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建设性
克尔凯郭尔作为技艺精湛的作者,与他的文本处于一种救赎的关系之中,写作成为了他的生命,让他在写作的时候能够把握巨大的忧郁与同情,能够将深埋于心底的痛苦有效转化为悲伤而又有启发性的悦耳音乐,能够通过书写自己的生活来重塑自己的生命。
1853年夏,亚洲霍乱在丹麦边境窥伺了二十余年之后,无情地侵袭了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第一个病例发生于6月11日,四天以后马上出现了第一例死亡。在疫情发生之初,哥本哈根的总医院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挤满了一千两百名病人,医院院长无力采取任何别的措施,只能为病人订购了两百口棺材。霍乱整整肆虐了四个月时间,在哥本哈根的十三万居民中有七千两百一十九人染病,其中四千七百三十七人死亡。人们不断看到运尸马车出城,对于瘟疫和死亡的恐惧与绝望笼罩在了哥本哈根居民的心头。克尔凯郭尔并没有像普通民众那样陷入绝望的情绪涡流之中,而是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了这段悲惨的灾难——他看到了这种“向死而在”的生存方式所开启的重要可能性:“瘟疫将人们分裂为单一者,教诲他们成为单一者”。正是这种致死的痼疾让人们意识到命运的残酷与生活的荒谬,人们不再能从自己所归属的各种集体中逃避本真的责任,而不得不以个体的方式卷入绝望的深渊,亲身承受与经历种种严酷的试炼。作为信仰的骑士,克尔凯郭尔明确反对将哲学仅仅局限于与人的生存无关的客观真理,他致力于寻找的是一种“占据了我心灵的活生生的真理”,“我愿为之生、为之死的思想”。不同于信奉理性与进步的现代正统教义,克尔凯郭尔所追求的这种真理从不回避沉郁、忧惧、焦虑、绝望与死亡等阴暗沉重的生命体验,而是充满勇气地直面绝望的深渊,并借助于种种荒谬的生存处境开启出在信仰上重获新生的可能性。
克尔凯郭尔出生于一个富商之家,从小就过着衣食不愁、富裕优渥的生活。然而,就是在这种貌似顺遂的生活表面之下,克尔凯郭尔深受荒谬生存处境的痛苦折磨。正如加缪所指出的,相较于尼采、海德格尔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存在主义哲学家或思想家,克尔凯郭尔“大概是这些人中与荒谬联系最紧密的。至少在一段生活时间内,他不但发现了荒谬,甚至体验到了荒谬”。对于许多读者来说,最让他们感到荒谬的大概就是克尔凯郭尔与其未婚妻雷吉娜·奥尔森的那段恋爱关系。他们想要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克尔凯郭尔做出与他深爱的雷吉娜解除婚约这样难以理喻的抉择?克尔凯郭尔的研究专家,丹麦学者尤金姆·加尔夫在他的《克尔凯郭尔传》中通过翔实的资料考证与大胆推测,引人入胜地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细致复杂而又充满了自我救赎之感召力的动人解答。
1840年9月8日,克尔凯郭尔在雷吉娜上完钢琴课之后向她正式求婚,在顺利订婚之后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两者的交往就出现了诸多不协调的声音。1841年10月11日,雷吉娜终于接受克尔凯郭尔的分手要求,他们在那一天正式解除婚约。克尔凯郭尔终其一生都没有开诚布公地说明他与未婚妻分手的原因,然而在《诱惑者日记》《重复》以及《人生道路诸阶段》等作品中,克尔凯郭尔以这段情感经历为原型,书写了大量的信件和日记。在这些文本构成的迷宫中,读者得以间接地管窥他在那段时期的心路历程。按照一种流俗的理解,克尔凯郭尔对这段感情并没有抱持认真的态度,他不希望固定下来的婚姻关系妨碍他享受那种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然而,这种理解恰恰堕入了克尔凯郭尔文本迷宫所精心设计的陷阱,为了让雷吉娜更快地对自己死心,从而不再为这段感情的破裂而伤心痛苦,克尔凯郭尔在他确信雷吉娜会读到的作品中把自己精心打扮成为了一个热衷于光怪陆离与放荡不羁的感官享受的“唐璜”。
正如加尔夫指出,通过考察克尔凯郭尔的成长环境,“就足以消除任何关于他放荡的想法”,他在作品中将自己描绘为胡作非为的酒色之徒,这只是让雷吉娜憎恨自己的谋略,但“这幅自画像并无历史根据”。克尔凯郭尔在作品中对性爱与情欲的那些貌似玩世不恭与薄情寡义的描述,恰恰表现出了他对雷吉娜发自内心的热忱之爱,“一个人的内心越热忱,外在就越要冷漠。”克尔凯郭尔对雷吉娜的爱的深切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宁愿一个人孤独地承受分手的痛苦与沉郁,宁愿被所有亲朋好友误解为始乱终弃的浪荡子,也不希望雷吉娜因为解除婚约这件事在精神上遭受持续的折磨。
恋爱激情所唤起的虚幻形象终究难以持久。随着交往的深入,克尔凯郭尔痛苦地发现,雷吉娜的美好与温柔并不能掩盖她在信仰与思想上的浅薄。雷吉娜对于宗教印象是矜持寡言的,她仅仅满足于以美学的方式来理解信仰;克尔凯郭尔却将宗教信仰视为严格的生存条件,是他“精神存在的生命力”,无论是在美好的日子还是在以生命冒险的日子,他都“离不开这种精神存在的最深呼吸”。两者在信仰问题上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大,克尔凯郭尔相信,“相爱者不应当有任何相互间的分歧”,然而在他与雷吉娜之间横亘着“一个世界,恰好是一个世界”。
在本真的信仰与爱情之间真的存在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吗?人们或许会对此感到疑惑,毕竟,在现实生活中,许多抱持不同信仰的男女结婚后若具备必要的宽容精神,同样能过上幸福而美满的家庭生活。克尔凯郭尔为什么会如此执着于他与未婚妻之间的这种在宗教信仰上的差异呢?克尔凯郭尔在他的私人札记中写道,婚姻意味着“对过去的诚实”,意味着相互理解和信任。为了赢得雷吉娜的绝对信任,他就不得不解释自己,而这就会“将她带入可怕的事情,我和父亲的关系,他的忧郁症,内心深处永恒的黑夜”。显然,要理解克尔凯郭尔对于这段婚姻和爱情的态度,就需要到他父亲那里去寻找更幽微阴暗的答案。
克尔凯郭尔的父亲米凯尔出生于石楠荒原的贫穷家庭,幼年时当了几年牧童,随后他跟随羊贩子离开出生的农庄,走上了多少有些不择手段的商业道路。凭借着敏锐的嗅觉与冷酷的意志,米凯尔成为了一名突破其出生阶层并成功进阶上流社会的富商。在克尔凯郭尔的笔下,他的父亲呈现出简朴、刻板、严厉,却又在宗教信仰上无比虔诚的强大形象。幼年时的克尔凯郭尔身体孱弱,作为弱者,他在那时安于服从强大父亲的支配,米凯尔凭借自身拥有的金钱和信仰而越发强大,将他的意志所推崇的秩序强加于家庭的每个成员。人们常说,再糟糕的秩序总比没有秩序要强,应当说,米凯尔所确立的秩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确实有效保证了家庭成员的利益与安全,但与此同时也为这个家族在将来遭遇的厄运与悲剧埋下了种子。
尽管克尔凯郭尔的家庭在表面上维持着一种稳定和谐的秩序,但根据加尔夫所披露的材料,却可以发现,这种秩序的信仰基础存在着荒谬之处。尽管米凯尔经常自诩为基督徒,但他的基督教信仰并不正统。米凯尔经常带领自己的家人参加远离国家教会的亨胡特兄弟会的宗教聚会,亨胡特主义所描绘的关于耶稣的血与伤的阴沉画面,通过米凯尔严厉的宗教教育,对克尔凯郭尔的人生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此方式,米凯尔将不断纠结自身的负担转嫁给了克尔凯郭尔,使他在孩提时代就“被疯狂地装扮成了一个忧郁的老人”。进而,米凯尔的宗教观念中混杂着大量的迷信。他从《圣经》中随意查到的一段文字,都会被当作天意对现实事件的暗示,而在生活中发生的许多小事件,也经常会被米凯尔解读为生死攸关的命运启示。不难发现,米凯尔用来推行其意志的信仰秩序中包含了大量虚幻的谎言,以谎言为基础的秩序或许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维系事物的正常运作,但是它经不起真相的阳光所点亮的火花。有时候,只要有一点这样的火花闪烁于蒙蔽精神荒原的阴影之中,就有可能星火燎原,让原先笃信这种秩序的人在内心的“大地震”中撼动乃至瓦解对它的信仰。
1836年10月21日,克尔凯郭尔的哥哥彼得·克里斯钦与已故主教的女儿艾丽瑟·玛丽正式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然而,婚后的丈夫忙于沉重的教学任务,莫名地冷落了他的新婚妻子。短短一年之后,玛丽在和丈夫沿着城墙散步时突逢暴雨,回家后很快就卧病在床。米凯尔对此的第一反应不是去找医生救助玛丽,而是在没有告诉彼得·克里斯钦的情况下就去请家庭律师准备遗嘱。当克氏家族的成员被米凯尔的冷酷所震惊时,玛丽的病情却按着米凯尔的预期迅速恶化,在发高烧半个多月之后,玛丽离开了人世。在玛丽弥留之际,包括他丈夫在内的所有家庭成员都远远离开她的房间,彼得·克里斯钦只是短时间进入她的房间,并在他妻子恳切的请求下才“不得不”给了她一个离别之吻。
玛丽死时克尔凯郭尔还不满二十五岁,然而,这已经是死神第七次造访他最亲近的人。这次亲人的离世更深深地打击了克尔凯郭尔敏感善良的心灵,亲友在玛丽死前与死后的薄情让他感到“不开心,不舒服,几乎让他发疯”。他逐渐意识到了一些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死亡降临于克氏家族?为什么克氏家族成员总是冷漠地对彼此保持距离?为什么死亡就像病症一样,从一个亲人传染到另一个亲人?米凯尔在离世前与克尔凯郭尔的一段推心置腹的谈话,最终揭开了这些问题的答案。克尔凯郭尔将他父亲吐露的真相称为一场引起了“可怕动荡”的“大地震”,这场大地震让他看到了这个家族的残酷真相与来自上帝的诅咒。
加尔夫通过细致的文献考证以及对克尔凯郭尔文本中的几个寓言故事的创造性解读,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米凯尔在年轻时因为不检点的寻欢经历而感染上了梅毒。在那个时代,可以用一种汞软膏来治疗梅毒,但这种药物的功效却需要十五年到二十年之后才能确定。倘若没有得到及时的控制,梅毒的病原体就会通过病人的妻子传染给自己的子女,并导致子女的早夭。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克尔凯郭尔本来试图劝慰自己的父亲,毕竟,诸多亲人的直接死因是脑出血、癫痫、分娩并发症、肺结核、肺炎和伤害症,看不出这些死因与梅毒有什么直接关系。米凯尔又讲述了一个极具震撼性的事实:他在幼年放牧的荒原上曾经为了自己那贫穷艰难的生活而诅咒上帝,由于米凯尔的基督教信仰中混杂着大量非正统的迷信要素,即便是生活中的偶然事件都会被他赋予相当沉重与阴郁的启示意义。这也就不难理解,直到晚年,米凯尔仍对这件事耿耿于怀,他相信自己亲眼目睹大量亲人的离世,就是对他早年诅咒上帝的一种报应。
虽然克尔凯郭尔并没有将他父亲的解释照单全收,但他们父子俩都受到胡亨特主义阴郁的宗教观念的深刻影响,因此,这些事实与解释足以在神学与信仰的意义上对克尔凯郭尔构成双重的打击。一方面,就像被献祭的以撒看到“信仰之父”亚伯拉罕在执行残酷献祭前的全身颤抖,克尔凯郭尔也发现,在自己眼中强大而虔诚的父亲仍然有着他自己的“恐惧与颤栗”,仍然在信仰上有着他自己的脆弱与虚妄,因此,无论一个人在表面上显得有多么强大稳健,他都是不可靠的,“一个人应当让自己谦卑于上帝和伦理关系之下,但绝非是在一个人之下”。另一方面,克尔凯郭尔逐渐相信,这个家族蒙受了上帝的诅咒,尽管已经去世的亲人的直接死亡原因并非梅毒,但这个家族已经不再拥有上天的祝福与恩赐,梅毒病原体有可能极大地削弱了家族成员对抗疾病的免疫力,间接导致了他们的死亡。克尔凯郭尔觉得,他自己或许已经传染了潜藏于这个家族的梅毒病原体,他或许也将和其他兄弟姐妹那样无法活过三十三岁。
1849年5月,克尔凯郭尔在他新出版的作品《伦理-宗教论集》中,为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牧师做出了细致的技术性辩护。这位牧师是阿道夫·彼得·阿德勒,他在担任哈斯勒和罗彻教区牧师期间,由于发表了一系列激进的布道而遭到教会权威的非难。在明斯特主教的安排下,教会认定阿德勒精神失常而解除了他的教职。克尔凯郭尔承认,他为一位迄今看起来都没有多少人读的作家来撰写一本“大概也没有人读的书”,这或许是“离奇古怪的”,但克尔凯郭尔旋即补充道,自己这么做是因为阿德勒触及到了自己长期关注的宗教权威化问题与个人启示问题。
尽管克尔凯郭尔为自己的这种做法给出了解释,但众所周知,一个人做任何事总有两个理由,一个好的理由和一个真正的理由。加尔夫对此做出的大胆推测是,克尔凯郭尔之所以拥有如此巨大的兴趣来为阿德勒辩护,是因为他们同病相怜,他们都是癫痫患者。根据现代医学知识,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大脑功能障碍的慢性疾病,这个疾病有多种临床症状,在最严重时病人会失去意识,倒地抽搐不止。加尔夫的推测虽然看似大胆,但并非毫无根据。根据他的考证,克尔凯郭尔的许多同时代人都直言不讳地提到了克尔凯郭尔患有癫痫症,他的一些亲友对于他犯病时症状的描述颇为类似癫痫发病时的表现。进而,加尔夫指出,1855年10月初,克尔凯郭尔在皇家弗里德里克医院进行了体检,而这份体检报告提到,在他的血液中存在着大剂量的缬草根成分,而缬草根正是那个时代的医生所相信的可以有效治疗癫痫的一种药物成分。
尽管现代医学消解了关于癫痫的神秘解释,但鉴于现代科学的范式在研究大脑黑箱时的局限性,迄今为止都没有彻底弄清这种疾病的成因,自然也没有能力去清除掉人们对于这种疾病的种种偏见与歧视。虽然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中不乏摩西、圣保罗、恺撒、梵高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伟大的癫痫症患者”,但在人类社会中从来就不缺乏贬低、侮辱与排斥癫痫症患者的行为。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尚武好战的斯巴达人为了优化他们后代的体质,会用烈酒来给他们的新生婴儿洗浴,斯巴达人相信,患有癫痫或天生虚弱的婴儿,用烈酒洗浴后就会昏厥与夭折。姑且不论斯巴达人的这种做法是否有科学根据,倘若这种做法是有效的,那么,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斯巴达人或许会因此恰好扼杀掉了他们那里最勇武善战的“恺撒”。
到了克尔凯郭尔所处的年代,公众虽然不至于像斯巴达人那样残酷地对待癫痫病患,但公众对于癫痫病仍然充斥着各种歧视与偏见。克尔凯郭尔的主治医生奥拉夫·邦在他撰写的《医疗手册》中提出,癫痫可分为遗传性和获得性两个类型,而前者是“完全不可治愈的”。癫痫的最常见成因是惊恐,通常由母亲传给胎儿,不仅如此,当时的人们还普遍认为,癫痫与紧张、刺激、放荡的生活方式有关,因而总是将癫痫与梅毒等疾病统称为“堕落的疾病”。1683年颁布的丹麦法律规定,任何人在订婚前患有堕落的疾病而隐瞒不报,男方或女方在得知实情后都可以根据愿望解除婚约。
不难看出,19世纪的公共舆论与法律政策仍然对癫痫病患采取着种种贬低与排斥的态度,对于那些拥有卓越才能而又心灵异常敏感的癫痫病人来说,他们在遭受了这些偏见与歧视政策的侮辱之后,常常会强烈地感受到自己是疏离于这个世界的局外人。同样罹患癫痫的陀思妥耶夫斯在书信中承认,在他看来,这个世界“是被邪念蒙蔽的天国神灵的炼狱”,以至于拥有高尚、优雅精神的人在这个呈现出消极意义的世界中并没有真正的归属感,而更像是一个“局外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要替自己弄明白的是,这样一种在整体上与这个世界的感受与理念毫不和谐的人偶然闯入这个世界,将会发生些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感受在克尔凯郭尔那里恐怕也不陌生。在早年写给他的挚友埃米尔的一封书信中,克尔凯郭尔以一种不常见的坦率态度表示,即便采取更为坚定的立场,他的生活仍然是破碎的,他还是不能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一反他平日里保持矜持的克制态度,克尔凯郭尔在这里热情地感谢他这位唯一朋友的“居间斡旋”,“我才能忍受这个在许多方面让我难以忍受的世界”。尽管克尔凯郭尔的癫痫症并不像陀思妥耶夫斯那么频繁而剧烈的发作,但恰如他在1848年的一则短札记中暗示的,关于癫痫发作的记忆是他的“一根刺”,让他难以安心地与他人缔结亲密的羁绊关系。克尔凯郭尔固然深爱雷吉娜,但正因为他对雷吉娜的爱,使他不可能长时间地向她隐瞒自己的这些疾病。与其让雷吉娜在婚后知道实情后解除他们的婚约,还不如让这段婚姻永远也不发生。
不过在彻底放弃这段婚约之前,克尔凯郭尔仍然试图以信仰来拯救这段婚姻,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他对雷吉娜实施的那次远非成功的精神诱惑。不过,克尔凯郭尔何以会认为,他的信仰可能拯救他的婚姻?他的信仰是否真的为他的这些荒谬的生存处境带来了救赎之道?要充分回答这个问题,就有必要回过头来审视这位信仰骑士对宗教信仰的独特理解。
1849年9月,克尔凯郭尔拜访丹麦教会的主教明斯特,他想和主教谈的是一个牧师学校的工作。应当说,明斯特主教对于这位后辈的才华不无赏识,然而作为一个位高权重者,明斯特主教认为,应当让来访者长时间的等待,从而强调自己高高在上的地位。然而,让明斯特主教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种出于权谋算计而搞出来的安排,恰恰为损害他自己身后名声的灾难“做了贡献”。这种态度激怒了心高气傲而又敏感好斗的克尔凯郭尔。这根导火索引燃了他在生命最后时期攻击丹麦教会的战斗,他抛弃了假名的面具,以真名发表了一系列抨击教会的批判性小册子。
克尔凯郭尔批判丹麦国家教会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教会将信仰立足于宗教的集体组织或群体活动,悄悄卸除了信仰者个体直面荒谬的生存处境而做出的非此即彼的选择责任。国家教会不断在布道中讴歌苦难的积极意义和价值,但这只是虚伪地让那些远离苦难的人安于苦难的存在,并像异教徒那样优雅坦然地享受着自己生活的舒适美好。更为严重的是,丹麦的国家教会通过提供廉价版本的基督教信仰,让教徒普遍相信他们生活在一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公正世界之中。这种信念让普通的教徒倾向于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春风得意的人必然是好人,而在现实中受苦受难的人则是在承受他们以往罪行所引起的惩罚。正是在这种“公正世界思维”的影响下,人们更容易对苦难者的痛苦麻木不仁。在克尔凯郭尔看来,约伯勇敢地直面荒谬地降临到他身上的种种苦难,并以充满个人激情的方式来实现超越理性的“信仰飞跃”,而那些接受了丹麦教会所教导思想的教徒,却非常有可能仅仅以旁观者的方式来冷漠地看待约伯的故事,他们或许会想当然地认为,约伯遭遇的种种不幸就是他过去的恶行所招致的可怕惩罚。
不难看出,克尔凯郭尔对群体的精神状态和道德状态都充满了深刻的怀疑与强烈的批判态度,这不仅与他的性格气质和思想立场有关,也与他的一段颇为不快的生活经历有关。由于克尔凯郭尔与《海盗报》的编辑哥尔德施密特发生了冲突,在这位编辑的精心策划下,《海盗报》在整整一年时间里连篇累牍地发表了一系列攻击克尔凯郭尔的文字。虽然哥尔德施密特的学识和论辩技巧都远不如克尔凯郭尔,但他极为擅长诱导和操控公众的心理来反对他所嫉恨的对手。正如海德格尔通过他精湛的此在生存论分析所表明的,常人总是在人云亦云的闲言与浅尝辄止的好奇中构筑模棱两可的态度,以此假充真实发生的事情,反倒将本真的决断所实施的行动“标成了姗姗来迟与无足轻重之事”。对于克尔凯郭尔这位已经小有名气的作家,丹麦的民众虽然无意于深入了解克尔凯郭尔的思想和生活,但他们的好奇心显然非常乐意在茶余饭后的闲谈中来谈论他那些充满争议的婚恋爱情与生活方式。哥尔德施密特利用民众的这种猎奇心理,在攻击克尔凯郭尔的文章中对其孤僻的生活态度、古怪的衣着打扮以及貌似不负责任的爱情大做文章。人们嘲讽克尔凯郭尔的闲言碎语很快就遍布了整个哥本哈根,克尔凯郭尔即便在外出散步时也经常能遇到一群对他不怀好意地嬉皮笑脸的人。克尔凯郭尔在这个集体霸凌事件中逐渐认识到,在现代社会中,民众对出类拔萃者和与众不同者都充满了怨恨,在恰当的条件下,偶像和英雄就会被转化为替罪羊和被排斥者。现代人并非不热衷于残酷的暴行,只是将这些暴行变得更加微妙与精致,“人们不再把人钉上十字架,而是嘲笑他们”。克尔凯郭尔感到自己遭受了“嘲笑的虐待和愚蠢的迫害”以及“庸俗的凌辱”,由于公众的冷酷与低俗,他自己已经成为了这个理性时代的殉教者。
上述事件无疑进一步强化了克尔凯郭尔主张个体信仰的立场,在他看来,“现代的不幸之一恰恰在于取消了那个‘我’,个人的我。也正因为如此,那真正的伦理-宗教信息似乎从世界上消失了。因为伦理-宗教真理本质上与人格相关,只能从一个自我传播到另一个自我”。宗教信仰不应该卸除个体的责任,不应当成为掩盖个体生存的荒谬残酷,逃避对个体苦难的真挚关切的廉价精神安慰剂。成为一名真正的基督徒,并不是去享受一种舒适宁静的生活,“宁静地做真正的基督徒,将像安静地发射炮弹一样不可能”,真正的“信仰在战斗中受到考验,在危险中增强”。基督徒应当像信仰骑士那样,积极地去克服群氓的嘲讽与侮辱,勇敢地面对人世间的种种苦难,发自内心去关切与帮助贫穷者、病患者、被蔑视与被侮辱的人,并在这个过程中与自己内心的懦弱、骄傲、冷漠、自私做出不懈的斗争。克尔凯郭尔相信,“上帝是不变的。然而这一不变性不是那种凛然的冷漠、那种致命的高傲、那种模棱两可的遥远距离……这一不变性是真挚而热情并且无所不在的,是一种‘对一个人的关怀’的不变性”。对应于上帝的这种关切,那单一者将不断通过认识上帝来接近上帝,而“上帝真正所在的地方,他总是在创造着的。他不愿意让人带着精神的软弱性沐浴在对他的荣耀的观想之中,相反,通过被这人认识,他想要在这人身上创造出一个新人”。因此,按照克尔凯郭尔的理解,真正的信仰不应当是与个人无关的客观真理,不应当是仅仅满足审美趣味的文学叙事,也不应当是无视个体境遇的道德教条,它应当是一种让个体重塑自我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足以冲破种种世俗的歧视与偏见。
由此就不难理解克尔凯郭尔为什么在他与雷吉娜的婚恋关系中如此强调信仰的重要性。横亘在克尔凯郭尔与雷吉娜之间的一个重大障碍,就是群氓对克尔凯郭尔所罹患疾病的诸多世俗偏见,那个时代的医学知识完全不足以祛除这些流行的偏见。克尔凯郭尔在当时可以求助的只能是那种有力量去唤醒个体内心深处对贫病者之仁爱的本真信仰,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雷吉娜不再把信仰当成一种有趣的文学叙事或神话传说,而是一种在生存论的意义上可以重塑她的态度、价值与信念,可以让她从根本上超越关于梅毒与癫痫的世俗偏见的个体信仰。尽管克尔凯郭尔在他的布道词中不断颂扬谦卑,但根据加尔夫的描述,克尔凯郭尔本人是骄傲的,他凭借着自身的才华与智慧不断攻击与嘲讽周围的杰出人士,雷吉娜表面上是温柔可爱的,但内心也是骄傲的,她敬慕克尔凯郭尔的才华,而更让她感到骄傲的是,自己被克尔凯郭尔这位嘲讽一切的天才所崇拜,而这对于雷吉娜的骄傲来说恰恰是“最有诱惑性的食物”。然而,克尔凯郭尔担心的是,不管雷吉娜在表面上看起来有多么温柔善良,只要她是按照世俗的价值与趣味来评价自己,只要她仍然是在审美主义与道德主义的教条中来理解信仰,那么,无论她曾经有多么推崇敬慕自己,在得悉相关的事实真相后,她就完全有可能在世俗的偏见下鄙视、厌恶乃至抛弃自己。在经历了自己父亲带给自己的“大地震”之后,克尔凯郭尔对于现实生活中人性的可靠性多少都产生了一种怀疑与悲观的态度,这让他不敢在这个问题上去冒险。而克尔凯郭尔本身的骄傲,更不愿意让自己深爱的女人知道这些有可能自毁形象的事情。“怯懦与骄傲完全是同一样东西”,终其一生,克尔凯郭尔都没有像约伯那样通过“信仰的飞跃”来克服各种貌似理性的权衡计较,没有足够的勇气向他的未婚妻坦率说出他这些并不怎么光彩的秘密,而是在大量的小心试探中离自己的爱人越来越远。克尔凯郭尔在晚年或许多少意识到,他的骄傲即是他自己在信仰上的一种严重缺陷。“如果我有信仰,就会留在雷吉娜身边”,克尔凯郭尔的这个自我反省的告白,对他本人来说是刻骨铭心的。
不同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与索尼娅在基督之爱下重获新生,克尔凯郭尔的信仰无力于拯救他与雷吉娜之间的爱情与婚姻。命运不断将各种无妄之灾降临到克尔凯郭尔头上,不断让他失去他想要追求的美好事物,即便会给他带来一时的幸福与希望,似乎也不过是为了在将来剥夺掉这些美好事物时让他感到格外惨痛。命运不断以荒谬的方式让忧郁的克尔凯郭尔堕入绝望的深渊,对于心智脆弱的人来说,或许只有自杀才是走出那个深渊的唯一道路。然而,正是在这种反复遭受荒谬命运摧残与打击的过程中,克尔凯郭尔逐渐意识到,一个人自孩提时代起的骄傲与虚荣,或许会让这个人相信,可以通过仿效伟大的和卓越的人物来接近上帝,然而“在大海竭尽全力挣扎的时候,它恰恰不能够再现天空的样子,即便是最轻微的波动,也会使得它无法再现出清晰的图案;但是在它平静而深沉的时候,天空的图案就沉入它的乌有之中”。一个人总是想要太多,“让自己的灵魂随着每一丝微风起舞”。而荒谬的生存处境在将一个人逼入被剥夺了一切美好与温柔的绝境时,却也有可能让这个人学会通过弃绝一切尘世的虚荣与骄傲而成为乌有。“只有在他自己成为了乌有的时候,只有在这时,上帝才能够映透他,上帝才能够在他身上印刻出自己”,并由此照亮了一条有可能赢得希望与新生的道路。
在对此有所领悟之后,克尔凯郭尔就成为了一位“无限弃绝”的信仰骑士,他弃绝了追求世俗荣耀的野心、奢望与骄傲,弃绝了他曾经拥有的心爱之物,转而通过宗教信仰来为他的那个荒谬无常的命运寻求意义。克尔凯郭尔将他自己所经受的苦难视为一种殉教的苦难,正是通过这些苦难,他成功地让自己“朝照亮基督教精神的方向发展”,激发了自己的创造力。在他看来,当他陷于这种绝望的深渊时,上帝所给予他的出路是,让他成为作家,以充盈着乐趣与激情的方式去进行书写,而在他写作的活动中,上帝诗化为“艺术家无可言喻的、永不衰竭的源泉”,有力地让克尔凯郭尔通过写作来拯救生命,来为尘世间诸多深陷苦难的个体赋予希望。克尔凯郭尔作为技艺精湛的作者,与他的文本处于一种救赎的关系之中,写作成为了他的生命,让他在写作的时候能够把握巨大的忧郁与同情,能够将深埋于心底的痛苦有效转化为悲伤而又有启发性的悦耳音乐,能够通过书写自己的生活来重塑自己的生命,“一位作者永远应该将人格的一部分融入写作,就像基督用自己的血肉喂养我们一样”。尽管克尔凯郭尔与雷吉娜的爱情在现实中已经宣告死亡,而克尔凯郭尔本人随着年龄的增大,在瘟疫与疾病的侵袭中越来越多地面对着死亡的威胁,但即便是死亡,也无法彻底打败这位拥有本真信仰的作者,因为“作者同时既死,又不死。死,实际上是死去,离开这个世界,脱离人的直接性,为了在精神的世界里复活,达到另一种直接性”。可以认为,正是通过这种宗教性的诗意写作,克尔凯郭尔这位信仰的骑士,为那些深受爱情、疾病与死亡所编织的苦难折磨的单一个体展现了一条走出绝望深渊的自我救赎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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