几乎所有的妇女都不出门劳动了，导致劳动力严重不足和群众们张口无饭，最后不得不提高女性参加劳动的工分制。
这一年，贵州民主妇女联合会的刊物发表了《在合作社内实行男女同酬》的文章，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欣悦批示道：“建议各乡各社普遍照办。”自此后，“男女同工同酬”，不仅成为中国妇女解放的思想之纲领，也是具体的实践之措施。由此在这个历史脉络中，这句不知出自何处的“妇女能顶半边天”，便真理一样响遍天下了。
但细心的中国人们都知道，这句话真正、本质的含意是和“劳动”“劳动力”“大跃进”及社会主义建设密切相关的。如果没有“大跃进”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大量劳动力的需求，也许就没有这句话或者这些话。而这句话和这些话，在后来中国的各个阶层和领域，或多或少都改变了人们对妇女的看法和认知，提升着她们的社会地位和走出家门的“劳动权”。至少说，它把妇女从小院、屋里和厨房解放出来了，让她们站到了阳光下、风雨中和“大跃进”的工地上及后来的田间地头上。
休息的时候，七姐妹为男工们缝补。王发瑭摄。图片来源：影像国际网
这不好吗？非常好。
和民国时期的男人剪辫、女人放脚一样伟大和有着历史性的进步及人类社会学的价值与女权主义里程碑的意义在。但如果我们把“妇女能顶半边天”和“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作为理论、思想、精神推延到别的时代和场域，如劳动场域之外的政治、文化、金融、教育及执政机关和机构——除了劳动力所需要的任何一个场域间，会发现妇女解放在那儿不像劳动场域——农村的田间地头、城市的纺织车间样——“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女同志也在做”。
在劳动场域外，女性并没有真正的自由与平等，没有真正尊重女性的权利与人格，而且在劳动场域外的任何场域里，那些男权世界的中心地，依然是“女人嘛，呵呵”的暧昧和固有。
如果我们只是在国家、时代最出力流汗的劳动场域才能看到“妇女能顶半边天”，那么我们会怎么去想象自由、平等、平权这些关于女权主义的理想、诉求、理念与精神？会不在这些光辉的词语下面想到侵占、剥削、占有、预设、预谋等这些词汇呢？
我家乡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时代旗帜下，“大跃进”时和十三陵水库样，在离我家几里的地方曾建造了一座陆浑水库，其规模和阵势，远大于十三陵水库。由此可以想象当年农民们千军万马、肩挑手推地建造水库那壮观的场面和景象。
女英雄们 薛子江摄。图片来源：影像国际网
而繁华之后灯暗时，历史的幕布徐徐落下后，那些戏台上的舞者也成为观望历史的看客时，我母亲总是不解地回忆着她和十里八乡几乎所有能爬能动的妇女都被动员去修水库时那抬石头、挑泥土和砸石子、运沙子的场景，总是很感慨地说：
“那时候人都疯了呢，一上工地每天每人都干十几个小时，一干个几个月或者大半年，累得挑着担子倒在地上都睡着了。”
每每说到妇女都被“解放”到坝上劳动时，总是一脸严肃地说：“那时候把妇女也不当妇女看，每月来经时，也不能请上半天假。月经来了还让挑沙、砸石头，经血就顺腿流在裤子和地上。”
母亲的经历，只是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至新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大建设时期成千上万的女性中最为普通、普遍的一个或一例，连成为一个独特的个案都不算，但她的“把妇女不当妇女看”的认识和结论，却无意间让她成为了一个最特殊、朴素、原始的“乡村女性”和女权主义者，道出了“女人也是人，是人也还是女人”这样的逻辑、哲学和女性学的一个复杂、缠绕的问题和命题，并用她最简朴、质感的劳动和生活，说明着“女人是人，但不是男人”——可又“不得不是男人”的第三性。
2
女性创造了全世界财富的2/3，但只拥有1%
谈论女性之他性——第三性时，我总是想到我的母亲、大姐、二姐和我们村我所熟悉的那些女性们。她们到底是女人还是男人呢？抑或为人类两性中的混合人？
我们家、我们村和那块土地上的女人们，她们几乎个个身上都有异性“男人气”。是历史与政治上的混合人。这种可以归为女性身心共存的他性的男人气，由生活、文化、禀性和环境，尤其是时代、国家和意识形态所赋予她们的与生俱来的身体上的男人气，使她们既承担着女人“应该”承担的一切，受孕、怀孕、生儿育女和一切家里的烦琐之家务，但又必须在相当程度上，承担着“男人”的责任和义务。比如播种、锄地、施肥、收割等，几乎所有男人们劳动的事。
“男外女内”这个数千年的妇女枷锁确实在一九四九年以后被彻底打破了，但打破了这一枷锁后，妇女此前所有肩上的承担并未从肩上卸下来。不仅未卸下，反而把原来男人肩头的承担又朝女人的肩上转移了很大一部分，使女人“既里又外”“既女又男”了。使得她们再次陷入被侵占、被剥夺、被占有和付出与牺牲的双重、多重角色里。
似乎没有发现男人们少干一些啥，但女人们却鲜明地付出了更为繁重多量的责任、义务和劳动。那么这些多出来的劳动是从哪儿溢出的？是从一九四九年后的“社会主义大建设”中溢将出来的。
一九四九年前，中国的乡村社会是以个体家庭为自存自在的单元形式的。自耕地和家庭，成为多数人男外女内的社会结构的平衡器。
电影《活着》剧照
而在一九四九年后，这个松散、自在的社会分工的平衡结构小单元，被捆绑并最终融入了人民公社的大单元，因此在家庭的内部结构仍然不变时，而家庭的外场域，因社会主义建设的场域无限地扩大增多了——田地还是那么多的顷亩和连片，但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不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按部就班了，且劳动场域除田间的寸土不少外，兴修水利、大炼钢铁及“赶英超美”的目标和时间，使得劳动场域无限延宕到了山脉、森林、河流和海域中间去。
于是，这多出来的被权威推动、理想引带而无限增多的战场一样的劳动场域和劳动量，除了男人的负荷增多外，那空缺更多更多的，就必须由女性来填补和增加着。
读福克的《两性》时，我为读到这样一组数字震惊——据法国的PNUD，FNUAP，OMS人口组织2012年的调查分析，全世界今天的财富女性创造了2/3，但她们拥有的只有1%，得到的可支配收入（工资）只有10%，而且在赤贫人群中，女性的占有率却高达75%。
如果我们的国家建设所获的财富也在这个核算范围内，那也就是说，同样是有2/3的社会财富是由女性创造出来的；同样女性们所拥有的社会财富只有1%；同样她们的可支配收入也只有10%。
这让我想到了我的母亲、姐姐和那块土地上的妇女们。
我开始为一年中最忙的一季麦收为例去计算：种麦时女人们像牛一样在播种耧的前面拉着绳；麦苗出来了，锄麦时女人和男人一样去锄草；施肥时男人挑着粪担往返在村落和田间的路道上，女人也一样挑着粪担往返不停地走在这段路道上，且担的筐担一点不比男人小。麦田需要浇水了，北方缺水男人需要半夜去浇地，女人也半夜守着河渠在浇地。到了麦子金黄收获了，磨镰、割麦、捆运、打场、晒麦和入缸，这一季的种植和收获，原来果真是女人的付出一点都不比男人少，而且还时时多一些。
可在收获之后的欣喜里，人们用语言和文字唱颂劳动时，说到“土地的主人”和劳动，歌颂的却永远是男人。
到现在，我们能把一季收成的功绩男人、女人各半对开吗？他有50%的劳作和付出，她也有50%的劳作和付出。这个计算如果能成立，那么在这一季的大忙小忙里，忙时的一日三餐是由女人去做的，做好了还得盛好端到坐在树荫下的男人手里去；还有洗锅碗、洗衣服、扫院子和闲日间男人抽烟或聊天，而女人忙着为男人、孩子缝衣服和纳鞋子——凡此种种，费神费时又耗精力的烦琐之家务，毫无争议都是女人做下的。若我们将此也算作女人的劳动量——丝毫没有理由不算她们的劳动量，不是她们的劳动和付出，加之女人在田间和男人一样都是50%的劳动和付出，这不言而喻间，女人的劳动付出就远远大于男人了。
由此我想到了我母亲在六十年代国家建设中，有几次因为劳动积极，被评为公社和大队的劳动模范，得到过红、黄色的证书和奖状。开始她还把那奖状贴在家里墙壁上，后来她自己又默默把那奖状揭去放到了哪儿。问她为什么，她轻淡地笑笑说了一句模糊而又智悟的话：“多丢人——总觉得女人不该和男人一样争这些。”
于是，她的那些荣誉不知所终了，来而有路去而无踪了。奖状不在了，一段历史的记忆模糊了，而女性在这记忆中的角色也变得模糊了，消失了。像一台戏从甲地到乙地，从彼时到此时，其中的一个角色、几个角色被悄无声息地替换了。
3
女人完全可以不这样，却又不能不这样
随着母亲那些劳模奖状的羞怯和丢失，一个国家伟大的建设时期也在我们家里从彼时到了此时里。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到来了。岁月让母亲从这个时代退了场，而两个姐姐和嫂子，以及我的侄女、外甥女，她们都被挟裹在这个伟大时代里，开始了她们的人生和营生。
车轮滚滚，人生如流。当改革开放的重心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后，农村不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战场，而成为朝往城市输送劳动力取之不竭的仓库时，女人之他性——第三性的侵入就变得更为微妙、自觉和残酷。
当我们家、我们村、我们那块土地和几乎所有的男女都被命名为“农民工”涌进城市的工厂、车间、工地、街角、生产线和屋檐下，人们发现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里，而妇女作为劳动者身上的他性却是几乎相同的。
只不过在前一个时代里，她们身上的他性是被历史强行注入的。那时候，如果一个女人说，我是女人我不能和男人一样在土改合作社时期下田去耕地；在“大跃进”时候不能和男人一样去伐木砍树炼钢铁；在大兴水利时，不能和男人一样到水利工地下河捞沙抬石头，那么你会被批斗、被游街，会被万人嘲笑所不齿。那时你就不仅不是人，而且连一个女人也不是了。
但是在今天，在这个伟大的改革开放的时期里，那只历史之手隐藏起来了，时代的注射器似乎没有谁再拿在手里要强行注入女人的身体内部去。但市场、金钱和欲望，这些看似自由地摆在社会文化里的现实和精神物，却又以无形之手和无形的力，让女性自己去拿起那似乎搁置的“第三性”的历史注射器，由她自己朝着自己身上注射和变异。
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中的余秀华
我曾经多次走访过驻扎在北京昌平区的“河南村”，走访过北京许多地方的菜市场，采访过收垃圾和开电梯的河南人——尤其是他们中间的女性们，问不出来打工不行吗？她们说也行啊，可是你“活着为人”怎么能不出门打工呢？
我二姐总是鼓励她的孩子们，到遥远的南方去打工。鼓励她的儿媳把孩子留在家里由她带，让儿媳外出工作多挣一些钱。
而且在某些时候里，比如新疆的八月棉花一片盛白时，戈壁滩上的太阳如火一样，而漫无边际的千亩、万亩连成一片的棉花地，雪白的棉花如万里白云落在大地上，这时二姐会和村里及那块土地上的妇女与少男少女们，从河南坐几天几夜的火车到新疆的喀什或者不着边际的广袤田野上，就着咸菜啃馒头，喝着生水流着汗，起早贪黑地为承包了新疆土地的棉农主人摘棉花。
这种如奴人一样干的活，今天完全是她和她的姐妹与儿女们自愿的。一个半月后，当新疆的棉季结束了，她们或他们，男男女女从新疆回到村落里，每个人都是满脸紫外线的高原黑红色，瘦成柴枝儿，从脸上分不出谁是男人和女人。
吊诡的问题正好在这儿：女人完全可以不这样，她们又总觉得自己不能不这样。
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着她们自觉自愿地朝着“自塑他性”大刀阔斧地行进呢？
是钱！
是物！
是物望！
昨天遥渺的国家理想已经不在了。而个人——自家的房，院落的地，厨房里的电冰箱和门口院里的洗衣机，还有楼屋客厅里的沙发和空调，大人孩子都必须人手一个的手机和用与不用都要摆在家里桌上的电脑和一团乱麻的电线、电路板与充电器。这些既能看见、又能摸着的物，取代了历史把女人变成男人的不可抗拒的推动力，正一点一滴、一物一件地诱惑着男人外出去打工，也诱惑、指使着女人和男人一样外出打工和挣钱。
是“物望”在指使、引诱着男人和女人。我一直以为今天中国社会变化的最大推动力，是人人的物望集合而起的龙卷风。
“时代不同了，男人能干的事，女人也能办得到”——这女性被解放、释放出的巨大之力量，并没有随着一个时代的更替而歇息，而是又不加犹豫地从一个时代进入了另外一个时代里。使她们继续自觉自愿地去承担起这个新时代“劳动力”的责任和义务，自觉自愿地把自己的“他性”扔在任何一个可赚钱的男人的劳动场所和地域。至于女性、男性——人生而两性的事，早就被历史习惯地置于被有意遗忘、模糊的角落里。
4
“花木兰式”女英雄背后，是被忽略的“女性身体”
我不太喜欢“花木兰从军”的故事和人物（身体）。对于“女变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反感和讨厌，这不是“女人就是女人”“男人就是男人”狭隘的二元论，而是在那个故事中，没有写出花木兰在男人堆里生活、生存的纠结、尴尬和矛盾，没有写出一个女性（身体）在男人世界里内心的不安与焦虑。“女性身体”在这儿完全消失了。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这一买，就把“女儿”变成“战士”了。
“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诗言朗朗，如同流星划过战场的星夜与长空，而女性的“身体”，就这样消失在了男性世界的金戈铁马中。
“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这就又把女性还给女儿了。
人被词句摆弄和摆设，女儿（女性）仅是一个名词和符号，倘若不是“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有谁还能真的相信“花木兰”不是男性而是女性呢？
电影《花木兰》剧照
然而无论何说，花木兰都是中国文化中“女男人”最成功的传奇和典例。由此生发的“女男人”的形象，如之后的樊梨花、穆桂英、佘太君以及秋瑾、向警予、刘胡兰、江姐、赵一曼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成千上万的“女劳模”和改革开放后的“女强人”。
这一系列“男人样”的女英雄、女将士和巾帼豪杰们，就使得“女男人”成为中国文化中的“英雄血液”，继续流淌在东西南北的中国土壤里。
我们的社会就是这样清晰、明确面对女性的。因此不能否认如我母亲那一代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表现的不得不有的车轮滚滚的“男人气”。但当历史来到今天时，她们的女儿、儿媳们，“能够不这样，却又不能不这样”。
于是，后者便更自觉地在享有单一的与男人一样“劳动权”的平等权利下，自愿地接受着第三性的注入和改变，让自己时时成为中国社会中的“建设者”“劳动者”和“女男人”，从而使“第三性”最终成为中国乡村女性最鲜明的、与其他任何地区、国度的女性都不同的独有之特质。
节选自《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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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阎连科
河南文艺出版社|磨铁图书
2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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