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每六件毛衣就有一件出自东莞大朗镇，发展多年的加工制造业催生出了一个建立在十字路口的零工市场，无数纺织女工从工厂走出，来到这里，开始她们所认为的更自由的生活。然而，等待她们的是更残酷的选择，彼此的背叛，以及突如其来的疫情。
文 | 李晓芳
编辑 | 王珊
两条千米长的道路蜿蜒铺开，在东莞大朗镇中心交叉出一个十字路口。
初夏，气温升上30度，烈阳晒得人心烦气躁。双向四车道的马路上充斥着刺耳的汽车鸣笛声。几十个女人躲在路边一侧的屋檐下，恹恹地闲聊、发呆，屁股下垫着从男科医院免费杂志上撕下来的广告页，还有超市特价宣传单。
她们都是纺织工人，年龄大多在四五十岁之间，每天清晨六点半，就在这个自发形成的零工市场等活。
一辆蓝色三轮摩托车开过来。几十个女人呼啦啦全围了上去，四五个人挤上后座，双手牢牢扒住栏杆。其他人一边问“老板，要几个”，一边抬起脚，试图将自己塞入人墙中。
雇主30来岁，不耐烦地扭头说，“下去下去！我要不了那么多人，就要一个会补衣的。”
没人下车。车上车下的女工七嘴八舌地喊，“老板，我会补衣啊！你找我！”
挤上车的女工里，有一个抢先摸到了那袋针织衫，当即牢牢搂住那个白色塑料袋。有人伸手过去，“我看看这错针是什么情况？”那女工左右晃动着身体躲过。另一个女人撇着嘴抱怨，“死抱着那袋衣服，别人碰都不能碰嘞！” 
根据大朗毛织管委会的统计，全球每六件毛衣就有一件来自大朗。但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大朗镇上的外贸订单一个接一个取消。很多时候女工们等了一天，一无所获。
三轮摩托车带走了“死抱着那袋衣服”的女工，剩下的人站在路边呆呆望了一会，走回原来的位置，等待被下一个雇主挑选。
一辆三轮车出现，等活的女工迅速围上去。李晓芳 摄
“我今年一件毛衣都没摸着”
55岁的河南女工刘春一头短发，微胖，穿15元一件的纯色T恤，皮肤晒得发黑。一辆白色面包车开过来，她小步疾走围上去。“不要50岁以上的。”驾驶位上的年轻男老板开口。刘春小声嘟囔，“就愿意要年轻的”，转身走开。
三天前，刘春本来在一家口罩厂找到了活计，想着至少干一个月，多挣点钱。结果到第三天中午就忍受不下去，男主管总挑她刺，一上午骂四回，说她动作慢，不仔细检查口罩金属条。她忍不住直接扔下口罩，指着主管鼻子大骂：“X你妈的，我不干了！老娘咒你这个厂离了我就马上倒闭哦！”
当天结了工钱，300来块，她又回到零工市场。没活，一直没活。她甚至想再偷偷溜进那家口罩厂，虽然少不了一顿冷嘲热讽，但面子总是没有生计重要。她后来去了一趟，没能进大门，另一个主管模样的男人说，早就不缺人了。
每天，刘春和几十个女工在十字路口，从早晨六点半，等到下午六点，平均只有四、五个雇主来招工，好点的是口罩厂，招六个熟练女工，小的家庭作坊式毛织厂，只招一两个女工。
在这里，想要找到活，就得有挤上车的力气，和一张不那么薄的脸皮。一个50来岁的河南女工总结，不能走神，不能贪凉，太阳再毒辣，她都坐在最前方的石阶上。一有蓝色三轮摩托车或小面包车开过来，先围上去，三轮摩托车就爬后座，面包车就挨着车门那道缝，一开门，先挤进去。
过了两天，她就从零工市场上消失了。其他女工说，她找到了一份“肥差”，给一家毛织厂补衣，三天挣了1000块。
刘春没这么幸运。从2月中旬东莞复工，到5月中旬，她一共只挣了1000多块。不敢花钱，只能买小超市里几毛钱一斤的特价空心菜，菜叶全蔫了。另一个47岁的女工，过去两个月里没等到任何一份工作，她对同乡抱怨，“妈的，我今年一件毛衣都没摸着嘞！”
今年一月以前不是这样的。东莞有4个街道，28个镇，整座城市称职发挥着“世界工厂”的责任，每个镇都有自己主导的一项加工制造业，长安镇主打五金模具产业，樟木头是塑胶产业重镇，而大朗以做毛衣闻名。
大朗镇上每条街道都极其相似。拐入小巷，拉起卷帘门，彩色布料堆在工人脚下，几台缝纫机一摆就是一家纺织厂。纽扣店、拉链厂、服装配料店，一切与衣服有关的原材料见缝插针地夹在纺织厂中间，还有电脑织机的轰隆声不时从二楼的纺织厂飘下来。国内乃至国外的毛织产品半数出自这一间间的纺织小厂。
每年4月底、5月初，大朗开始进入生产旺季，大量外贸订单涌入，7、8月到达顶峰，镇上每家工厂的白炽灯彻夜长明，织机的轰隆声会一直持续到11、12月。
今年小镇明显萧条下来。一条街上数十家纺织小厂关着门，卷帘门上贴着“旺铺招租”“转让”。一家做意大利出口生意的毛织厂老板说，去年这个时候，街上各地商人赶来看毛料、定工厂，她招了十几个零工，待赶制的成衣一路堆到门口的大街上。而这个5月，她靠在白色躺椅上刷手机、打瞌睡，整日无所事事。
女工们手机里的微信群也安静了，过去，中介或纺织厂老板会发各种招工信息。如今，群里只剩下工人在刷屏：“大家好！我今天有空，有需要请补衣、查补、手工活的，微我134xxxxxxxx。”还有人低价甩卖电脑编织机，“价格私聊。”半小时过去，没有回应。
往年的这个时候，45岁的安徽人徐小梅正在厂里，拎起一件件毛衣，查看是否有破洞、漏针、错针，用小夹子一一标记，再剪掉多余的线头。查完一批发往意大利的毛衣，过几天又到另一家工厂检查发往日本的毛衣，还没出厂，专做美国生意的老板就打电话说，他急缺女工。 
那个时候，工人们也抢活，却是抢工价更高、待遇更好的活。17、18元一小时的价格是底线，20元一小时也常见。5月的一个上午，一个转做口罩生意的老板到零工市场招6个女工，开价14元一小时，年龄限制45岁以下，徐小梅犹豫了一下，就有十几个人拼命往小面包车上挤。
“45岁以上的都不要啊！” 老板大声喊。两个江西女工已经上了车，一听这话，马上扶着车门下来，否则到了工厂被查出来，只能自己顶着太阳走回零工市场。
徐小梅趁机填补了空位，她拉上车门，“砰”地一声隔开了其他想挤上车的女工。
从口罩厂辞工过了近一个星期，刘春才等到一份新工作。
有家纺织厂要赶制一批针织衫，针织衫背后有一个类似鞋带的设计，40个洞，刘春从织机上裁下一条长带子，再把这条带子一点点穿进40个洞里。工资是计件制，一件6毛钱。她不停歇地干了15个小时，中途又把弟弟也叫来干了13个小时，两个人加起来挣了170元——她花几十块给弟弟买了条新裤子，弟弟的身份证消磁了还得要补办费，家里米缸空了、油也吃完了，各种零零碎碎的费用，钱刚到手就没了。
回到家，两只手臂酸痛发胀，她挨到凌晨两点才睡着，早上六点，又爬起来，继续到零工市场等活。一直等到下午5点，没见着一个雇主。
大朗镇街头的招租广告。李晓芳 摄
“自由”路口
别的女工争着挤车时，郑明红从来不参与。她总是远远地站在外围，见没有空位，便马上退回来。
“以前都是认识的老板主动叫我去干活的。”郑明红双手环胸，看着里一圈外一圈争着向雇主推销自己的女工，“有些老板会很不耐烦地赶你下车，像赶牲口一样，很没有尊严。”
郑明红穿一件绿底，缀满小白花的立领旗袍，旗袍长度只及膝盖，露出穿肉色丝袜的纤细小腿。在一群穿着旧T恤和抽丝雪纺连衣裙的女工间，这身打扮极为显眼。提起郑明红，其他女工会起哄道，“她很厉害的。”
郑明红49岁，来到零工市场之前，在厂里做过“师傅”，是一名小主管，手下管着30多个人。
即便如此，她也好几个星期没找到活了，“今年难啊！”一叹气，眼角的几道鱼尾纹更深了几分。
毛纺织行业并不是一个对年龄苛刻的行业，然而那是以前。最近几个月，毛织厂没有订单，一些老板利用自己的外贸资源，开始生产口罩。人比活多，老板们除了压工钱，也开始卡年龄。女工们别无选择，大朗镇毗邻松山湖科技园，有大型电子厂来招人，入厂年龄也无一例外限制在45周岁以下。
为了显得年轻些，有些女工穿件短裙，扎个高马尾来等活。一个41岁的安徽女工前几天刚做完激光祛斑，脸上尽是没消退的小红点，等活时戴着纱巾面罩，每天换一个款式。两个50来岁，眼角爬满皱纹的女工复工之后，染了鲜艳的酒红色头发。
刘春过年前也花了16元买了支染发膏，将自己的短发染成棕黄色。但盖住了白头发也没有用，老板从车里把头探出来，几十个人站在一起，一对比就能看出谁皱纹更少，更年轻。“他就伸手点你、你、你，还有你，上车。”像挑货物一样，刘春说。
等工难的情况被媒体报道后，大朗镇政府在5月连办了三场培训会，提供家政等就业培训服务，应者寥寥。女工们说，我都40多岁的人了，现在让我们去学伺候别人，怎么做得来？
年轻的时候，没人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被浪潮抛下。1989年，郑明红18岁，刘春24岁，两个女孩从河南同一个县城出发，互不认识，却同时被席卷全国的打工潮带到了东莞。那时，想进毛纺织厂还得先通过考试，郑明红跟家里要了100块的“巨款”参加了纺织培训班，刘春没钱，四处找老乡边问边学。学了一周，两人最终都通过了纺织厂的考试。
安徽人徐小梅1994年来到东莞，那年她19岁，脸上还在冒青春痘，在一家注塑厂生产一次性塑料吸管，对面就是一家几百人规模的毛织厂。每天下班，她最喜欢和工友一起坐在天台上，痴痴地看对面工厂，想着自己哪一天才能进毛织厂。
那时候的大朗镇，已经发展起近千家个体私营毛织企业。毛织厂工人每月能挣好几百，休息时总穿最时髦的衬衫和喇叭裤走出来。厂里彻夜开着灯加班赶工，徐小梅无比羡慕，“这说明效益好，加班多，工资就高啊。”
郑明红就曾是被人羡慕的对象。她在毛织厂一路做到了“师傅”，2011年，她在厂里拿5500元的工资。
郑明红是那种可以称为“模范”的勤劳女工。刚到东莞时，她待的是一两千人的大型毛织厂，这些工厂后来都搬去了地价、人力成本更低的广东惠州、广西。厂里人多，香港老板用罚款来管理几千人，罚款细则多达几十条。没带工牌，罚钱；在车间说话、听歌、发呆，罚钱；迟到更别提，罚钱；在食堂打饭插队，饭打多了吃不完，都要罚10块钱。很多工友都被罚过款，郑明红是个例外，她从来不超出厂里给她划定的那道框。
郑明红和刘春是老乡，但两人联系并不多。郑明红做主管时，刘春到她的厂里打过零工。她记得，郑明红拼命地催促女工们加快进度，一沓衣服还没检查完，下一批已经堆了上来，每个人忙得水都顾不上喝，还被喝斥动作太慢。老板走进车间，看到堆积的衣服，大发脾气，郑明红立马告诉老板，这批工人都不行，技术不过关，手脚太慢。下班回家时，每个女工都在咬牙切齿地咒骂郑明红。
女工们其实也知道，不管哪家工厂，只要车间进度稍慢，难免要挨老板一顿骂。停下来接个电话会被骂，喝口水会被说“又在偷懒”，不小心闭了一会眼，会被嘲讽“昨晚去做鸡了吗”。淡季时老板为了节省成本，不再发钱养工人，勒令她们搬出厂房宿舍；旺季时却又拼命将廉价劳动力压榨到极致，每天工作12、13乃至14个小时，5分钟的上厕所时间都是奢侈。每个月只有一天假期。最惨的是通宵上夜班，第二天下午起床，整个人是肿的，脸肿、身子也肿，心脏砰砰狂跳。
“你想我们是人，不是机器啊，是不是？”刘春在工厂待了十几年，被辱骂过、被克扣过工资，有再多的不满，“忍着！”
2000年父亲得肺癌，刘春当时在一个600多人的大厂工作。家里给她打电话说父亲只剩几个月时间了，她找主管请假，主管冷着脸说工期紧急，怎么能随便请假？她急得大哭，引来香港经理，经理听不懂她的河南普通话，让她写下来。她飞奔回宿舍撕了张纸，“癌”字不会写，就写“我的爸爸生了病”，边写边哭，浸湿了一页纸。香港经理看懂了，才发好心准了假，放她回家。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沿海加工制造业遭遇了重大冲击，大朗镇的大型毛织厂为了节省成本，开始削减一部分人手，不再养长期工人。镇上还有许多工厂是十几人甚至几人的家庭作坊式企业，这种零工模式对他们来说灵活又省钱。一个庞大的零工市场在镇中心的十字路口逐渐成形。
同乡之间开始互传，有个地方能做零工，可以自由支配时间，赚的钱也不少。刘春动心了，40来岁时从厂里辞职。
几年后，郑明红也出现在这里。她已经好几年没涨过工资了，加班费每小时只有三块钱，老板又不给交社保，实在没有继续留下的动力。
在这个十字路口，女工们都认为自己得到了自由。对郑明红来说，她能有时间照顾年幼的孩子。而刘春是在连续工作15天后，不再需要写假条，不用被扣工资，就可以休息了。
雨后的大朗镇。
吃得少，还干得多
刚从厂里辞职那阵，郑明红在十字路口上待了一个多月，就有老板留她电话，有订单时喊她过来干活。那时候，郑明红还有挑老板的权利，讲话不尊重人的她不去，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的不去，只穿个大裤衩过来招人的不去，手上、背上文个老鹰和青龙的更不能去。
她懂得怎么和那些合适的老板打交道，老实、不惹事、肯干活，“人家给你那么多钱，你就要给他做事。”
她曾经和一位河南同乡一块干活，同乡干会儿活就跑去打电话、上厕所，“我看了就烦。我跟她说，老乡你想一下，要是你是老板，看到工人不好好干活，总是跑，你心里会怎么想。那老乡就说，我管她那么多嘞。”
靠着自己总结的经验，到了零工市场，郑明红也混得很不错，有老板夸她，“吃得少，还干得多。”每年都会有5、6个纺织厂老板让她“带厂”，也就是承包厂里全年的零工订单。她一个人当然干不过来，又把活介绍给其他女工，每天从每人的工钱里抽5块钱——这是女工之间不成文的规定。
有活当然是优先老乡的，有时也会临时挑人。一次招工，一个38岁，胖乎乎，涂大红色指甲油的广西女工举手说她也去，郑明红就带着她和一群河南老乡走了。广西女工后来常给她打电话，邀请她一起去松山湖公园骑单车，摘荔枝。
可郑明红很快就发现，广西女工干活不老实，一件衣服明明有个缺口要补，广西女工当没看见，把衣服卷起来扔进合格区。“人是我带去的，出了问题老板肯定要找我的。”郑明红慢慢跟她减少了联系。
郑明红也找过刘春一块干过活，但她听说，刘春脾气不好，有话就往外冒，总跟老板吵架，“她跟老板一吵，老板就对我印象不好了，会影响到我，因为是我叫去的对不对？其实她人挺好，心不坏。”
刘春脾气的确火爆，离开工厂后，她终于不用再忍了。遇到主管故意刁难，她会破口大骂；和女工吵架，对方骂到她母亲头上，刘春当即甩了一巴掌过去。
刚到零工市场时，七八个姐妹一块干活，干完活，过了一个多月，还没拿到工钱，几个人结伴去讨工资。到了门口，同行的女工说，刘春你会说话，气势又强，镇得住场，你打头阵，我们在后面跟着你。
那时刘春40多岁，听了她们的话，觉得这项任务还真是非自己莫属。
那天她跟老板拍着桌子对骂，老板用脏话侮辱她，她毫不示弱，各种“生殖器”招呼过去。其他姐妹站在后面没有吭声。最后，老板妥协了，说再等半个月，货运出去拿到钱了，就把工资给她们结了。
回家的路上，其他人都说，刘春你真厉害，多亏了你！她很开心，觉得好歹没辜负大家的信任。
可第二天到了零工市场，她发现所有人都知道她怎样跟老板吵架，老板怎么用脏话骂她。有个女工还悄悄告诉她，大家觉得她脾气暴躁，总跟老板吵架，不想叫她一块干活了。
那之后，她的暴脾气没改，但学乖了，再遇到这种事，大家都缩在后面，她也缩在后面，“反正不是我一个人拿不到钱。”
郑明红也遇过老板一直没结算工钱的情况。当时一共9个零工，除了郑明红，都在跟老板吵架，只有她不说话。
后面郑明红一个人进了办公室，“我就一条条很理智地跟老板分析，我说外面那些人在吵，你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现在货出了，不是说你不给钱，只是说让我们等一下，我们也能理解。老板听了就觉得，我这人是比较讲道理的。后来老板也核对了我们做工的人数，把钱发给我们了。”那次，老板把她的电话留了下来。
郑明红觉得自己跟很多女工都不一样。她从来不跟老板吵架，干活时不玩手机，中午大家都赶着去打饭，她会抓紧时间多补几件衣服，老板要是看到了，下次还愿意找她。
等工时，她用眼睛瞟十字路口不远处一个穿着蓝色缀蕾丝连衣裙的女工，“像她这样的，我不可能跟她有来往。”
“蕾丝裙”40岁出头，皮肤白皙，穿着一双黑色小高跟。“她今天穿得还算保守了，以前她领口都是开到这。”郑明红的手在胸前划了一道弧线。郑明红说，那个女的找了好多个老公，最后跟了东莞本地的一个老板，老板结了婚，还有孩子。今年东莞老板的厂里也没有订单，没有钱，她又回到零工市场来找工作。
午间的太阳正猛，照得人睁不开眼。一辆蓝色三轮摩托车开过来，停在路口，蕾丝裙女工举着一把蓝色遮阳伞，拢住裙摆，碎步跑过去，黑色小高跟落在水泥地上，叩出哒哒哒哒的规律节奏。
零工市场。图片来自澎湃视频报道截图
“水滴不会记得自己见过谁”
大多数女工住在零工市场附近，横贯东西的一条千米长街，一排又一排四五层高的小楼，一楼是各种毛线销售门店，LED屏上红色大字滚动播放，“有色冰爽丝、仿兔毛系列，现货，价格优，厂家直销。”
往上几层分割成几平米到十几平米不等的小屋，分租给工人。房租一月一续，最便宜的是200块一个月的小单间，没有窗户，整日需要开着电灯，一点风都透不进来，屋里放一张单人床，一个简易床头柜，就塞得满满当当。更贵一点的每月房租300块，多一扇窗户，360元的多一处电梯，还有700块一个月的一室一厅，适合夫妻居住。
没活的时候，她们坐在一起，聊谁家的儿媳快生了，哪家的儿子考大学了，街尾的老板会拖工资。
在这里，友谊来得很容易。
一个刚来东莞的41岁河北女工急着找工作，50岁的孙阿姨翻了十几分钟微信群，把一家口罩厂负责人的联系方式发给了她。河北女工挽着孙阿姨的手，邀请孙阿姨去家里吃晚饭，“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有什么活你也给我推荐啊。”
消散得也轻易。换了个工厂，回老家了，手机被骑摩托车的飞贼抢了，那个手机号就成了一串无效数字。欠薪的情况越来越少，可背叛几乎还是每天都在发生。
郑明红悄悄指了指对面一个穿黑色连衣裙的河南女工，轻声说，“连衣裙”刚到零工市场的时候，她有什么活都带着“连衣裙”，手把手教她怎么跟老板讨价还价。两个人感情也很好，其他人总能看见她们挽着手到零工市场等活，又一起挽着手回家。有一次，“连衣裙”接了个活，没叫郑明红，自己把活全揽了。两个人再也没有手挽着手出现。“我现在看到她还是会打招呼，但我有活就绝对不会再叫她了。”
也有女工对郑明红颇有怨言，一个40多岁的河南女工被郑明红介绍过去一块干活，她做查衫，郑明红做补衣工作。老板说两种工人拿的工钱是一样的。但最后结算，她发现自己的工钱每小时少了两块，她说了一句，诶，我们的工钱不是一样的吗？郑明红立马沉下脸，怎么可能一样？补衣多辛苦，工钱肯定要高一点。她没有继续争辩，明白那个钱是被人家抽走了。“自己知道就好了，你说出来了也没意思，那下次人家怎么找你干活？”
类似的事并不少见。一次，刘春拿到工钱，发现除了每天5块的“孝敬费”，每小时工价还被零工头抽掉了一块钱。她没有发脾气，平静地接受，“这里都这样，以后你还得靠她介绍工作啊。”
刘春看过有人介绍其他同乡去干活，一转头，那个同乡就悄悄地给老板留联系方式，说自己干得更好，下次有活直接联系她。有人趁着另一个女工上厕所，把补不了的衣服堆在上厕所女工的工位上，然后跑去跟老板告状，说那人技术不好，拖慢进度。老板没有时间查，看到堆积的衣服，直接就让上厕所女工走人了。
生意会竞争，干活也是这样的。刘春很少为这种事生气了。
零工们来来去去，老板们很难记得每一张脸。在老板眼里，女工都是同一个样子，唯一的区别是“能干活的”和“不能干活的”，手机里几百个女工的联系方式，需要人时随便挑几个打过去。每个人都可能成为零工头，每个人都得罪不起。
在十字路口等活无聊，几个老乡起哄，要给刘春拍个快手视频，让她站在中间扭动身体。她们关系一般，刘春还是配合地高举着手，身体左右摇摆，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拍完一条，刘春主动说，“刚刚的不行，幅度不够大，拍不出来，再拍一个。”她用更夸张的表情和动作重复做了一遍。
一转头，刘春很冷静地总结，“这个地方没有人情。”她觉得女工们都像大海里的水滴，看似一体，但每个人都在不断流动，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大家碰面，又擦肩而过，再融入大海，“水滴不会记得自己见过谁。”
有能信任的人吗？刘春说，那只能是亲戚了，或许还能加上同村的人，一个县里的都不行。她有一次去跟老板结工钱，顺便帮一个县里的老乡取了钱。电话打过去，刘春还没说话，就听到那头大声跟同伴说，“又是她，肯定又是来打电话问我这边有没有活介绍，烦死了！”
刘春静静听完，开口说，我这次打电话来只是想问你，我帮你把工钱取回来了，怎么给你方便？
后来在零工市场再见到这个老乡，刘春当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照常跟她打招呼。“这样的事太多了，如果每件你都去计较，那你就真的没有朋友了。”
在工厂，别人犯的错误会推到你头上，主管、经理会暗示你请吃饭、买东西。到了零工市场，老乡同样会因为一份工作出卖你。她们唯一能掌握的，似乎只剩自己的时间。
大朗镇上的毛纺厂。李晓芳 摄
听说工厂都要迁到越南了
5月来，不断有女工因为等不到活，买了火车票离开东莞。
郑明红也念叨过回家，在乡下养些鸡鸭鹅，种些青菜。老家养的猪，肉质紧实又美味，东莞菜市场的猪肉总有股说不出的腥味。但丈夫、两个儿子都在这里，老家的几亩田早就荒废，回家没有收入。
前几年，大儿子结婚，她和丈夫贡献出全部积蓄，花42.5万在老家乡下买了一栋两层小别墅，还没装修。又给大儿子买了车、付彩礼钱，还赞助了几万块，让大儿子买了12台电脑织机，在东莞开了一家纺织小厂。
她虽然心疼，但也算物有所值。大儿子的小家庭和和美美的，儿媳也孝顺，还花几百块买了一件旗袍送她。更重要的是，结婚几年，儿媳就给家族添了两个白白胖胖的孙子。
但她还有个刚满十八岁的小儿子，在东莞做人力中介，以后结婚也得给他赞助房子、车子、彩礼钱吧。丈夫在厂里当配毛员，没有失业，但加班时间少了许多。她好几个星期没找到活，挣的钱给孙子买零食都不够。今年大概率是很难存下钱了。一想起来，郑明红就愁得拧起了眉毛。“我觉得国家就应该出个政策，比如免去彩礼钱对吧，要不然负担太重了。”
这天东莞下了场暴雨，积蓄的雨水汇成条条洪流，在零工市场等活的人少了许多。郑明红难得等来一个补衣的活计，刚坐上小轿车，另一个女工也冒雨挤了上来。老板本来只要一个人，多一个人意味着要分掉一半工时，一半工钱。
郑明红想，算了，大家都不容易，都得养家。
国内疫情缓和后，内销订单开始恢复。晚上9点，大朗镇上的一家纺织小厂正在加班赶工。李晓芳 摄
女工们的人生轨迹是一道道相似的直线。她们会在20来岁时回一趟家乡，和父母安排好的结婚人选——通常是老乡——见上一面，选定日子完婚，回来继续打工。40多岁，孩子结婚、需要有人带孙子时，回到家乡做一名免费保姆。
48岁的刘冬妹3月刚从江西老家回来，女儿生产，她帮忙带了一年孩子。她18岁出来打工，大半人生奉献了给工厂。5月12日，她找到了两个多月来的第一份工作，赶制一批夏天的吊带背心。她干了11个小时，晚上11点收工回家，挣了165元。厂里的老板娘说，很多工厂都迁到了越南。
留给她们的工作越来越少了。刘冬妹想，还是回家吧，可老家的土地已经荒废，回去了也没有收入。
刘春已经没有家乡可以回了。丈夫、父母早已去世，她没有孩子，只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她一年挣几万块，三分之一借给了他们。
她跟弟弟一起生活在大朗镇。她常骂弟弟不争气，一个月只干几天活，挣了几百块就躺在家里不出门。她每天早上6点起床，7点就到零工市场等活，出门时弟弟瘫在床上举着手机，晚上回来还是同样的姿势，灯都懒得下床开，只有一点蓝莹莹的手机屏幕光照在脸上。
弟弟从来不会说些体贴话，还说她是劳碌命。刘春总记得小时候的弟弟很可爱，见她扫地，会一把夺过扫帚说他来干。刘春原以为弟弟会像爸爸一样，成为一个善良、顾家的男人，但他没有。她曾经哭着对弟弟说，“这辈子跟你们一起生活，我太累了。”
2014年母亲去世后，刘春强烈地想要一个姐姐或妹妹。要是有个姐姐，她就可以跟她说心事了，或者有个妹妹，难过时可以去妹妹家疗伤。
她曾经在零工市场上找过姐妹，有个女工跟她很要好，两人无话不谈，互称“大姐”“小妹”，她把家里最隐秘的情况全部跟她说了。但一次她上厕所，回来听到“小妹”在跟其她女工说自己哥哥和弟弟的坏话。刘春和她断了联系。类似的事情后来又发生过两三次，她不再跟人交心了。
她做不到对弟弟放任不管，“我不借钱给他，要是他去借高利贷，或者跑去做犯法的事呢？他再不争气也是亲人。”她每天准时到零工市场等活，赚了钱要帮弟弟交房租，给他买米、买油、买菜。她有高血压，前年还做过两次大手术，她不知道自己还能照顾弟弟多久。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大朗镇拥有超过15000家毛织相关企业，全镇毛织品市场年交易额达600亿，无数女工在小镇上贡献出青春，埋头完成一道又一道工序：缝制、补衣、洗水、查衫、熨烫、包装。大多数人不知道手上的毛衣会流向哪个角落，美国、意大利、日本，或是广州的某家服饰商贸城，对她们来说，没有区别。
上午11点，太阳移到头顶，十字路口的女工陆陆续续散了，下午1点半，她们会再出现在十字路口，继续等待。
喧嚷的零工市场空了，只剩台阶上被随意丢弃的男科医院广告页和超市特价宣传单，被风吹起，又落下。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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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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