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别人谈论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冲突时,我们脑海里常出现的场景,通常是一位焦急的母亲或父亲赶着去幼儿园接孩子,或是一对夫妻在争执谁的出差安排应该优先。
但在教书和做咨询的过程中,我经常听到另一种工作与家庭的矛盾:父母的需求或期望与子女的价值观和职业规划不相符,造成了紧张的家庭关系。最近,我听到许多商务人士,无论是刚毕业的学生还是中年企业高管,谈到的困难都更多来自于父母,而非伴侣和孩子。以下是我听到的一些例子:
— “我总觉得自己的成就达不到父母的期望;我总让他们失望,这打击了我在选择职业方向时的信心。” 
— “我的父母期盼我跟某个(某类)人结婚,即使这样会阻碍我实现职业理想。” 
— “我的父母坚持要我住在某个地方,但这将严重限制我的职业选择和未来发展。” 
— “我知道自己有义务照顾父母,但我不知道该如何跟我的兄弟姐妹去分担这份责任,由此带来的压力成了工作分心的重要原因。” 
— “我不敢告诉父母我是同性恋。这种害怕被排斥的心理正波及我的工作,开始抑制我的职业发展。”
我们都会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但“千禧一代”受到的影响更大。从一份1992年与2012年应届毕业生的纵向对比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相比上一代毕业生,更多千禧一代毕业生表示,原生家庭是他们生活中满足感的主要来源,而且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大部分重要事情都跟原生家庭有关。
尽管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冲突点,会随着子女长大而不断转换,但这种冲突依然是家庭矛盾、工作焦虑的主要来源。不安与内疚会是你与父母关系的核心,而它会阻碍你的职业发展,即使在你年纪大时也同样如此。
想换工作,又怕父母失望;想到一个新的城市或国家追求梦想,又为抛下父母而感到内疚——如果你有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尝试一项活动,成千上万人已经在我们的“Total Leadership”工作坊参与了这项活动。
这项活动的核心是一系列“利益相关者对话”,即与你生命中——工作中、家庭中——最重要的人对话,讨论双方的期望。对话的目的是弄清楚他们(你的利益相关者)的真正所想,而不是你认为他们怎么想。
在进行实际对话之前,参与者首先写下谁是对他们重要的人,为什么重要,并考虑双方的期望。在这个准备阶段,我们分析这些期望,看看它们如何相互影响,以及在一个可变的人际体系中如何相互依存。
通过这种形式的对话,很多人都更深入地理解了双方的期望,并找到创造性解决方案,最终缓解了紧张。而更多情况是,人们意识到原来包括父母在内的他人对自己的真正期望,和自己以为的并不一样。当事人通常发现,他人对自己的支持与接纳程度,不像自己担心的那么低。
例如,一名参与者因为没有经常与母亲联系而感到内疚,这种情绪有时导致他不能专心工作。而在与母亲的对话中,他发现母亲真正在乎的不是是否与她经常交谈,而是他是否尊重她的意见。协调的方法很简单:他只需在聊天时对母亲的意见表现出更多兴趣即可。结果,他和母亲对彼此的关系都感到更满意,他对工作也更专注了。
通过对话,压力可以逐渐消除,新的可能性也会出现。很多时候,人们发现可以不必遵循父母所珍视的传统,或是找到了与兄弟姐妹分担照顾父母责任的新方式,从而减少对工作的影响。
例如,一位50多岁的中年高管一直与父母和兄弟有些疏远。在参与“利益相关者对话”后,他开始意识到,现在很有必要和兄弟好好讨论一下父母的身体状况和心理需求。通过讨论,明确了分担照顾父母的责任,并制定了具体计划。这让他与父母、兄弟的关系更亲密,也反过来令他感到很安心,从而能够更好地完成首席技术官的高强度工作。
即使具体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保持不变,更多的相互理解也能产生明显效果。例如,一名三十多岁的女医生对父母隐瞒自己的同性恋关系。(这是可能的,因为她在美国工作,但父母依然生活在欧洲老家。)她决定告诉父母,部分原因是她认为自己需要对重要的人更加坦白,不仅是父母还有伴侣,以及实验室的研究助手。在她告诉父母自己的性取向之后,父母出乎意料地表示很理解,也表示依然爱她。此后,由于自信的提升以及与同事更容易建立信任,她的工作表现变得更好了。
在与父母的关系中,无论是选择接受什么,还是尝试改变什么,比如爱什么人、在什么地方生活以及谁的认可对你重要等,你完全可以创造新的解决途径。无论年纪多大,你都不妨从现在开始,找到一个适合的现实方法,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记得,这永远都不迟。
关键词:职业家庭沟通
Stewart D. Friedman |文
Stewart D. Friedman是沃顿商学院的管理实践教授。
CarrieX2012 |译  周强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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