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觉得母亲语言罕寡，句句真理；中年后，觉得她说话更少，重在木讷了。到现在，我又觉得母亲口才甚好，自立逻辑，并且表达任何物事和理道，都有自成一派的言说风格和思维方式存在着。
原来所谓的人生，其实也是一种语言与过程。我母亲要形容什么东西大，她用她的语言说：“大得和世界样。”要形容什么小，她说：“小得和人心样。”要说人的个子长高了，她说：“头发都扎到天上了。”要说谁的脾气坏，她说：“猪狗见了那人都不敢哼哼呢。”
十五年前，医院诊断我母亲肺上有阴影，我和妻子及嫂子，带着她在北京的三家医院轮流检查和住院，最后有两家医院说那阴影也许不是瘤，而是年轻时有过自愈的结核症。于是我们拿着那结果诊断书，冲进母亲的病房告诉她，医院先前的检查是误诊。现在一切都好了。皆大欢喜了。母亲就接过她一字不识的诊断书，看了半天很慎重地问了一句话。
“真的是误诊？”
“真的是误诊。”
“是误诊医院就该把检查的费用还我们。是他们弄错了，还让我们担惊受怕一个月。照理说，他们错了退钱还应该再给我们一笔精神赔偿费。”
母亲的逻辑合理到宛若天空扣在大地上。为了庆贺母亲不是瘤，我们放弃了向医院索还住院费和精神赔偿费。头天办理了出院手续后，第二天中午一点的飞机我们赶往三亚去旅游。这是母亲平生第一次坐飞机，我让她坐在窗边上。飞机升到天空后，她望着窗外的絮絮白云说，有一年她种的棉花比这白云还要白。然后飞机遇到气流猛烈颠荡了，我吓得赶快去扶母亲，母亲却很平静地说：“没事儿，坐汽车也经常遇到不好的路。”谈完白云、棉花和道路，飞机上开始吃盒饭。我对母亲说：“这盒饭不要钱，是飞机上发的免费餐。”母亲就望着那盒饭，想了大半天：“世界上哪有不要钱的饭，会不会是人家把机票卖得贵一些，回头又说坐了飞机能吃免费饭——其实到最后，还是自己花钱买饭让人家挣了钱。”母亲说着看着我，像要从我脸上得到求证样。于是我认真想了一会儿，极其庄重地朝母亲点头道：“有可能。真的有可能。”
我们就这样坐在飞机上，一路说着话，一路推算着人生和世界的各种陷阱与生存方程式。然后三亚就到了，飞机降落了。
我们住在三亚海边的一个武警招待所，一入住趁着天还不黑去看海。母亲是第一次见到海。但她说她在几岁时，听说过世界上有个东西叫大海。还说她知道，海比陆地大许多。因为世界的划分是“三山六水一分田”，所以海就一定比“三山”大多了。那时落日的余晖光亮着，招待所卧在海边的沙滩上，我和战友领着母亲一出招待所的门，她就惊得站在那儿了，脸上挂满惊愕和兴奋，呆在那里望着眼前的海，说了一句只有她的才华才能说出来的话：“天……水也太多了！”
然后我们扶着母亲穿过了一个花圃园，去坐到海边沙地上。她一把把抓着海岸上的沙，望着长长的海岸线：“这沙要是粮食，人就不愁没有吃的了。”盯着海面和天空中不知疲倦地飞着的海鸥道，“也够傻的了。没事你不歇着总是飞来飞去干啥呢？”到了晚饭时，战友专门为我们接风包了房间点了一桌菜，母亲望着满桌的炒菜和海鲜，把我拉到一边悄声问：“我们在这里住的吃的真的不要钱？”
我对母亲说：“战友能报销。”
之后母亲就站在包间里的一角上，简简单单说了一句让我思考了半生的话：“你战友比你混得好！”
接着黄昏走去夜来了。
三亚的夜和北方塬梁上的夜完全不一样。在北方的村落山梁上，夜是一团一团的，静月挂在天空间，每月一次圆得和神笔画的样，还能看见月亮上的墨晕和不慎浸染上去的洗笔水。但若在南方，在距赤道三千公里的三亚秋夜里，月亮有时会是夏阳色，金黄金红着，悬在天空像天空有团散发着寒气的火。从我们住的房间露台望出去，天空是刚从织机上卸下来的绸白色。在那绸白中，若能找到一点污杂你会觉得你在天空有重大发现了。若没有一丝污杂色，你又会觉得这天空何等寡淡哦，连一丝污染都没有。好在有大海。大海的夜响把天空的寡淡填补了。在金色冷红的月光下，海面上荡漾着来自天边、去自岸边的波浪与海纹，水涛哗哗的声响砸在窗玻上，像有人在窗外拍着玻璃呼唤你，又怕唤声、拍声把他人吵醒了，于是就压着嗓子急急地唤，隐忍地一下一下拍在窗户上。
我被月光和海声吵醒了。
扭头朝母亲的床上看一眼，见月光中那床不仅是空的，而且毛毯也还原封叠在床头上。再把目光朝向厕所望过去，厕所里的暗黑立在那，像一堵黑墙立在明亮里。母亲去哪儿了？我这样问着我，忽地有一个大浪扑在岸上卷走了人和房子的画面朝我撞过来。惊一下，从床上折起身，没有穿戴就朝门口跑过去。下楼过大厅，打开迎着海面的楼房门，急脚快步地从那片花圃飞过去，一到沙滩上，果不其然看到了母亲坐在海面前，目视大水，背对夜陆，一动不动地望着海面上金黄粼粼的月光和卷来退去的潮，人像塑在了沙地或是溶在了月光里。
我的脚步放缓了。朝着母亲过去后，悄悄静静坐在她身边：“你不怕浪子上来把你卷走吗？”
我轻问着，母亲扭过头看我一会儿，她又甚思甚虑着那句话：“这儿咋有这么多的水。”然后把目光回到海面上，盯着升至空中的红月亮，盯着无边无际、又茫茫迷迷粉蓝色的海和卷来退去的银白色的水，犹豫着深重、也慎重地对我说出了她的不解和思考。“连科，你说世上真的有神吗？没有神世上怎么会有白天和黑夜、日头和月亮、大海和高山？可你说有神了，神咋会这么不公呢？让这儿的水多得用不完，让我们那儿吃水、浇地都困难。还有这儿的树，叶子肥厚成黑颜色，花开得和假的一样儿。可北方——我去过陕西的西安、临潼那地方，农民没有房子都住窑洞。庄稼草木盼着一点雨，像娃儿盼着亲娘回家样。”母亲说，“既然神总是对人好，那为啥不当初创世时，让缺水的地方多点水，山高的地方多条路。住在水边天天泡在雨里、水里的人，也让他们少些水灾和大风。何苦到现在，弄得天下哪儿缺的这儿又太多，哪儿多的这儿又太缺。”
说完后，母亲坐在那深邃静亮的大海边，望着寂寥茫茫的世界和天空，等着我的解答如等着大海水干样。可是我，怎么能回答母亲这关于人类起源与世界盈缺、公正的问题呢？母亲她不仅懂得语言学，可能还是一位同苏格拉底一样敢于面对真相的思想家和哲学家，而我只是她的一个愚笨、懦弱而无知的学生和孩子呀！
文摘节选自阎连科《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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