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窘境:
“越吸取教训,越深陷怪圈”
文:愈嘉   编辑:先知书店店长柏果
19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有一句名言:“人类从历史中所获得的教训是——人类从未汲取历史教训。”
这个充满了冲突和戏剧色彩的句子,早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就被杜牧的《阿房宫赋》完美地诠释了:“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这一观点在中国史学界异常盛行——历史学家赵鼎新公开表示:“很遗憾,我们没有从历史中吸取过教训。”
在主流叙事中,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历代皇帝因掌握绝对权力而贪婪、愚蠢、盲目自大——他们拒绝吸取教训,从而导致天下大乱,最终江山易主。
然而,当我们仔细审视中国历史时,却发现——中华民族极具历史智慧,历代治国者并不愚蠢,他们不断汲取前朝覆灭的历史教训。吊诡的是,为什么历朝历代充分吸取了历史的教训,却仍然难以逃脱历史的惩罚?
七国之乱:
过度放权的后果
脍炙人口的“文景之治”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秦统一天下后,由于路径依赖,依旧沿用“商鞅变法”所遗留的法家思想统治万民。最终引爆了“陈胜、吴广起义”和大规模的反秦战争——秦帝国二世而亡。
大泽乡揭竿而起:拉开了反秦战争的序幕
汉初,执政者吸取秦亡的惨痛教训——“暴政”,汉高祖立下了极为宽松的国策——轻徭薄赋,减少管制,放活民间经济;郡国并行,放权地方。到汉文帝、汉景帝时期,更是将其发挥到极致,并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
但好景不长,文景二帝“无为而治”的智慧并未带来帝国的稳定——自由商人集团迅速崛起,地方诸侯也日益膨胀,二者迅速结成同盟——“吴楚七国之乱”爆发。
▍武帝改革:
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千古一帝”这一称谓或许是中国人对帝王的最高评价。历史上,除秦始皇外,恐怕只有“汉武帝”能担当得起了——他对历史教训的重视,前所未有。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刘彻登基。极具领导天赋的他深刻反思了“七国之乱”的历史教训,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颁布《推恩令》,逐步削藩;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任用桑弘羊进行全面的国营化改革
武帝未费一兵一卒,便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
这一系列大动作既避免了“七国之乱”的重演,也吸取了秦帝国快速崩溃的惨痛教训——如郭建龙在“中央帝国密码三部曲”中所言:秦始皇“焚书坑儒”强制人民不要读书,而武帝要求人民只能接受儒家伦理,并以功名利禄(察举制)引诱之武帝的政治智慧可见一斑。
于是,汉帝国开启了前所未有的盛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超过5000万的“半亿帝国”;汉帝国赢得了汉匈战争,中国人心中“强汉”之称谓由此诞生。
然而,武帝也推倒了汉帝国灭亡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在武帝的种种措施下,国强易得,民富难求,导致“天下困弊,盗贼蜂起”。幸好武帝晚年及时悔过,颁布《轮台罪己诏》,放松管制,汉帝国方免亡国之祸。司马迁在《史记》中载:“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然而,更大的祸患终未能避免——根据《剑桥中国史·秦汉卷》一书的表述,百姓苦于武帝征敛无度,纷纷隐匿户口,投奔地方豪强大族以求庇护——门阀豪族顺势崛起,中央财政税基遭到严重侵蚀,中央集权的稳定性被彻底破坏——东汉以降,中华大地陷入“魏晋南北朝”近400年的历史大震荡。
历史学家杜兰特《历史的教训》《文明的故事》浓缩版)一书中将汉武帝的严重过失与秦始皇并列——充分汲取历史教训的汉武帝竟也落得如此“身后名”,也算是历史莫大的讽刺和警醒。
▍贞观之治:
开启了盛唐,也终结了盛唐
中国人记忆中最为辉煌的“盛唐”吸取了“强汉”的教训,却仍未能避免王朝的倾覆。
中国历代以“盛”冠之的朝代,唯有“盛唐”。经历400多年的南北分裂和隋末战乱后,中国重归一统。随后,唐太宗李世民以他的雄才大略一手开启了“贞观之治”这一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
而这一切当归功于太宗那句流传千古的座右铭——“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太宗充分汲取东汉以降大动荡的历史教训——门阀豪族过于强大。于是他完善了“科举制”——通过考试定期选拔官员,从此门阀大族日渐式微,而曾独立存在的知识分子阶层在皇权时代彻底消失。
唐代科举: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太宗在反思“汉武帝—桑弘羊变法”沉痛的历史教训后,颁布诏令——经商牟利是民众的本分,停止商税的课征,全面放弃对盐、铁、酒等产业的国家专营。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处理上,太宗允许地方政府出钱养兵,并采取“不久任,不摇领,不兼统”的原则,防止地方拥兵自立。这样既能解决“吴楚七国之乱”的动荡隐患,又能节省中央财政开支。
在太宗的治理下,盛唐之气象,如孔雀开屏,华丽满目,同时也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盛之王朝,最小之政府”的奇迹。
但历史却和李唐王朝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李世民构思精巧的制度安排开启了“盛唐”,也终止了“盛唐”。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盛唐”被彻底终结。8年后,叛乱被平定,但唐朝从此陷入藩镇割据的泥沼,直至灭亡都未能解决这一顽疾。而此乱爆发的根源之一依旧是太宗制度安排的巨大漏洞——节度使在长达百年的历史周期中日益做大,致使中央大权旁落而不自知。
安史之乱终结了“大唐盛世”
“安史之乱”给之后历代执政者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雄才大略如唐太宗也无法预防地方叛乱,从此中央再也不敢放权地方,“小政府”模式被彻底抛弃。
不知太宗泉下有知,会作何感想?
▍王安石变法的遗产:
经济变革进不可得,退亦不可得
历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中国两千年的历史长河,无论是文化、经济还是制度建设,宋朝是为巅峰。
两宋政权寿命长过盛唐,绵延300年,与治国者吸取前朝历史教训密不可分。
唐太宗以经天纬地之才解决了士族门阀问题,却留下了藩镇割据的隐患,而宋太祖赵匡胤却将这一困扰千年的历史性难题彻底根除。
公元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登基称帝。他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彻底终结了“地方挑战的难题”——将兵权收归中央,由中央直接养兵
从此,地方几乎再没有能力挑战中央——从960年到1860年,除“靖难之役”和“三藩之乱”之外,再未发生过一起大规模地方叛乱事件。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中央因收缴兵权而高枕无忧时,历史却进入了另一个可怕的逻辑链条:
为了防止地方作乱,就要控制兵权——控制兵权就需要大规模的财政收入——要增收就必须壮大国有专营——国有专营扩大,就会造成权贵经济泛滥,民间经济萧条——最终,经济崩溃,帝国倾覆。
为扫除动荡,老问题看似被彻底解决,新问题却不断涌现,从而造成更大的动荡,这或许是中国历史周期律的又一典型特征。
公元1069年的“王安石变法”,是中央帝国打破这一逻辑链条的首次尝试。
1085年,历时16年的变法以失败告终,42年后,北宋灭亡——这意味着中央帝国试图打破这一历史闭环的彻底失败——一代才华横溢的财经大师,在工商业如此发达的北宋,进行一场如此全方位的整体配套改革,试图走出历史循环,却造成了如此惨烈的结局,这给后世治国者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参阅郭建龙“中央帝国密码三部曲
1069年,王安石与司马光就“变法”展开辩论
北宋所遗留的历史教训表明,中央集权框架下的经济变革已经陷入“进不可得,退亦不可得”的窘境。
▍明清:中央帝国的超稳定夕阳期
明清两朝是中国帝制时代的最后阶段,中央集权制度历经数千年的打磨而趋于精致,治国者对历史的反思也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为彻底根除地方叛乱和权臣谋反的隐患,中央帝国将所有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身上——皇权专制得到空前加强,从明太祖朱元璋悍然废除宰相到清雍正帝设立军机处,整个士大夫阶层彻底沦为皇室的奴仆。
明清两代治国者认为,宋朝的悲剧在于,工商业与自由贸易过于发达,从而打破了经济的稳定性。于是,自朱元璋始,中央帝国就以强力方式管制宏观经济,对外遏制国际贸易——明初“片板不得下海,粒米不许过江”,满清“闭关锁国”。对内垄断国计民生,专营经济大行其道。
历史总是充满了巧合和悲剧的意味。明清两代治国者对历史的反思并未带来帝国的长治久安——
当至高无上的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之身时,繁重的政务就会压垮帝王,分权成了不可避免的趋势,结果造成了一系列乱象——
· 皇权旁落:明中晚期,万历皇帝甚至连继承人都无法自行选择;
·党争日盛:皇帝为了夺回权力,启用太监与官僚集团抗衡,明末“东林党争”是为典型。
而专营经济最终造成了剧烈的贫富悬殊:除了极少数特权阶层,大部分民众处于均贫状态,正如之前所有的王朝一样,这成为引爆社会动荡的导火索——
明末,李自成、张献忠发动大规模起义;东北的满清政权顺势崛起。内忧外患下,巨龙般的明帝国崩溃了。
崇祯皇帝殉国处
清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爆发——中央财政被彻底拖垮,大清帝国开始瓦解——这一系列事件在沉重而锈迹斑斑的国门上撕开了一道血腥的缺口——与此同时,古老的中华帝国被强行拖入现代世界体系,一场艰难的转型从此开启。
▍历史的窘境:
问题越解决越多,越解决越糟
至此,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历代执政者极富历史智慧,他们对历史经验反思之深刻,制度设计之巧妙,不由得让世人惊叹。然而,盛产雄才大略之主的中华帝国却始终摆脱不了“问题越解决越多,越解决越糟”的历史窘境——最终,2000年的中国历史始终在“超稳定、超震荡”的循环中反复挣扎。
为何产生如此戏剧性的现象?无数的历史经验,为何没有换来持续的自由繁荣,也没有催生出现代文明,反而被西方后来居上呢?这似乎是一个很难有标准答案的历史悬案。康德“先验”的哲学概念似乎给我们开启了一个正确的思维方式:
没有先验的、恒定的价值和思想,经验永远是经验。而在2000年的历史长河中,皇帝“受命于天,天人合一”的大一统思想,犹如“时间”“空间”在人类思维中的地位一样,几乎所有的知识与思考都以此为基。
可见,2000年历史周期循环的病症在于,每个时代最聪明的那群人,始终在“经验”的层面苦苦求索,却很少在“先验”的层面上思考过。“先验”就像圆心,而“经验”就像半径,如果圆心一直飘忽不定,那么半径越长,圆的崩溃也就越快。
从1840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来,中华文明遭遇巨大的外部冲击,之所以称其“大”,是因为现代文明带来的挑战,不仅远远超出了过去所有“经验”的范畴,更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长期封闭系统下,对外部“先验”“超验”的遮蔽性。
那么,在全球化这个开放的大系统中,我们到底该如何应对文明的冲突?到底该汲取哪些先验的智慧,并以此或聚合丰富的历史智慧,或摒弃沉重的历史负担?这对于一个超大规模,超长历史积淀的国家,不仅需要超凡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需要每个人开阔视野,改善智识。
可见,黑格尔这句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名言,其实是一个伪问题。而“越吸取历史教训,越陷入治乱循环”才是中国历史的真问题。
遗憾的是,在“历史热”流行的今天,有些书追求“历史其实很有趣”,有些书追求“历史有图有真相”,有些书寻找“历史的终极规律”。但总还有一些书在固执地叩问“历史的真问题”,并以真问题重新串联大事件、大人物,以及重要的思想。
而本文的观点正是来自这少有的书籍之中,为此,李强好书伴读力荐“剑桥中国史”与王人博《1840年以来的中国》,这两套书是少有的“围绕真问题,寻找历史大逻辑”的好书:
《1840年以来的中国》:本书作者王人博老师,他被人称为“孤独的敏感者”。这套书不同于其他历史著作,王老师将“现代政治文明”融史学家的洞察、法学家的严谨、哲学家的智慧于一书,从而将历史与现实直接链接。读中国近代史不可不读的著作之一。独家、限量发售。
“剑桥中国史”:本书由上百位优秀的汉学家联合编撰,从秦汉史一直讲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运动。堪称一部毫无忌讳的历史书。袁伟时老师说:本书意识形态束缚少,代表了时代最高水平。读中国历史绕不开的经典。
阅读它们,不仅可获悉那些被遮蔽的历史真相,更能启心明智,不被伪问题俘获。识别下图二维码,可一键收藏。赞赏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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