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之后，历届中央政府在治理香港的过程中都面临一个很棘手的问题——“稳定”和“效率”的平衡。
   众所周知，香港是WTO下的一个“独立关税区”。
    什么是“独立关税区”呢？
    “独立关税区”原为WTO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诞生之初，为尚未获得完全独立的殖民地政府当局而设置的。
    后来，随着世界各地的殖民地纷纷独立，作为“独立关税区”的非主权政治实体渐渐减少。

    八十年代中英达成香港回归协议后，英国政府推举香港作为一个有外贸自主权的单独关税区成为GATT缔约方。
    同日，中国政府也发表声明，确认从1997年7月1日起，香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继续作为GATT缔约方。
    因此，在香港主权交接之后，美国政府把香港作一个在政治、法治、经济、贸易政策方面与中国大陆完全不同的地区，在对外政策上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区别对待。
    具体到贸易领域，美国给予香港最优惠待遇。
    香港可在美国出口管制下购买敏感技术，但要确保无不当用途。
    “独立关税区”，就是香港对于大陆最最重要的作用，也是美国拿来威胁中国治港政策的“最后底牌”。

    “独立关税区”为什么对大陆和香港这么重要的呢？
    大家都知道，在过去一年多的“中美贸易谈判”里，美国一直揪着不放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中美贸易逆差”。

    中美双方对于贸易逆差的数额分歧非常大。

    大到什么程度呢，双方统计的数据差了2000多亿美元。

    而这其中，大概有半数以上是因为转口贸易造成的 。
    这里面最大的bug，就是香港这个“自由港”。
    即中国大陆商品出口到香港，然后再从香港出口最终到了美国，从而实现“破关税壁垒”。
    换句话说，只要美国不对香港“加关税”，中国大陆的货物就可以在香港转运一下，以香港的名义向美国发货。

    而香港可是拥有美国认定的“最优惠待遇”。

    这一“倒手”，就为香港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也促进了这座城市的欣欣向荣。

    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给大陆和香港这种便利性的前提是，香港必须是一个“高度自治”的政治实体。

    在这个基础上，还必须任由他们“干涉”。

    只有在香港可以做大陆不能做的事情，外国人才相信香港与大陆是不同的。
    因此，香港的“特殊地位”在给大陆和自身带来效率和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埋下了许多祸根。
    这是一种“吃毒药，涨内力”的做法。
    一不小心，就容易走火入魔。

    时间回到1938年的1月。

    当时，廖承志受毛主席委托到达香港，与在港的潘汉年、吴有恒等人开办了八路军香港办事处。

    从此开启了新中国政府与香港的渊源。

    办事处借“粤华公司”茶叶商行作为掩护，商号后楼就是办事处驻地。
    驻港办事处成立不久后，为保管资金财务，在1938年夏秋之交，秦邦礼受命开办了“联合行”（Liow &Co.）
    秦邦礼是秦邦宪（即博古）的胞弟，当时化名杨廉安，党内称杨琳。
    他在位于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仅相距几百米的香港干诺道冯氏大厦，用两万美元注册了联合行。
    在秦邦礼家乡无锡方言里，“联合”与“廉安”发音相近，公司的名字与个人名字相关联，更像一家私人公司，利于隐蔽。
    “联合行”就是今天中央驻港特大央企——华润集团的前身。
    “华润”取自主席的字“润之”，寓意“中华润之”，亦有“中华大地，雨露滋润”之意。
    1949年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
    三天后，十五兵团大军列马深圳河北岸，直逼香港。
    不过，惶惶不可终日的港督并没有收到“劝降书”，而是收到了一封“密信”。

    “密信”中提到，只要英国政府答应保护新中国在港人员、机构的一切权益，中国政府将承诺维持香港现状不变。

    面对我们提出的条件，英国方面不仅欣然接受，而且还予以积极回应。
    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不顾美国的反对，承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并宣布与我国建交。
    英国也成为首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为我国外交树立了新的里程碑。

    此后的几十年里，香港成为中国走向世界、了解世界的窗口。
    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工作重心。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大门的打开，香港的历史使命也逐渐完成，“万人空巷看港剧”的画面成为了历史。

    感谢香港，在曾经祖国大陆封闭的日子里为我们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极大的丰富了大陆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吃毒药，涨内力”的做法不能一直持续下去。

    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

    激流中四处飘荡的香港，随着两会Guo安法的颁布，即将靠紧祖国母亲的港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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