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吉县下堡村村民马玉兰家的一头母牛(左)快要生产了。马玉兰自2013年起规模养殖肉牛，是村里的养牛大户。（南方周末记者李玉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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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买牛-喂牛-卖牛”的故事，而是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每一步都暗含风险。
  • 回顾西吉的产业扶贫之路，珍珠鸡、蓝孔雀、斗鸡这些珍禽异兽层出不穷，如今却难觅踪迹。
  • “村民安土重迁，爱惜名声，逃贷很少见，过去与其说是银行不敢贷，不如说是村民不敢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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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方周末记者 李玉楼
责任编辑 | 吴筱羽
2020年5月13日，宁夏西吉县今年第二场透雨，从凌晨下到中午。
午饭过后，震湖乡毛坪村的村民趁着土壤湿润，一齐上山播种。村里只剩圈中的牛，哞哞叫着。
2019年，毛坪村被列为养牛示范村，存栏肉牛从一百来头增至近千头。田里种的马铃薯，也换成了养牛用的青贮玉米。
西吉是西海固地区最后一个未“摘帽”的贫困县。2014年的精准识别中，该县贫困人口占到宁夏的20%，居全区之首，是一块“硬骨头”。
过去六年，这里的村庄通了自来水，修了水泥路，禀赋微调，为农民脱贫带来转机——多次试错之后，养牛是西吉县摸索出的脱贫法门。
2019年秋天，《中国青年报》刊发题为《表格里的扶贫牛》的报道，报道了西海固地区有群众套取养牛补贴的乱象。舆论担忧，西海固能否如期脱贫？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买牛-喂牛-卖牛”的故事，而是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通过补贴、贷款解决养牛的本金，解决水源，推广良种牛和青贮饲养技术提高效益，借助保险、期货对冲风险，每一步都暗含风险。
西吉县是宁夏人口最多的县，有近五十万人，一头育肥牛的纯收入在三千到五千元不等，按照家庭人均收入4100元的当地脱贫标准，一年养殖50万头牛就能实现脱贫。
这个数字在2019年是40万头。
截至2019年底，西吉全县累计脱贫出列贫困村238个，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51241人，贫困发生率由2014年的34%下降到2019年的0.95%。
1

“人喝的水都不够，谁会去想喂牛？”

做了三十多年农村工作，西吉县农业局副局长马福学从没想过，畜牧业会成为县里最大的产业。
2019年之前，西吉的马铃薯产值常年居首，2018年达20亿元。与之作对比，当年西吉县的国民生产总值为64亿元。
2019年，西吉县肉牛总产值18.1亿元，首度超过马铃薯。提了多年“家家种草，户户养牛”，如今口号变为现实，但来得并不容易。
“连人喝的水都不够，谁会去想喂牛呢？”马福学说。
2017年之前，规模养牛在当地并不现实。那时没有自来水，只有少数富裕农户能通过打井开展养殖，贫困户没有条件，通常只养一两头耕牛。
下堡村的马玉兰是马福学说的“大户”。这个不识字的妇女，在当老师的丈夫支持下，自2013年起规模养殖肉牛。她花两万元打了口机井，把养殖规模从三十头逐步扩大到六七十头，成为村里最大的养殖合作社。
在那时，只有“大户”养得起牛。
2015年，西吉县扶贫办发放了共计两百余万元扶贫扶持资金，发放对象是8家规模合作社，马玉兰的合作社名列其中，获得五万元补助。但财政部驻宁专员办2017年检查中认定，该笔资金投放不精准，未直接使建档立卡贫困户受益，责令整改收回。
马福学解释，当时的思路是扶持合作社，让合作社带动贫困户就业，“主要考虑到贫困户没有养牛的条件”。
直到2017年，宁夏中南部饮水工程贯通，西吉绝大多数村庄得以覆盖，牲畜饮水的瓶颈难题才得以解决。同年出台的产业政策，将基础母牛的补贴定点投放给了建档立卡贫困户，每头2000元。
一方面是饮水工程贯通，另一方面，气候也发生了变化。
近十年来，西海固气候出现湿润的迹象，400毫米等降雨量线缓慢北移，西吉县降雨量已连续三年超过500毫米，超过有记录以来历史均值40%。村里的山坡上，也出现了一块块绿色。
下堡村建档立卡户马进录就是在2017年开始养牛的。他用五万元扶贫贷款建了牛棚，购入三头牛犊，两年功夫，脱贫了。
如今，马进录的牛棚中挤满了七头牛，建了一座青贮池，西吉农商行新发了产业贷款，正好能接续到期的扶贫贷款，还能新建一座容纳三十头牛的圈舍。
马进录尚未掌握青贮技术的诀窍，他家的青贮池中能挖出不少腐烂的草料，而邻居王天珍的青贮池，则散发着沁人心脾的酸甜味。
所谓青贮玉米，是将玉米植株破碎后，压实封存发酵，用于畜牧养殖。别说贫困户，西海固的农技人员起初对这项技术也不熟悉。
采用青贮技术后，王天珍明显感觉育肥速度加快，牛也更健康。新冠疫情期间，运输不便导致饲料价格飞涨，采用青贮饲养的农户则安心不少，自家青贮池的储蓄，足以支撑半年。
西吉农商行计划在未来3年发放肉牛产业贷款50亿元，偏城支行行长张维山最近半年发放了六千多万。“去年我们支行成立60年，60年共发放贷款1.4亿，近半年的贷款，就相当于过去60年的一半。”
然而，牛犊价格也在上涨。受疫情影响，牛犊难以跨省调运，原先不到一万的公牛犊，如今要卖到13000元。经验丰富的马玉兰建议同乡们别急着补栏，静待价格企稳。
“散养户要向大户学习养殖技术和市场经验，否则，致富路上的坑可不少。”下堡村村支书马俊平说。
2

脱贫路上避坑

马玉兰对南方周末记者讲了一个同乡被坑的故事。
疫情期间，不少牛贩转到线上卖牛。一个村民在快手上认识了一个牛贩主播，预定了两头牛犊，约定当天下午送来。
对方到达时已是深夜，双方交收后又迅速离开，“（村民）赶牛进圈，发现牛走路不稳，仔细辨别后发现两头牛犊竟是瞎的。”马玉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地牛市价格不透明，新手很容易吃亏。
不透明不止在快手。在当地最大的单家集活畜交易市场，南方周末记者目睹了一种古老的商业传统——袖中交易。
在这里，牛的买卖是在袖口里完成的，目的是私下商定价格，企图绕开市场定价机制。
人们穿着宽松的长袖，买卖双方将手握进其中一方袖中，通过变换手势以协商价格。一段默剧般的短暂沉默和用心感受之后，一方嘴里念着，“这么个能行吗？”
市场里没有固定铺位，贩子站在各自货车前，一个想买牛的人，往往要握七八个贩子的手后才会下单，从外围观察到下场报价，一笔谈判大约耗时一刻钟。
买牛的人，货比三家后再作决策尤为重要。“牛犊的价格都在乱喊”，一位刚拿到产业贷款的农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按照如今牛犊的价格算，利润非常微薄，搞不好还要亏本。
和所有产业政策一样，西吉的养牛政策不可避免地造成市场波动。“为了稳定市场价格，我们会控制好贷款发放节奏，打击贩子囤积居奇，同时对养殖户加强补栏指导。”马福学说。
农民对农产品价格的剧烈波动并不陌生。全国范围内，大蒜、生姜都有过大规模价格波动。在西吉，则是马铃薯和芹菜。
2007年，马铃薯滞销，西吉淀粉厂门口运土豆的车队排出几公里；2014年，芹菜滞销，不少农民拿芹菜喂羊。
结果是，西吉发展出了细密的马铃薯经纪人网络，主要销往西南省份。“这几年滞销没出现了，只是价格高低的问题。”一位马铃薯经纪人说。
作为肉牛之前的西吉支柱产业，马铃薯甚至拥有自己的金融产品。
2017年，对口帮扶西吉的光大证券设计了一款马铃薯价格保险产品。利用马铃薯淀粉与玉米淀粉的相关性，借助玉米期货场外期权产品，由光大的基金帮贫困户支付保费。
第一年秋天，马铃薯价格不足往年一半，得益于价格保险，2257户贫困户共计获赔56万元。如今，这一产品已连续三年投保。
3

产业扶贫试错

除了农户，当地政府的产业政策同样需要避坑，西吉曾为失败的产业政策付出过惨痛代价。
2018年，财政部和国家扶贫办曾通报一起西吉县的违规案例：2016年，西吉县使用财政扶贫资金2830万元采购珍珠鸡苗113.54万只发放给2.7万户贫困户饲养，珍珠鸡由于水土不服和后续管理不到位导致病死率较高，加上回购渠道不畅等原因，最终成活的珍珠鸡多数被直接食用。
西吉县农业局产业办主任康国荣回忆说，“当时大家都想着怎么搞特色，好像有了特色，就能致富。”回顾西吉的产业扶贫之路，珍珠鸡、蓝孔雀、斗鸡这些珍禽异兽层出不穷，如今却难觅踪迹。
马福学说，当时没有经过严密论证，时任领导拍脑袋决定，被忽悠了。
“目前来看，也就牛羊养殖真的让老百姓挣了钱，”马学福坦言，“目前鼓励引进的（瑞士）西门塔尔是全世界都养的名牛，养殖技术成熟，也适合西海固的气候。”
销售方面，牛肉市场需求广阔，如今大量销往广州，某著名潮汕牛肉火锅连锁品牌就是西吉肉牛的大客户。
过去几年，西海固风调雨顺，降雨量增多，“人努力，天帮忙”是南方周末记者在西吉听得最多的一句话。但马学福意识到，当下的养牛业仍有相当风险，价格波动、疫情、灾情，但凡遇上一样，就会对刚刚起步的产业造成毁灭打击，进而造成农户返贫，甚至是“创业致贫”。
前述《表格里的扶贫牛》报道刊发后，西海固多地开展自查，西吉也不例外。
收到自查通知后，震湖乡毛坪村村支书程海峰拿着公章径直去了一位村民家中。他知道，这位村民好几个月前就从丈母娘家借来牛套补贴。
“我去给他写了个通知，要他重新把圈中的牛养好，否则就把一万元补贴退回来。”程海峰说。
最终这位村民重新养起了牛，如今已有七八头。
“我们预估到会有人套取补贴，所以设计了上限、见犊补母等规则，但还是会有空子钻。”西吉县扶贫办副主任陈晓宁坦言。
从2020年起，当地补贴政策主要转向青贮玉米种植、青贮池建设等，骗补难度增大。
4

补贴用于脱贫，致富要靠贷款

程海峰自己就是毛坪村带头养牛的标兵，除了他，村主任、副主任也都是。
2018年，毛坪村被认定为自治区级深度贫困村，当年，该村的建档立卡户一户没少，还新增进三户。从兰州回家的退伍军人程海峰这年起担任村支书一职。
毛坪村早前也养过珍珠鸡、黑山羊，都以失败告终。2019年争取来养牛示范村的试点，到年底，村子通过了县级脱贫验收。
村民们在养牛中重拾勤劳致富的信心。“过去一年，牛价总体走高，加之扶贫贷款的杠杆效应，效益确实很明显。”程海峰说。
如今，全村上下有条件能养的都养上了，仅剩的四户建档立卡户还只能靠托底供养。
今年3月，程海峰把自己当兵十余年攒下的积蓄全部投入养牛，还贷了20万元，盖起了400平方米牛舍，承揽下一百多亩地种青贮玉米，能存栏四十多头。
“自己的钱投进去，才感觉这规模养殖风险还是高。”程海峰向南方周末记者坦言，“天气、雨水、人工、牛价，哪一个出问题，创业就有可能失败。”
稳脱贫、防返贫、促致富成为该村的新课题。
随着贫困村和贫困户渐次摘帽，原先对贫困户的针对性政策逐渐转向普惠。
以草畜产业政策为例，2019年起，补贴对象由建档立卡户扩大至养牛示范村所有村民，扶贫贷款也转变为面向所有村民的产业贷款。
每年年初，陈晓宁都要和同事们反复斟酌当年的产业政策文件，“政策还是倾向于没有享受过补贴的贫困户，设定补贴上限，否则规模养殖户会拿走大部分补贴。”
陈晓宁认为，补贴用于脱贫，致富则要靠贷款。“贷款是银行主导的，不是扶贫办要来的，地方政府也不贴息，银行敢贷说明对产业利润有信心。”陈晓宁说。
张维山也觉得，贷款是比补贴更好的政策工具。
“政府发放补贴，发完就结束了，银行放了贷款，我们有足够的监管动力。”张维山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支行的客户经理会定期走访贷款农户，对各家养牛情况非常熟悉，还会建议农户购买保险，帮农户联系农技人员。
“几年的补贴政策调动了老百姓养牛的积极性，”偏城乡乡长陈志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如今愿意养的都养起来了，也敢贷款了，贷款政策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
根据张维山的观察，农村小额信贷的坏账率很低。“村民安土重迁，爱惜名声，逃贷很少见，”他说，“过去与其说是银行不敢贷，不如说是村民不敢借。”
以毛坪村为例，2016年，驻村工作队好说歹说，才说动了三十来户贫困户。“缺资金又怕贷款是当时不少贫困户的共同点。”该村第一书记张成明回忆道。
村民宋义军是被说动的那批贫困户之一。如今，他的三头牛变成了六头牛，还计划增加到十头。“三头牛和十头牛费的功夫差不多，但收益可差着好几倍。”
一笔五万元的扶贫贷款，已让贫困户初尝杠杆的滋味。
这是一条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产业链。为了风险相对可控，“小群体、大规模”仍是主要思路，马福学说，农户养殖的适宜规模就是十五头左右。
“目前西吉的畜牧产品仍以初级产品进入市场进行交易，产品附加值低、产业链短，导致议价权不高。原先就愁咱们什么也没有，如今产业发展起来了，愁的却也更多了。”——疫情期间，牛运不出去要愁；眼看存栏量越来越大，要扩大防疫队伍；天旱着，又要找备用草料。
作为直接负责的农业部门负责人，马福学要操心的比过去多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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