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王康：俄罗斯启示录（上）

别睡去，别睡去，工作吧，

不要让劳动停顿，

别睡去，与昏睡搏斗，

像飞行员，像星星。

别睡去，别睡去，艺术家，

不要沉湎于睡眠，

你已被永恒俘虏

抵押给了时间。

本世纪最后十年，俄罗斯精神日历揭扉于一名诗人的百年诞辰。

1990年2月10日，莫斯科城郊别烈杰尔基诺紧靠公墓和冷杉林的帕斯捷尔纳克墓地，世界各国诗人在圣歌和祭祈仪式中向已故诗人作世纪性的告别。翌日，帕斯捷尔纳克纪念晚会和国际帕斯捷尔纳克学术议分别在莫斯科大剧院和作家之家举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已在一年前将1990年定为“帕斯捷尔纳克年”。

俄苏著名诗人沃兹涅克斯基在题为“帕斯捷尔纳克的世纪”的纪念文章中写道：

20世纪选择了帕斯捷尔纳克，用以解决诗人与帝国、权力与精神独立这永恒的俄罗斯矛盾。

这次世纪性和世界性的诗人聚会及其对帝国首都的精神入侵，标志着诗歌意志的历史性胜利：诗人与帝国、精神独立与权力的永恒矛盾，第一次由前者而不是后者来判定关系规则，第一次不是用暴力而是以词语来判别善恶是非，用瑞典皇家科学院常务秘书斯图尔·艾伦的话，就是：

诗人承担着衡量、检查、质疑的主要作用。诗歌成为与时间、变形原则抗衡的决定性力量。诗人在专制社会表面的沉默……的信息洪水中成为发言人。

帕斯捷尔纳克195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两年之后即抑郁而亡。诗人被称为“叛徒”、“敌人”、“颓废的形式主义者”和“反革命雇佣文人”，面临被开除国籍，驱逐出国的危险，他写信给帝国领袖说：“对我来说，离开自己的祖国不啻是死亡。因此，我请求你不要对我采取这种断然的措施。我可以老实地说，我确实为苏联文学做了些事情，将来对苏联文学可能还有用处。”当然，他到死也未能再发表一行诗。

1970年，索尔仁尼琴也拒绝前往瑞典领取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在对这一荣誉表示感谢的同时，写信公开谴责帝国对自由的否定，并指责苏联东正教会对帝国的屈服。直到1974年被强行驱逐出境，他都在与帝国领袖、警察、暗探和文学检查官对峙。1987年，出身彼得堡的约瑟夫·布罗茨基，作为本世纪第五名俄裔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那个讲坛上感叹道：

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是一段漫长曲折的路程。

帕斯捷尔纳克的复活，索尔仁尼琴的存在和布罗茨基的感叹，与之对应的是苏联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烈日涅夫三个时代的终结。在俄国历史上，诗人命运与帝国兴亡难以分离，由此产生了俄国文学的全部特点。在本世纪，俄罗斯诗人成为与超级帝国相对峙和抗衡的最英勇的道德和精神力量，恢复了人类的拯救信念，以及对启示的信仰。帕斯捷尔纳克的胜利，宣告了本世纪帝国和权力对诗人与独立精神滥施暴力的终结，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再也不是一个人为的、苦难的地理概念，而是一个纯正的美学和诗意的空间了。

需要申明的是，本文中“诗人”一词，泛指以语言文字创造精神价值的劳动者，“帝国”一词，指对精神自由采取镇压方式的国家。要探讨“俄罗斯（这个）永恒的矛盾”，我们须先审视一下“流亡”这道二十世纪俄国文学的风景线。

自荷马、奥德维和但丁以来，流亡就是世界文学的古老母题之一。尽管“流亡”一词具有几乎无所不包的涵义（寻找家园、生存空间、个人乌托邦对全权语言体系的对抗、本体论存在的正常形态，等等），但近代欧洲式流亡及其文学，则与社会革命和政治迫害有更紧密的联系。

十八和十九世纪之交，法国既是欧洲历史风暴的中心，也是流亡文学的温床。国民公会与帝制这两个暴政，先后将自己的所有对立面：持不同政见人士、王室、教士、贵族、吉伦特派、正统党、立宪派、共和党、哲学家、平民和诗人送上断头台，或流放到帝国边界之外。近代流亡文学三个特征始告形成：流亡文人不可避免地属于那个时代的反对者；他们很难将过去的文化遗产与他们憎恶的社会现实截然分开；同时，他们大大推进了欧洲主要文化巨流的交融。流亡文学作为帝国与诗人共享的成果贯穿了整个十九世纪。德国流放了海涅，英国流放了拜伦，法国则把自己最伟大的诗人雨果流放出境。

世纪之交的流亡诗人对于未来时代怀有先知式的预见性和使徒般的热情。斯塔尔夫人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潮·流亡文学》中赞扬她“使流亡文学意识它的目标和最好的倾向，……回到过去的倾向和奔向未来的倾向”，使流亡文学成为新世纪“伟大文艺戏剧的序幕”在长期流亡之后写道：

十八世纪过于绝对地宣布了原则，十九世纪可能会以过于无可奈何的态度来解释事物。十八世纪相信事物的本性力量，十九世纪只相信环境的力量。十八世纪希图控制未来，十九世纪却又仅限于努力去了解人类。

勃兰兑斯就此指出：“我们仿佛看到流亡文学的作家和作品出现在一道颤动的亮光之中。这些人站在新世纪的曙光中；十九世纪的晨曦照在他们身上，慢慢驱散笼罩着他们的奥西安式的雾气和维特式的忧郁。我们感到他们经历了一个恐怖的流血之夜，他们脸色苍白而严肃。但他们的悲痛带有诗意，他们的忧郁引人同情；他们不能不继续前一天的工作，而又不得不怀着疑虑看待那一天打下的基础；而且得费力地把一夜的浩劫留下的碎片收拾起来。”

这些悲剧气质显然适用于二十世纪俄国流亡文学。正如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惊人的相似一样，俄国流亡文学也具备上一世纪法国流亡文学的一切特征。然而在背景、规模、性质和成就上，俄罗斯流亡文学更近于一部史诗，更加完整和成熟。

1921年，恩格斯的私人秘书、“第二国际”的理论领袖卡尔·考茨基在《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中，将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作了比较后确认，俄国布尔什维克未来的发展将导致一次新的热月9日：

他们本来是以平等的普选权选出的国民大会的坚决拥护者，可是一旦国民大会成了他们的绊脚石，他们就一脚把它踢开。他们原是死刑的坚决反对者，却建立了血腥的统治……他们在开始执政时宣称砸碎旧的国家官僚统治机器是自己的使命，却以一个新的官僚机器取而代之。他们由于军队纪律的松懈而篡夺了政权……却又建立了一支新的严守纪律的庞大军队。他们原想铲除阶级差别，却又制造新的阶级差别……最初，他们无情地剥夺资本，今天却又准备把半个俄国的矿藏拱手交给美国资本家，以换取他们的帮助……布尔什维克准备对官僚政治、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作出一切可能的让步，借以维持自己的生存。可是在他们看来，对民主作出让步等于自杀，……没有民主，俄国就要毁灭。最后的结局是可以预见到的。不一定恰好在热月9日，可是我担心，离热月9日已不远了。

70年过去了，人们不难看到，这名“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所预言的一切还是何等保守。而我们更关切的是，使十九世纪俄国文学超越帝国权力的伟大传统，还存在吗？

二十世纪俄国流亡文学得出了自己肯定的结论。

革命、内战使俄国文学的基础遭到粉碎性打击。曾经使世世代代知识分子感到激奋或震惊的大问题突然之间失去一切意义；传统主题和人物倾刻间消失殆尽；各种流派的论争都变得不可能，并且毫无意义；俄国文苑中所有的权威和偶像都黯淡无光。亚历山大·勃洛克预言道：整个知识界一夜之间就会发现，自己已身陷社会最底层，托洛茨基这名赤色犹太人已发出十多年后戈培尔博士在德国发出的同一威胁，“历史的铁扫帚会把你们和其它残渣余孽一起清除！”知识分子所珍爱的一切：精神自由，温文尔雅，忏悔，矫饰，对专制、警察和庸俗的蔑视，对生命的珍视、对苦难的抗议，以及对艺术和宗教的尊崇都变得分文不值。“军事共产主义”和“集体化”的艰苦岁月与未来主义的先知式预言和象征派那种堂皇唯美的神秘诗意毫无相似之处。小说家和诗人发现，他们唯一可做的，就是为这片产生过天才和大师的土地举行葬礼。雷米佐夫的散文《俄国大地毁灭曲》、爱伦堡的诗作《为俄罗斯祈祷》、舒米廖夫《死者的太阳》以及普宁《罪恶的岁月》都是绝望的祷文和葬辞。阿赫玛托娃厉声质问诗人们：“我们怎么会这样不负责任，竟没有觉察到雷鸣般的脚步声，在向我们宣布的，不是日历上的普通一年，而是真正灾难性的二十世纪？”这是对象征派、未来派和意象派的救世诗句“一轮巨大的辉煌无比的太阳正在升起”的反问，阿赫玛托娃自己和其他阿克梅派诗人也曾歌颂过这轮太阳。惩罚迅速到来，逮捕、流放、苦役和枪决大规模推进。于是出现俄国历史（也是人类历史）空前绝后的流亡文学。俄国女诗人吉比乌斯1922年在巴黎悲叹道：整个俄国文学都流亡到国外去了！连高尔基也不例外，由于一篇反对十月革命的《不合时宜的思想》，这只海燕在明媚的意大利呆了十年。

与欧洲十九世纪流亡文学和革命暴政帝国的共生现象一样，二十世纪俄国流亡文学也恪守着与帝国遥相对峙的规则。半个世纪后，布罗茨基才以伤感的激情在《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的演讲中说道：

既然我们无以寄托对美好世界的希望，既然其它道路全行不通，那么让我们相信，文学是社会具有的唯一的道德保险；它是戕害同类原则的矫正剂；它为抵挡高压政策提供了最有力的理论内容丰富多样的人生是文学的全部内容，也是它存在的目的。

俄罗斯文学在西方的重建构成本世纪世界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观，这固然与俄国流亡作家的个人声望、文化素养、人数和与西方文化界的关系有关，与极权主义的俄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对西方的现实威胁及其对流亡作家的地位的影响有关；但是最主要的原因，仍然出于诗人与帝国这一俄国传统矛盾，而且更复杂和紧张。西尼亚夫斯基作为第三代俄国流亡诗人，在《大陆》季刊上发表《俄罗斯文学发展史》一文，拒不承认俄国新制度“有权代表俄罗斯文学传统”，也拒不承认“它有力量切断这个传统”。他确信，流亡文学不折不扣地是俄罗斯文学的延续部分：“一个俄国作家如果不愿意按照国家的命令去写作，他就会处在一个地下作家所处的非常危险和梦幻般的境遇之中……，他就会面临各种暴力镇压和惩罚的手段。文学已成为一种禁忌、要承担风险的事业。”从整体上看，二十世纪俄国流亡文学，既是上一世纪俄国文化精神的延伸和继续，也是新时代俄国命运的特殊形式。流亡作家一开始就不是个别事件、个人生活的错位和再选择或一般的政治避难，而是具有人类意义的俄国命运在西方的承受者，绝非单纯的语言流浪，或本体存在性的、俄狄浦斯式的无家可归者。

俄罗斯流亡作家在西方的中心活动，是从源头上沉痛反思俄国极权主义的历史和文化根源，保留和继续俄国十九世纪的人道主义传统，复兴支撑俄国一千多年的东正教神学和俄罗斯基督教哲学，探寻俄国与西方世界的未来关系。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布尔加科夫等俄国思想家，从20至40年代，在巴黎、柏林、布拉格、华沙及美国等地，创立了“俄罗斯宗教哲学研究院”、“俄罗斯正教神学研究所”、“俄罗斯科学研究所”、“俄罗斯大学”、“俄罗斯文学艺术剧院”，创办了《俄罗斯沉钟》、《俄罗斯之声》、《东方与西方》、《路》杂志以及《俄国新讯》（日报）、《俄罗斯思想》（周刊）、《面面观》、《播种》（月刊）、《新评论》（季刊）等。到索尔仁尼琴的流亡时代创办的《大陆》杂志，已成为现实俄国社会和精神发展的西方窗口，它除俄文外，还用欧洲几种主要语言出版，其宗旨建立在“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宗教理想主义、反极权主义、民主与超党派的基础之上”，其目标是“以文学、社会、政治与宗教的健全发展、拯救俄罗斯”。

与俄罗斯命运的精神联系，是二十世纪俄国流亡文学自下而上地发展，提供了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中人类悲剧的高峰视角，从而赢得西方文学界的尊重的根本原因。与艾略特、庞德、萨特、阿多尔诺等西方作家对人类的荒芜感和绝望心情相比，俄国流亡作家更能自觉地拒斥二十世纪独有的强大的虚无主义和末世情怀。对世界的总体观念、对人的本质的终极性评论被国家性质的意识形态化之后，极大地影响了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价值体系、文化意识和伦理学说的冲突使其它一切冲突都相形见绌。因而知识分子、作家和诗人的承受和表达的事物，空前困难和艰危，因而也更接近二十世纪总体悲剧的本质。

布罗茨基这位已适度西方化的俄国诗人，在诺贝尔文学奖集会上演讲时告诫西方说，将俄国的经验作为警钟是有意义的。西方世界迄今为止的社会结构从整体上说与1917年前的俄国是相同的。十九世纪正在西方继续，它在俄国却走到了尽头。布罗茨基称，如果我说它以悲剧告终，首先指的是社会或年代沿革的路线。“因为在真正的悲剧中，毁灭的不是英雄，而是歌队”。

本世纪俄国流亡文学正是通过与俄罗斯命运的联系，以自己的语言抵达时代的本质。它近期对其祖国凯旋式的回归，也正是历史精神本身法则的显现。毫无疑问，俄国流亡文学将根本修改二十世纪用语文学的总体评价，是继屠格涅夫、赫尔岑、奥加辽夫和涅克拉索夫为代表的十九世纪俄国侨民文学之后，“对世界文化的历史性服务”。

然而，真正蔚为壮观、悲怆而激人沉思的启示，更主要地来自那些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以其生命和精神的最高形式直接构成二十世纪俄国和人类本质的俄国诗人身上。

在二十世纪，俄罗斯诗人墓地作为俄国命运的悲剧性风景，真象征意义甚至超过诗歌，是以诗人生命凝结的俄罗斯启示的封页。

二十世纪俄国诗人会羡慕他们十九世纪的先辈，他们回首一生的时候，能分辨出人生道路或事业发展上的里程碑，总有某些事件可以标志转折点，新阶段的起始。他们可以对战争、农奴制、沙皇、教会、土地和死刑发表宏论，可以同整个俄国社会探讨个人内心危机和俄国的命运；他们创办杂志，建立文学团体，在艺术沙龙中为西方的堕落忧郁；他们享有自由旅居国外和被视作时代先驱流放西伯利亚的殊荣，拥有在最后一刻从绞刑架上被特赦的奇遇，能够在决斗中名垂千古；他们可以从容书写遗嘱，挑选一方净土以作永久的归宿，而他们的逝世则常常使俄国和世界都陷于悲哀之中。莱蒙托夫的《诗人之死》和五万彼得堡人不容任何延迟地要对令沙皇难堪而又无可奈何的普希金致哀，尊他为“太阳”；屠格涅夫一纸遗嘱便将其灵枢从巴黎运回彼得堡，葬在挚友别林斯基墓旁；彼得堡大学学生征集了数百人签名，把慰问信送到垂危中的涅克拉索夫病榻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列汉诺夫以及“俄罗斯革命的整个司令部”与千千万万市民为这位写下《在俄罗斯，谁能幸福而自由》的诗人送葬；至于托尔斯泰，这位“沙皇专制制度、农奴制和一切俄国邪恶势力的死敌”，当他把在位沙皇痛斥过，把俄国一切黑暗都尽情揭露之后撒手而去时，在那个乡村车站，挤满了政府代表、省长、总理大臣的专员、宪兵军官、大批新闻记者、电影摄影师，全世界的电报线和海底电缆，各大报刊都争相报道他的死讯。在托尔斯泰之前，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遁世者在其临终时受到如此广泛的注目，连沙皇、杜马和内阁也一致“为俄罗斯失去其最伟大的作家而表示哀悼”，全国娱乐业自动停业，大学生则以违抗法令、走上街头示威游行的方式来纪念他们的导师，托尔斯泰的遗体由专列运载，缓缓而行，农民们在白色亚麻布上写着：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您的好处将永远铭记在我们这些成为孤儿的农民心里。

他的墓地，是七十五年前少年托尔斯泰在那里埋下一根“绿树枝”的小山坡，那“绿树枝”是托尔斯泰整整一生都在探索和实践的启示物：毁灭人类一切罪恶，促使人类象兄弟般相爱。托尔斯泰英文传记之一的作者艾尔默·莫德在其长达一千余页的书中最后写道：

为了赢得人们的爱，真诚地寻求这个启示的人，在他的探索中无需完全成功。他甚至可能会失败，然而他的榜样却比在物质世界所能获得的最辉煌的成功，更足以使得人生更有价值。

托尔斯泰从未读完这整部启示，因为没有人完全读过它。但是他探求它，这个事实就给他的从《少年》到《我不能沉默》的全部著作，提供了答案。毫无疑问，《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的作者表明了这个启示的一大部分。

这个启示，在二十世纪的俄国，以一种奇绝、隐蔽、内在而黑暗的渠道继续被探索，被解读。它以一种近乎潜水的姿态、变形得难以觉察的轨迹经历了漫长的世纪性狂澜。

诗歌日历似乎有情于二十世纪俄罗斯诗人，十九世纪大师们的遗产甚至超过了西方，诗人高踞于帝国权力之上，大声宜告了旧时代的消亡。1910年，不仅是俄国，也是欧洲和全世界的精神巨人托尔斯泰溘然长逝时，？20岁的帕斯捷尔纳克就站在向这位大师遗体告别的人群之中。是年，勃洛克30岁，古米廖夫24岁，曼杰施塔姆与阿赫玛托娃分别比帕斯捷尔纳克小一岁和大一岁，15岁的叶赛宁正带着俄国牧羊人天真的目光出现在彼得堡文学沙龙……

然而，俄罗斯诗歌意外地撞上了“真正的、非目历的二十世纪”，阿赫玛托娃已经听到了“历史大溃退”的脚步声：

   缪斯去了，踏着一条

   秋天的、陡峭的羊肠小路，

   一双黝黑的脚

   沾满了大颗大颗的晨露。

   我久久地向她恳求

   和我一起等到冬天再走，

   而她说：“你怎能在这里呼吸？

   这里可是一座坟墓！”

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十九世纪俄国诗人之墓远离帝国中心，它们散布在修道院旁长满亚麻和荨麻的粗砂地里、小山坡的林中空地，却被尊为俄罗斯永恒的精神圣地。而二十世纪俄罗斯诗人的墓地，则更接近无迹可寻、难以企及的骷髅地：

1921年，在勃洛克死后两星期，古米廖夫倒在行刑队枪口下，身为“人民的敌人”，他的墓地只是诗人最后的呼吸和目光：没有让他开口。临终前不久残存的诗札写道：刽子手将砍下我的头。

1938年12月27日（这一日期，直到二十五年后的1963年诗人被“平反”后才得到确认），曼杰施塔姆作为一名疯子在饥饿中衰竭而死。免去新政权的“九克”。他被葬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我们称之为“海参崴”）的一个集中营转运站（所有俄国文学史家都无力指出这个站名）。布罗茨基从这位与他同国同种同行（俄国犹太诗人）的“死地”发现，二十世纪俄国诗人与帝国的对立，“纯粹是极端之间的官司”，诗人占据和重造了时间，而帝国“无声的空间”“对此天然怀有敌意”。因此，曼杰施素，诸如语言的逻辑、历史环境，她同时代人的素质等等造成的结果，她只能“忠于自己”，她是“自己的囚徒；这种堡垒比彼得保罗要塞还要牢固”。就是在这种孤绝状态中。女诗人仍然以精神的纯粹和内心激情战胜了把她碾为粉末的帝国，“这位诗人虽然和她周围的生活相隔如此遥远，却用了最革命的诗体和富有挑衅性的革新；因此，比起那些试图徒劳地用政治约束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桎梏来驾驭诗歌并遵循政党的路线的御用诗人来，她就更真实和更深刻地代表了她那个时代的精神”。今天，帕斯捷尔纳克的预言终于应验：

她的作品的出版对俄罗斯诗歌将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和伟大的发现，这一珊珊来迟的礼物必将立即充实并一举震动俄国诗坛。

苏联帝国终于在这位女诗人遗骸面前放下它的权杖：1961年，诗人六十周年诞辰之际，出版了她的诗选，四年之后又出版了一本厚达八百页的诗集。无论在东方或西方，茨维塔耶娃都彻底战胜了死亡，进入不朽的大师之列。

如果说茨维塔耶娃是孤独精神高翔于帝国疆域的罕见的事例，帕斯捷尔纳克则是在从俄国历史中去寻找抵御新帝国的俄国的普鲁斯特。他代表着那个优雅、困惑、忍受和过时的俄罗斯。美国历史学家休斯认为，帕斯捷尔纳克在官方压力下低了头。包括他在1937年写信帝国元勋丧妻悲哀的举动，都是因为他被帝国视为“苏维埃以前的残余”，“他的声音是旧时代的声音：这是他的反抗所以失败的原因之一。可是他的经验教训在年轻的一代中并未消失”。

对于索尔仁尼琴这一代人，诗人与帝国的对峙已不再是力量悬殊的较量了。因为索尔仁尼琴是在死亡带上办自己挣到了国际性的写作声誉，“他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成熟的作家，一个经历过战争的强劳营的老战士，是一股不屈不挠的道德力量”。索尔仁尼琴把自己的诺贝尔文学奖演讲词命名为《为人类而艺术》：

我深知自己责任之沉重。借用弗拉基米尔·索洛维耶夫的话，便是：

   让我们手挽手围成一圈，

   完成我们沉痛的使命。

在集中营疲惫的长期徒步行军中，在冰冷的寒夜里，点点孤灯透过黑暗偶尔照亮了囚徒的队伍。不只一次，我们渴望着，要向世界吐出长久哽噻在喉头的郁结，希望这世界能听到我们之中任何人的申诉。此刻，我们心里非常清楚，代表我们的这位幸运使者，他只需放声呐喊，整个世界必将报以回应。……

最堪嗟者，莫若许多默默无闻的同道，生前竟未有发表作品的机会。整个民族的文学，随他们一道远远掸落在后，掩埋之时。竟无棺柩墓志，被剥得赤条条地，只除却系在足趾上的一只号牌。但是俄罗斯文学并没有断气，只是从外面望去一片荒凉景色罢了。……

然而世间最悲哀的，莫过于一个民族它的文学命脉为暴力所斩割。这和禁止“言论自由”不同，乃是桎梏民族心灵，和民族记忆的割除。……象阿赫玛托娃和礼米亚京这样的文学天才如果一生被活埋了，要他们在坟墓里默默地创作，对自己的作品不闻丝毫反应，这不仅是他们自己的不幸，同时也是所有民族的悲哀，对所有国家而言，更是一种危险的威胁。

有时威胁更及于人类全体：由于此种哑默之故、人类历史嘎然中断……由谁来折中缓和对立的价值规范？谁来给人类创定判别善恶好坏的唯一准则？要如何决定可忍与不可忍之别？谁来廓清真相使人类全体得知孰为不可忍之真恶，并将举世之愤导向真善？谁能把这种了解贯穿个人经验建立之屏障而沟通人心？谁能在顽固狭隘的人性本质上注入恻隐，分负世人之悲欢，并使举世能透视生活中不曾经验之事实与虚幻？……

幸而我们有另一种手段！那便是艺术，那便是文学。它们……能够把人生的经验，把整个民族数十年间各尝艰苦、历经辛酸所得来的宝贵教训，交付给另外一个民族。从最好的方面来看，这种经验中可能拯救一个国家，俾不至步及危险、错误与毁灭之途，并从而减短人类历史之曲折与重复。？

……是的，俄罗斯文学几十年来走着这一方向：努力不使自己在自我陶醉中迷失方向，并避免任意瞎闯。我并不对此传统感到羞耻，并愿尽绵薄使之得以持续下去。这种思想已经长久在俄国文学中生根：一个作家必须，而且可能力大众做出极有意义的事。……

我深信世界文学有力量在此存亡绝续之时，帮助人类去认知并唾弃居心不善者和他们的组织所企图灌输的一切；沟通各地域人类浓缩的经验以终止人类继续分裂；使世界各族能深刻而正确地去了解彼此之历史并感同身受……

朋友们！倘若我们仍有丝毫价值可言，让我们携手完成此一使命吧。在阶级、运动、党派所撕裂的国土里，有谁自始便关心人类的统一？这基本上是作家的责任：“我们是民族语言的代言人，是结合民族并从而结合世界使成一族的主要维系力，可能的话，更是人类崇高灵魂的表征。……

朋友们，这便是为什么我认为在世界正面临空前残酷的考验之际，我们能帮助它的地方。我们不应妥协束手待毙，我们不应空度岁月、沉沦在无意义的生活里，我们应该走出来参加战斗的行列。……”

在帕斯捷尔纳克之后，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俄罗斯文学的整体写作从未中断。索尔仁尼琴1974年被驱逐出苏联之前，曾在地下状态阅读了卡拉万斯基的《请求书》、马尔琴科的《我的供词》、布罗茨斯的《长短诗》、尤里·艾亨瓦尔特的《在刀口的锋利面》、阿马利尼克的《被迫的西伯利亚之行》以及曼杰施塔姆的遗孀娜杰日达·曼杰施塔姆的回忆录《一线希望》、楚科夫斯卡娅的回忆体小说《严峻的历程》、瓦拉姆·沙拉莫夫的《科雷马河的故事》、叶甫益尼、金斯堡的《进入旋风》等作品后预言道：“将来一定还会浮现出更多这类著作，因为俄国不久就将进入一个言论自由的时代！”

在五十年代俄罗斯大地仍然冰封雪闭时，索尔仁尼琴在铁丝网后面写道：

我知道，我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我知道，我已经接触到了一个伟大的秘密。在古拉格群岛分散的一个个小岛上，在同我一样孤独的胸腔中，这个秘密正在人不知鬼不觉地成长起来，为的是在未来的年代，也许是在我们死后，显露出它的威容，汇成整个狂涛怒吼般的俄罗斯文学。

一个民族的历史永远取决于那个民族对自己处境的正确认识，对自己命运的有想象力、有勇气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和命运最终是民族主观精神自我显示的结果，而诗人作为民族意识、记忆和灵魂的最敏慧的触角，负有特殊的使命，尤其是在邪恶泛滥、普遍沉沦的时代，诗人不可避免地要承担用艺术拯救世界的天职。正是这种通过民族（空间）和世纪（时间）表现人类本性、命运和无限性的共同选择，使俄罗斯诗人具有二十世纪无与伦比的深沉、坚韧、感动人心的艺术力量，从人类历史的角度看，比西方文学更自觉和更本质地体现了二十世纪的人类精神，同时，也正是这种深植于俄国血肉生活之中的艺术力量，使俄国诗人拯救了俄国历史中的精神原型，就是以整个民族和一个世纪的声音对希腊哲人和丹麦王子那个问题的回答：

   分手的时刻到了，

   让我去死，你们活着……

1867年10月，在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鲁宾斯坦为托尔斯泰举办的专场音乐会上，当弦乐四重奏弹出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如歌的行板”时，托尔斯泰突然啜泣了，柴可夫斯基本人深受震动。托尔斯泰此时正写完《安娜·卡列尼娜》后半部，从“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转向他那著名的内心危机：

我懂得了，它不是偶然的病痛，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如果这些问题不断发生，答复它们乃是必需的。问题似乎是一些愚蠢的、简单的、孩子气的，可是我一碰到它们，尝试着要解决它们，我立刻肯定了（一）它们不是孩子气的，不是简单的，而是最重要的，最深刻的人生问题；（二）我尽力试图解决，但我决不能解决它们。

俄罗斯的忏悔精神可能导向一种偶像崇拜，从而分娩出它最卑下的元素契诃夫痛斥过的俄国人血液里的“奴性”，以及为现阶段人类文明尚难接受的“不以暴力抗恶主义”；但这种精神作为人类神性的伟大证明之一，是可以保证人类不会沦为兽欲，不会向邪恶彻底屈从，在苦难和少数尚存的世界上，尤其是对中国诗人日益浓重所谓的“个人化”，仍然是一种本质的需要。

索尔仁尼琴在分析二十世纪俄国的悲剧时问道：这个狼种它在我们人民中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不是我们的根子上长出来的呢？是不是我们的血统？

“这是一个可怕的问题，如果我们诚实地回答的话，是我们的。”

俄罗斯伟大忏悔精神在半个多世纪的苦难里支撑着俄国诗人的生命，使他们从内心认识到罪恶和邪恶的根源，从而祛除狼种。“在一颗心的生命过程中，这两条线交混在那里，有时为得意扬扬的恶所挤满，有时则为苏醒起来的善腾出地盘。同一个人，在其不同的年龄，在不同的生活处境下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有时接近于魔鬼，有时接近于圣者。苏格拉底给我们的遗言：认识你自己！……民间谚语说，从善到恶，一念之差。”索尔仁尼琴作为在精神道德上比帕斯捷尔纳克等纯诗人更为纯洁、优秀的俄国知识界无可争辩的代表，在古拉格群岛的苦难中心把十九世纪俄国忏悔精神提升了一个世纪的水平，他发现：善与恶的界限并不在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穿过，在一切人的心中穿过。这条线在移动，它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摆动；连被恶占据了的心中也保持着一小块善的阵地。连在最善的心中仍保留着一个尚未铲除的恶的角落。

自那以后我终于懂得了世间一切宗教的真谛：它们是与存在于每一个人内心的恶作斗争的。世界上的恶不可能除尽，但每个人心中的恶却可以压缩。

自那以后，我终于懂得了历史上一切革命之虚妄：它们只消灭各时代的恶的体现者，而在匆忙扰乱中也不加分辩地消灭着善的体现者;至于被更加扩大了的恶的本身，它们却当作遗产继承下来。

“认识你自己！”对自身的罪过、失算和错误进行触及痛处的思索最能促进我们谅解一切的觉悟。在这样的思索中绕过了几个艰难的、需要走许多年的圈子之后，每当别人对我说起我国大官们的冷酷、我国刽子手们的残忍我总回想起带着大尉肩章的我，回想起我的炮兵连在炮火纷飞的东普鲁士土地上进军。于是我说：“难道我们比他们好吗？”

从普希金开始，俄罗斯诗人就是拉着苦难俄国艰难前行的马。无论是整个俄国文学界，还是在诗人个人身上，总是圣徒拉着天才的手，殉道者扶着歌者的肩头，哲人劈开诗人现下的荆棘。

俄国诗人按勃兰兑斯在《俄国印象记》(1888)中所说，其气质是“伟大的、愁郁的、富于极端住的”。这一切都深深地植根于俄国整个独特的生存环境与传统之中。这些特点概括起来就是：地理环境、民族关系、宗教信仰和帝国主义。

俄罗斯的地理环境有两个最基本的特点：一，如美国俄罗斯历史学家亨利·赫坦巴哈所说，俄罗斯人民在大草原上继续生存并且终于征服这个大草原，是历史上伟大的给人深刻印象的事件之一；没有自然屏障的茫茫的草原“瀚海”不仅激发了一种远达天涯海角的冒险精神，而且形成了俄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二，俄国在欧亚大陆所处的中心地位允许并且甚至鼓励它朝着相反的方向欧洲和亚洲退却和扩张交替更迭。西方史学家一致认为，这两点是形成和推进俄罗斯救世主义和帝国扩张主义的主要本质因素。

历史的发展也极为巧合地助长了地理因素的影响，自从1453年拜占廷垮台以后，势力极大的教会僧侣集团就开始传播“莫斯科是新的上帝城，是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继承者”这一概念；修道院院长菲洛费声称，上帝的历史明显地指向莫斯科，俄罗斯将要实现上帝的绝对意志。莫斯科的王公贵族，外交官，僧侣和一般民众，至此开始把自己看成新的基督教世界的中心。同时，沙皇在把自己与罗马凯撒的概念联系起来以前，早已同金帐汗的遗产联系起来了。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伊曼纽尔·萨尔奇斯扬兹指出“如果莫斯科国的统治者作为罗马皇帝的后裔和拜占廷皇帝神圣的继承人向西方推进的话，那么他向东方推进，就是作为那个伟大的蒙古人的欧亚帝国的汗的继承人”。于是，帝国诗人费多尔·丘切夫赞颂道：

   在面貌改观的拜占廷土地上

   基督的圣坛将重新被奉祀

   于古代索非亚的殿堂！

   啊，俄罗斯的沙皇

   跪例在圣坛的面前吧，

   于是起而为全体斯拉夫人的沙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