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路口大爷
前天，在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檀香山，一场长达7小时的中美会谈在低调举行。新华社消息，当地时间6月16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应约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夏威夷举行对话。双方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与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双方充分阐明了各自的立场，认为这是一次建设性的对话。双方同意采取行动，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将继续保持接触和沟通。
消息不多，但此次夏威夷会谈还是很受关注，两国已经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几乎没有高层外交。新冠病毒爆发以来，中美双边关系持续紧张，在香港、台湾等重大敏感问题上也摩擦不断。在外界看来，这场近期双方最高层级的会晤至少是一次为局势降温的努力。智谷此前就说过，中美是当今国际秩序中不可或缺的支柱，国际关系中的博弈、制衡和合作都是以中美关系为政策之锚，眼下中美之锚上下波动，极不稳定。全球秩序正在重塑，不幸的是，各种势力和力量在重新寻求均衡的过程中，混乱是相伴而生的。我们看到了一道道令人不安的“墙”，正在世界各地筑起。甚至也能真切感受到，国与国、族群和族群之间的隔膜更厚了。见证一个对抗性时代并不是平头百姓的荣幸，而是在重大决策上、财富保卫上、甚至是人身安全上的更大挑战。在以美国为主导的体系中，战略关系的突出特色是基于价值观、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在以中国为主导的体系中，推行的是不以意识形态为前提的商业关系和开放市场模式。当时以美苏为中心的东西阵营是制度对立、平行发展，地缘政治的分界线相当清晰，站队要旗帜鲜明，两大集团在政治制度上对峙、经济相互封锁、军事激烈对抗。中国不具备当时苏联作为超级大国的全球实力，至少在经济方面，都不像苏联一样做到阵营内部都把同一种货币（卢布）作为记账单位。更重要的是，全球化的深化，高水平的专业分工，国际权力的分散，地区性力量的增长……这些因素都使得全球网络变得更加密集、多维度、多层次，不会轻易因为两大国的对抗而拆伙、站队。从美国断供华为、到中概股不安地从美国股市撤出，从抖音的海外版Tik Tok被审查、到快手的海外版Zynn被谷歌下架，不管是战略、商业还是技术，两国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过去给人以信心的压舱石——两国经贸关系，不再是确定性十足的因素。从2018年到2019年，美国从中国的制造业进口下降了17％，总计下降了约900亿美元。同期，美国从亚洲其他低成本国家的制造业进口增加了310亿美元，从墨西哥的制造业进口也增加了130亿美元。美国的商业咨询公司FTI Consulting在5月12日至14日对1012名成年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约40％的美国人表示他们不会从中国购买产品。美国人强烈希望将更多的制造业产品从其他国家带到美国，他们更多地关注供应链，有78％的人表示，如果制造产品的公司将制造业务移出中国，他们愿意为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即便企业的决策层不会只单一考虑政治因素和一个简单的民调，但拥护“普世价值观”的美国公众内部确实已广泛存在“务实的民粹主义”。据Pingwest报道，字节跳动正在逐步收紧中国员工访问海外产品和服务的数据权限，在中国业务和海外业务之间进行对抗的技术切割。与此同时，又能看到体系内部的成员国左右为难，被迫开展更加困难的平衡外交。特朗普要拉拢俄罗斯、韩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参加对抗中国，将G7扩大成G11。韩国喜忧参半，一边是终于能有话语权的开心，一边又怕中国不高兴，扭扭捏捏最终才答应下来，但这就威胁了日本作为东亚唯一G7成员的优势地位，打破势力平衡，日本就连连表示好困惑。俄罗斯说，如果G7峰会的范畴扩大，那么也应该邀请中国参加，如果没有中国参与，这样的会议形式就缺乏全球意义。而且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欧洲问题专家德罗兹迪克还披露，默克尔在和马克龙视频通话时曾说过，“我不想和那个人呆在同一间屋子里”。在产业链“去中国化”浪潮中，“去美国化”也在西方企业中同时进行。《经济学人》称，对华为的出口禁令，可能导致半导体产业去美国化。半导体产业是全球化最彻底的产业，美国也很难约束整个产业，毕竟对于企业来说，比起意识形态的对抗，中国庞大的市场更加诱人。“首先，华为的手机和基站是由代工厂商来组装的，台积电为华为制造的芯片正是发送给这些厂商而不是华为来完成组装。成品通常直接发给华为的客户。华为无需在任何节点触及被列入黑名单的芯片。这也许能让华为摆脱麻烦。更重要的是，价值4120亿美元的半导体产业已高度全球化，即使美国的司法长臂也鞭长莫及。新出口管制也许更有可能导致美国芯片制造业的一部分撤离本土。”也就是说，在美国海外建设一个非美系设备生产线，甚至把专利转移到海外，以规避美国司法长臂管辖。现在全球前12大半导体公司只有1/5的厂房设在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这场技术之争的真正赢家可能不是中美，而是第三方——亚洲或欧洲国家。这些国家将从研发撤离美国中受益，也将从中国买家那里获得更多销售收入。芯片设备制造商KLA的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那里有一块主要的制造业务。但在5月5日的业绩电话会议上，KLA首席执行官Rick Wallace将KLA在新加坡和以色列的制造设施描述为“我们在寻找、考虑最佳选址时的一个筹码和一个选项”。我们所看到的三个世界也不再是以冷战下意识形态的区别而划分。从经济角度上讲，三个世界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还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第二世界：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印度等具有相当地区影响力的国家。而一些夹缝于大国竞争中、内部又存在深刻分裂的战略地带，比如中东、朝鲜半岛，则是来搅乱体系的，这里经常会发生一些影响地区甚至是全球的事件。一个更加复杂、联系更紧密的国际权力体系当然更有利于应对全球动荡，但两个体系的国际气候又不利于寻找出路。“从德国的天真，俄罗斯的好战，中国的‘野心’，特朗普主义的美国无政府状态，到朝鲜的边缘政策，前景都很严峻。最重要的世界领导人忙于“（全球）贸易战”和“疫苗的民族主义”，他们甚至无法想象与他们讨厌但应该与之交谈的人们围坐在一张桌子旁，这种活动以前被称为外交。但是他们必须超越自己。如果他们做不到，那么我们其他人都应该强迫他们。从长远来看，只有耐心的多边主义才能使我们得救。否则，使用冷战的比喻，世界各国将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充满汽油的房间里，每个房间都在计时，直到谁被点燃为止。”本文经授权转载自智谷趋势（ID：zgtrend）微信公众号。《智谷趋势》：它为一个中产阶级的资本觉醒服务，帮助更多人获得财富。据悉，帝都深处的人也会在睡前打开这个号。高层会议、宏观经济、城市脉络、政策变动……这里有最真实的中国，有许多人难以察觉到的趋势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