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特朗普加速走向“专制”，美国民主制度危险了

（7月4日在西雅图，一名女子在面对抗议者时展示她的“特朗普2020”T恤。）

在关于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更开放，左派还是右派的思维更僵化的持续争论中，一个由四位加拿大心理学家组成的团队研究了美国人的 “认知反思”模式。

他们发现，面对新的证据，一个人改变自己坚定看法的意愿，和政治自由主义、拒绝传统道德价值观、接受科学以及对宗教、超自然现象和阴谋论的怀疑有很大关系。

在一个旨在衡量受访者“对证据具有积极开放思维”程度的评分表中，得分较高的人与接受“人为因素导致全球变暖和支持大学校园言论自由”有关。

相反，这几位研究者（他们分别是里贾纳大学的戈登·彭尼库克，滑铁卢大学的詹姆斯·艾伦·切恩、德里克·克勒和乔纳森·福杰桑）发现，对根据证据改变自己的看法持反感态度的人在保守派中更为普遍，而这也与对一系列话题的认同有关，这些话题包括“超感知觉（即第六感）、尊重传统、堕胎及上帝”。

在他们即将发表的论文《论看法应该根据证据而改变》中，论文作者们开发出了一个包含八项的“积极开放的证据考量评分表”。参加测试的人会被问及他们对一系列表述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其中包括：

“一个人应该总是考虑新的可能性。”

“某些看法太重要了，无论有多么好的理由反对它们，都不能放弃。”

“人们应该无视那些与你的既定看法相冲突的证据。”

“没有人能说服我放弃我知道是正确的事情。”

“我认为，忠于自己的理想和原则比‘心胸开阔’更重要。”

彭尼库克和他的合著者总结道:“那些相信看法和观点应该随着证据而改变的人，不太可能有宗教信仰，不太可能相信超自然和阴谋论，更可能相信各种科学主张，在整体意识形态、党派归属、道德价值观以及各种具体的政治观点方面，他们更倾向于政治自由主义。”

换句话说，在推动美国两极分化不断增长的因素清单上，又多了一项需要考量的因素：左派和右派在解释他们周围大大小小的事件时，似乎使用了截然不同的认知过程。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对上述结论，以及类似的结论提出了质疑，这些结论是有关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在思想开放程度方面的差异的。

在2013年的论文《跨越意识形态鸿沟的歧视：价值侵犯和抽象值在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歧视行为中起到的作用》中，来自瓦尔帕莱索大学的杰弗里·韦瑟雷尔、荷兰蒂尔堡大学的马克·布兰德和德保罗大学克里斯汀·瑞娜三位作者挑战了一个普遍观念，即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在宽容和偏见的衡量标准上存在明显差异。论文写道：“尽管有大量的研究将保守主义与歧视联系起来，将自由主义与宽容联系起来，但这两个群体都可能发生歧视行为”。

在研究中，韦瑟雷尔和他的同事们证明了这一点：“自由派和保守派都支持对意识形态不同的群体进行歧视，这种效应是由对价值违背（value violations）的看法所决定的。自由派比保守派更有可能崇尚平等主义和普遍主义，这削弱了他们的歧视；而保守派所具有的传统主义价值观，预示着更多的歧视，但他们自力更生的价值观，则预示着更少的歧视。”

自由派和保守派在判断力、性格和道德价值观上的差异，是政治心理学中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

例如，看看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和东北大学在2017年5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打击假新闻：一个研究和行动议程》中充满争议的结论：“虽然任何群体都可能会相信虚假信息，但错误信息目前主要是右派（即保守派）表现出的病症。” 报告还指出，一些保守派选民“甚至对事实核查网站持怀疑态度”，这让他们 “特别容易受到错误信息的影响”。

该报告还指出：“至少有传闻证据表明，当共和党掌权时，左派（即自由派）越来越容易宣传和接受假新闻。”

或者看看2019年的一篇论文，由宾夕法尼亚大学和纽约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乔纳森·巴伦和约翰·约斯特共同撰写的《虚假等价：美国的自由派和保守派偏见程度一样吗?》文中写道：“现在我们看到自由派和保守派一样专制、顽固而头脑简单；一样不宽容、充满偏见。”

作者发现：“具有讽刺意味和令人相当不解的是，就在专制保守主义（以及对民主规范的狭隘敌意）似乎在流行和猖狂程度上达到新高度时，社会心理学家正逐渐陷入相对的道德和政治观中。专制保守主义达到新高度不仅发生在特朗普执政的美国，也发生在埃尔多安执政的土耳其、欧尔班执政的匈牙利和内塔尼亚胡执政的以色列。

巴伦和乔斯特还引用研究表明，右派人士更容易受到专制主义的吸引：“在个人对秩序和结构的需求、认知封闭性、对歧义的容忍、认知或感知的僵化，以及教条主义等方面，保守派的得分高于自由派。”

他们写道，自由派“在认知能力和智力的客观测试中表现得比保守派好”，而保守派“在自我欺骗方面的得分高于自由派”，并“比自由派更有可能在他们的社交网络中传播假新闻、政治性的错误信息和阴谋论”。

在2018年的一篇论文中，巴伦提出了民主国家中弹性思维的必要性: “为了让一个民主国家更好地发挥作用(无论是对本国公民还是对外来者)，它的公民需要认可三种(有点互相协同的)社会规范，我称之为世界主义、反道德主义和积极开放的思想。”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巴伦引用了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文章《论自由》，尤其是这段著名的段落:“这样说来，可见人类判断力所具有的全部力量和价值就靠着一点，即当判断错了的时候能够被纠正过来；也只有在纠正手段时常被掌握在手中的时候，我们才能信赖判断。如果一个人的判断力确实是值得信赖的，那么他是怎么变成这样呢?”

“因为他真诚对待别人对他的意见和行为提出的批评。因为他惯于倾听一切反对他的言语，从其中正当的东西中吸取教益，同时对自己，有时也对他人，阐述谬论的荒谬性。”

然而，巴伦和密尔提出的思想和信念太过复杂，可能会遭到许多右翼人士的抵制，甚至憎恨。

在2019年2月的一篇论文《自由派说教，保守派沟通：对381609篇政治演讲的复杂性和意识形态分析》中，四位政治科学家马丁·肖恩维尔德，安娜·布鲁修斯，吉斯·舒马赫和伯特·巴克认为：“从文化层面来看，自由派政党的演讲者，比保守派政党的演讲者使用的语言更为复杂，这种语言复杂性的差异是源于保守派和自由派政治家的个性差异。前者喜欢简短明确的陈述，后者喜欢较长的复合句，表达多种观点。”

几位作者引用的研究表明，这种语言差异是持续存在的。发表在《政治研究评论》上的论文《唐纳德·特朗普语言的可读性和简洁性》，以及对美国和英国政治家语言习惯的研究表明，保守派政治家比自由派政治家发表的言论更简单。

还有一项研究表明，美国自由派总统的演讲在综合复杂度上的得分高于保守派总统的演讲，衡量标准是“涉及区分的词（排他性词、试探性词、否定词）以及不同观点整合（连词）”的存在。

另一项研究发现，保守派政治博主使用的语言复杂度低于自由派博主，保守派民众使用的语言在综合复杂度上得分也低于自由派民众。

对特朗普使用的语言进行的单独研究，例如《唐纳德·特朗普语言的可读性和简洁性》，以及博客Factbase对过去15位总统使用的语言进行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根据Flesch-Kincaid指数的评分（注：该指数计算的是英语文本的易读性），特朗普的演讲水平是所有被研究者中最低的，正如Factbase所言：

“通过任何衡量词汇量的标准，以及使用超过六种不同方法的测试显示，唐纳德·特朗普的语言具有最基本、最简单的结构，他使用的词汇量是过去90年来所有总统中最为单一的。”

一些学者认为，对意识形态冲突的关注掩盖了特朗普时代最突出的分歧：专制者和非专制者的对峙。

《专制化发展》一书的作者凯伦·斯滕纳就这一问题给我发了邮件。她说："你知道吗？帮助人们理解保守派和专制派之间的区别真的很重要。保守派本质上反对变化和新奇，而专制派则厌恶多样性和复杂性。这是一个微妙但绝对关键的区别。”

她继续说道，“我们所面临的，是一场专制主义革命——而不是保守主义革命，保守和革命本身就是矛盾的——在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专制主义一直在悄然兴起。”

斯滕纳继续说，专制主义“显然不同于我所说的‘自由放任的保守主义’。事实上，在跨国研究中，我一直发现，这两个层面实际上是负相关的。如果要说的话，那就是专制主义者往往对自由市场持谨慎态度，而更支持政府的干预和再分配，甚至可能支持均等化和累进税的计划。”

对斯滕纳来说，“专制主义者的首要目标是加强一元性和同一性；尽量减少人民、信仰和行为的多样性”。

在2009年的一篇论文《保守主义、情境依赖和认知能力不足》中，斯滕纳写道：“专制主义是一种功能性倾向，关注最大化的‘统一性’和‘同一性’，尤其是在使我们成为一体的事物，比如共同的权威和共同的价值观似乎受到威胁的情况下。”

她称，这种威胁启动了一种 "专制发展"，潜在的专制主义倾向被激活，其对那些威胁专制的事物不能容忍的程度明显提高。也就是说，不容忍是专制倾向与这些威胁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

斯滕纳在邮件中认为，非专制主义保守派反对变革、致力于维护法律、捍卫支撑社会稳定安全的合法政治和社会制度，他们是民主治理的重要支柱。

她表示，在现实世界中，“专制主义者才是革命者”。由于这种专制主义革命，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国外，此时此刻，整个自由化民主正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但造成这种现象的是左右两派中都存在的专制主义者，而解决方法掌握在两派的非专制主义者手中。

斯滕纳提出的理由是，专制主义革命始于上世纪60年代。“当《民权法》和《选举权法》获得通过，确立和巩固了法律面前平等待遇的原则后，传统的保守主义，即忠于国家法律和捍卫合法体制就退居其次，而专制主义成为推动种族、道德和政治问题不能容忍态度的因素”。

她将当代冲突和两极分化的分析，完全带回到了美国人对种族问题的根本分歧上，这个话题几乎触及到了美国正面临的所有问题。

而特朗普决心使用专制手段，将种族问题带回到总统大选的核心位置。

上周，特朗普派出数十名身着迷彩服的联邦武装人员，镇压波特兰市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

7月19日，在回答福克斯新闻的克里斯·华莱士关于他是否会 “接受选举”胜负的提问时，特朗普回答说："我得看结果是什么。你听着——我得看结果。我不会只说我接受大选结果，也不会说我不接受。"

而在7月20日，特朗普威胁要向纽约、芝加哥、费城、底特律、巴尔的摩和奥克兰派出更多的武装部队来平息示威，并指出这些城市的市长都是 “自由派民主党人”。

换个角度看，特朗普这是打算在站在学校门口表态来呼应乔治·华莱士的提问（注：指特朗普坚持重新开放学校），或者更不幸的是，他要把美国的城市当作他的阿拉莫。

注：阿拉莫是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附近一座由传教站扩建成的要塞，在得克萨斯独立战争中曾起到重要作用。在墨西哥独立战争（1815-1821）中，起义的墨西哥人占领了这座要塞。1836年3月2日，得克萨斯由于蓄奴问题而宣布从墨西哥独立，成立得克萨斯共和国。经过13天伤亡惨重的攻城战，墨西哥军队终于占领了阿拉莫，所有男性抵抗者均被处死，妇女和儿童得到赦免。3个星期后，以"记住阿拉莫"为战斗口号的得克萨斯军队在圣哈辛托河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得克萨斯也因此在之后的几年中保持了独立并在1845年加入美国。阿拉莫之战被美国人认为是自由意志下勇气和牺牲精神的象征。

本文编译自《纽约时报》，推荐阅读英文原文。原文标题《‘The Whole of Liberal Democracy Is in Grave Danger at This Moment’Trump’s America has accelerated “the authoritarian dynamic.”》，作者：Thomas B. Edsall

原文链接：https://www.nytimes.com/2020/07/22/opinion/liberals-conservatives-trump-america.html?action=click&algo=top_conversion&block=trending_recirc&fellback=false&imp_id=65865204&impression_id=450349036&index=2&pgtype=Article&region=footer&req_id=927920234&surface=most-pop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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