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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志武 | 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
✪ 陈笺 | 凤凰网香港號
马雪 |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
崔凡 |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文化纵横》微信:whzh_21bcr
【导读】今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已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也标志着中美关系再次遭遇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抛开意识形态纷争来看,这一重大变化对香港、中国和美国分别有哪些实际影响?香港将何去何从?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陈志武教授认为,美国取消香港特殊地位,对香港本地的经济影响非常有限。而香港最迫切的问题不是经济上的特殊待遇,而是政府在未来规划上如何回应年轻人的诉求,改变香港的社会结构,为草根提供上升通道。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马雪研究员分析了美国对香港特殊政策的由来和具体内容,认为美国取消香港特殊地位,对香港的国际地位不大可能造成直接冲击,但总的看金融影响大于贸易影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崔凡教授认为,作为中美博弈步步加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美国正式取消香港特殊待遇的举措,对于香港自由贸易港地位的实际影响已很有限,香港是否能维持有别于内地城市的自由贸易地位,未来将更多地取决于香港特区政府采取的政策。
为便于读者更为全面地审视这一重大变化,本文集合了多位学者观点,其中主文部分转自“凤凰网香港號”,延伸阅读部分分别摘自《世界知识》和“国际经贸在线”,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陈志武:特朗普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香港会被内地城市取代吗?

本文转自“凤凰网香港號”

采访人:凤凰网香港號陈笺
受访人:陈志武
美国取消香港特殊地位 对经济影响非常有限
问:陈教授您好!美国取消香港特殊地位,对香港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答:对香港的影响直接的会比较少一些,但是间接的有一些,我说的意思大家可能注意到了,美国政府现在是想把香港的特别关税的地位给取消掉。但是就关税本身对香港经济的影响,对于中国内地经济的影响应该不是很大。因为比如说去年2019年香港跟美国的贸易逆差大概是300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向香港出口的商品,比香港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多300亿美元左右,所以美国让香港卖到美国的商品关税即使有提升,对于香港经济本身没有太多的影响。香港本身制造业非常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特别关税区这个地位,香港一旦失去的话,对本地香港经济的影响非常有限。但是这次美国政府的政策调整最后落实的话,当然有很多细节现在还不是非常的明白,因为一些制裁或者说美国对香港政策的调整需要在今后很多个月很长时间里面,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推行一些细节。所以即使最后细节推出来的话,对香港对中国的影响更多的是长久的间接影响。
美国政策调整后,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还是香港的商界政界甚至于学界,都会把他们今后对待香港,看待香港的方方面面,都会有些调整。这些调整对于商界的投资、商业计划、商业规划等等一些行为,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换句话说,上周五美国政策决策主要带来的影响,是把香港更进一步地当成了中国的另一个城市,不是中国“一国两制”之下的一个特别的地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次美国政府的政策加快了,香港作为中国一个城市的变化的步骤。
香港一直在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
问:或许从独立关税区这点来说短期来看影响力不大。但是它的深远影响,我们也是不能忽视的。香港作为一国两制下的全球金融中心,它连续多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但是我们看到去年其实已经被新加坡赶超了。我们也看到有人认为,现在我们隔壁的深圳,经济总量也已经超过香港,所以对国家而言,香港的地位可能会被任何的一个城市上海、北京、深圳给取代,您觉得会被取代吗?
答:我觉得过去四十年,或者说更长一点的时间,自从1949年以来,香港对中国发挥的作用,不管是在金融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很多的功能角色,要被深圳、上海甚至被澳门取而代之,我觉得是有难度,挑战非常大的。现在香港的经济规模比深圳要小一点,香港有几百万人口,深圳常驻人口在两千多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深圳的人口是香港的三倍左右,那当然香港的经济体要比深圳小一些。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我们看待香港的作用,不能只是根据香港的经济规模来看,因为道理很简单,香港的价值不一定是它自己的GDP规模多大,而是在法治,在金融交易,也包括一些科技产品的进出口,香港一直在扮演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
简单说的话,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比如说我们都很知道,中国的体制跟美国和欧洲的体制是非常不一样的。为什么过去四十年,尽管中国和发达国家的体制有那么大的根本性的差别,但是照样也没有妨碍中国在过去四十年,非常快的速度对外开放,经济快速发展。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在所有其他的国家看来,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它不仅是一个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而且法治也是最中立。这样一来的话,香港一直起到了关键的缓冲地带的作用,这样的话让发达国家商界的人、政界的人、其他的群体,都不会直接的跟中国内地打交道,而是可以通过香港中介也好,缓冲地带,在法治方面还是在其他的方面,都可以让外面的投资者、外面的商人、外面的企业,通过和香港的企业打交道,都能够接受和中间接做投资、做生意这样一些安排。
说得比较具体一点的,像最近几个月,在香港明显的不管是私人银行,投资理财业,还有其他一些,他们签合约的时候,原来的时候契约里面协议里面说的很清楚,如果交易两方今后发生纠纷的话,他们可以在香港的法院去做诉讼,找到保护自己的权益的司法的解决方案。但是现在随着特别是外国商界、外国企业对于香港今后的法治中立性越来越担心,最近几个月开始出现他们签协议的时候,不管是投资协议还是理财协议,还是一些商贸协议,就开始选择在瑞士、在新加坡选择这些地方,做为他们协议如果发生纠纷的话,就到新加坡或者是瑞士,到其他的国家解决他们的纠纷,而不再选择通过香港。
因为比如说像2018年全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1200亿美元,但是2018年1200亿美元其中有70%都是经过香港。换句话说一旦“一国两制”在目前美国政策还有其他的一些变化,“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的话,香港在方方面面发挥的,在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缓冲、桥梁、中介作用就会越来越难继续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今后对中国吸收外资,中国跟其他的国家进行商业贸易还有其他的经济往来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办?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一旦没有了香港这个缓冲地带,中国直接跟发达国家打交道的话,这种体制的不协调性,或者体制的冲突会更加展现在人们面前。目前的话,这种体制不是那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有香港的缓冲作用。
保留“一国两制”是最最上策
问:刚才教授非常详尽的说明,香港有它不可取代的优越性“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的,在全球来说是首创的,而且在过往的一路走来,我们也看到它优越性的体现,无论对国家也好,或者国际上的经济往来也好。如果您的这些顾虑都存在,也已经是有些数字和案例可以证明。现在我们港币和美元还是联系汇率。怎么样才能保住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呢?
答:最好的办法是中国内地也进行一些改革,这样一来的话,中国很快的全方位的实现建立法治国家这样一个目标,如果能做到那一点的话,不管是香港上海还是深圳,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地位就可以比较全面实现。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国家这么大,历史那么悠久,要改变不是一夜半天就能够实现的。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保留“一国两制”是所有选择里面,最最上策。因为继续保留香港的法治,继续让香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去存在下去,运作下去,这对于整个全中国、大中华哪个社会都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当然我知道这么讲起来也是很抽象的。具体一点讲比如说,我知道过去一年有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话题就是围绕着香港的司法体系,其中包括有一些官方的电视台媒体介绍的,说香港的终审法院,总共有22位法官,其中有4位大法官是常任,有18位非常任大法官。18位非常任都是外籍的外国人,有美国的有英国的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甚至于法国德国的都有。以前的报道里就说,那香港的终审法院22位大法官其中有18位都是外国人,这怎么可以呢?当然有一个细节在以前的报道中被忽视掉了,因为那18位外籍大法官不同时参与审理任何一个案件,而是在一个具体案件里面,有5位大法官组成来审理,其中5位里面有4位是常任大法官,就是香港本地人,只有第五位是在其余的18位非常任大法官里选一位来参与。
我知道从我们中国人的角度来讲,可能觉得这是很难以接受的,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司法体系里面怎么可以有这么多外国大法官参与审理等等,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个必须要改变。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的话正因为每一个具体终审案件里面,有一位大法官是外籍人士,所以尽管这一位大法官不一定真正对最后的判决有那么大的影响,但是由此带来的效果,就使得其他国家商界的人士,甚至于政界的人士,更能够相信香港的司法体系在审案的时候,不管是按照国际惯例也好,还是按照一般的常识,还有其他的做人处事的规则,这些东西都可以发挥应该有的作用。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很多外籍人士包括国外的企业投资者,更相信香港的司法体系。
我在香港差不多四年了,我能感觉到香港确确实实有很多外国人住在这里。其实从很多的中国人看来的话,他们会觉得香港怎么会有这么多外国人,但是恰恰因为香港这个地方有那么多外国人也很喜欢住在这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于更长时间一直在这边生活,这样一来的话就使得香港作为一个在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桥梁作用,缓冲地带等等,就更能够有基础。换句话说这种缓冲地带,桥梁作用不是靠抽象和想象做到的,而是要有很多具体的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香港的审计公司里面、律师行里面,更不用说投行,甚至于香港的贸易公司里面,都有很多外国员工。包括香港大学里面不管是教授学生,来自于世界不同国家的人都不少的,正因为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各行各业里面既有中国人,又有不少的外国人,所以让香港能够起到上海深圳北京珠海等等没有哪个地方可以起到的作用,可以在香港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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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看到香港之所以在过去四十年,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那么大,背后是有很多具体的原因。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非常担心,美国上周宣布的取消香港特别关税地位等等这些政策出来以后,具体产生的经济影响是不是很大。直接的经济影响是不是很大这是一个方面,更大的方面是会有很多的人重新审视他们怎么样看待香港。外国人继续想留在香港生活,留在香港工作,这些都会带来影响。所以最终如果太多的人重新看待香港以后,即使中央想要改变对于香港的政策,到那个时候可能就已经太晚了。因为到那个时候香港成为另外一个中国的城市,可能已经是一个现实,那个时候再要调整政策,吸引一些外国人,甚至是外国大法官过来都可能会比较难。
香港人更希望的是更多的选择空间
问:刚才陈教授非常详尽地分析了,在中国的版图上有这样一个“一国两制“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这个地位是很可贵的。您从自己的观察和从经济数据上都可以看到。如果失去“一国两制”金融中心地位的话,一些国际的专业人才,他们会不选择在香港就业生活了,还有资金的外流,这对于国家来说影响可能都是很大的。现在逆全球化这样一个大趋势底下,美国提出这样一个做法,对香港长远影响一定有的。您觉得中央政府应该在经济政策上,如何协助香港,一起来守护“一国两制”的香港呢?
答:其实我觉得从中央的角度看,要改变以前的一些做法。以前每次香港有什么问题,首先想到的,甚至只能够想到的就是给香港一些经济上的支持,给香港一些经济上的好处。但是回过头来想想,从九十年代1997年以后到现在,一系列的所谓对香港的经济优惠政策,都只是帮助了香港非常成功的有钱的企业财团,对香港社会的老百姓直接的帮助甚至间接的帮助都不是太多。因为道理很简单,香港以前这么多年,都不存在就业的问题。大家可能不知道,香港每年现在都有几十万从菲律宾、印尼、孟加拉还有其他的国家,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请过来的,不管是做菲佣还是其他的私人司机等等,几十万人都来自其他的国家。
我们可能想到香港如果说香港每年让几十万其他国家的人,都到这里来工作的话,香港本身单纯就业的问题一直都没有。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央经济救助的政策到底帮了谁?比如说像最近几年,一直在讨论比较多的,香港、澳门、广东、珠三角、大湾区计划,如果我们去看一些数据,看一些细节,一些大湾区紧急项目到最后确确实实对于香港有钱人到内地做投资,到内地赚更多的钱,已经和以前的香港人来说确确实实有一些帮助,但对于大多数的香港老百姓来说,这些帮助跟他们没太多关系。
所以我觉得,首先要改变的一个思路,不要觉得香港一有问题,那肯定就是经济方面,只要经济上面给一些好处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而是回到更根本的就是,据我的了解,很多的香港人更希望要的是,给他们更多的自在自由选择的空间,而不是什么东西都受到更多的管制。所以留给香港人更多选择的空间,保留他们既往的,就像邓小平说的“马照跑舞照跳”。意思就是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至少有五十年香港人的生活不会受影响,他们以前怎么生活的,以前喜欢什么今后继续可以做,他们以前喜欢怎么样生活的,今后继续可以那样子生活。如果能做到那一点的话,即使没有直接的经济上的来自中央的这些帮助,香港不存在就业的问题,所以这个社会在七百万人口左右的情况下,可以生活得蛮好的,而且同时也可以起到继续对于中华民族复兴的更宏伟的目标,香港可以发挥过去四十年一直发挥的桥梁作用和缓冲作用。
关注年轻人诉求 改变草根上升通道
问:教授您已经说到,香港的地位是不可取代,而且香港的优势也是不容忽视的,但是最关键的一点,一个城市的未来取决于年轻人,年轻人看到前景,这个城市才会有活力,你觉得香港年轻人发展融入大湾区是不是一个选择?
答:因为现在还没有很多具体的内容推出来,有一些具体的想法我觉得还是蛮好的,关键的一点就给予香港的年轻人提供更多上升的空间,因为就像我在一些文章里面也谈到了,香港过去这些年,确确实实社会流动性太差了。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家出生,草根背景的年轻人的话,那你可能上升几乎没有任何的可能性,跟国内和美国很不一样的。如果在草根出身、还是贵族富二代出身,不管你是什么背景出身的,照样可以有非常可观的上升概率。上升的通道对于他们也开放的话,肯定是对于香港社会长久的稳定和繁荣会非常重要。所以也许大湾区规划能够更重点的关注到年轻人的诉求,他们创业发财致富的诉求的话,那么改变香港的社会结构,改变草根上升通道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 延伸阅读之一 ——

马雪:美国取消香港特殊地位影响几何?

本文摘自《世界知识》2020年第12期

作者:马雪
根据1992年《美国香港政策法》,对香港与中国大陆的待遇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
第一,视香港为单独关税区。美国给予香港最惠国待遇,承认香港签发的制成品原产地证书,视其为不同于中国大陆的原产地。在中美贸易战中,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部分产品征收高关税,香港未受影响。
第二,美国与香港直接谈判签订双边经济协议,双边投资条约及知识产权框架等。美国对中国实施敏感技术出口管制,但香港只要能够保护技术不被不当使用或出口,就可以使用美国多边出口控制协调委员会列管的敏感技术。美国对香港赴美投资也未像大陆对美投资那般严格审查。
第三,美国允许美元与港币自由兑换,不设上限,鼓励美企在港经营。香港金管局可利用联邦汇率维持美元兑港元汇率。
第四,美国认可香港发出的护照及旅行证件,两者施行旅行免签。
第五,美国承认香港注册的船只和飞机,并直接与香港达成航空运输协议;承认香港颁发给香港航空公司的许可证;认可香港签发给美国航空承运人的特定服务证书。
第六,美国赋予香港富布莱特计划(一项由美国政府资助的国际教育交流计划)正式伙伴的单独地位,寻求扩大与香港在文化、教育、科学和学术研究方面的交流。
美国取消香港特殊待遇的具体政策还没有出台,今后可能包括:
对从香港进口的产品征收高关税。此前中美贸易战中,双方互相加征关税,但美国对从香港进口的产品仍按照世贸组织协定,征收平均大约为3.5%的最惠国关税,香港也一直对美国给予最惠国待遇,对从美国进口的产品征收零关税。如果美国取消给予香港不同于中国大陆的待遇,则原产于香港出口到美国的大部分产品有可能被额外征收7.5%到25%的高关税。
对香港进行敏感技术出口管制。美国将限制对香港公司出售敏感技术。来自美国的知识密集型产品只占香港总进口的约5%,但限制香港公司采购敏感产品将削弱香港相对中国大陆的优势。取消旅游免签。美国或将对香港实施签证限制,严苛投资审查。美国对大陆赴美投资严苛审查,特别是对关键技术、敏感数据行业、敏感区域房地产投资等受到限制。香港赴美投资或也将受到更严格审查。
美国取消香港特殊待遇,将触碰监管合作和法律合作等复杂问题。很多美港之间的协议都可能要重新审视。例如航空服务协议、双边税收信息交换协定(FACTA跨政府协议)、双边刑事司法协助协定等。美国是否会取消这些协议还要做进一步观察。此外,特朗普虽然以行政令方式取消香港特殊地位,却是在国会压力下的行动。2019年,参众两院广泛支持并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特朗普随即签署。该法律要求美国政府每年审查香港自治情况。因此其政府今后或难对此次行动进行改变。
美国取消香港特殊地位,对香港的国际地位不大可能造成直接冲击,但总的看金融影响大于贸易影响。就贸易而言,世界贸易组织仍视香港为单独关税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视香港为单独经济实体。由于中国大陆经过香港的转口贸易的份额一直在稳步下降,美国的相关举措尚不会影响中国进出口的关税水平。但香港原本拥有复杂的金融通道,美国此举或使其金融融资渠道受限。一方面,大量大陆企业通过香港投融资,美国取消香港特殊地位将导致香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能力下降。现有超过1300家美国公司在香港营运,不少美企已在计划削减对港投资,这将削弱香港获得国际竞争力公司的生产力红利。另一方面,人民币多通过香港处理跨境外汇交易。在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系统处理的跨境外汇交易中,人民币占比1.95%。若剔除香港,人民币在跨境外汇交易中将仅占0.53%,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产生不利影响。
—— 延伸阅读之二 ——

崔凡:美国取消对香港的差别待遇的影响有多大?

本文摘自“国际经贸在线”

作者:崔凡
香港的单独关税区地位
香港的单独关税区地位首先是由《基本法》等中国法律规定,经中央政府认可的。按照世界海关组织《京都公约》的定义,一个关税领土指的是一国《海关法》全面实施的领域。根据《基本法》,中国的《海关法》在香港地区不适用,香港适用其单独的海关法规,中央政府认可香港单独关税区地位。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26条,单独关税区可以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在1947年关贸总协定文本中为“缔约方”)。1986年4月23日,中英双方联合宣布香港成为关贸总协定单独的缔约方。从此以后,中国中央政府一直对香港单独参与多边贸易体系事务表示认可。中国香港在1995年1月1日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创始成员。香港参加了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也参加了世贸组织所有的多边谈判,是所有多边贸易协定的成员,也是《政府采购协定》和《信息技术产品协议》的成员。香港与所有世贸组织成员之间相互具有协定义务。
美国对香港的贸易与关税待遇
从上面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香港的单独关税区地位和世贸组织成员地位并不是美国给予的。如果美国不愿意给予香港相应的待遇,在世贸组织中应该援引“互不适用”条款来处理,但这一援引应该在对方成为创始成员或者加入时进行,而不是在之后进行。按照世贸组织协议,美国应该遵守其与中国香港在多边贸易体系中的所有协定义务。
条约应该遵守,不过,美国存在一个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关系的问题。国际条约在美国国内有时候可以直接纳入适用,有时候需要间接转化适用,这是一个复杂的法律问题,我们在这里不赘述。美国的《乌拉圭回合协议法》(URAA)非常明确地界定了世贸组织法与国内法的关系。《乌拉圭回合协议法》(URAA)第102(a)条明确规定,WTO协议如果与美国的任何法律不一致,则其不产生效力。这里的美国任何法律包括已有的法律和之后生效的法律。
《1992年美国香港政策法》是美国处理与香港事务的一个法律。根据这一法律,无论中国是否成为特定国际条约的缔约方,美国尊重香港的单独关税区地位和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后为世贸组织成员)地位。美国继续给予香港最惠国待遇地位,承认香港的原产地证书,视其为不同于中国大陆的原产地。据此,历史上,在《多种纤维协定》中,美国进口的原产于香港的纺织品与服装有不同于原产于中国大陆的国别配额。2019年10月15日美国通过的涉港法案要求,国务卿每年向国会提交报告,评估香港是否足够自治,以决定其是否继续根据《1992年美国香港政策法》享有不同于中国大陆的特殊待遇。5月28日美国国务卿向国会提交报告,认为香港已经没有足够自治。
5月29日特朗普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表示:“I am directing my administration to begin the process of eliminating policy exemptions that give Hong Kong different and special treatment,”即“我正在指示行政部门开始取消给予香港差别与特殊待遇的政策豁免的程序。”这里的“差别与特殊待遇”指的是与中国大陆不同的待遇,而非世贸组织中给予发展中经济体的“特殊与差别待遇”(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 S&DT)
在关税、反补贴等贸易事务上,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给过中国大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但美国曾经给予香港普遍优惠制待遇,这是一种给予发展中经济体的特殊与差别待遇,不过对于这一待遇,早在1989年1月1日香港即被宣告“毕业”不再给予。因此,按照世贸组织协定,美国给予中国和中国香港的待遇都是最惠国待遇,是一视同仁的。虽然是两个不同的关税区,原产于中国大陆的产品和原产于香港的产品在美国进口时的最惠国关税是一样的。
美国关税政策变更的影响
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目前对中国征收了违反世贸组织协定义务的高关税,但对于从香港进口的产品仍然按照世贸组织协定征收平均大约为3.5%的最惠国关税,相应地,香港也一直对美国给予最惠国待遇,对从美国进口的产品征收零关税。如果美国取消给予香港不同于中国大陆的待遇,则原产于香港出口到美国的大部分产品有可能被额外征收7.5%到25%的高关税。
从香港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如果原产于中国大陆,并且是在征税清单内的产品,已经被征收了高关税;如果原产于中国大陆和香港以外的地区,则不会被征税;这两部分都不受这次政策变化的影响。原则上说,只有原产于香港的港产品受这次政策变化的影响。而按照香港的统计,2018年或者2019年,港产品出口到美国的规模每年都只有36.5亿港币左右的规模,换算成美元大体是4.7亿美元,考虑到有一部分产品不在加税清单上,受影响的货物大概也就是3.2亿美元左右(未考虑不同税号产品的分布,仅按平均分布计算)。
不过,单纯依靠香港的统计可能会低估这一政策变化的影响程度。加征关税是由美国加征,我们需要看看美方的统计口径。按照美国际贸易委员会的统计,无论是狭义进口(进口后在美国使用和消费,不完全等同于联合国专门贸易统计口径)还是广义进口(所有进口产品,基本等同于联合国总贸易统计口径),无论采用包含进口费用但不包括进口税的CIF价格计算还是使用海关完税价格计算,美国从香港进口的规模在2019年都是在47亿美元左右,各种口径和计价方式差别不大。那么在加税清单上受影响的货值可能是32亿美元左右,是按照香港统计口径的10倍。美国在统计进口的时候,如果原产于中国的货物贴有made in China标签,持有中国原产地证,即使是经过香港转口,也是被视为从中国进口的产品的,可能已经受到了加税的影响。美国统计的从香港进口的产品,理论上讲就是被美国视为原产于香港的,这一规模十倍于香港统计部门统计的港产品出口到美国的规模。无论如何,这一部分产品涉及到香港的贸易利益,其中也有一部分涉及到中国大陆的生产与贸易利益但在此之前没有被加征关税。虽然这一规模十倍于香港政府统计的港产品出口规模,但相对于目前大约3700亿美元原产于中国大陆的受影响的产品来说,其规模1%都不到。
另一方面,美国对香港也有大量出口,而且是顺差。美国统计的对港出口和顺差,按照不同口径计算,数据差别非常大。按照总贸易广义口径计算,2019年美国向香港出口了308亿美元的产品,有大约260亿美元顺差,在美国所有贸易伙伴中,香港是第一大顺差来源地。如果按照狭义口径计算,2019年美国向香港出口了大约165亿美元产品,顺差约为118亿美元,是美国的第四大顺差来源地。而按照香港的统计,香港从美国进口的货物一年大约是将近300亿美元。
因此,如果香港对美进行反制,美国产品受影响的范围要更大一些。但是,香港做为一个长期零关税(四种应课税品除外)的自由贸易港,采用加征关税的方式来反制似乎是得不偿失的,因为这可能影响香港作为一个自由贸易港的地位和人们对它的信心。可以说,香港作为自由贸易港的地位,香港特区政府采取的政策比美国采取的政策的影响肯定要更大一些。
美国对香港其他政策变化的影响
虽然目前美国的具体政策还没有出台,对从香港进口的产品征收高关税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从贸易的角度看,美国可能的另一个政策变化是出口管制。美国出口管制国家分类表中,中国香港被分在B组,中国被分在D组。B组是较少限制的国家与地区,D组是美国认为对其国家安全有潜在危险的国家和地区。因此,对于有些出口到中国大陆需要申领出口许可证的军民两用物品,如果出口到香港地区可以不用申领许可证或者直接豁免。取消给香港的差别待遇后,出口到香港也会面临和出口到中国大陆同样的出口管制。美国实施这一政策变化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是,由于美国近年来实际上已经大大加强了对香港的出口管制,特别是今年4月27日以来,美国商务部已经出台了出口管制修正案,因此,进一步取消香港和大陆不同的待遇,其实际效果已经比较有限了。
香港可能受影响的其他方面可能和单独关税区的地位问题没有太大关系了。但是,如果美国认为香港已经没有高度自治了,不愿意给予香港和大陆不同的待遇,甚至不认可香港作为签约主体的地位,那么很多美港之间的协议都可能要重新审视。例如香港和美国之间的航空服务协议、双边税收信息交换协定(FACTA跨政府协议)、双边刑事司法协助协定等。美国是否会要取消这些协议还要进一步观察,毕竟这对美国利益的损害可能不亚于对香港的损害。如果这些双边协议被一一取消,美国在香港的领事事务是否会受到影响,这也是一个问题。不过,由于外交事务属于中央政府管辖的事务,美国在香港设立领事机构的协议是中国中央政府和美国政府在1997年签订的,其有效性应该由双方的中央和联邦层面政府协商。
除此之外,社会上也有讨论美国的举措对在港中资金融机构使用SWIFT系统的影响,对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的影响等。到目前为止,除了有美国加强中国赴美上市企业信息披露监管的措施之外,我们还没有看到其他的金融政策动向信息。香港作为世界金融中心,金融领域的措施对其可能有较大的影响,对此我们缺乏研究,希望看到其他专业人士的分析。不过,从原则上来说,香港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受香港特区和中国大陆自身的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能还是更大一些。我们希望香港特区能够冷静面对当前的形势,坚持维护贸易自由、投资自由、汇兑自由、信息流动自由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尽早度过难关,恢复经济增长。
—  2020年6月新刊目录  —
特稿
01.战国与希腊:中西方文明根性之比较
潘 岳
封面选题:病毒的全球时刻
02.全球化为什么不可逆——探索新冠病毒危机后的世界
朱云汉
03.疫情加速第四波全球化
张蕴岭
04.疫情危机与世界秩序重构
冯绍雷
05.全球化迭代演进:走向多样化世界
王湘穗
06.病毒时刻:无处幸免和苦难之问
赵汀阳
专题:摆脱贫困
07.脱贫攻坚:后革命时代的另类革命实践
李小云、杨程雪
08.精准扶贫如何改变乡村治理结构
王晓毅
09.中国减贫:从地方性实践到全球性意义
徐 进、李琳一
中国发展模式再讨论
10.竞合模式:高铁技术创新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马 莹、甄志宏
历史观
11.革命者人格与胜利的哲学——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
汪 晖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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