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背景：截止2020年6月，已经有三名“银杏伙伴”被指控性骚扰及性侵，他们分别是：刘猛（“一天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刘国强（平安星减防灾教育中心）及于刘韬（新南社会发展中心）。
值得关注的是，刘韬被控诉性侵是在银杏基金会建立反性骚扰机制之后，这使得银杏基金会、银杏伙伴的公信力被质疑。
“银杏伙伴”意味着什么
“银杏伙伴”项目是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的明星项目，想要加入并不简单，需要通过繁杂的流程，而成为“银杏伙伴”后能够得到：
  • 资金支持 : 连获3年、每年10万人民币的资金，用于个人生活及事业发展；
  • 学习提升 : 至少1次海外交流学习、以及参与相关培训或会议的机会；
  • 同伴支持 : 每年2次的伙伴集体活动；
  • 公共传播 : 有针对性的资源推介及媒体宣传。
自2010年起，银杏伙伴项目资助了137名公益人士。对公益事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官网翻阅名单，不难在里面发现几张自己熟悉的面孔。这137名公益人士都是国内有名有姓有公信力的公益人，其中也包括致力于推动“性和性别”公益事业的。
总而言之，“银杏伙伴”不仅是公益行业含金量颇高的称号，还能得到实实在在的资金、人脉和媒体支持。
137位经过重重甄选、得到银杏基金会背书且有名有姓的公益人，应当是公益行业内最有公信力的一群人。然而，这里面竟有多达3人被公开指控性骚扰及性侵。
三名被公开指控性侵/性骚扰的“银杏伙伴”，其中刘猛案一审已被法庭认定性骚扰。左：刘猛，中：刘韬，右：刘国强
这里无法查证三刘彼此是否认识，也不了解其在银杏伙伴社群内部有无交流，然而三刘在性骚扰/性侵对象的选择上表现出十足的默契：
  • 刘猛选择的性骚扰对象为“一天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他是“一天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创办人，当时的身份是“一天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理事长。
  • 刘国强选择的性骚扰对象为工作伙伴，他是平安星减防灾教育中心的创始人。
  • 刘韬选择的性骚扰/性侵对象，其中之一是新南夜校的学员，而他本人是新南夜校的创始人及讲师。
他们都借助公益机构“创始人”的光环，利用工作场所创造的便利，选择了在工作上处于权力下游的受害人——简直是教科书般诠释了职权骚扰和性骚扰。
想要了解详情的朋友，可以自行搜索一下资料：新闻《女子诉明星社工刘猛性骚扰案一审：认定性骚扰》、公众号“自绝于江湖”所发布的《刘国强性骚扰事件当事人自述》、网易云电台“不合时宜weirdo”频道的第18期节目《过了6年，我终于说出这个秘密》（内容为刘韬一案受害人的自述）。
希望阅读到这里的朋友能去看看这些资料。受害人本来都怀抱着理想和热情，想要为社会贡献力量，才进入公益行业，谁知道这些公益机构的所谓“灵魂”和“领军人物”会如此龌龊，肆无忌惮地利用手上的权力去骚扰和侵害她们，毫无公义可言。
资深公益人士为何选出了性侵者/性骚扰者？
“银杏伙伴”是关系密切的半公开社群，是因为ta并不是由本人自主申请，而是必须由有一定影响力且深入了解本人的社会人士推荐。
要成为“银杏伙伴”，至少经过三个主体的背书：推荐人、对其进行面谈的专家、银杏基金会。通过这三关后，银杏伙伴在三年资助期结束后，依然可以“银杏伙伴”自称，也能持续参与银杏社群活动。
这意味着，从推荐人推荐开始，到每年 2 次的伙伴集体活动，都在打造一个关系密切的社群。而在一个关系密切的社群里，每一个人的工作和言行无疑都在彼此影响，进而影响整个社群的内在文化和氛围。
这三个被公开指控性骚扰/性侵的“银杏伙伴”接连被曝光出来后，不禁令人沉思：
  • 三刘的推荐人是否了解他们平日的所作所为？
  • ta们以什么样的标准去衡量被推荐人的“道德品质”？（注：官网上对推荐人的要求包括：对被推荐人的道德品质、能力和潜力有较深入的了解）
  • 银杏基金会的两次考察和一次专家面谈有否听取其机构员工、学员及合作伙伴的声音？
  • 在成为银杏伙伴后，银杏伙伴社群内部有这么多集体活动和交流，银杏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及其他银杏伙伴对其所作所为到底是一无所知，还是知情包庇？
至今，许多关键信息我们依然一无所知。
银杏基金会的消极回应
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在三刘事件接连爆发后，银杏基金会对三刘的消极处理。
在《银杏基金会、银杏伙伴委员会关于2011届银杏伙伴刘猛被控性侵/性骚扰一事的声明》中，银杏基金会对刘猛的处理是：
在司法机关审理期间，暂停刘猛使用“银杏伙伴”称号和参加银杏伙伴社群活动的权利。此后，刘猛被法院判决存在性骚扰行为，须向当事人道歉。银杏基金会也没有进一步的处理和信息公开。
其后一天，在《银杏基金会、银杏伙伴委员会关于刘国强被指性骚扰事件的说明》中，对刘国强的处理是：
接受并执行刘国强退出社群、不再使用银杏伙伴称号的决定……撤下刘国强在银杏基金会网站的个人信息。
（注：刘国强拒绝承认性骚扰，其后宣布决定退出银杏伙伴社群，而银杏基金会及银杏伙伴委员会所做的处理是“接受”其行为。）
而在最近的刘韬一案中，银杏基金会给出的解决方案不仅依然是熟悉的调调，还达到了新的不作为巅峰：
2020年6月8日，银杏基金会声明：
对此事进行调查，在此期间，暂停刘韬使用银杏伙伴称号和参加银杏伙伴社群活动的权利。
6月19日，银杏基金会再次发布声明，称：
刘韬不再使用银杏伙伴称号，不再参加银杏伙伴社群活动，也不再使用银杏基金会的资助款项。针对刘韬的投诉案件，银杏基金会已无继续处理的法律基础。据此，银杏基金会就针对刘韬的全部投诉案件作结案处理。
知情人士近日公开的“内幕”也让人震惊。
银杏基金会收到的针对刘韬性骚扰及性侵的实名投诉并不是1个人，而是多至4人。这里所说的实名投诉，是交身份证这种程度的实名。4名受害人向银杏基金会提出一个明确的诉求：请银杏向社会公布收到投诉的情况，考虑是让更多受害人看到知道自己不孤独，也令社会大众知道这场指控来自复数受害人。
然而，这个诉求被银杏基金会拒绝，当时的理由是“为了不影响调查过程”。
时间到了6月19日，银杏基金会单方面宣布结案，依然没有回应这个诉求，既没有公布对刘韬的性骚扰/性侵投诉有多至4人的实名投诉，也没有公布当时所承诺的“调查结果”。
引用知情人的原话：
4个实名投诉人，苦苦哀求了一周发布一个事实性信息，无法做到。而刘韬11点提出（退出银杏伙伴并退还资助款），晚上10点就发出了公告，还不到12个小时。
银杏基金会的消极回应令人心寒，也忽视了自身作为公益机构应承担的责任。在此，请银杏基金会重新回应受害人，积极解决问题，而不是以单方面宣布所谓“结案”来逃避。
编辑｜ 妇女佐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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