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年喜做了十六年巷道爆破工,没有网络的年代,他在纸片、烟盒、炸药箱上写诗。图为陈年喜正在写一首给儿子的诗。他写道:“我想让你绕过书本看看人间/又怕你真的看清”。 (大象点映供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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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克拉玛依矿上,床垫很薄,大家把空炸药箱垫在底下睡觉。诗句来的时候,陈年喜就掀开褥子,把它们写在炸药箱上。走的时候卷起铺盖,下面是满满一床的诗。
  • 那些走南闯北掏空了的山脊,如同一个人被开采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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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方周末记者 李慕琰
责任编辑 | 邢人俨
陈年喜的右耳听不见,被尖锐的嗡鸣阻隔了所有声音,它们永远不会停下,除非睡着的时候。医生说,当这些噪音消失,那就彻底聋了。
河南南阳的矿洞里,陈年喜抱着风钻打孔,忽然头昏无力,大哥用架子车把他从80米斜坡吊上去,工头在洞口笑:你看你多幸福,还有大哥拉着你。他说,我听不见了。工头的老婆劈柴做饭,斧头重重挥起落下,在陈年喜的耳朵里也是静默无声。
十六年矿山爆破生涯,轰鸣巨响皆为常态。陈年喜形容,他的听力如同一根麻绳,不是突然间失效,而是在长久磨损后终究断裂。
一同磨损的还有在低矮矿洞里匍匐的颈椎。有一次在竖井里刚点燃炸药,双手突然没了知觉,用尽全力都爬不上绳子。“我说这回一定会死在这里。”关键时刻陈年喜把一根钻杆插进墙洞里,脚刚踩上去,底下就传来巨响。后来,他只好做了那个“再不做就要瘫痪、做失败了也会瘫痪”的手术,后颈植入三块金属。
那之后的几年,陈年喜的人生轨迹快速切换:他的诗在博客上被发现,受邀参加了北京皮村的工人诗歌朗诵会,获得“年度桂冠工人诗人奖”;他上了电视真人秀,在节目里写歌词;他作为主人公的纪录片《我的诗篇》入围了大大小小的电影节,他跟随摄制组出国,登上帝国大厦,在哈佛大学演讲;他告别了矿山,在贵州的旅游景点做文职。
七年前在矿上夜里接到了母亲食道癌晚期的消息,父亲已瘫痪在床,陈年喜写下《炸裂志》,写尽一个中年人的不堪重负,和他被炸得千疮百孔的生活——
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
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
借此 把一生重新组合
我微小的亲人 远在商山脚下
他们有病 身体落满灰尘
我的中年裁下多少
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
我身体里有炸药三吨
他们是引信部分
就在昨夜 在他们床前
我岩石一样 炸裂一地
如今,陈年喜的生活好了很多。他一年能挣几万稿费,母亲依然健在,病情稳定,儿子考上了大学。“很多事情都摆平了。”他说。最重要的是,曾经在矿上那种居无定所的茫然不再有了。
年初,陈年喜回到陕西老家,他咳嗽不止,没当回事。长年在矿里工作的人都有敏感的肺,在西藏挖矿时,脑袋甚至不能躺平,否则无法呼吸。直到一位医生朋友问:咳嗽里是不是有金属声?那得小心,可能是肿瘤。
陈年喜不敢再省拍CT的钱,在县医院等待的时间里,他写下诗句:“此时 在长长的胶质廊椅上/坐着我一个人/一张黑底CT影像胶片里/是我半生的倒影”。
确诊尘肺的消息传出去后,人们为他捐款、抢购诗集,原本销量平平的书加印了好几次。每一个索要签名的读者,陈年喜都告知自己的微信号,记下地址,签完后寄给对方,收取稍高于标价的费用,除掉邮费后,赚三五块差价。
签名书的需求很大,他专程去西安的出版社签了一千本,一夜就卖光了。他有点累,但不签的话,又担心失去这批读者。陈年喜在扉页为每个人写下赠言,有时不知该写什么,就挥上四个小字:“以诗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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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炸药箱上的诗

2020年6月初,南方周末记者在峡河村见到陈年喜。他骑摩托车爬上曲曲折折的陡坡,路面干裂,碾出几条倔强的车辙。他家在山的深处,在这坡上还得颠簸三公里。
房子被山环抱,初夏绿意盎然,一位朋友来测算过,这里海拔1100米,恰好是对呼吸和肺最有益的高度。现在他的生活寂静得剩下鸟叫和虫鸣。
山间有散落的坟茔,墓碑宽大,陈年喜说它们很贵,置办一座要七八千。这些年,父亲和那些遇难的同乡陆续住上山,陈年喜指指后山,“我们这代人将来也要葬在这里”。
天黑以后,他说月亮出来了,我们走出去望。采访这天恰好是农历十五,朦胧的满月从山岭之间缓缓爬上来,他指着那些山,每一座都可以讲长长的故事。他的记忆以山联结。
往东的层层叠叠,翻过去就是河南三门峡,为了到达那边的矿山,他曾经徒步走到陕豫边界,七十里地,眼见天快黑了,剩下的三十里靠狂奔,“就像马拉松!”
北边,黄河之上的风陵渡,去山西的人,许多活着过去、死了回来。陈年喜的邻居就是经过那儿被送回来的。他们雇了一辆车,司机没有运尸体的专门证明,一行人很紧张,怕被扣查。司机安抚道:不用怕,我常年干这个,你们陕西的安康、汉中,哪哪我都送过。
那些地址非常确切,他说的每一处,都有他们亡故的工友。“我从那里断定他根本没说假话。”陈年喜记得那些细节:那天晚上月亮特别大,照亮了黄河水。
在矿山,许多东西都会要人命——垮塌、透水、扑向人的机器、松动的碎石。陈年喜被爆破后的浓烟熏晕过几次。人昏过去以后,要立即抬出去放在渣坡上吹风,即便是冬天,也得剥掉上衣,或泼一盆冷水——如果没被及时发现,就死了或成植物人。
有一次在南阳,陈年喜和弟弟正在打孔,越来越没有知觉。两个人赶紧往外爬,通向外面有连续五道斜坡,爬到第三道,弟弟滚了下去。陈年喜竭尽全力抓起斜坡口的电话:“我们中烟了……”
躺在山坡上晾了四五个小时后,陈年喜醒了。弟弟一天一夜才醒。
为了把一节节的炸药装填进岩石里,需要先用风钻打十几个孔,有时打一个孔就得半小时。打孔的时候,陈年喜的脑子会“走很远很远”,里面蹦出了诗句。
听闻县城一位写诗的女老师车祸丧生,他抱着风钻走神:“你说过的/人生的好时光/要留给另外的年景……放下病和苦/放下对大雪的追赶和赋形”。
陈年喜没有明显的文学启蒙,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东西启迪了他,可能和唱孝歌的父亲有关。十里八乡的葬礼,都邀请父亲去唱,他像个民间采诗官,在各地抄写歌本、推敲歌词,琢磨如何才能唱得更加入心。
中学时代,陈年喜就开始写诗,给文学刊物投过一些稿,回音寥寥。偶尔发表出去,能赚到二三十元稿费,兑换汇款单,还得先到村里开证明。村里没有书摊,偶尔托朋友到县城买到两本刊物,他会翻来覆去看上很多遍。
在克拉玛依矿上,床垫很薄,大家把空炸药箱垫在底下睡觉。诗句来的时候,陈年喜就掀开褥子,把它们写在炸药箱上。走的时候卷起铺盖,下面是满满一床的诗。
爆破工需要极度的镇静和敏捷。但不论经历过多少次,爆炸的一瞬间仍令人胆战心惊。山崩地裂,气流顺着巷道一路冲过来,陈年喜形容那感觉像是要把人身上的衣服全部剥掉。(大象点映供图/图)
2

“在危险中独处”

家门前栽种了白菜、玉米、谷子、土豆,陈年喜用锄头松松土,浇了水。几棵高大的核桃树,中秋时节成熟,要爬上树干把核桃敲打下来,好时候一年能卖两三千元。峡河气候干燥,足有一个月没下雨了。山上难以开发种植业,男人们只能外出打工,多半去了矿山。
陈年喜考虑过其他营生。他高中给人写过离婚诉状,庭长夸他写得好。陈年喜想,兴许可以做个律师之类的,读了些书,但发现考试太难了。他还买了一大堆讲青铜、玉器的书,打算做文物贩子,“我要能学会这个手艺,肯定会发财”。
“他那个时候是没钱买。”妻子周书霞在一旁拆台。她瘦瘦小小,面目清秀。
1998年正月,结婚不到二十天,陈年喜启程去矿山。那天下着雨,霞送他去坐三轮车,他上了车,她也跟上去,老板说,矿上不需要女工,让她下去。后来她又爬上来,老板又赶她下去,反复三次。车发动后,霞站在风里的情形,在陈年喜心里“沉淀得很深,好多好多年”。
新婚时他为霞写的诗,存在结婚照的相框里——
我水银一样纯净的爱人
今夜,我马放南山,绕开死亡
在白雪之上,为你写下绝世的诗行
陈年喜为儿子起名陈凯歌,虽然当时同名大导演已经名声在外,但他们在山里还没有听过,起这个名字是因为喜欢“凯歌牌”收音机。
转眼儿子20岁了。霞担心他沉迷游戏,叫丈夫管管,他说管不了。霞说话的时候,陈年喜总像是没听见,仿佛脑海里有更大的事要关心。也许是为了报复,当他问霞一些生活事宜,比如晚上吃什么,霞也会默不吭声。
谈论起丈夫写诗,她说:“我说他那是幸运,多少人像他这样啊?”
陈年喜常年在外,虽然牵挂家人,但又有说不上来的疏离感。《我的诗篇》导演秦晓宇跟拍了陈年喜很久,据他观察,在矿洞里待久了,会习惯“在危险中独处”。
“所以他更多时候把很多想法放在心里,他其实内心跟谁都会有距离感。”秦晓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哪怕是他的妻子,可能他们也很少有那种特别交心的时刻。”
在陈年喜的文字里,秦晓宇发现,尽管他外形高大硬朗,内心却柔软敏感,“原来所有的这些细节、这些微妙的倾诉、这些场景人世的变化,他其实都有会于心”。
矿山生活孤寂,信号常常不通,打不出电话。工友之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一本账,没什么可交心的地方。他们也知道陈年喜有些不一样——大家打牌的时候,他喜欢读书。
每个爆破工床头有一部电话机,和矿洞相连,铃声会在任何时候毫无征兆地响起来。通常是爆破不成功,召人回去处理残炮。矿上有句口号:“天不怕,地不怕,最怕半夜打电话。”
半夜电话一响,陈年喜比喻“就像一条蛇一样,一寸一寸地起来”。很多时候才下工不久,洗好的衣服都没干,冬日里晾着结成了冰,得用棍子敲打敲打穿上身,套上雨靴、矿帽和手套,闭着眼往矿洞挪过去。
陈年喜觉得这些都是作为丈夫和父亲的他理应承受的。“对谁说?没人可说。”
每每从粗粝的工作中松懈下来,陈年喜变得脆弱,“就像淹没在汪洋大海之中”。在茫茫戈壁中,一眼望不到头,他觉得自己和一只虫子没有任何区别,“随时都有可能被太阳蒸发掉,那时候你真正感觉你是多么的渺小”。
但写完一首诗,心里就舒一口气——
一条隧道打通生死
我是一道你们栖居的秦岭
3

逃离矿山

在新疆的喀喇昆仑山开矿,没有工棚,废弃的矿洞盖一块帘子,就算宿舍了。这天晚上,陈年喜和四个工友特意睡在离洞口最近的床位,天黑透之后,他们悄摸起身,连夜逃下山。路上自然没有灯,他们策划多时,选在一个月色够亮的夜晚启程。
在新疆的八九个月里,他们不知季节和时日,只能靠对面山尖上的雪线高低来分辨气候的变化。山上没有报纸、电视,偶尔有人下山,带回人间的消息。
生活物资由一条索道吊上山,哪怕一支牙膏,也得驱车四百公里到莎车县城去买。等到买好吊上来,豆腐闻着发酸,青菜已经蔫了。
连续几个月没有拿一点工资。有经验的矿工根据打下来的石末,就能断定这矿里没东西。
老板投资了两个亿,知道赔了,但矿不能停。只有继续开采,才能找到“替死鬼”——亏钱后找人接手承包,金蝉脱壳。直到最后也没人上当,机器全烂在了山上。
那段日子极度苦闷,大家下了班在洞子里打麻将,用蒸屉代替桌子,搁在腿上打。只有一副陕西带去的麻将,轮流打,打到最后丢了几张牌,继续打。如果刚好和那几张,“该倒霉”。
当地的酒,50块钱50斤,便宜但难喝。陈年喜说那阵子每天都要崩溃,大家喝酒唱歌,唱的是孝歌。一般矿老板不让唱那个,但在这儿根本拦不住。曲调凄厉颓丧,九曲十八绕:“很多前朝古人说/活在这个世上有什么来头/人死了就死了/家财万贯都不要了。
陈年喜发烧咳嗽,山下总部有个家乡带来的医生,搭了个小诊所,医生给他开了清开灵,两针打下去,他开始过敏抽搐,整个人抽成一团,晕了过去。
县城医院不仅远,而且路途颠簸,曾有一个工友被砸断了肋骨,陈年喜送他去医院,吉普车在戈壁上颠了一天,那个人痛得汗流浃背,他说,“哪怕让我死在这里,算了吧”。
医生说,拉去医院也来不及,是死是活听天由命了。他往陈年喜身上注射激素药,所有药都打完了,一共54针。不知道过了多久,陈年喜醒过来,床上的被子被他在抽搐中撕得稀烂,“我真的差点就死在那个地方了”。
陈年喜和几个工友商量,不能不逃了。逃了一夜,到山下的小镇时天快亮了。他们包了一辆车,刚坐上去,小工头从后面开着车追上来了。他往地上一跪:“你们要是走了,我身家性命都会丢在这里。”
五个密谋逃跑者都是爆破工,他们一走,就彻底开不了矿了。掰扯半天,两个心软的工友留了下来。陈年喜死活都不肯留下来。
陈年喜的一些朋友永远没能走出矿山。他的学徒杨在,点炮后来不及逃跑,陈年喜在诗里写——“跑成了一团雾”。大家返回去检查,杨在已经没有了,天花板上都是肉沫。
工人们兔死狐悲,这个工作面谁也无法继续开采。先停下来,通常放两三个月,再换另一帮工人来干。陈年喜和工友也常接手停了几个月的新任务,岩壁上贴着符纸,大家心里有数。
陈年喜在诗里无意识写了很多次大雪,“可能是人在骨子里抹不去的印迹”。他觉得雪和他相通,“人就像雪一样渺小,在自然当中不堪一击,很容易被融化,很容易被弄脏,和我们这个群体相通。”
为纪念亡于杨寨的杨在,陈年喜写了一首诗叫《杨寨和杨在》,最后写道——
雪没了 冬天还在
2016年,陈年喜跟随纪录片剧组前往美国。他在美国的大学里做演讲,登上了帝国大厦。图为陈年喜(右一)在纽约时代广场。(大象点映供图/图)
4

“看他到底写了什么”

秦晓宇在博客上看见陈年喜写的诗,不断给他私信留言,请他参加工人诗歌朗诵会、成为纪录片主角。
陈年喜把他当成骗子,没有回复。留言的骗子很多,都说能帮着发表,索取版面费。后来他弄清楚了秦晓宇要做什么,但觉得没意义。他看新闻说,陕北有个姑娘,为参加《星光大道》,请了化妆师、舞伴、音乐指导,花了几十万,最后没出名,反而欠了一屁股债,“我觉得跟那其实是一样的”。
秦晓宇从县里一层层找到村长,终于跟矿上的陈年喜通了电话。很快他带着机器跑到矿山来,陈年喜不好意思,只好答应了拍摄。
那几年,工人诗歌进入公众视野,北京皮村聚集了大批打工者,陈年喜做完手术后,没法再去矿山,到此生活了一段时间。
小海在一天夜里无意中看到了工人诗歌朗诵会的视频,震撼又欣慰,凌晨两点睡不着觉,“忽然觉得有那么多同类”。他在富士康打工时写了很多诗,但他一直不知道那是诗,他喜欢摇滚乐,感觉自己写的是歌词。
他在微博上给一大堆摇滚音乐人留言,歌手张楚回复了他,两人成了朋友。他辞工来到北京实现摇滚梦,在张楚的介绍下,认识了皮村那些搞工人文化的,他不知道皮村是什么,但起码“这个大哥不会骗我”。
在皮村,陈年喜和小海睡上下铺。小海年轻嗓门大,他喜欢陈年喜那些炸裂的诗,比如“活着就是冲天一喊”(《秦腔》)。陈年喜的性情截然相反,很安静。
打工诗人聚在一起,其实很少交流诗歌。聊得最多的是发表,发表是个难关,皮村文学小组没人以写作为生,即便一夜成名的范雨素,也只把它当爱好。
“现在特别坏的一点就是发表,所有人觉得不发表的写作是无效的。”陈年喜觉得,“独立的民间写作是很难的,没有任何规律性的写作是很难的。”
尽管工人文学引起广泛关注,但主流文坛却没有太多反应。有个出版社编辑打电话来,想让陈年喜授权那句“再卑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放在作家葛亮新书的腰封上。对方问他需要多少钱,陈年喜说:我不知道啊,你们一般给多少?最后给了200元。
陈年喜算是趟过了发表关,但仍难以发在最顶尖的文学期刊上。
两届茅盾文学奖评委、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认为一位新作者要被文学期刊接纳,需要一个过程。“中国写作的基数太多了,文学青年比你知道的要多得多。”
陈年喜承认,特别好的民间写作不多。“我是民间派的,主流瞧不起你,反过来你还瞧不起它。”
编选2019年的20篇散文佳作时,张莉选入了陈年喜的一篇散文。当时她完全不知道陈年喜是何人,后来才得知是位诗人。
张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陈年喜的散文和那些名家放在一起毫不逊色,一下就能看出“天赋好、语言能力好,靠一种天性”。“他就是我心目中好的写作者,我根本就没有想过他的职业,尽管我很尊重工人或农民出身的写作者,但是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文字和文学品质本身。”
对于新工人文化,陈年喜觉得“没戏”。他希望外界不仅把这些作品看作工人文学,也要放在这个时代的所有作家当中,“用同等的尺度,去看他到底写了什么、他的文本能不能成立”。
确诊尘肺病后,陈年喜在宝鸡住院十天。现在,他每个月要花3000元药费,抗过敏的药物能减缓咳嗽,但也让反应变得迟钝。(大象点映供图/图)
5

“他的命运不还是这样吗?”

因为参加电视节目《诗歌之王》,陈年喜认识了一些音乐圈中人,他们劝他改行写歌词,那个挣得多。他认真考虑,把乐坛知名歌手都研究了一遍。
他向作词人梁芒打听市场价,电影的片头片尾曲,写一首一万多块,最差的也有一千多。陈年喜很高兴。“我觉得比写诗可强多了。”
结果完全不一样,音乐圈靠人脉,每个歌手都有固定合作者,而且歌词是流水线产品,要在录音棚里不厌其烦地配合修改,把它们变成商品。
陈年喜在北京度过了一段迷茫的时日。他办了护照,准备去塔吉克斯坦继续开矿。后来在一个活动上认识了诗人树才,他问树才,“能不能找一个工作?门卫也行。”
“哪能做门卫?你是文化人,还得吃文字这碗饭。”树才给他介绍了工作,去贵州景区写文案,工资一月四千元,管吃管住。
陈年喜在贵州一待就是三年。他写了三百多篇软文,还有各类策划案、新闻稿。刚开始不怎么会,都是现学的,办公室里都是年轻人。
从贵州辞职后,陈年喜主要写非虚构作品。诗歌稿费20块一行,写再长也挣不了多少,非虚构平台能给高得多的稿费,一篇能挣小几千。他签了几本书,出版社应允要打造成畅销书。
采访这几天,陈年喜正在写一篇非虚构文章,关于他的尘肺病。陈年喜坐着小板凳,俯在床板上写,手指利索地在iPad屏幕上敲击。写了一半,他说写不下去了,越写越平。非虚构平台的邀稿不断,大多希望他写自己,他问:“我还有什么可写的吗?”
陈年喜成了一座富矿,那些走南闯北掏空了的山脊,如同一个人被开采的一生。
乡村和工人题材的点击量比不过都市题材。编辑建议,能不能写写更当下的内容,比如白领、年轻人。陈年喜试着写过一些,但感到很吃力。写矿山他得心应手,其他题材,始终有隔膜。
面对不认同的东西,陈年喜有些逆来顺受。秦晓宇认为爆破养成了这样的个性,“做爆破工,你也不要硬碰硬,要懂得选择你的路径,因为硬碰硬的结果就是危险。”
陈年喜对编辑唯唯诺诺。“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为了发表。”
陈年喜盼望有人能指点自己的写作。他的茫然源自他已看不清时代。他想表达时代,却始终力不从心。“这是充塞了非常驳杂信息的时代,每个人在急流大浪当中就是一朵浪花,都非常混沌。”
他发现这些年,从诗歌到散文非虚构,无论怎么规避,写的都是死亡主题。“身体状况我自己有感觉。我知道我没有死于矿难,也可能会死于这样的后遗症。”陈年喜平静地说。
尘肺病潜伏期长,走出矿山三年,最终还是确诊。秦晓宇得知这个消息时非常难过,他原本一直庆幸,以为陈年喜躲过来了。他曾拍摄陈年喜操作风钻,粉尘扑面而来,他问,怎么不戴防护面罩?陈年喜解释,矿洞里闷,戴上面罩,汗就蒙住眼睛了。
纪录片里的主人公们,无一真正改变了命运。秦晓宇说,他和陈年喜相处最深、提供的帮助也最多,“但他的命运不还是这样吗?”
现在给工友打电话,他们第一句话就是:“你跟我们不一样了,现在离开这鬼职业了。”陈年喜听出工友又是极度困倦、闭着眼在说话,匆匆挂了电话,嘱咐对方赶紧睡会儿。
虽说矿上没什么好留恋,但陈年喜相信,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从没在任何作家笔下出现过。
他滔滔不绝地说起草原的牧民、黄土高原里的窑洞、寸草不生的戈壁、面纱下的维族姑娘。从没见过那样湍急奔腾的大河、从没有尝过那样甜的杏和桑葚,从没见过那么奇怪的人。
他想起一片杏花。在茫茫戈壁中,竟然有那样一片杏花,如同粉色的云朵,开在灰头土脸的房屋旁。他走出去再远,回过头依然能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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