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大实话，却在网上引来一些人的跳脚。
这些人一贯在网络上宣扬社会环境光鲜亮丽，渲染生活水平幸福高张，炫耀经济实力拔山超海。
在他们构建的平行世界里，似乎经不起一丁点风浪，根本见不得这个世界上还有穷人。
截图源于微博
然而，事实对他们来说毕竟是残酷的，一个国家有近一半的人月收入不到1000元，这句话如果是像笔者一样的人说出来，必定会引来一片骂声，说笔者立场敌对、信息错误、用心险恶云云。
然而此话从一个权威得不能再权威的人嘴里说出来，那些骂笔者的人是不是就没话说了呢？
非也。
它们的世界中没有穷人
水平高一些的，会说世界上最富裕的地方也有穷人，也有流浪汉，有穷人不是问题。
水平次一点的人会说，别看月收入不到1000，但这个国家的生活水平不完全以货币衡量，月入1000的生活水平已经高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的中产了。
谢邀，人在蒙古，刚下航母， 玉树临风 ，一米八五 
本科麻省 ，博士耶鲁，月薪百万，八个保姆，熟人太多，匿了
水平最差的呢，干脆直接说，这是假的。
他要和你“讲道理”
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359元，增长7.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0%；（人均月可支配收入3529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021元，增长9.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2%。（人均月可支配收入1335元）。
再来看支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8063元，增长7.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6%；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3328元，增长9.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5%。
事实上，以上的统计数据还是不够准确，我们来看收入中位数（可以理解为一半的人在此收入之上，一半的人在此收入之下，在统计学里被认为比平均数要更加客观）。
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数与中位数
这个统计数据更贴近普通民众收入水平，所以国家统计局给出以下数据：
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26523元（2210元/月），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39244元（3270元/月）；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14389元（1199元/月）。
他们不认可这些数据，觉得身边已经没有穷人，这到底是真心这么认为，还是立场受到打击而气急败坏，我们无从得知。
长期以来，灌输给一部分青年的话语总是“厉害”、“崛起”，似乎也有不少统计数据来支撑这些大词。但是我们要知道，一旦人痴迷于大词，很快就会丧失对社会细节的关注能力，久而久之就只能活在大词构造的平行宇宙中了。
所以有一部分人可能是被大词蒙蔽，对身边的真实视而不见。
《北京折叠》概念图
这让人想起一部科幻小说《北京折叠》。
小说中的城市分为三个空间，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生活在互相隔离的不同空间，第一层居住着统治者，第二层居住着中等阶层，第三层居住着底层劳动者。
三个空间的人在每48小时中轮流活动，互不接触，每次转换活动时间，前一个空间就会折叠起来，下一个空间展开。
我是多么希望，那些口称“不可能”、“不相信”、“再富裕的地方也有穷人”的人，是生活在那样一个折叠的第一空间，永远只跟富裕的人来往，那样至少证明，这个社会缺乏的并不是财富。
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儿
前几天我到药店买药，当我在柜台结账时，走进来两个人。与其说两个人，不如说一个半，因为这是一个年老的妈妈背着她年轻的儿子。
妈妈虽然满脸沧桑，但看起来年纪并不大，五十岁上下，她的儿子也并不小，至少已经二十多岁了。
但是这位儿子整个下半身都非常纤细，脏兮兮的裤子穿在他的身上空荡荡的，在风中飘着。上半身似乎也没有力气，全身上下只有眼睛是有神的，告诉人们这还是一个活人。
图源来自日本电影《楢山节考》
儿子用一根绑带紧紧绑在妈妈的腰上，两个人的重量全靠妈妈的双腿支撑。他们进入药店是来买口罩的，妈妈仔细把玩着柜台上的口罩，问店员多少钱一包，店员说26。
妈妈的脸仿佛凝固了一下，随即舒展开，故作镇静地问，“有没有10块钱一包的？”店员冷冷地说：没有。
妈妈不再追问，仔细打量手上的一包口罩，舍不得离开。
我注意到，他们的行李装在一个透明塑料袋中，里面只有一些零散的钱票，似乎全部凑在一起也就几十块钱。
天气渐渐热了，他们身上也散发出一些不太好闻的味道，惹店员脸上闪过丝丝嫌弃的表情。
为了让店员早日解脱气味之苦，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一包口罩交给这位妈妈，对她说，“拿着，这是我单位发的”。
图源自网络
一叶知秋，这让我想起，在这个口罩成为必需品的时期，有多少人的生活因为这区区26元，承担了额外的负担。
不过，这种担忧既证明不了社会缺乏口罩，也证明不了社会缺乏金钱。在很多人看来，既然社会有足够的口罩，也有大量的金钱，那就是社会富裕的标志，而这位舍不得掏26元钱购买口罩的、背着她残疾儿子的妈妈，完全是自己的问题。
月入1000元的都是谁？
2011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称为当时的贫困线标准，这次上调标准比之前的1274元提高了80%。
不过，当时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是日收入1.25美元，高于按照年收入2300元人民币换算的日收入1美元。
数据截图源自世界银行
2015年，贫困线标准上调到人均纯收入2800元，2016年又上调到3000元，2020年调整到4000元。
这些都是按照2011年的2300元购买力为不变价，乘以物价指数得出的。按照这一标准，人均月收入还不到400元，远低于月收入1000元的水平，恐怕一家人在一、二线城市稍微好一点的餐厅吃一顿饭都不够。
《新京报》发表了一篇题为《6亿人月收入仅1000元，他们都是谁？》的文章，称月收入小于1000的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或集中在工作收入机会较少的地方。
文章认为，即使在目前城镇职工月最低工资标准最低的省份，月最低工资也有1180元，最高的省份已经达到2200元，所以月收入1000元以下的必然集中在农村。
为什么不离开农村？
然而按照文章开头列举的那些网友的看法，这些生活在农村的人难道是“傻子”，不知道去城市谋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
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于他们是不是“傻子”，而在于为什么一个国家的人要在身份上区分农村和城市。
数据来源 陕西省宝鸡市统计局官网（仅做参考）
笔者调查了一个西部经济较落后省份的乡镇，这里4万多人口，有十分之一的人年人均总收入在一万元以下。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一万元以下是“人均总收入”，而不是“人均纯收入”，这是一个细微但重要的差别。
因为农村人口的劳动主要是务农，购买种子、化肥、饲料等，都需要成本，这些都是自己掏钱负担，所以人均总收入不等于人均纯收入。
以种水稻为例，一亩地的投入大概是1000元，能产水稻800到1000斤，按照2019年平均大米收购价每斤1.25元计算，最多能收入1250元，去掉成本的纯收入仅250元。
也就是说，纯收入可能只有总收入的20%。我们考虑各种扶贫补贴，将纯收入占总收入的占比提高到50%，这个乡镇十分之一的人年总收入也就是恰好达到贫困线的4000元标准。
春运迁徙潮
他们是“傻子”吗？为什么不离开这个农村，去找一个“高薪”的工作呢？
他们不是傻子，他们之所以不离开农村，是因为离不开。
多年以来，浩浩荡荡的春运，已经恰到好处地解释了务工人口的流动规律，之所以春运一票难求，是因为这个社会当中能够离开农村去城市打工的人，都已经走了。
没走的，要么是没有足够的劳动力，要么是城市已经不需要那么多务工人员了。
在一个乡镇的4000个贫困人口中，除去在校学生800人，文化程度是文盲或半文盲的占26%，小学的占31%，初中的占36%，高中的占5%，大专的占2%。
这里面的几乎所有人都无法达到在城市里从事脑力方面劳动的受教育门槛。在健康程度上，疾病或残疾的占25%，所有贫困人口中，因疾病、残疾、年幼或年老而不能作为劳动力的占50%以上。
即使真的有“搬砖月入一万”的工作在等着他们，他们也做不了。
农村人变城里人，很难
又有人要问，任何社会都有病人、残疾人、幼儿、老人、受教育程度低的人，难道别的社会里他们就可以劳动么，不是都需要政府来扶贫或者照顾么？
这就快要触碰到问题的关键所在了。
既然已经走出去了那么多劳动力，为什么刚刚好，是能劳动的人都走了，不能劳动的人都留下了？
2012年8月22日16点04分，广州火车站，小女孩隔着车窗和妈妈告别
劳动者只身远去，他们的经济行为便与本地无关，也就无法增益本地的经济活动，劳动者变少，本地的外部需求也减少，留下来的人便更加难以找到工作。
事实上，社会应当以家庭为基本单元，劳动者向有工作机会的地域流动，总体上是家庭的集体行为，这样每个家庭都可以由劳动者以他们的收入来照顾家庭中不能劳动的家庭成员，而受教育水平或者健康程度较低的家庭成员也有更大可能在劳动者众多的地域得到相应的低门槛工作机会，以保证尽可能多的人都能够得到一份收入。
但是，大部分地区并不能做到这一点，或者说只有一少部分地区能够做到，而绝大多数地区做不到。
有一张无形的网把所有的人分成“城市人”和“农村人”，只要是“农村人”这个身份，即使他在城市务工，他也无法享受到城市居民的公共服务，住房、教育、医疗都得不到保障。
夫妻到城市打工，孩子交给长辈抚养
他就无法把整个家庭都带到城市，只能只身在城市“搬砖”，即使“每月挣一万”，他也只能在城市省吃俭用，等到年底再带着钱回乡。
由于省吃俭用，在城市工作的外来务工者也无法给城市带来与劳动力增量相匹配的消费增量，他们好像生活在城市，却又与城市隔绝，是另一空间的人。
近年来，一些中小城市的落户限制被放开，似乎农村人可以在中小城市落户，进而享受到这些中小城市的住房、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了。
可问题是，中小城市并没有那么多“搬砖”的“工地”，对于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来说，在中小城市落户居住，和在原本的农村居住并没有任何区别，都面临着只身一人去远方的大城市务工，全家留在家里眼巴巴盼郎归的局面。
再加上一个农村家庭，绝大多数人除了搬砖，也就只会务农，表面上看是放开他们在中小城市定居的权利，可是他们居住在中小城市，能以什么来谋生呢？
确实，城市最低工资标准都超过了原本在贫困农村务农的收入，可是要拿到工资，找到工作是前提，如果找不到工作，只能饿肚子。
图片源于网络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移居到城市的成本谁来负担。农民在农村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但农村土地的所有权是集体所有，不属于农民个人。
农民如果迁出农村，必须退还承包的土地和分配的宅基地，并得不到补偿。也就是说，农民所有的财产性权利都严格与身份挂钩，一旦失去农村人这个身份，所有权利就立即剥夺。
在这样的制度下，移居城市的农民是孑然一身，只能带上吃饭的嘴和孤独的身影。孤身来到城市，去哪里居住呢？
虽然目前正在试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允许农村土地用益物权流转，甚至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也能入市交易，但是在绝大多数并不那么富裕的地区，农民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其价值是很低的。
即使允许流转，也完全无法覆盖农民离开农村移居城市所需要的成本。
很多自然村已经出现空心化
一方面是大城市土地开发设置红线，土地供给牢牢操纵在地方管理者手中，开发用地供不应求，土地拍卖价格水涨船高；另一面又是中小城市和农村的土地无人问津，供大于求，价格低廉，地方管理者和土地所有者都无法从土地交易中获利。
但是，大城市又急需住房吸纳劳动力，中小城市和农村却住房过剩空空如也。
这样的不均衡，也许不关一些人的事，但却实实在在地损失了社会福利，并由广大农民和相对落后地区的普通人买单。
他们为什么这么穷？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提到拆迁，我们总是能听到很多人说盼望着拆迁，拆迁以后就能拿到一大笔补偿款，变成暴发户。
同时，又总能听说很多地方的人，拼上全部身家也要抵抗拆迁，因为拆迁以后他们拿不到多少补偿款，甚至重新安家都不够。
那么问题来了，那些盼着拆迁的人，补偿给他们的钱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吗？有人获利，就一定有人损失。
图片源于网络
如此看来，很多人的贫困并非简单的贫穷，而是身份性、制度性的贫困。只要这种身份性、制度性的贫困存在，就无法给经济发展的质量给出高评价。
作为社会管理者，消除制度性、身份性贫困是其基本义务，履行义务不能称之为功，反而不履行义务，绝对是过。
消除贫困，也不是说社会上就不允许有一个穷人了，如果有的人就是不想劳动，饭来张口衣来伸手，那也是他的自由，我们谁也不能强制他勤劳致富。
又或者在一些偏远山区，很多地方的人就自己选择最原始的生活方式，只追求生活资料能够维持生存，自得其乐，也没有必要想尽一切办法去改变他们。
长期以来，城乡价格剪刀差、农产品价格管制、身份性城乡禁锢、产权被制度性剥夺、无法自主选择迁徙，是造成身份性、制度性贫困的主要原因。
虽然要消除以上这些，目的是好的，可采取的方法却总是一言难尽。现在采取的办法，无非就是一味给钱，或者强制他们在贫瘠的土地上种植经济型作物，或者强制在交通、资源都不便利的地方就地建设工厂。
这些方法完全无视最起码的经济学常识，最后的结果自然也是无济于事。
六种主要农作物需水量
我曾经听到一个记者朋友谈过，他们单位有一个西部来的宣讲团，主讲人声情并茂地说，老乡们用水困难，即便如此依然积极维护帮扶人员扶持他们种植的核桃苗。
听完这个故事，我是一点都感动不起来。
要帮助贫困者，首要是保障他们的生活需要，一个人如果连生活用水都无法保障，又谈什么就业、经营、劳动呢？
老乡用水困难，难道不是首先应该帮他们解决用水难题，为什么是种植需要大量水分的核桃树？
结语
谈到这里，还是有人不服气。
即使是《北京折叠》那种科幻小说的场景，不也还是有一个空间，居住着大量上层社会富裕的人吗，这不正好证明了这个社会不缺乏财富，每个人都有可能拥有财富吗？
眼睛不要总盯着没有财富的人，要多看看有财富的人，这才是实力的象征，这才是“厉害”、“崛起”，想到他们与我们生活在同一社会，我们也就“自豪”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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