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信任危机，中国怎么办？|| 大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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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云弥漫的中美关系，形势正进一步严峻。

从南海到香港，从华为被封杀到TikTok、微信可能被封禁，乃至白宫释放出对中共党员及其家属实行全面旅行禁令的信号，一些过去觉得不可想象的事都在变成可能。

7月14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报道了特朗普在白宫的一场演讲。他在演讲中多次说，本届美国政府是“历史上对中国最强硬的一届”。谈到华为，他说“我们说服了很多国家，大部分是由我自己亲自做的，不要使用华为。因为我们认为华为是一个巨大的安全风险”。

信任是国际关系中最好的黏合剂，也是大国关系中的稀缺品，因此有理智的大国领导人在面对大国矛盾分歧时，总会有长远观和大局观，尽量不做极端的、刺激对方底线的选择，以免局面失控，向不可挽回的对抗演化。

但特朗普在这些方面恰恰“太没谱”。

从贸易摩擦到关系恶化，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而特朗普采取的“挑事”、“泄愤”、“极限施压”等姿态，只会让解决问题的氛围越来越糟。他有时是真刀真枪真要干，有时纯属发泄，有时转移视线虚晃一枪，有时又说过就忘迅速变脸。

上周我碰到几位资深银行人，其中一位曾在一家中资银行纽约分行工作过十年，他说当年被派到美国时觉得“像要去天堂”，怎么也想不到美国政府会变成今天这样。

“你越是霸道、强势，越压不倒中国，而且会失去人心，最后也达不到什么目的。王道是做你该做的，霸道是做你想做的。只讲霸道不讲王道会让美国在世界的形象不断向下。”

中美建交41年，中国人大致有几个阶段的心路历程：

1、一开始觉得自己真不行，美国什么都很行，所以要开放，学习美国；

2、2001年，有了一定的信心，加入WTO，想知道在WTO的世界，在国际市场上，自己到底行不行？

3、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开始觉得，美国也不是那么行。

4、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现美国有些方面真不行，而我们很行。

这样总结后，大家看开了一些，盯住长远，守住底线，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对特朗普、蓬佩奥的一些言辞不必过于介怀。他们从过去“真的很行”到现在这么严重的疫情下拼命说自己“很行”，心态别扭得厉害，恨不得马上有个替罪羊以缓压，我们何必自己动肝火，口水又不能当饭吃，何况中国自身的任务也很多，很艰巨。

一位朋友还指出，特朗普政府不等于整个美国，美国是“大熔炉”、“万花筒”，有很多州、市和社区，很多大学，很多企业，很多社会角色和利益主体，包括几百万华裔。尽管中美关系有恶化的一面，但还是有合作交流空间，不是只有越来越坏的一条路。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不久前对《新京报》专栏作家连清川说，“我相信中国和美国能够在更广泛的地方建立起桥梁，美国有许多像我这样的人”。美国政治学家福山也说，如果中美冲突不可避免，一种健康的关系“还是要保持开放的对话，让两国人民相互沟通”。福山还认为，中美之间不是“新冷战”，“完全没有冷战时的面相。中美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很高，而美国与苏联之间从来不曾如此”。

在2014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时，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一个概念，叫“聚同化异”。当时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说，以前我们讲“求同存异”，这一次提出中美之间要“聚同化异”，也就是说，在处理分歧的时候，我们不光要“存”，让分歧存在在那儿，而是要更加积极主动地缩小差异、减少分歧，这表明我们对于处理彼此间的分歧具有更加积极和建设性的态度。

今天中美关系的压力比2014年要大很多，从奥巴马时期的“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到特朗普签署《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所定义的“头号竞争对手”，美国变脸变得厉害。但是“聚同化异”的原则并未过时，越有分歧，分歧越大，反而更应“聚同化异”，而不是听之任之。

“聚同化异”最核心的问题，是价值观。

近期中美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从经贸利益之争，升级为国家安全利益之争、地缘政治利益之争，以及意识形态之争，价值观之争。

6月19日蓬佩奥从美国加州连线参加“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喊话欧洲国家捍卫民主，应对“中国挑战”。他先是赞扬“资本主义民主”，说资本主义是“历史上最了不起的消除贫困项目”。随后开始抨击中国，指责中国的“人权、自由”等，表示希望听见更多来自欧盟的公开声明，说这不是在美国与中国间做选择，而是在“暴政或自由间选择”。

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美国意识形态范式，即美国是自由、民主、人权的灯塔，中国在这些价值方面的表现是不行的，而且是和美国是对抗的。弗里德曼最近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的一段话，也清楚地表明了价值观问题的重要性。

“在过去40年时间里，美国卖给中国的是深度产品，软件、电脑、微芯片，这些产品进入了你们的生活和产业；而中国卖给美国的是浅度产品，服装、玩具、农产品。现在，情况要反过来了，你们想卖给我们深度产品了。浅度产品没关系，但是深度产品，双方之间的价值观问题就出来了。我们之间彼此的价值观是没有互相信任的基础的，而深度产品的相互交换，是需要以价值观作为基础的。所以，当中国想向美国销售深度产品的时候，美国就警觉了，紧张了。这是当下的紧张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于价值观，美国福坦莫大学（Fordham）教授洪朝辉2013年在一次中美关系的研讨会上就提出，中美关系从1972年到1979年的基础是共享的敌人（shared enemy）；1979年到2013年的基础是共享的利益（shared interests）；但敌人与利益随时变化，只有将两国关系建立于共享的价值（shared values），才能长治久安。他认为共享的价值就是来自《圣经》《论语》《道德经》等中美文化经典的三个精髓：和、爱、忍（peace, love and toleration），“如果中美两国不能立刻致力于建设共享的价值，两国关系可能不进则退”。

在我看来，无论是与美国“聚同化异”、深度交流还是增强中国在全球的软实力，我们都应该对于中国价值观以及中国价值观和世界各国价值观的关系有更清晰和有力的表达。

而2020年是一个特别恰当的表达时机。一是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有良好表现，二是中国将兑现在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承诺。两方面的表现放在全世界都可圈可点，且都攸关民生，对人权发展有高度的说服力和解释力。

过去我们经常讲“不同的道路”，今后要更多讲“共同的价值”。即中国人的价值观和全世界一切追求美好生活和公平正义的人们的价值观是一致的，只是各自实现价值的路径有同、有异、有交叉。谁的路更好，让事实来说话，让人民来判断。我们有不足，自会反躬自省，并按照合适的时间表加以改善。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这就是“月映万川，理一分殊”的道理。“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万物是同一个“生生之理”的不同表现。“仁者，天地生生之理”，中国文化遵循的“生生之理”就是以人为本，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的价值观源远流长，完全讲得出来。

在1998年、2008年、2018年中国举行的《世界人权宣言》发表50周年、60周年、70周年纪念会上，中国国家领导人都写了贺信。

1998年的贺信指出，中国政府和人民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和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进一步推进我国人权事业，充分保障人民依法享受人权和民主自由权利；

2008年的贺信指出，党和政府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我们要一如既往地坚持以人为本，既尊重人权普遍性原则，又从基本国情出发，切实把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放在保障人权的首要位置，在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上，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

2018年的贺信指出，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发展作为奋斗目标，“中国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和当代实际相结合，走符合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奉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协调增进全体人民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权利，努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秉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世界美好未来”。

由上可见，今天中国在自由、民主等人权价值方面，完全认可、尊重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和人类共同价值，党的初心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中国也将从以经济建设、经济人权为中心的时代，升华到以人的综合权利保障和全面发展为中心的新时代。

美国在人权方面一直有天然居高临下的传教士情结（missionary complex），认为自己是“世界人权的灯塔”，似乎别的国家一经其照耀就会自觉不自觉地矮化。其实，理在天上，只有人权理念本身才是灯塔，谁都不能说自己已经做得无懈可击，堪为别国样板。

在一些美国政客以价值观为武器、试图矮化乃至妖魔化中国政府时，中国应该主动、积极地讲人权，讲人权的普遍性，讲人类共同价值，让自己站在价值观的高地上。

首先，这本身就是中国发展的初心和长远目标；

其次，不能因为有些话语一直被美国讲，我们就想绕过去，因为事实上绕不过去；

第三，人权价值的实现有其阶段性，是一个过程，我们没有必要因为在某些方面做得还不够，就讳言于此；

最后，我们积极地推进人权发展，也是给自己厘定标尺，就像中国各地政府对照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评价指标改进一样。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权利方面，有更高的目标，才能超越自己，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定感、自由度、幸福感不断提升。

人权不是谁的专利，发展好人权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只要心中有明月，日拱一卒，诚心实意，中国的人权也将会和中国的市场经济一样，功不唐捐，不断向前。

我们应该破这个题，更好地解这个题。站在2020年的起点上，更应该有理想，有信心，也有计划和步骤，力争再用几十年时间，让人权发展成为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一张名片。如此才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伟大复兴时刻，即不仅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而且在价值观意义上，让世界想到中国，就能想到尊重、亲和、仁爱、包容、向往，等等。

这既是对世界的贡献，也是每个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中国人最大的福祉。

除了在价值观上主动发声，让世界更好地了解和认同，在一些具体问题中，我们也要注重拥抱理性和弹性。

也就是说，不是把问题往更糟、更极端、更加诛心、非此即彼的方向去推演，而是更多地探求磨合、妥协之道。只要有弹性的、建设性的可能，就不放弃接触、交流、建议。

对双边都有好处的，比如中美贸易谈判第一阶段协议中的很多内容，我们就要继续推动。生意中没有敌人，只有客户。

要相信有些情况也是会变化的。比如英国政府在7月16日正式表态，要求该国电信供应商从明年起停止从中国华为公司购买5G设备，并在2027年之前拆除所有华为公司的设备。令人不齿。但仔细看，其中还是有些奥妙。

英国禁购华为5G的主要理由是美国制裁华为，华为不能再用美国的一些芯片、操作系统等，导致5G产品的安全没有保证。但是，由于美国的制裁只会影响未来的设备，英国政府得到建议称，没有任何安全理由移除华为提供的2G、3G和4G设备。

在今年12月31日前，电信运营商仍有时间购买足够的设备，政府也没有禁止华为对这些已购的设备进行维护。2027年是非常长的时间，这中间依然充满变数。第一个变数就是今年的美国大选以及选后政府对中国和华为的态度。

现在有一种说法，“中国正在被围堵”。如果我们自己天天这么想，觉得外面的人都是心怀叵测、图谋不轨，那么就会更多地陷入不平和怨恨，在心里垒起高墙。

但如果客观全面分析，将中国和所有贸易伙伴的关系逐个定量分析，也许就会有不一样的结论：

中国和绝大部分贸易伙伴的关系是正常的、发展的，相互依存度是提高的；
和有些国家的贸易涉及到“不公平贸易”问题，但不是无解的；
在东亚、东南亚深化一体化经济合作的前景是存在的；
和欧盟之间有合作有竞争甚至斗争，但合作面更大，且欧盟总体上追求独立，不会导向美国，中国市场对欧盟很多国家的重要性是提升的；
即使美国，今年上半年中美贸易总值同比下降6.6%（对美出口下降8.1%，自美进口下降1.5%），虽然比整个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的表现（同比下降3.2%）略差，但偏离度不高，中国仍在信守承诺，履行协议。

中国的某些产业和某些环节被某些国家围堵，被打压，这是事实。但“中国正在被围堵”的说法，徒增恐慌，并无益处。中国制造是靠实实在在的价值走向全球的，是和平交换受欢迎的，不是用坚船利炮逼着谁买的，他们能从中受益，凭什么要围堵中国而自断利益？

当然，信任是多方面的聚合，不是只有生意。我们要从中国长远发展的大局出发，高度重视国际信任问题，多添砖加瓦，少增加信任赤字。我们对国际社会的态度，包括对外部一些不友好人士的回应，都要有跳出一时一事得失的高度，要看得更通透，要让世界看到中国的胸怀和善意。

2020年的世界充满了不安和不确定。对中国来说，这可能是过去20年最难的一年，也是面对未来最需要挺住的一年。

中国能安坐于不安之上，打造出具备反应、抗压、可持续三大基础能力的“高韧性社会”吗？

我想到诺亚控股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夏春讲的一个故事。他在美国读的经济学博士，在香港工作多年，是香港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的兼职教授。香港最近也是一个热点。

夏春说，1995年，美国《财富》杂志国际版刊登了一个封面报道《香港之死》，文中写道：“香港未来的赤裸裸的真相可以用两个字概括：玩完。”2007年，《财富》在网络版上发表文章承认：我们错了。对于香港之死的报道实在是太夸张了。“香港的金融机构过去关于中国问题的专家都是外国人，后来都被中国人取代，因为外国人长期对中国持悲观看法，认为中国经济没有办法很好发展，在他们都错得一塌糊涂之后，最后都让中国出去留学的博士来做经济学家。”

计利当计长远之利，不必为眼前的这个说法那个说法一惊一乍。

风云变幻时刻，看清大势最紧要，看准大道理最重要。中国不改其继续发展之势，就是天下大势。而坚持改革开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不动摇，就是大势背后的大道理。

大势是一种条件，明理并践行之，势才成实。

中国存在的问题不少，但中国在面对严峻问题时的韧性和“一定要做出个样子给别人看看”的决心，往往被低估了。

让我们和中国一起，做时间的朋友，做德性、理性和韧性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