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宁荣教授
Prof.N.R.Liu
香港大学SPACE学院常务副院长
中国商业学院（ICB）暨企业研究院（SEA）创院院长
5月20日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长达20页的战略报告——《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的战略报告，承认与中国长达四十多年的“接触政策”失败，与中国已处于战略竞争状态。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中国的“改革已经放缓、停滞或者倒退”，美国需要遏制中国在经济、军事、政治等领域的扩张，但依旧强调“竞争不一定非导致交锋或冲突”。中美之间的“半冷战”竹帘正式拉起。
就在此之前的5月15日，一场以科技为主线的“半冷战”升级，美国商务部宣布将在全球范围内阻止任何使用美国技术的企业向华为公司供应芯片，这标志着美国围堵华为的力度全面提升。尽管华为早已准备这一天的到来，提前调整了供应链，但根据媒体报道，华为目前只能找到落后台积电两代的芯片。
同一天，台积电在“抵制”来自美国政府的压力一年之后宣布，将斥资120亿美元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造一家芯片工厂。美国担心微电子产品方面严重依赖东亚地区，终于从资金上帮助台积电落户美国，这是台积电在华盛顿州之后在美国建立的第二个生产基地，这意味着全球供应链发生变异，“半全球化”降临。
就在并不久远之前，全球无不欢呼人类已跨入“世界是平的”时代，但世界至今都不是平的，即便这是一个无远弗届的时代。
但世界又是平的。如果没有全球化，新冠病毒或许不会成为蔓延全球的大流行。全球化在这场疫情之后无疑会退潮，但过去四十年最新一波的全球化毕竟留下了印记！所以“半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开启！
01
何为“半全球化”？
在“世界是平的”响彻全球时，十年前，我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第一次遇见班卡吉·格马瓦特（Pankaj Ghemawat），这位印度裔的哈佛大学教授说世界其实还是圆的。早在2007年他出版《重新定义全球战略》一书，他就解释说，跨国界的差异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我记得那场面对全球商学教授的演讲，他主要从贸易的角度看这个世界不是平的，因为数据显示大多数的经济活动，从贸易、到直接投资、到旅游，大多发生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之内。而在这个“半全球化”的世界中，文化、行政、地理和经济的差异依旧极为重要。
在这次“半全球化”的新时代，是价值主导的“半全球化”，在中美的“半冷战”竞争中已经开始降临。
中美的对立与美苏的对立有根本性的不同，前者对立的起点是抢夺经济强国的地位，而后者的对抗是以两个军事同盟之间的相互战略威慑为出发点。前者的重心是经济冷战和科技冷战，而后者的重心是军事和军备竞赛。
如果说冷战时代是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对撼，“半冷战”时代的对抗不是冷战时期纯意识形态的对决，更多的是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的较量，因此美国才会将2020年视为另一次“史普尼克时刻”。1957年10月4日，苏联人造卫星史普尼克1号从哈萨克的拜科努尔航天中心顺利发射升空，事先毫无征兆，这是美苏冷战的转折点。苏联人造卫星成功发射上天震惊了美国和西方社会，震醒了美国认为自己在导弹和航天领域的领先地位。史普尼克危机引发了美苏之后持续20多年的太空竞赛，1969年美国终于扬眉吐气，美国航天员登上月球，顺利实现阿波罗登陆月球计划。
新冠危机是美国的另一次“史普尼克危机”，是中国的又一次“庚子年危机”。1900年庚子年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引发大清王朝内外交困，最后以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告终；1960年的庚子年正处于《大英百科全书》所称为“二十世纪两次最大饥荒”最艰难的时刻。
02
 “超全球化”时代的终结
如果走在全球各地的风景名胜，看到从中国蜂拥而来的旅客，我们会觉得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过去几年，中国的国际旅游数量突飞猛进。根据中国发布的数据，2018年，中国的出境旅游市场规模增长到约1.5亿人次，出境游客境外消费超过1300亿美元，2019年全年出境游人数可能接近1.7亿人次。
在全球制造业中心，你也可以看到来自全球各地的著名跨国企业几乎都在中国建立了生产基地。在制造业领域，外商的投资准入限制不断缩减，投资的范围和重点从加工制造延伸到计算机、集成电路、智能制造等领域。在中国设立区域总部、研发中心的跨国公司已经达到2000家，特斯拉在浦东就建成了独资的生产线。
根据联合国发布的统计数据， 2018年中国占全球制造业产值的28.4％，超过美国的16.6%，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2010年被中国取而代之。2018年，中国制造业的总值近4万亿美元，制造业占经济总量的近30％。相反，美国经济不再依赖制造业，2018年，制造业仅占美国GDP的11％。中国被视作这一波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不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正从"世界工厂"向高科技创新产业移动，与发达国家抢夺全球市场。
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将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全面进入欧美主导的贸易和投资系统称作“超全球化”。这一波“超全球化”始于苏联分裂、华约解体、冷战结束之后，1995年作为多边贸易机制的世界贸易组织成立，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全球这一贸易和投资体系，“超全球化”的步伐加速，全球数十亿人的生活被改变。
中国和其它新兴市场，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尤其是进入千禧年之后经济快速发展，成千上万处于贫困线下的民众摆脱了贫困，对世界经济带来积极影响。发达国家则享受着来自发展中国家低廉的产品可以长期保持低通胀及低利率，欧美企业因全球供应链的变化成本降低和盈利增加，这刺激了华尔街股市在过去数十年不断攀升。
在这个“超全球化”的时代里，全球跨境货物，人员和资本流动的速度和规模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但钟摆已经摆向了另一边，从70年代开始的最新一波的全球化浪潮已经终结。这个“逆全球化”的趋势早已经展开，而特朗普入主白宫就是“逆全球化”的结果，而非“逆全球化”的起因。
03
“逆全球化”的民意基础：2008年是分水岭
2008年开始的金融海啸是“超全球化”的分水岭。全球化即便没有政治因素、没有新冠病毒也已达到顶点。如果从全球贸易占全球GDP增长的分量来看，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贸易量的增长以全球经济两倍的速度增长，而现在的增长速度大致与全球GDP一致，甚至慢于全球GDP的增速。
自由贸易是以往四十年“超全球化”的基石。中美贸易战发生两年之后，特别是新冠病毒蔓延全球，美国出现了以往闻所未闻的悔恨，那就是美国不该将中国引进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坐视中国透过美国战后建立的机制变得如此强大。极其讽刺的是，美国战后苦心经营的国际新秩序的基石就是希望透过自由贸易，以避免重蹈覆辙，上演两次世界大战人类的大灾难。然而始料未及的是，如今在美国的眼里，中国进入了美国主导的这个体系之后，充分利用了自由贸易体系成为美国的最大竞争者，却不愿向美国平等打开中国的市场。
美国目睹中部生锈地带不断的蔓延，却视而不见纽约华尔街金融大鳄和西部硅谷的高科技企业从这一波“超全球化”中获益匪浅。更有甚者，中国这个竞争者和80年代的日本又有本质上的不同，两者的价值体系完全对立。美国精英阶层和决策阶层心理上的变化，又与西方国家内部经济架构、选民心理、民主体制的变化密切相关。
远在此之前，“超全球化”已经在西方出现越来越多的反对声。自由主义经济曾经被誉为人类进步的终极典范，全球的融合在冷战之后成为无法阻挡的趋势，欧盟的东扩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当时人们对欧洲最终走向和平的统一充满了浪漫的想象。从90年代开始欧美的政坛也出现了第三条道路，克林顿的民主党和布莱尔的工党都向中间靠拢，而右派政党也同样往中间靠拢。不过这样的岁月并没有延续很久，欧洲各国的极右政党就纷纷开始粉墨登场。
诡异的是，在西方“去工业化”的进程中，当“超全球化”冲击西方的蓝领工人，他们不像以往那样选择左派政党支持他们的诉求。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向海外转移，消减了制造业原有的工作机会和削弱了工会的影响力。开放的资本市场在全球追逐利润导致政府失去税收，无法满足不断扩大的福利需求。
长期以来不少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认为，开放经济中的选民会要求以福利赔偿来换取对全球化的支持，事实证明赔偿并不具效力。相反，开放经济中的选民反而选择右派政党，支持锁国政策，实行保护主义，减少贸易、资金和移民的流动，以此来补偿他们在“超全球化”进程中受到的损失。这就是为何伴随着“超全球化”的浪潮，右派的民粹主义和极右政党在西方民主国家，从边缘迈入了政治主流，他们所获得的选票从5%增加到13%，而议席则从4%增加到13%。欧洲一体化失去了动力，英国的脱欧也成为了必然。
在美国，受中国进口和竞争影响最大的地区，选民踢走温和的国会议员，极端的共和党右翼议员得以当选。特朗普竞选的救星和前顾问，有华尔街投资银行家背景的班农就警告美国，华尔街金融资本对利润的追逐可能导致美国爆发一场“像镰刀割草一般”的革命。纪录片导演莫里斯拍摄的《美国达摩》，主人公正是班农。他为这部纪录片做了十六个小时的采访，他在影片中警告，“如果不允许以某种方式分散财富的话，美国将爆发一场革命。”
总之，贫富悬殊、金融危机、通货紧缩、去工业化，以及发展中国家迅速提升的竞争力，和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西方发达国家持续数十年对全球化的支持走到了穷途末路，自由主义的主张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其实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早就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的发展，包括对全球经济的开放，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民主制度的衰落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他也早就预测，如果个人在缺乏社会帮助下面对市场，就会出现民粹主义，反民主政治。为避免这种情况，全球化必须在政治上得到遏制。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似乎同意这一观点，他在《全球化的悖论》一书中指出，民主、国家主权和广泛的全球化并不兼容，三者只能取其二。如果要确保民主和维护民族的多样性，牺牲全球化就成为有吸引力的选择。
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是欧美内部变化的一个自然的结果。左右以往国际格局的逻辑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2020年的这场横跨全球的新冠病毒更是让所有的国家都更加严肃地审视以往全球化进程被忽视的另一面。
04
“超全球化”的隐忧：脆弱的命运共同体
“逆全球化”的思潮在西方大张旗鼓地获得民意强大的支撑，最终令人震惊地将特朗普送进了白宫，并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经济脱钩运动。如果说经济脱钩的想法令人错愕，那是因为自二战结束以后的近80年里，美国一直主导加深而不是削弱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这一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尝试，在这次病毒大流行中竟如此脆弱地被击垮了。
这是我过去20年里，第一次起码超过半年时间无需捡拾行李来往于机场。此次新冠病毒大流行让全球的经济活动几乎完全停顿，以往繁忙的国际大都市人迹稀少，全球各地的机场停满了飞机，香港国泰航空公司一天的乘客运输量竟然不到500人。所有这些都远远超出了以往大家的想象力，经济活动竟然可以全面停顿，这样的冲击清楚地说明以往我们认为密不可分的经济联系可以如此“快速”地断裂。人类从来没有可以像现在这样，静心沉思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当欧美民众抱怨全球化给他们带来沉重打击时，在全球范围内，华盛顿共识所强调的私有化、放弃资本管制和预算紧缩等等千篇一律的解决方案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积极的变化，反而助长了全球范围内日益严重的贫富悬殊，环境变化和气候变暖。美国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中由政府出资拯救银行，完全违反了美国几十年如一日宗教般的宣讲，而中国对资本市场的控制反而让中国逃过一劫。此外，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后所实行的震荡疗法并没有因此获得经济上的革新，反而在“超全球化”的进程中成为旁观者，增添了冷战结束之后经济一体化的不稳定性。
西方一直否认中国市场经济的地位，其中的一个理由就是中国没有实现加入世贸组织时所做的市场开放的承诺，西方公司越来越难以与中国公司在同等条件下开展业务，资金和思想的流入和流出更是受到了严重限制。班卡吉·格马瓦特教授就表示，谷歌、脸书在中国的经历就说明国界是依然不容忽视的现实。虽然中国内部的流动是动态的，但与其它国家相比，外国人在中国的流动就微不足道。有西方媒体认为，在中国成为“超全球化”的一个重心之后，中国的全球化程度反而下降了，甚至比特朗普还要早就开始推动“去全球化”。西方抱怨中国本身并没有实现全球化，而是某种意义上的“半全球化”。
有趣的是，特朗普在全球范围内发起贸易战之后，中国却成为全球化的最大捍卫者，中国对美国的投资自2018年以后开始断崖式下沉，而美国对中国的投资总量则基本维持不变。在中美贸易战如火如荼之时，中国还降低了进口关税和市场准入的要求。在“超全球化“的浪潮中，全球供应链的转移曾经被欢呼为走向全球共荣的开端，大量的制造业从欧美国家流失成为必然的趋势。西方国家本以为可以确保在高技术和创新领域的发展优势，却没有料到，在高科技领域的新竞争竟然来自中国。
在中国加入全球化，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过程中，欧美的跨国企业寻找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天堂。他们无需太多顾忌毫无任何力量的中国劳工阶层，因为类似西方的劳工组织在中国并不存在。原本在这一全球供应链的转移过程中，中国的劳工阶级是最有力量为自己获取最大的利益，结果却恰恰相反。弱势的中国劳工群体，即大量的农民工，让欧美跨国企业更加肆无忌惮地掏空了在本国的生产基地，这帮助中国解决了大量的贫困人口，但助长了中国内部，甚至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最终引发西方劳工阶层对“超全球化“的强烈反弹。
特朗普的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就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卸到中国身上。他指责中国近20年“恶意”地吸引美国制造业，导致美国失去7万多家工厂、500多万个制造业的工作职位。他表示当基础设备制造商将工厂迁往中国，美国的供应链就会消亡，动摇美国作为世界制造基地的核心地位，并最终彻底摧毁美国。
新冠病毒疫情的蔓延恰恰又佐证了这样的偏见。令人震惊的是以往觉得不可能的事件都在疫情蔓延之后发生了，全球争抢医疗设备和口罩的战争竟然发生在西方盟国之间，而口罩的最大生产商则集中在中国。美国消费的药物中高达72%竟然依赖海外生产，位于欧盟，印度和中国，而抗生素的比例更高达97％。
这样一幅图景不仅令美国人忧虑，中国人也在思考当全球化落下帷幕，中美经济脱钩，依赖美国农产品的中国将又如何生存。我从来没有想到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之后，我79年一同进大学的老同学竟然担心中国是否会重返当年他们上山下乡时吃不饱肚子的岁月。
这样的忧虑充分彰显了全球供应链在缺乏信任下可以变得多么的脆弱，当经济和贸易日益成为施加政治影响力的最佳方式时，各国对自身安全隐患的忧虑便超越了自由贸易所带来的收益。但欧美制造业的回归至少在短期之内依旧难以企及。
05
“半全球化”是必然：区域化合作
五年前的春天我独自走在英国泰恩河畔纽卡斯尔，想象着昔日大英帝国造船业的盛况，河岸边的吊车高耸入云，成百上千的造船工人从船坞中鱼贯而出。当年甲午海战中的“致远舰”就是从这里建造完加入大清帝国的北洋舰队。
此情此景不再。上世纪初，全球造船业半壁以上的江山属于大英帝国。美国造船业在一战和二战期间异军突起，最高时几乎占据全球造船总量的90%，二战后便回归常态。在英国造船业衰落的同时，日本、韩国则逐渐崛起。大英帝国的造船业最终被韩国人并购，在2000年左右从全球市场消失。进入21世纪全球造船业就是东亚韩国、中国、日本的天下。
全球产业链的转移和自由贸易，导致发达国家工作流失和个人收入减少，这产生了对全球化的不满。但要改变这样的趋势，重振英国的造船业，或者复活美国的“生锈地带”，从自由主义市场的角度而言，需要曹德旺这样的中国企业家，因全球化可以在美国关闭的汽车厂里提供新的就业可能。
来自本国市场以外的国家的收入，占跨国公司的收入份额已大幅度提高，投资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外国经济。对美国而言，在以往四十年的全球化浪潮中，美国的供应链遍布亚洲、拉丁美洲和欧洲，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低成本。美国试图在国内重建这些供应链，但高昂的成本会让企业裹足不前。美国众多的大型制造商将中国作为向世界销售产品的基地，避免了美国对其征税的风险。农业和建筑设备公司卡特彼勒（Caterpillar）就在中国设厂，其目的就是可以就近在亚洲销售其产品。
因此，绝大多数美国和其它西方跨国企业希望离开中国，他们也会首先考虑将生产线转移到越南等其它低成本国家。美国商会2019年5月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其所属的会员公司有40％已将工厂移出或者考虑离开中国，但只有6%的美国企业会回流美国，超过三分之一的企业则选择东南亚或墨西哥作为替代生产地。在这一波制造业的转移浪潮中，诸如越南、孟加拉、印度是低端产业的受益者，而韩国、台湾则在高科技领域可能获利。移动相机制造商GoPro正准备迁往墨西哥，玩具公司孩之宝（Hasbro）正考虑将生产转移到美国，但在美国恢复生产的公司很可能依靠机器人和其它机械，而不是雇用在全球化过程中失去工作的美国人。
其实全球化并非都是政府设计的结果，跨国企业会继续开拓世界市场并进行跨国贸易，特朗普振兴美国制造业的不懈努力，令人无不怀念美国制造业曾经非凡的时代，但这样的怀旧改变不了现实，美国现今的经济产出，80％来自服务业。如果中美冲突加剧，美国会计、法律服务和工程公司更难以打入中国市场。
但美国已开始告别二战以来殚精竭虑建立的自由贸易体系，而透过加深全球经济联系以阻止世界分裂的努力也已告终。世界贸易组织(WTO)总干事长、巴西人阿泽维多比原计划提前一年辞职，他表示，“世贸组织并不完美，但是它仍然不可或缺，至少在贸易方面可以使我们远离‘弱肉强食’的局面。”但从他的无奈可以看出，以往支撑全球化进程的世界贸易组织面临解体的可能。区域化的合作将会代替现有的国际化架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TPP）在美国退出之后由11个国家签署在2018年底生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改头换面之后得以延续，欧盟与日本已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欧盟和中国正在商讨投资协定，这些新趋势都充分说明了“半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尽管中国从全球化中受益匪浅，在推动全球化供应链的转变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中国无力独自承担成推进“半全球化”进程的领袖地位。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贸易量的增加，以中国为重心的区域化合作正在代替原有的全球化秩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与2011年相比，东南亚的柬埔寨、越南、老挝和马来西亚在2018年与中国的贸易额都在增加，南亚的孟加拉和巴基斯坦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也已进入新的轨道。
依旧还在商议中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全球人口最多、最具潜力和最重要的自由贸易协定，涵盖货物和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和争端解决机制等，旨在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建立统一市场，促进产业和价值链的融合。这一协定由东盟十国于2012年发起，邀请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共同参加，由16个国家组成，占全球GDP的32.2%、全球贸易的29.1%、全球投资的32.5%、和世界人口的近一半。
除了野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欧，中国与原有社会主义国家的16+1机制，随着希腊的加入，17+1所倡导的“多边双边主义”，希望建立全球新的贸易和经济联系。2019年春天我从匈牙利、塞尔维亚、黑山一路走来，在只有中国地级市规模的黑山首都波德哥里察，中国大使和当地的商会为我们的来访安排了交流会，我们从中看到了这些被欧盟拒之门外的小国所面对的困境。自2012年以来，中国的力量和重要性在这一地区继续提高，中国的直接投资缓慢增长，不过其中有75％集中在匈牙利，捷克，波兰和斯洛伐克四个国家。截至2018年，这17个国家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总额为750亿美元。
中国透过不同的区域组织和区域合作机制的努力引起了其它国家的疑虑。在欧洲，欧盟对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合作批评声不绝于耳，警告中国不要分裂欧盟并从中渔利。在亚洲，印度担心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扩大，来自中国的进口可能汹涌而至，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无法在去年临门一脚达成最后协议。
所以，中国在新一轮“半全球化“的进程中，需面对众多国家怀疑的眼光和潜在的暗流。在亚洲面临南海问题可能引发领土和安全的忧虑，中东欧合作隐藏着来自前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厌恶，而一带一路的合作也因当地政府的腐败和社会的效率而增高了风险。
在美国的层层进逼下，众多需要依靠维护与中美等边关系的国家，诸如新加坡和巴基斯坦，更加小心翼翼，尽量避免选边。不过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国家意识到，原本他们希望仰赖美国来抗衡中国在亚洲崛起的势力，现在也越发怀疑是否可以继续依赖美国。对众多西方国家而言，即便他们对美国的不信任度越来越大，但因价值体系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站在中国一边，他们正努力在多极的世界中成为第三种力量。
06
“半冷战”是选择：
孤独的中国与离群的美国
全球相互依赖的关系，在经历全球化的四十个年轮之后，彻底的决裂和脱钩并不容易，从现有的全球化完全倒退也不太可能。2018年，全球出口商品的价值约为19.5万亿美元，而 2000年只有6.45万亿美元。全球出口商品价值的增长充分反映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全球化的推进和技术的进步。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对外直接投资和货物贸易的增长已经放缓，但服务贸易的增长则继续加快，跨境数据的增长更是惊人。特许权使用费和许可费的迅猛增长，充分显示了全球化的架构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选择在海外建厂，其目的在于服务当地市场。如果不是仅仅从货物贸易，而是增值贸易的角度看问题，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只有2000亿美元。2019年6月2日，中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称，美方对中方的贸易逆差数字只有1500多亿美元，根本不是所谓的4100多亿美元。几年前，谷歌首席经济学家哈尔·瓦瑞安（Hal Varian）也表示，如果各国的贸易往来记录了亚洲组装的智能手机上美国制造的操作系统的价值，美国对世界的5000亿美元贸易逆差立即减少1200多亿美元。
在这样一种依存关系中，全面的军事对峙的冷战不是没有可能，至少远低于美苏的冷战对峙，也不会是全面的军事同盟间的冷战。美国在宣布与中国“接触政策”失败的同时，依旧强调两国的战略竞争并不意味着冲突。“半冷战”的本质就是经济与科技冷战。
中美贸易战是经济冷战的一部分，将长期困扰和影响全球经济的格局。美国政府禁止美国的退休基金投资中国企业，当中包括腾讯等科技大企业，就是另外一个例子，尽管财金人士认为这对中国公司的股价的影响微乎其微。美国甚至有人考虑不支付中国政府购买的美国国债，只不过这项建议会摧毁美国国债的信誉而作罢。美国参议院的决议案要求海外公司遵循美国的审计和财务法规标准，最终有可能导致中国企业从华尔街退市。
同样抢夺创新前沿阵地的科技冷战也已爆发，美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对华为这样一间公司持续的施压和追杀，就是试图阻扰中国主导关键技术和创新。美国政府不断招手吸引富士康和台积电在美国投资，意在减少在关键技术上对亚洲，特别是中国的依赖。美国政府力邀台积电赴美、英特尔返美生产芯片，就是要强化半导体供应链的自主能力，同时打压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发展。
在白宫5月20日发表的报告中，美国认为目前全球仿冒产品中有多达63%来源于中国，给全世界的合法商业活动造成数以千亿美元的损失。美国长期以来抱怨中国政府鼓励长期而有系统的知识产权盗窃模式，但是越来越多的专家表示，这一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中国已成为全球创新的真正贡献者。中国在2010年的专利申请只有5%， 而美国则高达32%；2014年美国依旧雄踞榜首，达29%，而中国跃居第二，达到28%。2018年，中国收到了创纪录的154万件专利申请，成为全球最大的申请国，占全球专利申请总量的46.4％。2019年，中国的专利申请增长了11.6％，专利申请的数量大致相当于排名第2至第11位的国家总数。
创新也比以往更加注重全球化，从全球应对新冠肺炎病毒和疫苗研发的努力上就清楚看到了全球合作的重要性。这就是为何科技界和大学担心贸易战会演变成更广泛的技术冷战，对美国而言，科技冷战的风险并不比中国低，这场科技冷战很可能使美国变得孤立，无法利用日益跨国界的创新合作优势。
这就是为何与美国占在同一阵线的西方盟国，并没有任何意愿介入中美抢夺世界领导权之争。颇具讽刺的是，在制止新冠病毒蔓延的抗疫过程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给西方盟国和全球呈现的是一个近似“疯子“的形象；在新一轮美国从全球事务退群的行动中，特朗普的随心所欲也让西方无不忧虑，西方看到的是一个不可以信赖的全球领袖。
德国柯尔柏（Körber） 基金会在5月18号出炉的民意测验表明，几乎相同数目的德国人视美国和中国为最重要的伙伴，去年9月同样的民意测验将美国视为最重要伙伴的比例远超过中国26个百分点。短短半年多时间就发生如此大的变化，这说明白宫在抗击新冠病毒中匪夷所思的表现让其最重要的盟友都无法忍受。德国的这项民调很受白宫主人的影响，德国人对美国的信任度在小布什时期也下跌，奥巴马入主白宫之后好感度上扬，如今又降到了历史的新低点。71%的受访对象认为，如果中国增加透明度，新冠病毒的影响就会减低，有可能不会如此蔓延全球，但只有36％的人表示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变差了，而对美国的看法变差了则高达73％。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从中渔利，德国有媒体甚至危言耸听，如果目前中国不断增加影响力的趋势继续下去的话，欧洲将成为中国的殖民地，成为非洲。这样的忧虑都缘于中国在人权、自由、开放、法治等领域存在价值上的不同。也正因为这个原因，面对全球、特别是西方因新冠病毒蔓延对中国进行围剿，中国比以往任何时期更需要非洲盟友。这也说明四十年开放并没有改变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安全格局，这使得中国在“半全球化”的新进程中难以成为世界领袖。
在美国，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对中国的政策都是如此的一致，拜登的中间路线被迫向左转，以吸取桑德斯支持者的选票，而桑徳斯本人就要求重新谈判中美贸易协定，并设法将制造业转移回美国。这种转变在美国有强大的政治基础、选举效应、和民意支持。如果特朗普在11月的大选中重新当选，以价值为基础的美国政府内部的中国鹰派将主导对中国经济的脱钩。如果美苏是意识形态的冲突和军事的对峙，美中则是不同文明与制度的对抗和治理模式的竞争。在西方主导的“开放社会”，和以中国倡导的“秩序社会”争夺世界新格局的话语权中，中国需要找到更多的志同道合者和被认可的共享价值体系。
全球化是一股强大和古老的力量，它可以追溯到久远的成吉思汗征战全球的时代，而宗教在全球的传播也是全球化的产物，对塑造和促进全球化的贡献远超过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但全球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力量，今天的全球化源于全球供应链的革命，而这与上世纪中叶集装箱的发明相关，这降低了全球贸易的成本。而我们正进入一个以数据为中心的新时代，我们随身携带的智能手机不仅是全球化的产物，而且是全球化的催化剂。
尽管过去几年全球跨国界的对立，以及国家内部不同阵营的对垒，我们看到的是固有的立场和思维左右了我们的思考和判断，但我们人类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容易受全球不同思想文化的影响和冲击。因此我们将会看到世界步入一个新的时代，和以往四十年不同的全球化版本正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这就是我称之为“半全球化”的时代的降临。在亲身经历了“超全球化”时代因我们的贪婪所带来的贫富悬殊、气候变化、环境恶化、过度消费的冲击，我们或许也需要一个“慢全球化”的时代。这个“半全球化”和“慢全球化”时代，其轮廓依旧模糊不清，但已依稀可见。
（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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