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上海，稍微喘一口气。
北京暂时回不去，每日游荡于家附近的咖啡馆，写稿看书吃点心。也有时间坐下来翻翻后台，发现了一位妈妈的留言。这位妈妈说，她对于现在的儿童读物有点焦虑，想问问民国时期的儿童读物大概是怎样的。
因为没有小孩子，我觉得自己对于儿童读物这一块是没有发言权的。以我小时候的记忆，我妈似乎也没有给我买过专门的儿童读物——好像只有当我提出想看看《红楼梦》的时候，她买了郑渊洁改写的儿童版四大名著。
对我的业余生活，我妈一直放任自流。她给我买了大量世界名著连环画，但也不强迫阅读。我不看书转去看《葫芦娃》《邋遢大王》，我妈也没说啥。这几天听说连《葫芦娃》都被投诉了，顿时觉得自己不是个纯洁的小朋友。
如果一定要我推荐，要我讲一讲民国的儿童读物，我一定会推荐《丁丁历险记》。
丁丁的身份是记者，标志是头顶一撮黄毛，有一位白狗小伙伴。

但他更像是一位探险家，从战火纷飞的中国到黑帮横行的美国，从神秘的非洲到遥远的月球，在丁丁那里，我第一次点燃了对于远方的渴望。
也是丁丁，让我产生了想要做一个记者的理想。
当然，真的做记者之后才知道，丁丁这样不怎么写稿只是探险的记者，是不存在的。
埃尔热手绘
如果从1929 年 1 月 10 日比利时人埃尔热连载《丁丁历险记》那一天算起，丁丁今年已经93岁了。

《丁丁历险记》时至今日的销售超过2亿册，在小朋友们的心中，丁丁似乎永远不老。我去过上海的tintin shop，人不多，但每个人都是丁丁的神情，对世界充满好奇，对人间充满温柔。
《丁丁历险记》和中国的渊源非常深，他的第一个中译版作者是大名鼎鼎的宋美龄。宋美龄以政府名义将此书指定为“优良儿童读物”，她也曾经发出邀请，希望埃尔热来中国看看，可惜最终未能成行。
宋美龄为什么对这本书如此有兴趣？

因为她所看到的一本，是其中一册《蓝莲花》——故事恰恰发生在中国上海。
《蓝莲花》讲的是前往上海的丁丁陷入一场谋杀，周旋于日本毒贩平野松成、租界总长道森和恶霸吉本斯之间，在中国朋友张、反鸦片兄弟会领导人王仁杰等人的帮助下，丁丁最终擒获了拉斯泰波波罗斯贩毒集团。
这个故事的厉害之处，在于里面许多故事情节都会让当时的上海人乃至中国人，会心一笑。
比如丁丁遇到的吉本斯是“美中钢铁公司”的董事，名片上的办公地址在外滩53号——实际上当时的外滩只到52号，这显然是作者故意开的玩笑。
顺便说一句，反而中文版的翻译有误，把“外滩”翻成了“沿江路”，译者对于上海大概不够熟悉。
丁丁在街上看到的寻人启事是倒着的，千万别以为这是埃尔热的错误，这是民国时期的中国风俗——启事倒贴，寓意祈求“人找到了”。
封面的蓝莲花是上海的一家鸦片馆，这大概是从1932年的电影《上海快车》里找到的灵感，电影里有一封神秘的电报，专门提到了“蓝莲花”。
《上海快车》中有一个很知名的中国演员黄柳霜，她扮演的角色叫“hu fei”。后来《A-Z》杂志给她拍的封面，感觉完全参照了《蓝莲花》的创意——
除此以外，《蓝莲花》里有大量的中国招牌。
中国标语。
上海特色的时髦橱窗。
我们不禁要问，从来没有去过中国的埃尔热，如何能这样了解中国？
是时候揭晓埃尔热背后的男人了。
1934年，这是《丁丁历险记》在比利时《小二十世纪报》连载的第5个年头，27岁的埃尔热在下集预告中说，丁丁宣布下一集要去远东的中国探险。
当时的中国，在包括埃尔热在内的欧洲人心目中是这样的：
“中国不过生活着一些似人非人的居民，他们长着蒙古褶的眼睛，凶残无比，吃燕窝，留辫子，将小孩子沉河……我受到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形象和记述的影响，那些东西侧重描写黄种人的凶残，这对我影响很大。
——埃尔热，引自努马•萨杜尔（Numa Sadoul），《丁丁与我》（Tintin et moi）
有一个人看到了埃尔热的预告，他隐隐产生了担忧，于是拜托比利时鲁汶大学中国学生的指导神父戈赛
（Pere Abbe Gosset）
给埃尔热写了一封信：

“如果您想采用西方人表现中国的传统路数：如果您想给他们添上一条清朝时期的辫子，一条代表奴性的辫子；如果您把他们刻画得狡诈和凶残；如果您要展现中国的酷刑，那您将残酷地伤害我的学生们。所以最好要谨慎一点，多了解情况。”
这个人，便是民国时期的风云人物陆征祥。

陆征祥是袁世凯政府的第一任外交总长，很多人在课本上知道他的名字，大约有二，一则是，他签订了《二十一条》；二则，是1919年率领中华民国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最后拒绝签字。

我们今天还一直挂在嘴边的一句名言也是陆征祥发明的：弱国无外交。
实际上，巴黎和会之后，陆征祥妻子去世，他辞去一切职务，并且最终参加了天主教本笃会，成为一名修士，1935年6月25日晋铎为神父。
陆征祥修士和戈赛神父为埃尔热推荐的人选是一位品学兼优的中国留学生，这个人便是27岁的张充仁。
图片来自《塑人塑己塑春秋——张充仁传》
张充仁，上海七宝人。父亲张少甫是一位雕刻花板师傅，他在四岁半时失去了母亲，父亲未再续弦，但难以照料两个孩子，张充仁便被送进土山湾孤儿院寄读。

1914年，7岁的张充仁就读于上海徐家汇天主教类思小学。他对于绘画的天赋渐渐显露，四年级年终考试，他的绘画成绩拿到全校第一名，奖品是画箱、画笔和颜料。结果在搬运奖品过程中，有人粗心的把写着他名字的字条贴在了第二名奖品上，阴差阳错张充仁变成了第二名，只拿到了一部《中华图画故事》。事后校长发觉，补赠一套兰香墨和铅笔，但这件事给少年张充仁留下了很深的阴影，很久之后他还不免耿耿于怀：
“此事好像在冥冥中启示我，虽然我是第一名，但得到的只能是第二名，而这样的事一直持续我的一生。”
张充仁家境贫寒，为了筹集去法国留学的学费，他曾经一筹莫展。机缘凑巧，郎静山请张充仁代为刊登一幅作品在他任职的《图画日报》，作者是褚民谊，他在得知张充仁的留学计划后，便推荐他申请“中比庚款助学金”——但申请者必须先到比利时，参加入学考试且成绩优良才能拿到奖学金。
1931年9月18日，张充仁如愿以偿前往欧洲，10月，他考进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油画高级班，两个月后考试排名第二，成功申请到了中比庚助学金（还真是千年老二）。
张充仁和陆征祥的结识，源自他的外曾祖父马相伯的推荐。每个复旦学生都会记得马相伯先生的名字，他是复旦的创始人之一。陆征祥对张充仁颇为照顾，张充仁在自传中多次提到陆征祥对他的教诲。
既然是陆征祥的指令，张充仁当然无不遵从。1934年5月1日张充仁的留学日记记载：“埃尔热为《二十世纪》报绘星期画报，欲取中国材料，索余帮助……余欲尽心而为。”
见到埃尔热，两个同龄的年轻人一见如故，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
张充仁送埃尔热一本《芥子园画谱》，建议他学习中国绘画线条。

埃尔热当时的太太乔曼妮•肯克也很喜欢张充仁，他们三个人留下了特别多的合影。

埃尔热将张充仁化身为故事中的一角，成为丁丁在中国的好友张。

张充仁是如何变成“中国张”的
实际上，《蓝莲花》之所以如此打动中国人，和张充仁参与创作有很大关系。墙上标语“打倒帝国主义”“三民主义是救中国”出自张充仁——

中国字招牌同样是张充仁写的——
他甚至在多处暗搓搓地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个招数像极了古代的画家们，仿佛是一个小小的游戏，让我们这些读者，有一种彩蛋般的惊喜——
更重要的是，埃尔热从张充仁那里，获得了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全新认识：

“在丁丁和张充仁的对话中，我发现了一种完全不了解的文明，同时我也意识到了一种责任。从这时候起，我开始査阅资料，开始关注丁丁要去的那些国家和当地的居民，这才对得起我的读者：这一切都是因为遇到了张充仁。因为他，我更加懂得友谊、诗歌、自然……这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小伙子……他让我发现和爱上了中国诗歌、中国文学：风骨，灵感之风，意象之骨。对我来说，这是一大启示。”
————埃尔热，引自努马•萨杜尔（Numa Sadoul），《丁丁与我》（Tintin et moi）
《蓝莲花》出版后，因为埃尔热和张充仁勇敢地把“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等标语画在了插画里，日本驻比利时大使馆通过比利时政府向报社施压，警告这部作品妨碍了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要求立即停止发表，并要求作者道歉，但报社顶住了巨大压力，继续连载，旨在“让全世界知道真正的中国。”
这也是《蓝莲花》的珍贵之处。
也不是没有遗憾。
1935年，张充仁毕业，他打算回国。埃尔热夫妇为他践行，他们拍下了那张经典的照片。两人约定，张充仁临别那天，在比京火车站再见。但埃尔热因事迟到，最终，火车开动，张充仁使劲挥舞着帽子，和月台上埃尔热夫妇作了潦草的道别。
他们以为总会再见，谁能想到这一别，便是47年。
他们曾经有过重逢的机会，宋美龄引进《蓝莲花》中文版，埃尔热本来有机会访华，谁知因为淞沪战事，两人始终缘悭一面。
他们想不到的是，两个人将各自遭遇命运的拷问。
首先是埃尔热。

1940年，纳粹德国占领比利时，埃尔热之前合作的杂志社被迫关闭，他为了生计，转向了另一家广受欢迎但是处于纳粹德国监管下的杂志社。这也为他日后的漫画事业带来一些争议。1944年比利时解放，杂志社被强行关闭，埃尔热以及杂志社的同事以合谋者罪名遭到起诉。随后的官方调查并没有起诉埃尔热，但是他仍受到大众的指责。
张充仁的生活一开始风平浪静。我从前翻《申报》，曾经无意中翻到张充仁归国的报道，第一反应想到钱锺书《围城》里方鸿渐的广告，当然，张充仁的水平可比方鸿渐高多了——
艺术家张充仁自1931年出国后，历法、比、英、荷、德、意诸邦美术中心，孜孜美术，于1932年荣获比京皇家美术院“人体解剖”、“透视”等六奖，三个第一，三个第二，艺坛引为美谈。比国各大日报皆以新闻刊登其事。1934年获比皇雕刻首奖及比京市政府泥塑创作金奖。
——1936年2月16日《申报》
三个第一，三个第二，看起来他的“第二名”魔咒已经被打破了嘛！
回国之后的张充仁留下了许多令人难忘的雕塑作品，我最喜欢的是马相伯，连衣服上的“寿”字也看得见：

图片来自《塑人塑己塑春秋——张充仁传》
他也给于右任蒋介石冯玉祥唐绍仪段祺瑞司徒雷登等名人塑过像，当然这就埋下了地雷：

冯玉祥。图片来自《塑人塑己塑春秋——张充仁传》
大家更为熟悉的是齐白石，齐爹爹非常满意，还给他题了字：
1949年，张充仁留在了上海，他充满热情地迎接新中国，真心实意。
12月24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拟在外滩黄浦公园矗立人民英雄纪念塔，应征的43件图样中，第一名华国英、戴念慈；第二名赵深、陈植、张充仁；第三名殷海云；第四名张充仁。后来，在浙江美院雕塑系主任刘开渠的推动下，华东地区美术工作者们也加入纪念塔图样遴选，于是重新比过，1951年3月27日公布了结果，浙江美院第三名，张充仁团队包揽了前两名。
不过，很快有来自杭州的“华东艺术群众”写了举报信，认为不应当让张充仁担当这一重要任务，理由之一是“群像中妇女在前，学生次之，工人居后”。张充仁一遍遍做解释，一次次作调整，他不知道，来自某方面的指示已下达到上海：
“资产阶级影响严重的张充仁所设计的图样是不妥当的。”
1946年12月摄于黄山艺苑（右起郑午昌、张充仁、张大千、吴湖帆、许士骐、汪亚尘、颜文樑）
1959年，为庆祝建国10周年，北京通知张充仁去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央大厅雕塑马恩列斯毛的浮雕头像，张充仁兴冲冲地前去完成这项伟大的任务，结果又有人观看后指出：“头像都朝右看，是否意味着革命领袖会越来越向右转？”
也是在这一年，张充仁应邀对北京的“十大建筑”提意见，他实话实说：“人民大会堂完全是苏式的，两百米长的屋顶一条直线，上面空荡荡什么也没有。我说最好上面摆几组雕塑，否则压不住。”这本来不过是一个建筑设计专业问题，结果有人立刻迎头痛击：“今天我们已经翻身当家作主，不再需要谁来压住了。”
“从此我再不说话了。”
他对弟子章济塘说。
他所剩下的，只有充仁画室了。
我特意去了一次充仁画室所在的合肥路。
天有点阴，是一场雨和另一场雨之间的间歇。门口的保安盯着我看了一眼，也许因为戴着口罩，我们两个看起来都有点慌张。来做啥的？他迟疑了一下，还是问了。
“我来看看张充仁旧居。”
“什么张？”
他似乎有点困惑：“这里是住家，没有博物馆。”
我把手机里存着的“张充仁旧居”的照片给他看，他恍然大悟。
“有的有的，在辣块。”他的神情瞬间柔和起来，但同时讲，“么啥好看的呀，就一块牌子，不好进去的。”
充仁画室每周正式上课时间为周二和周五，每次半天，出入门的学生在饭厅临摹先生从欧州带回来的素描画册，亭子间则是高级班画人体的教室。

陈耀王《塑人塑己塑春秋：张充仁传》里说，张充仁上课，认真仔细，甚至会从如何正确地削铅笔开始讲起。学生先练线条，要练到没有“火气”，才可以正式开始临摹阿尔芒•加什涅(Annand Cassagne)的系列铅笔画册。
这里的气氛有些不合时宜，章济塘回忆，他在学校学雷锋，回到充仁画室，“听到张先生彬彬有礼地称亭子间高级班二位中年女性学生‘吴太太’‘沈太太’，简直有种回到‘旧社会’的感觉。”
对于老师和学生来说，这里是最后的伊甸园。凌宏庆的父亲是吴江大学最后一任校长凌宪扬，凌被指控为“披着牧师外衣的美帝特务”，宏庆进充仁画室时，他的父亲刚去世不久，收这样的学生当然是要冒着风险的，但张充仁不在乎。

充仁画室还有前阵子沪上媒体争相报道过的宝庆路3号的“上海滩最后老克勒”徐元章，他是上海“颜料大王”周宗良的外孙。徐每天骑一辆破旧自行车飘然而至，同学们问他最近在画什么，他总是连连摇手“好久不画了，画不出了”，但他一身沾满油画颜料的衣裤分明告诉大家，他正在用功。
充仁画室的弟子中，既有收藏大家王季迁、水彩画家哈定，又有摄影家刘旭沧、简庆福，还有演员陈述、画家陈逸飞等，张充仁教授弟子，无论专业业余，都一视同仁。
张充仁1979年任上海画院油画雕塑创作系主任
大厦将倾，风雨欲来，又岂是一间充仁画室可以遮风挡雨的。

红卫兵开始上街“破四旧”时，张先生办了30年的充仁画室只能停办了。学生沈默最为忧心的，是张充仁解放前曾经雕过的那尊戎装骑在白马上的蒋介石像，这是张充仁抗战胜利后雕的。一开始，张充仁舍不得砸烂，把塑像一锯为二，上身归上身，白马归白马，沈默说，这样是过不了关的。
“一定要处理掉吗？”张先生以凝滞的眼光望着他的学生，沈默默默地点头。隔了一天，张先生讷讷地说：“处理掉了，处理掉了。”
文革中的张充仁
但他其实没有下得了狠心。很快，造反派上门抄家，把他回国时带回来的世界美术史和各种画册堆在合肥路充仁画室的院子里，付之一炬。然后，他们找到了那个被锯掉的半截蒋介石像，对张充仁说：“你窝藏蒋介石像，就是要复辟反攻倒算！”那一夜，24条包扎得整整齐齐的“大黄鱼”和40多条“小黄鱼”都被抄走，张先生一家6口都被赶到一间朝北的亭子间里居住，周围墙上，写上大幅标语“打倒现行反革命张充仁”。

李大钧先生曾经给我看过一份珍贵的材料，这是吴大羽写的一张纸条，纸条的背面写着：“纸条是我写的，吴大羽上午八时，写给张充仁看的。”落款时间1967年6月29日。
图片由李大钧先生提供，特此感谢。
大钧先生告诉我，根据当时上海油画雕塑室编辑的吴大羽反动言论材料里说，吴大羽和张充仁在劳动改造期间进行反革命串联，大约指的就是这件事。
张充仁当时的情况更为艰难，所以吴大羽把责任主动揽了过来。
看着这张纸条，我心痛难忍，哭得不能自制。
张充仁遭遇批判的时候，有一个人对他充满思念。
这便是远在欧洲的埃尔热。
1960年，在刚刚经历了个人的第一次婚姻崩溃之后，埃尔热创作了第二部中国题材的历险记《丁丁在西藏》，讲述丁丁在西藏雪山中，冒着生命危险，救出了失联许久的好友“中国张”。
两人再见的那一刻，连画外的读者们都热泪盈眶。
故事里的丁丁，虽然听到“张”的“噩耗”，却一直不愿意相信地执着寻找；故事外的埃尔热，同样没有放弃打听张充仁的消息。
1973年，他访问台湾时，和无数人打听，张充仁是否来台。很多人告诉他，张充仁大约已经死了，他不肯相信。
直到1975年，埃尔热才通过张在香港的学生找到了张充仁。当第一封信寄到合肥路时，张充仁愣住了。
亲爱的张：
何等的欢乐，我得能相隔这许多年之后，重新写上这样三个字：“我亲爱的张（my dear zhang）”。
你无法想象当我从居住在布鲁塞尔的魏那里获知你居住在上海，并且是位非常著名的雕塑家的消息时，我的心情是多么地激动！
……
埃尔热
埃尔热生命的最后岁月，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
和他的中国朋友张见面。
1981年，在经过了6年的艰苦外交谈判之后，张充仁总算获得了某种“恩准”前往比利时。
离开中国的行程凄风冷雨，在“文革”中饱受摧残的张充仁要去北京转机到布鲁塞尔。很难想象，在这场激动人心的见面旅途之中，张充仁最为担心的，是自己的全国粮票不够，也许没办法付北京旅馆的钱。北京机场上一老一少，冷冷清清，没有一人为他俩送行。
一降落布鲁塞尔，张充仁惊呆了。
接机大厅里挤满了人，每个人都为他而来。
他们等着见证同一件事：丁丁找到了他的中国张。
埃尔热一看到张充仁，就紧紧抱住了他，两个75岁的老人都像孩子一样地哭了，别时少年怒马，再见两鬓斑白，如何不感慨！
张充仁重访欧洲的三个月间，欧洲各国有关中国张的报道数量达到了七十多次，“张充仁热”席卷了整个欧洲。许多欧洲人特地赶来，只是为了亲眼看一眼“中国张”本人。
写给他的信像雪片一样飞来，一位比利时老人写道:
“我听收音机，一刻一刻地、一分一分地，听到你到达布鲁塞尔，听到你飞机门开启的声音，大家流着泪欢迎你……我也想去欢迎你，但我腰椎受伤，石膏封着，这不能阻止我写信欢迎你，希望能见你一面。”
一位妇女在信中激动地说:
“我五岁时就认识你，在《蓝莲花》里知道你，直到现在我还在学习你的为人。我的大喜事就是在布鲁塞尔机场看到你和埃尔热的拥抱。”
当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的工作人员听说张充仁在毕业时获得的亚尔培国王金奖勋章在“文革”中已经被抄走不知去向的时候，他们特意重新铸造了一枚，送给老人。
比利时的法语电视台“焦点”（Point Mire）节目，现场直播了张充仁与埃尔热重逢，他们还找来了当年介绍两人相识的戈赛神父，3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坐在一起相聚话当年，幕后却放着氧气瓶等急救设备。
一个月之后，戈赛神父去世了。
两年之后，埃尔热因白血病去世。张充仁访问欧洲的时候，埃尔热的白血病已经在折磨着他，张充仁抓紧时间为埃尔热雕塑了他的头像。
张充仁于1985年移居欧洲，他的作品蜚声国际，法国前总统密特朗邀请他为自己塑像，张充仁的手模同罗丹、毕加索并列保存在法国艺术收藏馆中。
张充仁为法国总统密特朗雕塑胸像
淮海中路复兴路街心花园中，有一座聂耳全身铜像，这并不是张充仁巅峰之作，却是他留给家乡的唯一城市雕像。

张充仁作品《起来》
但他没有忘记祖国，1987年大兴安岭森林火灾，1992年华东水灾，张充仁都在巴黎积极参与当地华人书画界的书画义卖救灾活动。
为邓公塑像
在接听电话时，他所说的第一句话永远是：
“我是中国雕塑家张充仁。"
张充仁80岁时在巴黎
1998年10月8日，张充仁逝世于巴黎，享年92岁。

离开充仁画室的时候，那个戴着口罩的保安问：“么啥好看吧，就一块牌子。”
过了五分钟，我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
1、张充仁《自述传记》，《张充仁艺术研究系列·文论 》
2、陈耀王，塑人塑己塑春秋：张充仁传，学林出版社，2013年6月
3、章济塘，冬日阁楼的阳光——忆充仁画室，档案春秋，2011年第12期
4、陈耀王、蔡胜平，张充仁与陆征祥的交往，世纪，2005年
5、永远的丁丁与昨日世界，盛开着永不凋谢～《蓝莲花》，知乎，https://zhuanlan.zhihu.com/p/76313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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