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三联中读携手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推出了精选电台“北大文研学堂”,为大家带来一系列专家学者的精彩解读,打造了一座线上的思想宝库。在第一季中,我们首先了推出“文明的起源”专题,回溯早期中国的历史,探究西方文明的起源,寻找东西方文明之间交流互通的路径;在接下来的第二季中,我们以“多面的制度”为主题,讨论古今中外的制度及制度研究的理论方法,带大家了解典章制度的演变和发展历程。
众所周知,几乎从历史学在中国诞生的那一刻起,典章制度便作为一类重要知识而备受关注。《尚书》已见尧舜设官分职的详细记载,《左传》中也留下三皇五帝官职构成的点滴记忆,稍晚成书的《周礼》,更是对国家整体结构的精巧设计,充分体现了时人对于制度建设的缜密思维。
而自秦汉帝国以来,制度在历史学中的地位有增无减,有着“正史”之称、作为中国古代史乘最重要的代表的“二十四史”,其中大多设有“百官志”、“职官志”,集中显示出古人对制度的长期关注。
而在现代历史学于中国建立后,制度研究亦在其中占据重要的篇幅。无论是讲求史料考证的史料学派,还是主张理论先行的史观学派,都曾对制度研究倾注了巨大的心力。
其结果便是,几乎围绕每个历史时期的史学研究,制度研究都构成其中重要的一环,相关成果数量之多,可称之汗牛充栋。不断涌现的新出文献亦为制度研究持续注入源头活水,无论是甲骨金石,还是简帛文书,都揭示出许多传世文献未见的官职设置和行政运作,推动制度研究走向具体、走向细节。
而自90年代以来,一些敏锐的研究者还尝试提炼、总结制度研究的理论方法,北大历史系邓小南教授倡导的“活”的制度史,阎步克教授提倡制度史观,清华大学历史系侯旭东教授推动的日常统治研究,都是其中的显例。
理论方法的提出表明制度研究已很深入,但同时也显现出对于什么是制度、如何研究制度,还存在着不少分歧。
制度是静态存在的法令条文,还是在具体政治社会中的实践?制度居于支配性的统摄地位还常常是为接受者的能动性所干扰甚至左右。研究制度应立足中央/国家还是地方/社会?观察视角应该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
可以说,在这些关涉制度最基础、最紧要的问题上,研究者之间尚未形成共识。
另一方面,制度也是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重要命题。早在19世纪,即有所谓的旧制度主义,而伴随对20世纪50、60年代主流社会科学中的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批判,制度再次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焦点,以制度为核心概念来解释政治、社会、经济现象的学术主张常常被称为新制度主义。
如何发现特定政治体制的特征以及制度运行中各类正式、非正式的惯例和价值体系?制度与行为如何互动?所有这些问题都得到了新制度主义研究的推进。
不过,何谓制度?社会科学内部同样是众说纷纭。制度是什么?制度与行动者关系如何?制度是怎样形成的?其变迁动力又是什么?这些历史学者密切关注的问题同样也是社会科学研究者争议的焦点。         
在首期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阎步克从制度史的视角,分析周代可视性的等级标志——酒爵与酒尊。发达的衔号系统,精密的升降规则,森然不紊的等级待遇,必定是行政体制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五等爵及公卿大夫士爵,西周仅在孕育之中,它们实际都是春秋以来才逐渐成形的。然而,西周已是贵族社会,大小贵族虽不像后世那样有成熟的品秩勋爵,但也形成了一些萌芽性的、原生性的标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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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历史系候旭东教授将以古人心中的“制度”,即中国古代典籍中制度的含义,为切入点,论述制度逐渐成为制度史的过程,以及这种转变的意义;在梳理制度史研究脉络的同时,关注对制度实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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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非正式制度会盛行不衰?如何从非正式制度理解正式制度和国家治理?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雪光会围绕这些问题,分析非正式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背景和逻辑,探讨非正式制度的再生产机制,以及对中国国家治理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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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持并强化秩序规范的稳定存续,人们利用各种有形符号,使秩序规范可视化。其中,由权力建构的政治秩序,尤须借助有形的符号,标示权力主体与被支配的对象。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邢义田会从可视性的角度出发,以汉代官吏的印绶和鞶囊为切入点,重新思考制度及制度史的研究问题,考察古人如何将政治制度转化为有形、可视的符号,如何借助这些符号体现不同场合之下的权力与身份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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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制度史是学界研究中长盛不衰的热点话题。近年来,“走向’活’的制度史”这一研究范式受到了许多学者的高度关注,即不再拘泥于静态的、一成不变的制度规章,转而投向动态的、灵活多变的实施方式和功能效用,并力图借此将制度与文化、社会群体乃至思想活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基于这一研究背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将以宋朝的信息渠道研究为范例,探讨如何挖掘和理解制度史的“活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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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主题。围绕这一问题经济学发展出了诸多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这些理论都涉及经济增长背后的制度条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奇迹向这些既有的理论发起了挑战,“中国做了什么”成为张五常等经济学家积极探讨的问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周黎安从这些问题出发,回顾国家经济增长的制度条件的相关理论,提出“官场+市场”的理论,重新审视和评价政府与市场在中国的增长机制中各自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互动模式,进而解释中国增长所带来的理论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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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献记载里,中国的王朝典章制度,一般都是由高层官员在中央决策层面提出,由皇帝批准施行。但是,许多资料却显示,很多制度的产生和定型往往是在基层发生的。这些制度随着现实环境的改变因应运作中的问题而采取了某些变通办法。这些变通的办法最初在地方层面各自为政地实行,进而再逐步影响到国家体制的改变。一条鞭法和图甲制,在明清国家制度变革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两种制度的变革都不是在中央决策层面设计的,而是在地方政府和基层社会的种种灵活应对中逐渐形成的。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将介绍明代基层社会经济的变动如何改变了里甲制的构造和运作方式,进而导致一条鞭法的产生,一条鞭法又是怎样成为这个社会转型过程的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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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历史分析是社会科学的一种基本工具,也是新制度主义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研究思路源起于经典社会理论,于20世纪60年代被正式提出,并在60、70年代的繁荣期后逐渐走向分裂和式微。沿着这一脉络,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应星将会着重讨论比较历史分析的源头,述评美国社会科学的兴起及其若干特点,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比较历史分析发生转型的原因,最后他也会回顾自己将比较历史分析与中国现代史相结合这一努力的探索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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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世定将基于自身多年的教学、科研经验,通过不同的路径分析来解释经济社会学所独有的思想方式。经济社会学作为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互动中发展起来的学科,如何构建自身的研究方法与规范,如何在新发展趋势中进行新的探索,是这一讲的重要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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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文研学堂”第二季“多面的制度”,汇聚了九位来自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海内外学者,在跨学科的视野下,聚焦“制度”这一人文与社会科学的核心命题,集中讨论古今中外的制度及制度研究的理论方法。希望能在问题的梳理与路径的交叉中激活思想,拓宽制度研究的视野。
注:本季内容选自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简称“文研院”)于2018年秋季至2019年春季推出的“跨学科视野下的制度研究”系列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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