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4月24日下午3点，一架“伊尔14”专机降落在瑞士日内瓦机场。

    当头戴黑色礼帽、内着黑色中山装、外套深灰色大衣的周恩来神采奕奕地走下飞机舷梯时，早已等候多时的数百名记者纷纷拥上前去争相拍照。
    一时间，周恩来成为西方记者争先报道的对象。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因为朝鲜战争的原因，在几乎所有国际场合（除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都遭遇了美帝的强力封杀，世界人民根本看不到新中国外交人员的影子。   
    那么日内瓦会议为什么要“邀请”中国呢？
    因为日内瓦会议的议题就是关于重建印度支那（越南）和朝鲜半岛停战后的和平的问题。

    没有中国这个重要的“当事人”，会开了也白开。

    在英法苏等国的强烈建议下，美帝这才松口同意邀请中国参会。

    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参加重大国际会议，因此中央非常重视。
    周恩来特意嘱咐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一定要选派各方面的专家加入代表团。
    从出席日内瓦会议的阵容看，代表团的确云集了当时国内最顶尖的外交人才。  
    作为新中国外交的“开山之作”，能入选这次会议的代表团，对于一名外交人员来说本身就意味着“资历和荣耀”。

    此后的岁月里，代表团里的很多成员都大放异彩，像黄华、乔冠华，后来都做到了外交部长。
    值得一提的人物还有钱嘉东，他当时是周总理的外事秘书，后出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大使。
    钱的女婿，也是中国后来的外长。

    除了外交人员，面对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日内瓦代表团里还有大量经验丰富的“情报人员”。
    像以外交部副部长身份参加代表团的李克农，还有代表团新闻办主任熊向晖，都是中国情报界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日内瓦会议首先讨论的是朝鲜问题。       
    会上，韩国代表提出：由联合国监督，按大韩民国的宪法在全朝鲜举行选举；在选举前一个月，中国军队全部撤出朝鲜，但联合国军队要在选举和完成统一后再撤退等建议。
    大家都明白，所谓的“联合国军”其实主要就是美军。

    韩国的意思就是“中国撤军，美国不撤军”。

    周恩来外长在会上指出：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是朝鲜人民在全国选举中能自由表示意志而不受外力干涉的先决条件。
    眼看“小弟”折戟，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亲自上台发言，

    杜勒斯先是把中国“批判一番”，然后便要求中国军队撤出朝鲜。
    杜勒斯讲完后，径直走出会场，扬长而去，留下副国务卿等人继续听会。
    轮到周恩来发言时，他语调平和的说：
    “我们到这里来是解决问题的，不是来跟你们吵架的，不要摆出一副指责别人的架势。你的讲话没有提出具体的建议，你究竟准备怎么解决，把你的方案拿出来嘛。”
    在对杜勒斯的言论进行了批驳后，周恩来提出通过和平谈判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主张。
    日内瓦会议期间，为了让与会各国代表和记者了解中国灿烂悠久的传统文化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气象、新成就，中国代表团还举行了两场大型电影招待会。
    举办这种活动，最怕的就是“冷场”、演员比观众多。

    为吸引更多观众前来观看，周恩来让工作人员把请柬印成两种，一种是指名邀请，另一种不写姓名，放在“记者之家”，让南越、南朝鲜以及不便邀请的美国记者自取，并用英语作简单说明。
    当时带去了两部片，其中一部便是国内新拍摄的《梁山伯与祝英台》。
    一开始，负责新闻联络的熊向晖请英文翻译写了 16 页纸的说明书介绍剧情，并把片名译为《梁与祝的悲剧》，以期对外国人看懂这部影片有所帮助。
    说明书送到周总理那里，周总理说：“只写一句：请您欣赏一部彩色歌剧影片——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结果放映时，座无虚席，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代表团在会议期间除了完成朝鲜和越南议题的讨论外，还与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签署了两国互派代办的协议。
    从此，英国成为了第一个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实现邦交正常化、互派大使、公使、代办的西方大国。
    至于英国人为什么不顾一切和新中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自然是因为香港这个“人质”在中国手上。（《
香港“独立关税区地位”的历史始末
》）

    在新中国成立的初期，日内瓦作为一个中立的“公共外交平台”，曾经是中国外交人员的一个重要“阵地”。
    在著名的日内瓦会议结束一年多以后，中美双方又在这里举行了著名的“钱学森归国问题谈判”。

    为了接回被美国滞留控制的钱学森等多名科学家，中美双方进行了十余轮谈判。
    最终，中国以提前释放11名朝鲜战争中被俘的美国飞行员为条件，换回了钱学森等多名科学家。
    日内瓦会议后，中国外交的另一个重大突破便是1955年在印尼举行的“万隆会议”。

    这次会议，中国代表团差一点“全军覆没”。

    在万隆会议召开前，国民党情报部门（保密局）布置了多套周密的刺杀方案。
    几经斟酌之后，国民党保密局和美国中情局拟定了一套从香港机场入手“炸飞机”的方案——
    由国民党保密局出钱（60w港币）收买一名香港机场负责飞机清洁的工人（周驹，后被港英当局释放到台湾），安排其在中国代表团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于香港启德机场停留的70分钟里，上机安装美国中情局提供的特殊炸药（伪装成牙膏的计时炸弹）。
    炸弹被精巧的安装在机舱内右面接近机轮的隐蔽处，并于飞机起飞一个多小时后爆炸，机上16人罹难。
    周恩来因阑尾炎手术和缅甸总理吴努邀请，事先改变行程，从昆明至仰光停留后飞往雅加达，未能搭乘此机，国民党刺杀行动失败。
    事后，国民政府一度否认与此炸毁民航客机的恐怖袭击有关。不过随着证据逐渐披露，事件也逐渐明朗。
    其实，当时我方已经收到国军特工准备在途中执行破坏行动的情报，但情报过于模糊，但未含具体实施细节，也不知道是向包机放置炸弹还是在机场直接刺杀要员。
    1956年4月，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人员遇难一周年之际，中央政府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中为他们树立了纪念碑，周恩来总理亲笔题辞：“参加亚非会议死难烈士公墓”。

番外
    周总理于1949年至1958年间兼任外交部长，其中1954、1955年前后的这段时间，是周总理在外交舞台大放异彩的时期。
    很多朋友不清楚的是，其实当时周总理把主要精力投入“外交”，是一种“被削权”。

    为了改变 “西花厅车水马龙，颐年堂门可罗雀”的局面，1952年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五马进京（后半句是“一马当先”）。
    当时新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后来的国家计委、发改委），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计划工作。
    国家计划委员会成立后，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平级，高某任主席。
    国家计委的成立，实际上改变了总理掌管国家经济事务的局面。
    此后一段时间，北京城里形成了党务（刘）、经济（高）、外事（周）三足鼎立的政治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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