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弱者的武器——从美国“抗议警察暴力执法”游行谈起

编者按

5月25日，一名美国明尼苏达州的非裔美国人遭到当地警察暴力执法的视频在网上迅速传播，并推动了全美范围的大规模游行抗议活动。其背后体现的是美国长期存在的少数警察过度执法以及种族歧视的问题。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表示，“一个可悲的事实是美国长期存在的警察过度执法以及种族歧视的问题有一个原因就是少数族裔群体，比如非裔和拉丁裔美国人，投票率低，参与体制政治频率低。他们无力影响政府决策，但他们的利益又取决于哪个党派执政，以及相应的政府的决策、国会的立法，和地方的法律的执行。当他们的利益受到侵害时，他们往往采取效率低的政治参与方式，比如游行，或者是选择经常是适得其反的体制外的政治参与形式，比如打砸抢烧这种无政府的破坏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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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十多天里，美国国内各地爆发了抗议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暴力执法的游行示威活动。抗议的高峰期曾一度造成美国超过40个城市实施宵禁措施来缓和因游行示威所带来的动荡。目前虽然已经有多个城市解除了宵禁措施，但大规模抗议游行还在进行。

这次全美游行的导火索是5月25日明尼阿波利斯市四名警察针对一名非裔美国人的过度执法，其背后体现的是美国长期存在的少数警察过度执法以及种族歧视的问题。目前参与全美游行的人们可以粗略被划分为两个不同的群体，一个是和平抗议的群体，一个是暴力示威者群体。和平抗议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而暴力示威者行为是我们应该谴责的。

目前全美都爆发了抗议游行活动

图片来源：MRP

我这篇文章里不去对示威者和平和暴力的行为进行常规式的评论。我提出下面这个观点：示威者不管是大规模的游行还是诉诸暴力其实都是一种弱者的表现，他们的行动是美国政治学家和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提出的所谓“弱者的武器” （“Weapons of the weak”）。这里谈到的“弱者”是指被体制边缘化的人或群体。在独裁体制下，谁被体制偏宠谁被体制歧视反映的是当权者的偏好（preferences）。在民主体制下，谁被体制偏宠谁被体制歧视更多反映的（相比独裁体制）—虽然远非全部—是自己的行为和选择。

美国政治学家和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

图片来源：KCL

一个可悲的事实是美国长期存在的警察过度执法以及种族歧视的问题有一个原因就是少数族裔群体，比如非裔和拉丁裔美国人，投票率低，参与体制政治频率低。他们无力影响政府决策，但他们的利益又取决于哪个党派执政，以及相应的政府的决策、国会的立法，和地方的法律的执行。当他们的利益受到侵害时，他们往往采取效率低的政治参与方式，比如游行，或者是选择经常是适得其反的体制外的政治参与形式，比如打砸抢烧这种无政府的破坏行为。

民主是一个代表多数人意志的制度。少数族裔群体因为是少数本来就具有一个先天的劣势，如果再减少自己的政治参与，就等于放大了自己的先天的劣势。游行、示威，甚至街头暴力是他们自己剩下的手里唯一的“弱者武器”。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改变自己的行为，积极在各种选举中发声投票。

警察暴力执法和“弱者的武器”

5月25日晚上，一家位于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超市报警举报一名非裔美国人顾客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在购物时被怀疑使用假钞。店家在电话里同时提到弗洛伊德似乎喝醉了/吸毒了。当地警察接警后，在已经为弗洛伊德戴上手铐，控制住他的情况下，其中一名警察选择将弗洛伊德头向下放倒在地，并单膝跪在弗洛伊德的脖颈上超过8分钟，最终至少间接导致了弗洛伊德的死亡（弗洛伊德的最终尸检报告表示其死亡直接原因是心脏骤停，但因弗洛伊德自身患有心脏病等潜在疾病，尸检报告不能判断警察的跪压是弗洛伊德死亡的直接原因。但在我看来，至少警察的跪压是一个诱因。早前的另一份由弗洛伊德家人委托的第三方尸检有着不一样的结论，那份尸检报告认为弗洛伊德死于“持续压力窒息”）。

乔治·弗洛伊德的遭遇是这次全美大游行的导火索

图片来源：The New Yorker

执法警察跪在弗洛伊德脖子上的视频经网络传播后，在全美引起了轩然大波，迅速点燃了美国民众，尤其是非裔美国人群体的不满情绪。抗议游行5月26日从明尼阿波利斯市开始，最初的形式比较和平。但到了第二天，少数示威者开始洗劫当地超市、商店，焚烧当地建筑（甚至包括警察局）和美国国旗，打砸警车等。这样的打砸行为迅速蔓延到了全美各地的游行示威活动中。根据明尼阿波利斯当地消防局的声明，仅5月27日晚到28日早上这一晚上的时间里，明尼阿波利市示威核心地带就发生了超过30起人为纵火事件。

全美爆发的抗议游行的初衷是值得支持的。弗洛伊德生前受到的不公待遇体现了美国长期以来存在的种族问题，这里不仅有思想上的种族歧视，还有社会层面非裔美国人长期遭受的边缘化处境。新冠状肺炎在美国的流行就是一个例子。目前有数据显示，相比白人，非裔美国人在新冠状肺炎中的死亡率要高2.4倍，这背后体现的是复杂的社会问题（黑人群体更难享受救治、贫穷导致的饮食习惯问题等等）。事实上，除了非裔美国人，其他少数族裔在美国也长期遭受着不同形式的歧视或不公待遇，这是美国需要直面的问题。然而，部分示威者选择诉诸暴力的行为是需要谴责的，打砸抢烧玷污了他们示威的初衷。需要强调的是，大部分的示威者选择的都是和平的方式，暴力示威者是混在其中的少数群体。

在全美游行的初期，美国多地爆发了打砸抢的不法活动

图片来源：NYT

美国当下的和平示威和少数的街头暴力让我想起了詹姆斯·斯科特于1985年提出的“弱者的武器”的观点。斯科特通过在马来西亚一个村庄的田野调查，论述了农民对于压迫阶层的抗争很多时候都不是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叛乱或革命，而是藏身于日常当中的，包括“纵火、怠工、联合抵抗、私下的抗议、偷窃、以及穷人之间的相互支持。”这些行为、手段被斯科特成为“弱者的武器”。根据社会学家郇建立的总结，斯科特笔下的“弱者的武器”：“（1）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计划；（2）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社会网络；（3）通常表現为个体自助的形式；（4）避免同权威发生任何直接的、象征性的对抗。”

美国当下的和平示威和少数的街头暴力和斯科特笔下的马来西亚受剥削的农民和他描述的“弱者的武器”有一些类似的方面。首先，他们不是体制内的行为，甚至是非体制，或者是反体制的（比如暴力行为）。另外很多活动是自发的，不是事先周密计划好的，而是在当时情景下的随机行动。示威者之间的联系是很松散的，并不通过某一特定的政治组织而紧密联系在一起。和平示威者会最大限度避免和警察正面大规模交锋，他们通过象征行为和行动，比如跪地和涂写标语，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

非裔美国人手里有更有效的“武器”

在斯科特的笔下，“弱者的武器”是马来西亚农民的唯一有效“武器”，这和当时马来西亚各种社会、政治制度的性质—一党专制—有关系。然而，在这次美国的事件里，示威者手里实际上是有着更有效的“武器”的，那就是投票选举权。

过去这3年多里，我多次预言美国的种族冲突会有加剧的趋势。这和特朗普以及他领导的共和党有直接关系。我在2019年8月的《黄亚生：强人政治时代与世界混乱》中谈到，“在国内层面，特朗普自竞选起长期的针对包括移民问题在内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极端言论煽动起了美国国内一些极端和种族分子内心最深处的躁动，为国内社会的安全制造了不稳定因素。就在两周前，美国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内，先后在得克萨斯州和俄亥俄州发生两起枪击案，嫌犯均为20多岁的白人男性。而根据警方和媒体的事后调查，得克萨斯州枪击案中的嫌犯曾多次在网络上发表反移民言论，其疑似社交账号上充满了“特朗普”和“造墙”的热搜标签，显示其是一名极端的特朗普支持者。而去年10月份在美国向名人政客寄出十多件‘炸弹邮包’的犯罪嫌疑人也是一名极右翼支持的特朗普狂热分子。我相信美国将会有更多的动乱发生。”

我在当时还指出，“美国已经有学者对特朗普当选对于美国仇恨犯罪频率的影响做过研究。美国两名大学教授2018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统计了美国1992年到2017年的仇恨犯罪数量后，他们发现特朗普当选后美国的仇恨犯罪数量有非常明显的上升。以统计方法研究发现，美国2016年末和2017年仇恨犯罪上升的现象和特朗普当选这一事件有很强的相关性。同时，该研究还表明以郡为统计单位，特朗普支持率越高的地区，仇恨犯罪在2016年末和2017年的增加越明显。除此之外，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几家媒体创建的一个佛罗里达州仇恨犯罪数据库，里面记录了由在佛罗里达州的游客或当地居民上报的仇恨犯罪事件。有媒体在随机阅读了里面的169个案例后发现，其中四分之一的案例里记录了受害者表示嫌犯在犯罪时提到了特朗普的名字，或认为案件与特朗普有间接关系。”

一个悲剧是非裔美国人群体的低投票率是特朗普在2016年可以当选的众多原因中的一个。在美国各种选举中，白人群体一直是投票率最高的群体，领先于其他族裔群体。这一现象在2008年和2012年曾被打破过。在当时，非裔美国人群体群体的投票率接近，甚至超过了白人群体的投票率。这里面很大的因素是因为当时参选的是奥巴马。在2016年，非裔美国人群体的投票率迅速回落。根据美国智库“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的研究，如果非裔美国人群体在2016年的投票率可以维持在2012年的水平上，那么民主党可以拿下密歇根、北卡罗来纳、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星这几个竞争激烈的州，并且一举赢下大选。那么，今天就不是特朗普坐镇白宫了。

非裔美国人群体2016年的投票率相较2008年和2012年出现了明显的下滑

图片来源：NYT

不仅仅是总统大选，在中期选举（见下图），以及个地方选举中，种族之间投票率的差距也一直长期存在。而且这种种族之间投票率的差距在白人与拉丁裔以及白人与亚裔中甚至更大。根据政治学家伯纳德·佛拉加（Bernard L. Fraga）的研究，少数族裔整体的低投票率很大程度上伤害了近几次民主党的国家层面的选举结果。根据佛拉加的计算率，如果少数族裔整体的投票率可以和白人群体在同一水平上，那么2014年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在参议院可以多获得4个席位，而在2016年里，可以多获得3个席位并且拿到参议院的多数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