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接着《川西往事 上》和《川西往事 下》的故事，继续讲述艰难的革命历程。
    1935年的整个夏天，红一都在川西行军。
    川西一带人烟稀少，几乎与世隔绝。
    九月中旬，在与红四“分手”后，红一向北进军攻下天险腊子口，来到甘肃省宕昌县一个富庶的小镇——哈达铺。
    在这里，红军得到了难得的物资给养。
    部队向哈达铺开进前，主席特意交代侦察连，注意收集镇上的各种报纸、杂志等资料。
    说来也巧，就在红一到哈达铺的前一天，聂帅手下的通讯员从镇上找到了一张几个月前的旧《山西日报》，上面载有国民党军队“围剿”陕北刘志丹红军的消息。
    这则消息让大家非常兴奋。

    后来几经印证，大家确认在陕北有一片势力不小的红军根据地。
    陕北红军也是红军中的一个重要“派系”，只可惜后来陕北红军的两位主要领导刘志丹和谢子长，都先后牺牲。
    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的干部会议上，主席作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政治报告》，并代表党中央向全军正式发布了 “到陕北去”的决定。

    之所以选择“陕北”，除这里本身就有一股强大的红军力量外，另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苏联。
    熟悉这一时期历史的朋友们都清楚，当时新疆的军阀盛世才是苏联的狗腿子，蒙古也是苏联的势力范围。
    所以，红军到西北一带不仅远离了蒋介石的“基本盘”，也很容易借助苏联的力量发展。
    从哈达铺开始，红军开始正式采用“长征”二字宣传这次伟大的战略转移。   
    有趣的是，在蒋介石的日记中曾有这样的记录——长征其实是他的计谋，剿共为名，收复西南是实。
    他当时认为红军势力微弱，并不足以对其政权发生威胁，所以在日记中写道：“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
陕甘宁边区范围边区东靠黄河，北起长城，西接六盘山脉，南临泾水，南北长近500公里，东西宽约400公里。辖有延安、绥德、三边、关中和陇东5个分区，20余县，约150万人，面积近13万平方公里
    从红一到达陕北到西安事变之前的这段时间，红军最重要的军事行动就是西路军。
    西路军太悲壮惨烈了，本篇我们不讲他们的故事，待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聊这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到1945年抗战胜利，这八年间，延安发生的故事可以分为军事，政治两条完全不同的脉络。
    军事上主要办两件事情：协助国军抗日，发展壮大自我。

    政治上则更为复杂。不过，所有的事情都围绕一个“主线”。
    但这个“主线”我们不能写出来，需要靠读者朋友们自己领会（下图）。

    “南下”和西路军事件之后，张恺荫彻底失势，主席在政治上的主要竞争对手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王明（陈绍禹），他是米夫（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的学生。
    这次“竞争”，在官方党史里也被称为对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派系（“共产国际派”）的斗争。
    所谓“教条主义”，就是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俄革命经验神圣化，忠实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
    王明的主张非常简单，我们可以概括为“两个凡是”：
    1、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通通都执行（这个很容易理解，王明本身就是共产国际一手培养的，曾长期担任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
    2、凡是国民党的要求，我们通通都答应（这个也容易理解，苏联当时为减轻在远东承受的关东军的压力，非常支持蒋介石，甚至曾下令八路军全线出击，被主席拒绝）。    
  后半段用王明自己的话讲，叫“一切依靠统一战线，一切为了统一战线”。
1937年的武汉，长江局驻地
    那么王明都是怎么执行“两个凡是”的呢，主要是依靠大名鼎鼎的“长江局”。

    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全国抗日的中心。

    长江局当时的定位是“领导南中国的工作”，后来加上同国民党谈判的使团，形成了我党历史上“最豪华的地方党组织阵容”。

    长江局驻地在汉口日租界中街89号四层楼的大石洋行，对外称中共代表团。
    王明任书记，周恩来任副书记、负责军事工作，委员有项英、博古、叶剑英、董必武和林伯渠。长江局下设各部门中还有一众大佬，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当时长江局负责四川、河南、江苏等十三省，且麾下有兵权——新四军。

    巅峰时期，长江局不仅指挥东南的新四军，还屡屡电令江北的刘伯承师（129师）和林彪师（115师）。
    估计主席心里也是苦，刚刚斗倒一个张恺荫的“第二中央”，又冒出一个王明的“长江局”。

    事情的转机在武汉会战。

    日军以“对华最后一击”的决心，集结四十万精锐兵力投入武汉会战，再次重创百万国军。
    武汉失守。
    在武汉即将沦陷前，王明等人返回延安，后长江局部分机构西迁重庆。

    回到延安后，等待王明的将是一场影响深远的运动。
    对于这场运动，主席一直在等待时机。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苏联自身难保，无暇东顾。
    从此刻开始，延安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
    这场运动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使党摆脱共产国际的领导，成为真正的“中国”共产党。
    这一时期提出了一个耳熟能详的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王明在这场运动中被彻底斗臭。失势后的王明一蹶不振，后来去苏联就医，留居苏联直至1974年病逝。
    这场运动除了积极作用外，也有相当大的“副作用”。
    而这些“副作用”，在二十多年后的中国大地上又重复了一次，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1945年的七大，是一次“承前启后”的关键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主席同志为代表的领导集体总结过去的二十多年革命历程中的成败得失，形成了一份不可撼动的“纲领性文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在“决议”中，对从苏区开始的诸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做了“盖棺定论”的评价。 
    这是党的第一把“尚方宝剑”。

    三十六年后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小平同志为代表的领导集体总结建国后三十多年的历史经验教训，又形成了一份不可撼动的文件——《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是党的第二把“尚方宝剑”。

    这两份文件的名字很像，区别在于后者多了一个时间定语“建国以来”。

    党员朋友们应该都清楚，这是自建党以来两个最为重要、最为权威的内部历史文献，二者都起到了对有争议的党内历史问题做出结论、全面总结历史经验、统一思想、对未来发展提供指导理论等的一系列重大作用。
番外：试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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