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风窗资深主笔  雷墨
5月22日,美国商务部以“国家安全”为由,把33家中国公司和机构列入“实体名单”,禁止这些公司和组织,在没有得到美国政府批准的情况下使用美国技术。这是继打击华为、中兴之后,美国针对中国企业的第二波打压。这一波,来势更凶,手段更狠。
5月20日,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案》,不仅要求特定证券发行人证明其不受外国政府拥有或控制,还赋予美国政府对上市公司进行检查的权力,否则将被禁止在美交易。这一招,针对性更明显——直指中美经济脱钩。
如果说加征关税、制裁企业还属于打压的“常规操作”,那么“战火”蔓延到资本市场,毫无疑问意味着美国对华打压的升级。因为贸易主要涉及商品和服务的交易,投融资行为则需要国家间相关法律、法规的“对接”,利益的牵扯面更广、更深,也是更能体现经济融合度的重要指标。
美国商务部发布的“实体名单”中包括北京计算机科学研究中心、奇虎360、 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云从科技、东方网力等科技企业/机构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参议院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的同一天,白宫和国防部向国会提交了一份题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的报告。这份公开发布的报告,主题是明确、强化与中国的战略竞争。
“切断与中国的一切关系”,特朗普政府是否正在把这种威胁恫吓变成现实?
我的基本判断有两点,第一,特朗普政府在通过发出更为清晰的战略竞争信号,模糊“中美脱钩”威胁恫吓与现实可能之间的界限,升级对中国的极限施压。第二,特朗普政府在把威胁恫吓,变成具体的、更具可操作性的政策措施,明确锁定中美关系的战略竞争路径。
第一点“模糊界限”,很符合特朗普不可预测、威胁恫吓的个性。第二点“锁定路径”,契合目前美国对华关系调整的历史脉络。两者略有差异,但“衔接”起来更容易,而且“目标指向一致,都是迫使中国做出“行为改变”——实质上是做出美国所希望的让步。
看清特朗普政府的意图和路径,我们才能保持应对的战略定力。
模糊界限
我们先来看第一点。考虑到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时差,美国这份报告提交的时间5月20日,已是北京时间5月21日。那一天,是中国“两会”的第一天。这或许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时间上的巧合。选择在中国年度最重大的政治时刻提交对华战略报告,可以说是华盛顿向北京的“另类喊话”,有政治施压的动机。
这份对华战略报告,是特朗普政府根据美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的要求提交的,属于“盘点过去、规划未来”的行政文件。虽然该报告的内容充满冷战思维,但在法律效力上与美国在冷战期间的类似操作,还不属于同一层级。
从美国角度来看,美苏之间的冷战,是有一系列国会通过的法案做支撑的。比如,1951年的《共同防卫援助控制法》,意在通过援助控制,把西欧和日本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1969年的《出口管制法》,主要目的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封锁、禁运。
所以,目前还不能轻易下这样的结论,即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报告,是中美全面脱钩、正式开启冷战的历史节点。
对于特朗普来说,这份报告带有国内消费的意味——通过打“中国牌”来提升自己的选情。而且,从目前美国国内的政治情况来看,这样的政治操作,即便不是效果最好,肯定也是风险最低的。根据皮尤民调数据,目前美国人对中国的负面看法高达66%,正面看法仅为26%,双双创下了2005年开启这项调查以来的历史纪录。
4月30日,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远程采访中,就皮尤中心2/3的受访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的态度的民调问题作出回应(上下滑动查看)
正如《纽约时报》所说,这份报告不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巨变,但它强化了特朗普的强硬言论,“他希望与选民的愤怒形成共鸣,将成千上万美国人失去工作归咎于中国对疫情的处置。”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份报告更为突出的意义在于,把特朗普执政三年多以来“零碎”的对华政策,变得更为“系统”。
特朗普政府2017年底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在涉华内容中把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对手”,但没有明确把中美关系称为“战略竞争”关系,而且在如何处理对华关系上说得也比较笼统、模糊。
这份报告的系统性表现在,第一,更为清晰地将中美关系定性为“战略竞争关系”;第二,明确中国在经济、价值观、国家安全上对美国构成挑战;第三,界定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目的,即保护美国利益、促进美国繁荣、以实力求和平、拓展美国影响力。
在结论部分,该报告写道,“通过全政府的方式与回归现实主义原则,政府将继续保护美国利益,增强美国影响力。与此同时,我们对建设性、以结果为导向、有一致利益的双边关系与合作保持开放态度。”
结合美苏冷战历史与中美关系现实可以发现,特朗普政府现阶段的对华外交,依然带有威胁恐吓的色彩。在政策行为与政策宣示上不断冲击底线的同时,也为中美关系彻底决裂留有“出口”。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政府在传递这样的信息,即美中关系处于十字路口,如果美国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下一步就是冷战。
锁定路径
特朗普政府把中美关系锁定在战略竞争的路径上,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来分析。从历史维度可以读出趋势的“不可逆”,而现实政策中追求“可操作性”,又能体现其主观意愿。
表面上看,特朗普与奥巴马的对华外交差异很大,实际上是在延续后者基础上的升级。在前几天《美国到底想干什么》一文中,我提到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奥巴马政府后期就已初露端倪。当时奥巴马政府作出政策调整的依据和思路,本质上与特朗普政府没什么不同。
比如,2015年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对美中关系上有这样的表述:“美国将加大对分歧管控,要求中国在海上安全、贸易、人权等方面遵守国际法;密切留意中国不断扩大的军事存在可能对亚洲安全造成的威胁;至于网络安全问题,为了保护美国企业的利益,美国将捍卫网络安全,不管是中国的私营部门还是政府部门,美国都将采取必要的行动。”这些内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报告几乎是“全盘照抄”。
2015年4月,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学者阿什利·特利斯与罗伯特·布莱克威尔,共同撰写了一份题为《重估美国对华大战略》的报告。这份报告写道,因为美国把中国“融入”自由国际秩序的努力,现在已经对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构成威胁,甚至可能对美国的全球地位构成挑战,所以华盛顿需要一个全新的对华大战略,平衡中国的崛起,不是继续助其增强实力。
上述报告从重振经济、增强军事、扩展亚洲贸易网络、创建技术控制体制、强化网络安全、巩固印太伙伴关系、加强与北京的外交等多个层面,勾勒出美国对华大战略的轮廓。某种程度上说,这份报告体现的,是奥巴马政府后期美国对华战略大讨论较为主流的观点。
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报告,第一句是这样写的:自1979年美中建交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很大程度上基于这样一个期望,即通过深化与中国的接触,从根本上推动中国经济和政治走向开放,引导中国成为一个建设性的、负责任的全球利益攸关者,中国社会也更加开放。
从行文结构上看,对华战略报告基本逻辑可以这样概括:以美国对中国的“失望”,来证明此前对华战略的“失败”,从而得出需要调整对华战略的结论;以中国挑战了美国的利益,来论证对华战略竞争的必要性,并以此作为动员战略资源、制定具体政策的依据。
如果把阿什利·特利斯与罗伯特·布莱克威尔的那份报告,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报告对比来看,无论是前提假设还是政策目标,都有着高度的相似性。这体现的倒不是那两位学者“神预测”,更大的可能性是,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调整,充分汲取了美国学术界的战略思想。这,也是“不可逆”的重要原因之一。
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在对华政策上给人的印象,是即兴发挥大于战略谋划。但最近的对华战略报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追求可操作性并且带有“战略”色彩。
首先,重视内部动员。这份报告中有个表述,即“全政府方式”(Whole-of-Government approach),意在开展对华外交时,寻求与国会、州与地方政府、私营企业、民间社团和学界等,建立“合作性接触”。由此可见,至少在战略意图上,特朗普政府已经在做冷战式动员。
其次,重视同盟、伙伴的作用。这份16页的报告提到“同盟”(allies)15次、“伙伴”(partners)25次(部分与同盟同时提及),对于美国优先、独来独往的特朗普来说,这不得不说是政策行为上的变化。不能排除这种可能:今后的对华外交,特朗普政府将更多地施展“合纵连横”,以期达到对华施压力度倍增的效果。
2017年5月25日,特朗普首次出席北约峰会

最后,重视“战略对接”与政策协调。报告称美国将致力于与同盟和伙伴建立“合作性伙伴关系”,尤其是在印太地区。在应对中国挑战方面,报告强调了东盟的“印太愿景”、日本的“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印度的“区域安全与增长政策”、韩国的“新南方政策”等,与美国印太战略在利益上的契合点。此外,报告还表示将在供应链、外来投资审查等领域,与同盟与伙伴加强政策协调。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变得更清晰的大背景,是全球新冠危机加速国际格局的重塑。“锁定路径”的操作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无疑将延续到特朗普离开白宫之后。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份带有冷战思维的战略报告,绝不能仅将其视为“冷战威胁”。
战略定力
对于特朗普政府发出的冷战信号,无论是威胁恫吓还是将变成现实,中国都需要保持战略定力。
5月2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回应美国对华战略报告时表示,当前的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重要关口,“中方的对美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致力于同美方一道努力,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赵立坚在5月22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称:美方对华战略报告和2017年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一样,蓄意歪曲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战略意图,大肆渲染“中国威胁”,并以此为借口鼓吹继续对中国采取全方位施压的强硬政策。针对过去两年多来美方一系列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的错误言行,中国政府已多次表明严正立场并作出坚决有力回应
如果留意中国官方的表态可以发现,尽管近年来中美关系剧烈震荡,但中方对中美关系的定性始终是“重要关口”,没有任何冷战式话语的暗示。并且在这个定性的基础上,强调“政策一贯”。这,就是战略定力。
从美国政治圈、战略界角度看,虽然在中美关系战略竞争的认定上有高度的共识,但对于中国对美战略意图,并没有形成共识。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中国保持战略定力的依据之一。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提到过,特朗普的个性,不在于有多么的另类,而在于极端化,这一点也反映到美国的对华政策上了。
比如说,奥巴马政府也有战略竞争的认知和政策行为,但并没有把中美关系引向冷战的意图。但特朗普则不同,曾撰写过《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强国的秘密战略》的美国学者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也能成为特朗普战略顾问圈的成员,即是“极端”的集中体现。
根据白邦瑞的观点,中国从1949年就开始了取代美国的战略布局。美国政治学者法里德·扎卡利亚,在今年2月的一篇文章中对此做了一语中的的嘲讽:中国经历了与苏联从结盟到决裂,经历了从大跃进、文革到改革开放,经历了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从敌对到建立紧密关系。如果又与美国重回敌对,马拉松这么跑,那得多绕?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撰文称,“美国不应寻求实现一种类似于冷战那样的状态和结局,而应需求在一种有利于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条件下,维持中美两国的共存”。只不过,极端的特朗普表现出这种理性——如果有可能的话——需要时间。
5月24日,两会记者会上,外交部长王毅就中美关系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中美关系的现状和前景,中方历来主张,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我们对世界和平与发展都承担着重大责任,应该本着对人类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认真对待和妥善处理中美关系。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这是从几十年来各种经验教训中得出的最精辟概括,值得我们双方谨记在心
5月24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两会”记者会上说:“中国无意改变美国,更不想取代美国,而美国也不可能一厢情愿地改变中国,更不可能阻挡14亿中国人民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这就是中国的战略意图。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只要中国保持战略定力,任何遏制中国的图谋都不会得逞。
    编辑 | 黄靖芳
排版 | GINNY
更多推荐
热文
围观
故事
商城
杂志
滑动查看更多
南风窗新媒体 出品
未经授权 禁止转载
欢迎分享至 朋友圈
投稿、投简历:[email protected]
广告、商务合作:
nfcnewmedia
在看让理性的声音传得更远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