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历史的名义，再次郑重推荐《南渡北归》！

其实我对《南渡北归》作者岳南也不认识，但这本书2011年出版不久我就读了—是我的学生给我推荐的，我读了之后又给我任校长的全校老师推荐，给我的更多的朋友推荐，还写下一系列读书笔记。

我认为，这是一部所有中国人都应该读的书。
——来自一位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的读后感言

《南渡北归》，分为《南渡》、《北归》、《离别》三部，系首部全景再现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剧烈变迁的史诗巨著，描绘了抗日战争时期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多样的命运和学术追求，作者为前台湾清华大学驻校作家、中华考古文学协会副会长岳南。
所谓“南渡”，是指上个世纪大批知识分子冒着抗战的炮火由中原迁往西南之地；而“北归”，则是指他们再回归中原的故事。
整部作品的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所涉人物囊括了二十世纪人文科学领域的大部分大师级人物，如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梅贻琦、陈寅恪、钱锺书等。作品对这些知识分子群体命运作了细致的探查与披露，对各种因缘际会和埋藏于历史深处的人事纠葛、爱恨情仇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释解，读来令人心胸豁然开朗的同时，又不胜唏嘘，扼腕浩叹。
柳传志曾表示：“岳南的《南渡北归》，对我影响很大。我们至今不能全面反思文革，令人尤为痛心。这套书尽量真实地从某一个角度描绘当年的历史，文笔也好，很好看，学习历史，政治家可以更好地治国，我们老百姓最起码可以做个明白人。”
任志强更感言：“也许是年龄与时代的原因，我读《南渡北归》第三部更有味道，欲哭无泪。当“南渡残生梦独多”和“北归残梦终成空”时，历史还原了真相。同为天涯两岸的民族各自走了一条不同的路，却隔不断血脉相连的相思之情。”
即便是夏日，读《南渡北归》第三部，依然让我从心里感到寒意。窗外吹进的是丝丝热风，心里涌出的却是冰冰的寒凉，没有一点温热的感觉。
《南渡北归》第三部，讲的正是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历史分野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的决策，及其走上不同的道路之后，各自命运的遭遇和剧变。1949年，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蒋介石划江而治的幻想彻底破灭，中国开始建立新的政治格局。
这一年，毛主席给中国知识分子的未来命运画了一条深刻的分界线。
这一年，有些知识分子留在了大陆，有些知识分子去了台湾；之后，又有很多知识分子响应党的号召，自世界各地回国建设新中国，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坚守国外的阵地。
回望历史，有时如梦一般，真实与假设难辨真伪，清晰与模糊交替出现
……
下面是我读完南渡北归的笔记节选——
      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南渡北归》读书笔记（2）
当代知识分子和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在学识与人格上的差距究竟有多大？
先说学识。
1924年清华学校（当时还不叫清华大学）拟办国学研究院。校长曹云祥邀请1917年因新文化运动而“暴得大名”的胡适担任院长，胡适很有自知之明，立即推辞。他认为，当时大师如云，他算几斤几两？曹云祥说，院长你不愿当，那就退而求其次，担任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吧！胡适依然觉得自己学问肤浅，哪敢冒充“国学导师”？
今天，稍微会说几句论语孟子，加上年长一点，立马就被媒体称作“国学大师”，相比之下，胡适简直就是文化昆仑了。但胡适当时很清醒，因为他怎么也不能无视当时真正的学界泰斗的存在。他谦虚而真诚地对曹云祥说：“非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他还向曹云祥推荐了几位大师。
最后，根据胡适的推荐，曹云祥正式聘请的“四大导师”是：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
和近一百年前的大师们相比，说现在的我们简直就是“文盲”一点都不夸张。从学问上说，我们现在究竟哪一点比前人强？想去想来，也就会点计算机操作，会点“爱疯”“爱拍的”而已！
特别让我感慨的是，那年头真的看重的是真才实学，而非虚名，更不轻信文凭。“四大导师”之中，只有赵元任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博士，而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三位学贯中西，却均无博士、硕士文凭。陈寅恪海外留学十几年，分别在柏林、哈佛等欧美名校攻读，却终没拿回一张博士文凭。
试看今天的中国，“博士”“硕士”何其多也！中学甚至小学早已本科化，每年的硕士也如过江之鲫涌入中学，但恕我直言，现在不少博士硕士其学问还不如民国时期的高中毕业生。
所以，我从不敢在我的名片上印“博士”二字。不是虚心，而是心虚。
再说人格。
上面所说的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指的是以“教授”的头衔担任导师的四位大师，其实，该院第一批导师是五位而不只是四位。还有一位叫李济，但他是以“讲师”的头衔担任导师的，所以便没有进入“四大导师”之列。
这位李济也是一位真正的大师，他14岁考入清华学堂，18岁毕业后赴美留学，先在克拉克大学主攻心理学、社会学，后在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以《中国民族的形成》论文或哈佛大学哲学（人类学）博士学位。这是第一位中国人获此殊荣。那一年，李济27岁。
学成之后，李济毫不犹疑启程回国。和若干年以后的许多留美中国学生不同，他想都没有过“在美国发展”。在他的心中，有着成为学术大师的愿望，却没有成为百万富文的大亨或权势显赫的大官的追求。他一门心思想的是“新文化，科学救国，振兴民族”。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抱负，而是他那一代人共同的理想。若干年后，李济这样说：“那时的留学生，没有一个想在美国长久地呆下去，也根本没有人想做这样的梦。那时的留学生，都是在毕业之后回国的。他们在回国之后，选择职业的时候，也没有人考虑到赚多少钱和养家糊口的问题。我就是在当年这种留学风气之下，选择了我所喜爱的学科——人类学。”
渴望中国尽快崛起，这不但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强烈愿望，也是他们的行动。他们清醒地看到了当时中国在各个方面与欧美的差距，并大胆地向西方学习。正是因为这种“强国梦”，梁启超特意安排长子梁思成赴美学建筑，安排次子梁思永学考古。这一安排，皆是为了让当时不受中国学术界重视的冷僻专业，
能够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成长、壮大，用梁启超自己的话来说，是“为中华民族在这一专业学问领域争一世界性名誉。”后来梁思成和梁思永的学术贡献证明，梁启超的目的达到了，梁氏兄弟学成归国后，分别成为自己专业学科中领一代风骚的宗师。他们赢得的，不只是梁氏家族的风头，而是中华民族的光荣。
这就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人格。
读《南渡北归》，我真的自惭形秽，我甚至不敢对自己说“我是知识分子”。我甚至觉得，当代知识分子应该加个引号，为“知识分子”，意思是“所谓的”。
坦率地说，我现在对某些教授、院士，或者号称“大师”的专家，实在不敢轻易尊敬。如今学术腐败这么猖獗，我怎么只知道你的“教授”“院士”是怎么来的？就算你在你所研究的专业上的确达到了某种高度，但人品的高度也上去了吗？一个个西装革履，油头粉面，自以为有学问，趾高气扬；但怎么看也觉得像没有文化的老板——现在不少博士生的确是叫他们的导师为“老板”的。
过去讲“道德文章”，这是一体的。而现在，道德是道德，文章是文章，两码事！我曾经和一位教授接触过，该教授在全国有数不清的粉丝，因为他的书很是受一线教师追捧，但他在房间里与我交谈的时候，大骂中小学一线的老师是“白痴”，而且言谈举止粗俗猥琐，格调低下。当时我感到吃惊：这就是全国中小学老师心目中的偶像？如果老师们知道他们的偶像如此骂他们，该作何感想？
我再次想到——
和老一辈大师相比，我们连学者都算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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