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扬 | “中国电影”：“中国”在“电影”中的文化身份？

编者按：本文系张志扬先生2014年11月8-10日于上海大学“中国电影的前提、现状与问题”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感谢志扬先生授权“古典学研究”公号网络推送。

周玉峰先生书

引言

一、哲学事件一则

某年某月某日某地，中国学术界纪念五四九十周年，有台湾、香港学者参加，也有在国外教学研究的学者、华裔学者参加。一位在法国、瑞士从事哲学研究的华裔学者谈到中国学者参加国际哲学会议提出“中国哲学”概念时深感惊讶地说：“这种国际哲学会议大家都知道，哲学就是哲学，前面带上‘国籍’的哲学，还叫什么哲学啊！”吃中饭时，我私下客气地对这位女士说：

据我所知，法国哲学界长期挣扎在德国哲学的阴影之下，19世纪是康德、黑格尔的观念哲学，20世纪又是胡塞尔的意识哲学与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法国哲学家几乎调动起全部法国文化来抗衡德国哲学的确定性，好不容易形成法国哲学自己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直到“后现代”还延续着举世瞩目的“德法之争”。试想一想，能够把哲学前面的“国籍”拿掉谈笛卡尔、康德以来的法国哲学和德国哲学吗？至于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哲学的国际差别就更不用说了。

当然，西方人会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比如你熟悉的德里达在这一点上倒很赞同海德格尔：“哲学在其特有的形式上是专属希腊的。其他民族会有智慧，但不会有‘哲学’，即不会有如此‘爱智慧’的方式。”反正，特殊的也好，普遍的也好，都归西方所有，都是西方的专利。人类的智慧在转变为“爱欲”的方式即转变为“获取力量与利益”这一点上，西方人倒是一以贯之的。

（按：前一段是当面说出来的，后一段出于礼貌留在口边了。）

诸位，请允许我将它作为引言，引进“中国电影的前提”中来。在“中国电影”问题上，你们是电影专门家自然侧重谈“电影”，我是外行只能侧重谈“中国”。抱歉，我说的是“侧重”，丝毫没有把“中国电影”拆开来讲的意思。事实上，“中国电影”拆不拆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电影”中的“中国”，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是“主述者”，还是“聆听者”或“跟随者”？也就是说，“中国”在“中国电影”中除了政治身份有没有自己的文化身份？说得再确切点，苏联东欧解体，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终结”的大潮铺天盖地，“中国”在“电影”中究竟获得了什么样的“文化身份”呢？

按照哲学事件，答案未必乐观。所以，我的侧重点还要低，恐怕只能侧重到获得中国文化身份的“前提条件”上，而且，还不知道我能不能说得清楚。

二、人类学文本一则

恕我再做一个引证，为了引申出我的问题。

美国犹太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在《甜蜜的悲哀——西方宇宙观与本土人类学》一书中直接指出了“西方本土人类学”：

甲、西方的文化自觉作为一种整体的系统就在技术的基础上或至少是在功能适应技术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这确实是一种本土人类学。这种人类学从工业资本主义和启蒙哲学把人的肉体需求看成是“唯一激发人的勤奋的东西”（洛克），看成是我们的生产、我们的社会能力以及我们的现实经验感的源泉时起，就一直发挥着支配性的作用。

乙、“遵照自己的文化理论，中国人则总是要使技术与文明、基础与上层结构分离开来”，可用“中体西用”表示“中国文化，西方技术”的关系，为了“以体制用”。

丙、“西方结构功能论”似乎代表了一种更有趣的人类学（按：试【似？】应译“更有利的”，意即“西方本土人类学”是“以用代体”。）。”[1]

上述引文原本一段。为了突出萨林斯的思维逻辑，我按其“句号”断开分成三段，并以“甲”（西方本土人类学）、“乙”（中国本土人类学）、“丙”（比较优劣）序号之。萨林斯说的是什么意思？

“甲”强调，这确实是一种本土人类学，特征：西方的文化自觉作为一种整体的系统就在技术的基础上或至少是在功能适应技术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着重号部分显然是萨林斯强调又强调的“西方文化自觉为整体系统”与“技术”或“功能适应技术”之非同一般的关系。什么关系呢？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动力”、“源泉”。而且还进一步强调这种西方本土人类学从工业资本主义和启蒙哲学把人的肉体需求看成是‘唯一激发人的勤奋的东西’（洛克），看成是我们的生产、我们的社会能力以及我们的现实经验感的源泉时起，就一直发挥着支配性的作用。

没有比这说得更清楚的了：“西方本土人类学”属于“结构功能论”甚至“生物本能决定论”（萨林斯认可西方自己命名），“肉体需求”是唯一激发人勤奋的原动力、“功能-技术-功利”是西方文化自觉的生命线，它们构成“我们的生产、我们的社会能力以及我们的现实经验感的源泉和基础”。

“乙”萨林斯既然注意到中国是“中体西用”，即基础与上层结构分离开来，[2] 为了“以体制用”。“丙”他显然还意识到西方本土人类学“更为有利”，因为都融为“资本”运作，而“资本”则是“手段王国”的“国王”。那么，两相比较，我把“西方本土人类学”叫做“以用代体”的功能性功利性技术文明，不过是萨林斯命题陈述的同义反复，一点没有误解它们。

马歇尔·萨林斯（1930-）

萨林斯所有这些论述和论断，我都赞同：特别是他身居美国却没有像东方人那样迷恋美国或西方的“普世价值”、“普世性”；他用人类学眼光惯常关注一种文化或文明与其“土地与血”的渊源关系，故以“本土人类学”命名之。

在接触萨林斯之前，我早就用“文化种性”关注同样的问题，不过，结论却与萨林斯完全不同。不是过去的结论不同，中国被西方打败了，这是事实。我的不同在将来维度上，萨林斯的结论就显得“为时过早”了，而且他还染上了资本“永久乐观”的毛病（日裔美国人弗朗西斯·福山的结论几近谄媚：“历史终结”了，即人类“历史”发展到“美式资本主义的自由精神”就“终结”了，像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走到“普鲁士王国”就终结了一样）。差别的关键在于，萨林斯根本不意识西方本土人类学“结构功能论”甚至“生物本能决定论”之“以用代体”的来龙去脉，特别不意识它的核心要害所向何为！

作为美国人萨林斯，是可以理解的；

但作为犹太人萨林斯，就不可理解了。

引申

从“引言”暂可“引申”两个相关问题：

一、哲学事件一则：东方人以“西方‘东方学’之‘东方’”自居为何习以为常？

二、人类学文本一例：西方本土人类学“以用代体”要把世界带向何方？

前者关涉“做人的本位”（“体”），后者关涉“做事的原则”（“用”）。

做电影是“做事”，当然关系“做事的原则”；事是人做的，更关系“做人的本位”，“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所以，清理“人”和“事”，是清理“做电影人”和“做电影事”的前提——要不要“体用之分、义利之辨”？——大概不算“无谓之举”。

一、东方人以“西方东方学之东方”自居为何习以为常？

“本土人类学”按其定义离不开它所在的“土地与血”。四大原生文化埃及、西亚、印度、中国，莫不如此。次生文明希腊、罗马也同样如此。[3]没有任何民族可以自居为没有“本土性”的普世民族——正如没有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民族自居为“世界性”，而非西方民族则为“本土性”。它们以此眼光制造了“西方中心论”，把非西方的东方民族一概视之为“西方‘东方学’之‘东方’”的边缘地位。不幸的是，一百多年来，东方人被迫接受了这种边缘地位。

什么是“西方‘东方学’之‘东方’”？今天东方的大部分知识分子，虽然身在本土，也不一定是主体东方人。因为“他”所受的西方教育，相信西方文明代表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进步性”，深陷“凡西方皆真理”的“普世意识形态”之中，致使“他”不仅离开了西方“概念”、“范畴”、“逻辑”等“思维方式”几乎不能感觉、思维与表达，而且还无意识地深陷“中心/边缘”的定位模式形成人格乃至心理倾斜。其结果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即用“西方的本土形而上学”既掩盖了“西方的本土人类学”，也掩盖了“东方的本土人类学”。用葛兰西的话翻译，“他”已成为“殖民人”，即习惯把西方思想当作“启蒙”自己而自以为“自觉意识”运用的“西方‘东方学’之‘东方人’”。这就是我把西方“启蒙主义”看作“殖民主义”的根本原因。所谓西方对东方的“启蒙”，不是尊重东方本土文化沿着自身的脉络发展，而是强制地把它转变到臣服并尾随西方文明的思想政治轨道上去。其中尤以两类人特出：一类人虽受西方影响，却立根本土事业，在变化中探寻本土事业的命脉而迷途问津，或许他们积重难返，但也只有他们有可能最终找到回归本土归根复命的道路；另一类人则站在西方立场上只知道拿西方的标尺批判剪裁中国的一切，还心悦而诚服地规训国人：“牺牲与臣服乃是文明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甚至，为了像西方人那样文明宁可“再殖民三百年”也在所不惜！

西方摄影师镜头下的中国

本文除参照西方“神义论—人义论—物义论”的下行路线，主要以此两类人作为反省本土文化之现实根据。

如何走出“西方‘东方学’之‘东方人’”而回复本土东方人自身？关键是要透彻看清“西方本土文明”之历史轮回所显现的实质、核心与要害。

“西方本土文明”主要由两个互为表里的部分构成：“西方本土形而上学”（表）与“西方本土人类学”（里）。前者关涉西方人的“精神”本质，后者关涉西方人的“欲望”本质，二者居何关系？其他皆衍生其中。由于西方分类学专业化技术化的需要，这样一个互为表里的西方本土文明结构长期被掩盖着甚至被“双重遮蔽”着。

因此，首先必须打破对西方“真理”的迷信，揭穿“凡西方皆真理”的意识形态虚假，还原它不过是“地中海区域希腊罗马本土人类学”之表现——其三大要素如下：

（1）消弭苦难并在抗神中“化悲痛为力量”而转变成“悲剧精神”、“自我意识”及其“强力意志”——尼采宣扬为“主人道德”。注意：希腊民主制是建立在“内部奴隶制”和“外部殖民地”之上的。今天西方皆然。

（2）“知识即德性”中，“善”成为“真”所规定的“德性”而“功能化、功利化”，排除了“智慧知识”而偏向“智能知识”地单向度发展，致使“功能性”取代“实体性”成为“以用代体”的“结构功能论”，甚至“生物本能决定论”。

（3）最后归结为“自然法”或“自然正当”，即“优胜劣汰”，亦即“剥夺者被剥夺”的“丛林法则”。

以上属古希腊“自然理性”、“自然正当”，亦叫“自然之光”。这“自然之光”一度湮灭，即随着“雅典帝国”与“罗马帝国”的灭亡而湮灭，在基督教中世纪，历时近1500年。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17世纪英国工业革命、18世纪启蒙运动，逐渐复活了古希腊“自然理性”，使其亚里士多德开启的“物理学之后”[4]，被后来的西方“哲学形而上学”即“本体论同一”构造成“普遍真理”，从而把希腊的“自然之光”描述成“双重遮蔽”的“白色神话”：既遮蔽“本体论同一”之先天裂隙，又把这“遮蔽”遮蔽起来。只有少数具有临界思想的哲学家意识到或半意识到这种“双重遮蔽”，遂有一系列否定命题：“形而上学是一个堆满头盖骨的战场”（黑格尔）、“把特殊的东西说成是普遍的东西，窃真理之名；再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统治的东西，获权力之实”（马克思）、“柏拉图主义是颠倒的虚无主义”（尼采）、“形而上学史是遗忘存在的历史”（海德格尔）。

中国部分学者始终看不穿其中的“机关”与“算计”，以致今天还在相信西方的“普世价值”，即把一个地中海区域的“本土形而上学”当做全世界的“普世真理”。更有甚者，把一个地中海希腊罗马民族的“本土尺度”当成全人类各民族的“普世尺度”任意裁剪自己民族的历史与现实。且以“人性”、“民主、自由、平等”为例。

按照我清扫“西方形而上学马厩”四十年的经验，几乎所有“西方本土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和范畴都只能当做“空集”看待。如西方本土形而上学之“本体”皆如此，已如前述。[5]

再如“人”，只能看做带着自身界限的“空集”（界限外以否定形式区别于“神”和“物”，界限内以其形式指引达于具体人）。如果人们还是为方便要用“人”，不能因为它是“实体”、“名词”或代替名词实体的“代词”，而是“可能性”（亚里士多德用语），或“形式指引”（德国哲学用语），或“索引词”（英美分析哲学用语），或方便携带的“空集”（法国哲学用语）。也就是说，哲学史上少数临界思想家一直都没有忘记限制“形而上学妄想症”。连形而上学的始作俑者亚里士多德都没有后来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走得那么远。“实体与偶性”不必说了。且拿他的“可能与现实”这对基本范畴来说，按其“可能性”，人人应该成其为“人”：“人人都生而知之地聪明”、“人人具有神性”、“人人皆可富甲天下”、“人人生而自由平等民主”，等等，好话可以说尽。但一转到“现实性”，保证人聪明才智的两大条件“财产与时间”便成为独木桥，远不是人人可以通过的。注意，他不是忘了老师柏拉图的“金银铁铜”，而是他早已准备着“现实性”的“算计”。于是，人的差异性、等级性立刻显示出来。从亚里士多德的“狡黠理性”可以看出西方理性的“自然算计”。其“自然之光”的“双重遮蔽”掩盖其上。

插语

想了想，还是得把一个明白如晦暗的事实点穿！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行文中的“人”，除了我上面明白说出的“界限”、“可能性”及其“形式指引”外，还有一个在当时谁都知道谁都不言而喻的事实，那就是，这个“人”至少不包括“奴隶”。换句话说，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意识中，压根儿就没有把“奴隶”当“人”看。这绝对不是一个无关痛痒的消极事实，而是关系“城邦与人”的自然法基础。它其实就是“人”内在隐含的界限，除了外在的界限不是“神”、不是“物”外，还有一个内在隐含的界限，即不是“奴隶”。后来的人阅读这些早期的文字时，只有极少数人能读进如此机关深谙其中的算计，尼采就是，他能读出“主人道德”与“奴隶道德”之分，特别把后者叫做“惰性物质”。[6]此外，绝大部分人只会按自我的情境“移情”于“人”中，全然不分青红皂白的。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说的与“先验”相匹配的“经验”，岂能是村夫俗子的经验？尼采说的能够在“虚无”中“塞入-取出”重估价值之尺度的“超人”，明言“专属西方少数人所有”，岂是非西方人染指得了的。纳粹屠杀犹太人时，根本没有把犹太人当人看。欧洲人跑到美洲屠杀印第安人时，也没有把印第安人当人看。“非西方即非我族类”，使西方人杀起非西方人来才心安理得、一点无损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标志性口号。直到现在，还有“明星哲学家”在陈述美国侵入伊拉克搜索一处“大规模杀伤武器”不得又搜索另一处仍不得时，把它解释为

拉康

式的“剩余快感”！这就是“西方中心论”。要知道西方“常青树”教育中那些你读起来好得不得了文字，特别是经典，都有其内外的门槛，它会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读法的。（中国元典皆然。）我之所以用“明白如晦暗”描述西方的某些文字，也是谨守老子“知其白守其黑”的教诲，还有“黑格尔胡话”一类反讽的提醒：“纯粹的光明如同纯粹的黑暗什么也看不见”。换句话说，你要有穿透它翻转它的本领！没有，对不起，那你就一百年一百年地跟随“西化”吧——“

阿基里斯

永远追不上龟”！

回到正文中来。可见，上述限定词就是强调，空集“人”，必须“指引”到、“索引”到具体人如中国人“张三李四”，才能从“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否则，等于“空话”，等于“幻影”、“幽灵”。

另如“民主”、“自由”、“平等”亦皆为“形式指引”或“索引词”，必须索引到具体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范畴中的具体“民主”、“自由”、“平等”。人们动不动就说“人生而自由”（这句话的“界限”无非是说“人生来不是奴隶”），却根本忘记或根本不懂：紧接着的下半句话“但无不在其枷锁中”。卢梭一生做人为学之思想其实就套在“下半句话”中。那种离开“资本”谈“民主”的“空头支票”，不是无知，就是自欺欺人。

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思想，只能作为东方思想的“参照”，绝不能拿来作为剪裁东方现实的“尺度”。东方的政治家，哲学家，思想家，评论家（如电影评论家、文学评论家、绘画评论家），一个最重要的职能，就是清点西方思想中意识形态基本范畴的空洞性、虚假性或二重性，让东方人逐渐清醒过来，以便各复其位、各是其是，以复兴民族文化之本位为宗旨。

二、西方本土人类学“以用代体”要把世界带向何方？

承接前述希腊文明三要素，西方文明还加入了“第四要素”：

（甲）西亚犹太“一神教”经罗马“基督教”变形传至西方中世纪一千多年，使西方人深陷基督教教会式“原罪-人性恶”之中。

（乙）直到17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真正开启资本主义的世界行程，西方人的“原罪”式“人性恶”才找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既获得抗神的力量自信，又实现人性的肉欲快感。

（丙）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以致推向全世界把人类带入“功能实体化”的“生物本能决定论”——“个人单子化—欲望动力化—效应功利化”——直至走向彻底物化为“科学主义物义论”之“机器人”时代。

【评注】

关于（甲），萨林斯引证了许多西方人的著作以表达西方人对《创世记》“原罪”说的“怨恨”。仅摘两段作为代表：

“人”的第一项图谋是偷食“知识果”犯下“原罪”，一方面像神一样地造人，另一方面又“在‘神的至善与人的巨恶’之间打开了令人悲伤的地狱。”（4）

“人”的第二项图谋是企图“像神一样活着”，为此必须君临变乱之上，让“社会之间的关系以误解和争斗的巴别塔为标志。”（6）

（两段“评注”省略）

“希腊技术功能理性”与“基督教原罪人欲”结合起来构成西方“本土人类学”与“本土形而上学”互为表里的“西方资本主义”之核心要害。掩盖这个真相，根本无法认识“西方本土文明”。

比如，犹太人萨林斯在《甜蜜的悲哀》中就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他直接把《托拉·创世记》中的“原罪”解释成基督教教会式的“原罪-人性恶”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以说明西方“本土人类学”之“结构功能论”与“生物本能决定论”。完全抽掉了“希腊自然理性三元素”之根本与“中世纪基督教”之转换。这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尤其违背了犹太民族的“神性”本位即“以体制用”的本土人类学。

被驱逐的犹太人

犹太人深谙“资本”的“梦幻本质”，但它从来没有接受资本主义式的“启蒙主义”，从而把犹太民族的“耶和华”及其“神性”提升的“特选民族”之“体”启蒙掉，相反总是在此“体”下制约“资本”（由此引申的其他问题，本文存而不论）。此其一。其二，整个欧洲乃至西方的民主进程是以“驱赶屠杀犹太人”相伴随的，[7]它深受西方“自然正当”之“强力意志”的征服所害，根本不会把本民族的《托拉》“创世记”与西方的“结构功能论”与“生物本能决定论”结合起来作为“西方本土人类学”看待。犹太人萨林斯之所以犯了这个根本不该犯的错误，其原因之一就在于知识化技术化地相信了西方人的“解释学”解读了《托拉·创世记》的“原罪”说。我一向认为犹太人是中国人的一面镜子，不管是正面还是反面。因而本文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多加指证。

《甜蜜的悲哀》“一、引论：罪恶之花”（4-7）

萨林斯借助保罗·利科《恶的解释学》对《旧约·创世记》“原罪”的解释，把人性概括为“痛苦”、“死亡”、“有限性”。（4）

亚当在原罪前是智慧的，其知识表现在对万物清醒的命名分类上。（6）为何吃了知识树上的苹果就犯下原罪而堕落为有限性呢？（4）

【评注】

“原罪”究竟指什么？“人”第一次违背“神”的意志？做了叫你不该做的事情，偷吃了“知识树”上的果实吗？这“知识树”又叫“知善恶树”，亚当、夏娃吃了后之所以非赶出伊甸园不可，赶出了还要把“生命树”用火封存起来，怕“人”再偷食了，那样，又知善恶又长生不死，“人”和“神”就没有差别了。所以，“人”被赶出伊甸园的真实原因历来被讨论着。

插语

我要特别强调指出，《托拉·创世记》中的“人”，按照本土人类学要求，仅指西亚两河流域中的闪族人。后来经过基督教传入罗马帝国再传入西方占住整整中世纪被教会统治定性为“人性恶”的西方人，所以，西方人也包括进这个“人”中。仅此而已。与印度人、中国人等东方人，毫无关系。中国有中国的“创世记”，与犹太人的《创世记》原则不同。我在别的场合另有描述。所以，笼统地把它普遍化，多半是人们翻译中的马虎，另一半则是西方宗教神学、哲学、政治哲学等意识形态需要。下面为方便行文，不再处处标示“人”的限度，但这里的强调仍是贯彻始终的。

“原罪”究竟是指吃“知善恶果”，还是指“偷吃”的“偷”违抗了指令？

我们无法猜测“耶和华”的意志，但可以从西方人整个的人生行为这一现象来“现象显示”即“还原追问“原罪”之“原”。由果而因地回溯性理解即“还原解释学”的理解成为必须。当然，还原到什么程度是一回事，必须还原则是另一回事。由不得现代人按“读者中心之接受解释学”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的。

人吃了“知识树”上的果实即“知善恶果”，照说是应该懂得了善恶的，但为什么迄今的西方人知识很发达而善恶却长期分辨不清呢？

插语

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具体说从柏拉图开始，知识是以加速度发展而道德不但停滞不前甚至有下滑趋势，为什么？西方道德学对此长期不得其解。其实很简单，揭开遮蔽即是，西方人走的是“功能代德性”即“以用代体”的功利道路。有一个现象可资佐证：从神议论中走出的文艺复兴人，其人格要崇高得多，因为他们是以神作为对手锻造自己品格的。而西方人一旦下滑到今天纯粹功利技术欲望的“色情体”时，这个以美国为代表的“新型”西方人其实已无德性可言，“个人主义—工具主义—自由主义”新三位一体，“功利最大边际效应”就是一切：“结构功能论-生物本能决定论”啊。只有这样的“单子化个人”才成为科学主义物义论“机器人”的直接准备。

事实上，亚当在伊甸园没吃果实之前，已经非常有知识了，能够分辨万物为万物命名。他们无需懂得善恶，因为还根本用不上善恶知识。连赤身露体的夏娃在旁边都不知道性需要的亚当，两人有什么伦理善恶可言？吃穿不愁，又不生孩子，又没有第三者嫉妒纷争，只需要按照万物的物性分别管理就行了。所以，亚当夏娃有知识，无善恶，也无需把知识当善恶。托尔斯泰据此写了《三隐士》反讽西方基督教用知识衡量善恶的教义。

亚当、夏娃偷吃禁果

一旦吃了呢？不在于违抗指令的形式方面，须知形式方面是必须指引到实质的，实质就是亚当、夏娃这两个造物的“人性”在吃了“知善恶果”后才能显示出来：首先是两人有性要求，能生孩子，“第三者”出现了，即“多”出现了。随之而来的食物需求量大了，随之而来的嫉妒纷争也出现了。伊甸园还容得下它们吗？违抗神不在于刚开始的那一个“偷”字，而是由之而造成的无穷后果，“偷”是因其后果才呈现其为“偷”的。此其一。

其二，亚当夏娃，先在是知识性的，吃了知善恶果，放逐出伊甸园，经罗马基督教向西行，其西方“继子”的“灵魂转向”开始反向，即，不是人的灵魂转向善恶，而是把善恶转向人的知识并固置为“智能”。于是它们把“善恶”变成“功利的最大效应”了。如此改变善恶的“智慧属性”而趋向“功利性智能”，才是西方“继子”的“原罪”之原——“橘逾淮而北为枳”。

插语

柏拉图在《理想国》六七两章中借苏格拉底之口专门讲到三喻——“日喻”、“线喻”、“洞喻”。在“日喻”中讲到“灵魂转向”。意即，人太聪明太有能力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善事则是另一回事。其中关键就在于教育中能否发生灵魂转向，即从黑暗转向光明，转向至善，“太阳是至善的儿子”。否则，能力越强做坏事越恶（按：“智力犯罪”是其典型表现）。在“线喻”中，讲到“可见世界”与“可知世界”的区分，而“可知世界”又分两层，下层是智能性的，以“几何学”为代表；上层是智慧性的，它仰望神的智慧。人们似乎只对“洞喻”感兴趣，其中的故事多。可我认为，最具决定性的是“日喻”与“线喻”。它决定着西方人的命运。

把“太阳”与“至善”联系起来就是一个典型的“中期希腊”即今天人们叫做“古希腊”的雅典时期伯利克里时代的信号。它掩盖了“早期希腊”太阳神阿波罗发端于哈德斯“冥府”旁的“夜宫”之行程起讫的黑暗之地，凸显太阳神战车飞向苍穹之顶的威武雄壮。与之伴随的人性方式，也从沉思冥想的内在修为（正心诚意）转变为柏拉图式的喋喋不休论辩。这有当时考古发现的巴门尼德斯墓碑为证。[8]真实的巴门尼德与柏拉图的“巴门尼德”判若两人。“自然之光”的“双重遮蔽”，由此肇始。

“灵魂转向”了“功能性善”，奠定了“知识即德性”—“知识即力量”—“知识即功利”的走向。也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希腊人在“线喻”中停滞于“智能”层；对“斯芬克斯之谜”则只看重两脚立地的中年人凸显欲望力量，而根本忽略“智慧”的习得与指引。

日喻、线喻、洞喻

其三，最后就是“个体化”、“欲望化”乃至“身体色情化”，即性欲独立于生殖成为单子化个人的自我欲望满足。与此相对应的知识也单向度地偏狭为智能性、技术性知识，将善或德性知识、神性知识一概排除在外。正是这一点才构成“原罪”，并表现为“知识有限性”。（6-7）

在此背景上，作为“继子”的西方人，对基督教的惩罚——“痛苦”、“死亡”、“有限性”——采取了抗拒性态度（注意，犹太人是“嫡子”，无论怎样受难都不会背叛耶和华的）：

一、“痛苦”——用悲剧精神化悲痛为力量，走上彻底与神对抗的强力意志道路；

二、“死亡”——单子化为宇宙论-物义论的基本粒子，即用“物质不灭”取代人类的“绝对死亡”；

三、“有限性”——追求智能知识无限性，弥补欲望无限性造成的“快乐即死亡”。

然而，“人算”不如“神算”：反向加强以对抗神的诅咒，恰恰落入了神的诅咒之中。

文化在历史中不可避免地混杂与融合。“西方文化”自诩“希腊是我们欧洲人的精神家园”，而事实上，四大原生文化中的基本元素，如“一神”（叙利亚神系）、“几何学”（埃及尼罗河流域）、“自然数”（西亚两河流域）、“语言文字”（印欧语系）、“二进制”（中国文化）等，都被他们吸取了并构成了所谓“西方文化”的文化“内核”——功能性功利性应用。即便如此，所有这些文化源流的吸收交融，都被现代西方人遮蔽了、掩盖了。

萨林斯只抓住利科《恶的解释学》中对《圣经》“创世记”中记载“原罪”的发生而放逐“人类”这一神话故事：利科是出于“神话解释学”的需要，萨林斯则是出于“本土人类学”的需要，两者都把希腊“诸神谱系”及其第一次启蒙转化，悬置了起来。而且，还没有意识这种悬置会带来自己无法自圆其说的漏洞。

如果“叙利亚神系”中的犹太教“一神”可用来作为古希腊源头开端的“西方文化”的“本土人类学”宇宙观，这就造成两个方面的混淆：

一方面叙利亚区域“诸神谱系”不独“犹太教一神”，还有其他的“阿拉伯神谱”，而且“伊斯兰教一神”和“犹太教一神”是同源的，他们为什么没有发展成今天西方的宇宙观与人性观？或者说，为什么不能把整个西亚地区也划入“西方的宇宙观和本土人类学”？

另一方面，由此表明，只有“犹太教一神”的“创世记”，还不足以说明“西方宇宙观和本土人类学”，还必须把“古希腊地域的本土人类学”之基本特征作为基底才能结合“基督教一神”（按：不等于“犹太教一神”）解释清楚发展成今天的“西方宇宙观与本土人类学”。

这不能不说是萨林斯论述中的一个严重理论错误，甚至本土人类学混淆。

关于（乙），萨林斯用整整一章“‘需求’概念的人类学分析”来描述“原罪-人性恶”到“《创世记》经济学”的笛卡尔式翻转：[9]

里奥内·罗宾逊（1952）说得非常直接：我们被放逐出天堂。我们既无不朽的生命，也不存在无限的满足手段。用以满足重要程度不同的目标之手段的缺乏，几乎成为人类行为无所不在限制条件。于是，经济科学的总体要旨，正在与研究人类对于手段的不足而采取的行动方式。（9）

萨林斯接着说：如果说资产阶级社会把利己的个人从基督教伦理的牢房中解救出来，如果说资本主义社会允许人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毫不羞愧地标榜自己，如果说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宣扬个人罪恶即是公共利益巧妙地实现了社会正义，那么，迄今为止西方世界的人性观就尚未发生过根本的变化。现代经济人依然是亚当。（9）

于是，西方人从自己欲望的奴隶性中获得了自由，曾预示人类注定要毁灭的人之贪欲，现在成了暂时获得拯救的前提。长期看来，本土的西方人类学会成为罪恶升华试验的延伸。（12）

终归，上帝是仁慈的，他为我们提供了经济学这门知识，在亚当·斯密时代，人的不幸已转变为实证科学。首先就是经济学。（8）

经济学：探明人如何充分利用我们永恒的不足、如何从那些总是无法满足我们需求的手段中获得最大程度的满足。自由意志由此诞生，资产阶级化不过是其中的延伸。这就是《创世记》的经济学。（9）

关于（丙），已经超出了萨林斯的视野。也由于本文所限，我只能作如此概述：

西方形而上学所谓“本体论同一”像“通天塔”屡建屡塌，导致虚无主义与形而上学两极摇摆。这个可见的消极方面伪装着另一个可见的积极方面，那就是累积下来了“技术-功利-力量”的实体化，即“以用代体”成为主导西方走向“科学主义”的“机器人”时代。

坦率地说，我对人类能否驾驭科学技术，即在“机器人”到来之前摆正“体用之分、义利之辨”的人本正位，持悲观态度。关键在于，人对科学技术导致的苦难甚至毁灭性灾难是否惊醒到非智能的智慧高度。而西方的智能所偏执的“科学”（科学主义之科学），就像一条自己咬着自己尾巴的“埃舍尔蛇”，根本无能做到——西途穷矣！且以捷克人艾萨克·阿西莫夫“机器人三定律”为例：

1、机器人不得伤害人，也不得见人受到伤害袖手旁观；

2、机器人应服从人的一切命令，但不能违反第一戒律；

3、机器人应该保护自身的安全，但不得违法第一第二戒律。

其实，这“三大定律（或戒律）”深藏于西方思想史中。我们甚至可以设想，起初神也是这样对自己的造物人定下同样的“戒律”，现在照搬过来人对自己的造物机器人如法炮制。结果，神不是无形神，[10]而是被降解为穿着民族服饰的民族神，并把民族意志混同于民族神而“一神”化，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自然诸神不和。现在，同样的戒律重复发生在机器人对人的关系上。因为三大戒律的逻辑缺陷在于，人自身的分裂，因而毁坏并推翻人的界限，即人自己推翻人规定的第一定律，为机器人独立决断埋下伏笔。结局是毁灭性的，就像人杀死上帝，机器人也会杀死人。

机器人设计图

科学如此决定人类命运，“谁来反省科学？”人类不能只是消极地承受西方道路带来的风险，必须让“神性”与“德性”联手起来驾驭“物性”：重建“神-人-物”的制衡关系：

既使敬神以节制人的僭越，又使驭物以抵制人的物化，使“人”允执厥中而扣两端（“神”-“物”）地成“中和”之势。
……

结语

做语言哲学的人，常用一个例子：

“这花是红的”——事实描述句

“这花是好的”——价值判断句

恳请大家，在“这花是红的”事实描述句的意义上，理解我的文字。我本心也是如此。与“大而伯之”的西方“智能”不同，中国文化的“智慧”是“大而化之”。我希望“遇强制强，大化无极，以致中和”地吸收西方文明精华，即便科学技术，只要不强力意志功利主义，走允厥执中的人本之路，仍是必须用得的。

话虽如此，我却深感问题的艰难。“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魔”是对“道”自身定力的更高提炼。“以体制用”科学技术，谈何容易。“大而化之”仍是一种向往，一个必须闯过的难关。然而对我而言，除了这个问题方向是确定的，我不再有更多的发言资格了。唯一可安慰的一句话是“问题的新提法已经把问题的解决包含着”。

天道不辜，诚命必厚。

墨哲兰

2014年10月29日海甸岛

注释

[1] 马歇尔·萨林斯，《甜蜜的悲哀——西方宇宙观与本土人类学》，北京三联书店，2000，第131-132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页码。[2] 萨林斯熟悉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第一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本来这里不应该回避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最后一个人本主义”（“西马”用语，类似尼采哲学是西方“最后一个形而上学”）所遭遇的界面：“人本主义/科学主义”。因时间所限而放弃。谨在此点明：“生产力”三要素“劳动者、生产工具、生产原料”已经命中预设了“劳动者的《圣经》”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转变。黑格尔辩证法扬弃不掉人的“抛出”而陷入非人属之“反讽”。证明马克思主义终究是西方思想走向“以用代体”之科学主义的最后一个环节。此外，它之所以能为中国文化所用（不是“体”而是“用”）有多种原因，其最重要的原因仍是弥补中国文化之“用”中“破物取力”技术的缺乏。有关这方面的详述是作者《文革书》的“四批判”之一。

[3] “文明”乃“文化”中的技术指数，仅“用”而已。西方“文明”颠覆“文化”造成“本末倒置”的灾难后果是很久很久以后才显现出来的“斯芬克斯之谜”。俄狄浦斯以为说出“人”就猜到谜底杀死斯芬克斯，其实这仅仅是“斯芬克斯之谜”兑现的开始。那个老年作为“第三只腿”的“拐杖”不是“用”而是“体”即引导人成其为人的“智慧”，按苏格拉底教诲，它是必须从“人的苦难”和“神的智慧”中习得的。俄狄浦斯狂妄无知，只好承受神的诅咒惩罚，累及子孙后代、殃及人类。

[4] 意即“自然学后的存在者之存在”。讲的是“第一实体的功能性与目的性”，属宇宙论物义论。“第一推动的不动者”全然是功能性神，所以犹太人有“亚里士多德的上帝与亚伯拉罕的上帝何干”之划断。日本、中国翻译成“形而上学”实属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误解。

[5] 或参阅拙着《形而上学的巴比伦塔》下篇“重审形而上学的语言之维”（1992）、《西学中的夜行——隐匿在开端中的裂隙》（2010）、《偶在伦谱系——西方哲学史的阴影之谷》（2010）。

[6] 老师，您手边有尼采的《朝霞》（田立年译，华东师大，2007）吗？他在206节中，提到了“不可能的阶级”、“人的不可能性”，明言中国人作为“工作蚂蚁”应该在欧洲的蜂巢中工作。

[7] 转引自雅克·朗西埃，《民主之恨》。Verso出版，2009。

[8] 参阅彼特·金斯利，《智慧的暗处—— 一个被遗忘的西方文明之源》，梁永安译，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9] 所谓“笛卡尔式翻转”，指“怀疑一切”到最后不怀疑“怀疑”本身。西方“原罪式人性恶”的人性到“资本主义”中成为一切动力之源，美妙无比，恶魔变天使。当真？

[10] “无形神”并非我的生造，古已有之。中国文化的源头“道”：“无形者，形之君也；无端者，事之本也”。迈蒙尼德《迷途指津》中也认为“无形高于有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