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洪朝辉
转载自公众号:中美印象网(ID:meizhongyinxiang)
我是不想、不能也不敢对未来中美关系算命,因为我们历史学者只相信结果,不讨论如果。但学历史能帮助我们产生四大功能:记忆、敬畏、谦卑和宽容。现在让我们看看从历史中能得到什麽样的启示。
第一,中美关系改善的几大节点,主要靠人为努力。长期在美国读史,导致我越来越倾向于认同一些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因为过于迷信唯物主义的一大后果是相信宿命论,以为一切由客观、经济、战略、制度决定,人是没有什麽努力的空间。成也客观、败也客观。其实,我研究历史的心得是,个人、众人在历史发展中,经常发生决定性作用,而不是完全由客观环境、经济发展、战略格局、制度文化所决定。
(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访华时与周恩来总理共进晚餐)
中美关系历史发展都证明了许多关键的节点是由个人所决定,与客观环境没有必然联系。例如毛泽东在吃了安眠药、昏昏欲睡之时,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于1971年4月访华,从此小球转动了大球;1972年尼克松访华,毛泽东一句“台湾事小,世界事大”,就将美国在台湾的存在这一本质性问题,云淡风轻地一句带过;1979年,邓小平在决定中美建交时,也不再坚持美国必须停止军售台湾,尤其对此后美台签订的《台湾关系法》,也是眼开眼闭,但这可是当年毛、周定下的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三大底线之一:断交、撤军、毁约,毁掉美台“共同防御条约”;2001年4月11日,王海的南海撞机事件,克林顿死活不说apologize,只是将一句sorry, 变成了very sorry而言,结果也就雨过天晴了。
第二,中美关系恶化的节点也大多是人为的因素决定。今天,人为因素是从正面向反面运作,是不断向脱钩方向发展,形成负反馈效应,出现所谓的加速度分离的趋势。
目前,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力量和美国国内的脱钩力量,表面上是逆向而行,势不两立,但实际效果是殊途同归、相向而行,中国的左和美国的右,都是追求自力更生、独立自主、闭关锁国的方向,美国鹰派需要中国民粹的友好“配合”,进一步激化中美矛盾,才有可能长期推行脱钩政策,华为就是一块引诱中国民粹这头公牛发怒的“红布”。所以,极左与极右经常是惊人的相似,线的两端,一旦成为圆形,就自己不自觉地拥抱在一起。历史就是这么讽刺与哭笑不得。
众多危机集合的结果,正在导致中美关系向自由落体的趋势下滑,尤其是美国对华四派出现惊人的一致:接触派、务实派、民粹派和强硬派,前面三派共同向强硬派或鹰派靠拢。
記得在2013年5月13日,我在卡特中心的一次中美關係的研討會上,我針對信仰外交(faith diplomacy)做了一個發言,其中提出了一個看法,竟然被不幸而言中。我當時說,中美關係從1972年到1979年的基礎是共享的敵人(shared enemy);1979到2013的基礎是共享的利益(shared interests);但敵人與利益隨時變化,只有將两国關係建立在共享的價值(shared values),才能長治久安。共享的價值就是来自《圣经》、《论语》、《道德经》等中美文化经典的三個精髓:和、愛、忍(peace, love and toleration)。我當時說,如果中美兩國不能立刻致力於建設共享的價值,兩國關係可能不進則退。
第三,从未来而言,中国还有人为的空间,推动中美友好。我们失望,但还不至于绝望。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是该想一想不可想像的事情了”(It is time to think the unthinkable)。毛泽东说: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光明。只有多从主观方面寻找原因和动力,我们才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等我们人力难以控制的因素。
目前而言,中美推动两国关系走向正面的机会与窗口还剩几个。
其一,是美国的地方因素。All politics is local。美国所有的政治都是与地方有关。这个地方主要是指州、市、县和社区。至今,美国地方支持中美合作的根基还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动摇。以前中国只关心白宫,后来开始关心国会,然后关心跨国大企业,现在必须与美国的地方建立命运共同体,潜力极大。这次防疫大战,中国与加州和纽约进行了很有效的合作,就是明证。
(2015年,习近平在美国西雅图参加中美省州长论坛)
其二,是普通民众的因素。美国向来是先有公众舆论,后有外交政策。对于民意调查,建议大家要结合盖洛普和皮尤两大民意调查机构,比较分析。盖洛普的长处是同一个问题,持续几十年地问,形成趋势;皮尤的长处是具有深度与分类。今年3/29皮尤进行的民调有四大数据值得分析,有助于寻找阻止中美关系恶化的思路。
一是美国50岁以下的年轻人,对待中国不友好的比例较少(蓝色),53% vs 72%” 。
二是美国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人,对中国不友好的比例相对较低,62% vs 72%。
三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比中国更有可能成为世界经济的龙头,59% vs 30%。这能帮助美国人不断增加自信,减少危机感和焦虑感。
四是83%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的军事力量比中国强,绝对的自信。
所以,民意的波动真正应验了民意如流水的真理,只要一有风吹草动,民意立即出现正向或反向波动。所以,希望大家密切关注民意的趋势,过去41年,哪些年出现波动?为什麽这些年会出现波动?什麽具体事件导致这些波动?有了这些实证数据以后,再去研究如何防止美国民意的波动?又如何拉抬美国的民意?我们学经济史的不仅相信理性,更相信演化理性,一定要观察历史演进过程中的民意。
其三,550万美国华人的因素。我们这批人是中美关系友好的既得利益者,也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改革了,我们上大学;开放了,我们留学美国。所以,面对中美关系的危机,大家千万不要幸灾乐祸、置身事外、隔岸观火、互相甩锅,要多多提倡550万美国华人命运共同体。
我们需要多多告诫美国各界,要王道,不要霸道,王道是do what you should,美国要多做自己应该做的,这就具有道德标杆,追求一个道德的上限,不要比烂,更不要用劣币驱逐良币;霸道是do what you can,美国只做自己能做的,比如类似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因为能力有限,就放弃不做了,只想美国优先。尤其是,霸道意味着:只要我能做,就做,于是就可能出现:只要我的实力决定我能放火,只要我能阻止你点灯,我就做!这就会导致美国的世界地位不断地向下沉沦。
其四,中国还是需要低调行事。美国在19世纪的GDP水平,几乎不被人注意,其排名一直躲在很难被发现的位置,长期排在中印英法德的后面,如1820年的GDP。
但在美国于1877年完成美国南部战后重建、1890年完成西部边疆开发,内功大增,突然弯道超车,在1890年,其GDP成为世界老大,使英法德三个欧洲强国,防不胜防。见1890年的GDP。
尤其是美国成为GDP老大后,一直韬光养晦到1945年,装“孙子”的时间长达整整55多年。还有,你看美国在1930年的GDP,已经远远超过世界各国,但无论参加一战还是二战,美国开始都不想秀肌肉,都是被逼无奈、情非所愿。
例如,当苏联1917年10月革命后退出一战,美国才加入一战;同样,二战打了二年多,珍珠港事件才逼着美国没有退路,被逼上阵,因为美国当时一直信奉孤立主义,而不是国际主义。一直到了战后,实在没法遮遮掩掩了,才雄赳赳、气昂昂地成为真正的老大。只是在2016年后,在现任美国总统的努力下,美国的外交战略再度从全球主义拉回到民族主义。
所以,中国应该深深体会在国际舞台上,懂得低调、谦卑的种种好处。应该多强调中国还有6亿人的月均收入只有1000元或140美元而已;多强调我们现在只能搞地毯经济,才能生存下去;多强调第二波疫情在北京反弹的悲情,多亮亮自己的伤口和多晒晒自己的弱点,在此时此刻,非常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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