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生代表认为,中国制造业不能简单地把产品卖到国外去,而要在全球建立产业链和供应链,在当地制造、设计、销售和服务用户,全球化才具备强大的抗干扰能力。
对话
|《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 何振红

|《中国企业家》记者 崔鹏
编辑|万建民
头图摄影|史小兵
“路是先行者走出来的。走出去,可能风光无限,也可能头破血流。”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副主席、TCL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这样概括TCL的国际化经历。
作为中国本土高科技制造业的代表企业,无论是资产并购、业务合作、海外销售还是投资建厂,TCL始终在积极探索全球化道路。
如今,TCL的全球化已经从简单的产品全球化,成长为工厂全球化和供应链全球化,从研发、生产制造到销售的全链条都在全球范围内布局。
而中国科技企业出海的历史,就是李东生为代表的一批企业家不断试错和收获的历史。
今年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明显阻碍,逆全球化和逆国家化分工的趋势开始形成,加上疫情因素影响,国内很多民营企业面临着巨大挑战。
5月23日下午,李东生代表参加《中国企业家》两会视频对话节目“何问西东·连线两会”,与《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何振红对话时表示,对中国企业来说,经济全球化2.0就意味着中国要从“世界工厂”变成“全世界建工厂”。
这意味着,中国制造业不能简单地把产品卖到国外去,而要在全球建立产业链和供应链,在当地制造、设计、销售和服务用户,全球化才具备强大的抗干扰能力。
听完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后,李东生代表深有感触,他认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客观务实,对疫情挑战带来的经济困难有充分评估,对如何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提出了很多切实到位的措施和政策。
他告诉《中国企业家》,“前段时间企业内部开会,评估了当前的经营环境,我们决定不调低2020年的经营目标。”
李东生代表这次准备了三份建议:一份是关于企业的国际化、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如何有效推进,一份是关于国家如何加快科技技术能力的提升,另一份是关于证券市场的改革建议。
“没有技术领先,是不可能做到竞争力领先的。”李东生代表说。
他认为,半导体显示产业是电子产业的基础核心技术领域,能够带动高端装备和新型材料的发展,也是中国在电子信息产业核心基础领域里,第一个有机会做到真正全球领先的大产业。
TCL正在显示领域快速追赶三星等国外竞争对手,李东生代表相信,在未来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们能够在新型显示技术领域实现对国外领先企业的超越”。
李东生代表还给TCL定下四个技术突破方向,未来将集中资源进行开发,它们分别是半导体显示技术,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和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5G通讯。
摄影:邓攀
以下为李东生代表参加“何问西东·连线两会”节目与何振红对话实录,有删节:


“我们决定不调低2020年经营目标”
何振红:听完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你感触比较深的方面有哪些,尤其是针对民营企业的部分?
李东生: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非常客观务实,对疫情挑战所带来的经济困难有充分的估计和评估,对如何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提出了很多切实到位的措施和政策。
政府首先在财政货币政策方面做了很大的调整,今年在政府预算当中增加了1万亿的赤字预算,另外增加1万亿的专项抗疫债券。这2万亿,克强总理明确是直接分配到地方,以帮助地方抗疫和恢复经济。
另外中央政府对企业的各种帮扶政策,原定是到6月底,现在也明确都延到今年年底,有些政策甚至延到明年3月底。这些措施对帮助中国企业应对当时疫情的挑战,发展自身业务,将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何振红:今年政府给的非常多政策都可以量化到数字,是不是有企业和政府齐心协力共渡难关的感觉?
李东生:确实,昨天听了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感到政府对企业的困难是非常了解的,提出的措施也非常到位,感觉党中央、国务院了解企业情况,站在企业角度考虑问题,给我们很多具体的帮助,这让我们在应对困难时更有信心。
何振红:这次政府工作报告对实体企业,特别是制造业,有很多的扶持政策,你对这块有什么感触?
李东生:在报告当中提到支持制造业发展的一些政策,和我们今年的发展计划是非常契合的。目前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都很大。
危机当中也有发展的契机,企业应该寻找一些合适的发展机会,所以我们在考虑未来发展的时候,需要一些新的资金,所以今年增加对制造业的贷款,对我们进行业务的发展、扩张,将会提供直接的帮助。
另外,今年进一步减税降费也能够提升企业的经营效益。因为有这些政策,前段时间我们企业内部开会,评估了当前的客观环境,我们决定不调低2020年的经营目标,大家努力往前干,努力实现我们预定增长的经营目标。
何振红:聊一聊你所在的半导体显示领域,我看到你提了一个关于新型显示领域关键技术提升的建议。半导体显示行业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你们如何解决的?
李东生:应该讲中国的半导体显示产业是面临挑战,但同时也有很好的机遇。过去十多年,中国半导体显示产业的发展,实际上是走了一条追赶、并跑,到力争领先的一个过程。
从过去几个月全球产业格局的变化来看,中国企业将在大尺寸显示领域取得全球领先地位。因为曾经领先的竞争对手韩国三星和LG都宣布,他们要退出LCD显示产业,转到其他显示产品领域。
LCD显示是目前显示产业当中量最大的,未来中国企业将在LCD显示产业,也就是大尺寸的显示产品市场占全球的主导地位。
半导体显示领域是电子产业的基础核心技术领域,在这个领域的突破,能够带动高端装备、新型材料的发展,它对整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对半导体工业能力的提高都会发挥积极的作用,这也是中国在电子信息产业核心基础领域里,第一个有机会做到真正全球领先的大产业。
何振红:在新型显示领域里面的关键技术,是否还处于国外比较强、国内比较弱的阶段?
李东生:确实总体来说,国外公司特别是三星,它依然是非常强大的,但我们正在快速追赶。
下一代显示,现在是柔性AMOLED显示,在大尺寸方面是Mini LED、Micro LED,以及柔性印刷的OLED和QD-LED,这些技术未来都会在市场上有广泛的应用,但这个发展还需要持续投入,需要突破更多的技术挑战。
我们和国外领先企业有差距,但是这个差距正在快速地缩小。我相信在未来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们能够在新型显示技术领域实现对国外领先企业的超越。
李东生代表说,中国企业将在大尺寸显示领域取得全球领先的地位。
何振红:我也看到你这个建议里面提到要加大中国企业和日本企业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支持?
李东生:其实经济全球化使到全球产业分工更为合理和高率。中国政府一直坚持经济全球化,推动WTO改革。在这个大的框架之下,我们也在积极寻求和国外这些企业的互利合作。
譬如说我们设立的国家级创新中心,就是聚华印刷柔性显示创新中心,在设备、材料这些方面,我们都和很多国外企业合作,包括在材料方面和默克、日本住友化学、美国杜邦都有很好的合作。
在设备方面,和欧洲、日本、美国的企业也都有合作。我相信一个产业能够形成更加有竞争力和规模,一定是全球产业合作的结果。退回到每个国家,如果是用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来处理国际经贸关系,对全球经济的发展将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美国的做法“损人又损己”
何振红:从去年开始,逆全球化或者逆国家分工的趋势比较明显,但你好像比较乐观,认为全球化不会按下“暂停键”,为什么?
李东生:其实很简单,我认为经济全球化不是一个政治的决定,是市场经济规律推动的结果。
为什么有经济全球化?因为经济全球化能够带来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能够给所有参与者带来意义。所以经济全球化一定是所有参与者都获利,它才能够持续。
在过去十多年,经济全球化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很大。所以经济全球化并不是像某些西方政客所说的那样,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甚至说中国是唯一的受益者。这种说法既不公平,也不客观。
我认为经济全球化会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继续往前走。当然全球化的方式、路径会有很多变化。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中国将积极参与WTO的改革,我们希望营造一个更加有效率、更加公平的全球经济格局和环境。让所有的参与者都能够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受益。
另外,对中国企业来讲,经济全球化2.0就意味着中国要从“世界工厂”变成在“全世界建工厂”。
中国制造业不能简单地把产品卖到国外去,而要在全球逐步建立起自己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在当地制造、设计、销售和服务用户,这样扎根当地经营,能够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得到当地社会和消费者的认同和欢迎,全球化才会非常扎实,不会被干扰。
何振红:前段时间美国修改直接产品规则,全面封杀华为芯片供应,这两天又将360和云从科技等33家中国企业和机构列入了实体清单。这些加剧了人们对全球化的担忧,你有没有做过最坏的打算?TCL有什么应对?
李东生:目前在西方国家当中,只有美国在采取这些极端措施。我个人认为美国的措施是“损人不利己”,甚至是“损人也损己”。对美国来说,它在许多领域是有优势的,譬如说它在半导体芯片方面有优势,它在一些软件产品方面有优势,它在人工智能技术也有优势。
它现在限制和中国的交往,美国公司其实也是受害者。我在过去两年去美国很多次,我们和美国伙伴探讨中美贸易战带来的影响,如何一起努力解决这些问题,消除这些影响。
其实我们在美国的合作伙伴并不是认同美国政府这个做法。当时,对我们产品加税的时候是有听证会,我们和美国合作伙伴一起参加听证会,两方的立场是一致的,都认为对中国进口商品加税没有道理,而且不符合美国消费者的利益。
另外,像美国的半导体芯片制造商,其实他们很愿意把他们的产品卖给中国的客户,现在美国政府对他们的销售做出限制,也会影响他们的利益。
近似于脱钩的行为,反过来会迫使中国加大投入自身开发。虽然在这个阶段,这样做会增加额外的成本,但我们投入了,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整个交易结构就不可能回到原来的模式,美国公司可能就会永远丧失中国客户。这样对大家都是一个损失。
所以美国这个政策到底会持续多久,它的推行对自身会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会不会倒过来迫使美国重新考虑这些保护主义政策的限制和脱钩政策是不是真的能够对它有利,这些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另外,对于中国企业来讲,全球市场并不是只指美国市场,所以我们把更多的注意力看到其他市场。去年我们在巴西扩大了我们的工厂,我们在印度建我们很大的产业园,我们扩大了我们在墨西哥的工厂。
我们要把全球化产业布局做得更完善,未来我们会在俄罗斯、非洲建立产业基地,希望通过一个更加广泛的全球化布局,来抵消美国加税对我们的影响。对经济全球化大的趋势,我是充满信心。
李东生代表说,美国极端措施“损人不利己”,甚至是“损人又损己”,TCL在美国的合作伙伴并不认同美国政府的做法。
何振红:在这种背景下,很多人也担心一些产业链整体外移的情况,你怎么看,有什么样的建议?
李东生:美国企业或者和美国业务相关的中国企业,产业链外移是在美国目前这种加税现实状况下做出的合理反应。
这个问题是两个层次,美国推动制造业回归,其实大部分制造业再回归美国是不太可能。在美国不可能重新建立手机工厂,也不可能建彩电工厂,但是美国对中国的彩电加税会迫使彩电生产商包括我们,把对输出到美国的产品转移到其他国家生产。
比如说在墨西哥,我们原来就有一个工厂,我们输入到美国的产品有一部分在墨西哥生产,现在我们在墨西哥又建第二个工厂,让墨西哥能够生产更多输美的产品。在印度,我们的工厂也可以生产产品,输入到美国,在越南工厂也可以。
所以我们全球产业链会做出相应的调整,来应对美国的贸易保护措施。但是这种做法对美国来讲,不见得有利。
它这个政策是不是能够持续,我认为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就是它按照现在政策坚持下去,对美国自身未必是有好处的。
何振红:这是跟美国的产业结构有关吗?其实美国产业结构中间70%~80%是服务业,如果它希望制造业再占很大的比例,其实也是不容易的。
李东生:其实美国是有制造业的,美国的航空制造很强,美国的半导体芯片制造很强,另外美国的一些高端装备制造也很强。其实是可以发挥它的比较优势,在全球经济的贸易当中能够为自己争取一个更好的地位。这是美国政府应该花时间做的事儿。
它现在想着说,我在中国买口罩很难,我要把口罩厂拿到美国去做,其实这个在经济上来讲,完全是不合理的和不可持续的。在中国做一个口罩可能是2块钱,在美国做一个口罩可能是1美元。如果在正常情况下,你是不应该在美国开口罩生产工厂,但美国做的大型核磁共振、CT很有竞争力,它那个产品就可以买上亿只口罩。
对美国来说,它应该在它自己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做得更好,来取得它进出口贸易的平衡,而不是强迫美国企业把一些在美国不可能有竞争力的生产工程搬回去,这样对美国经济是完全没有好处的。


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不一样了
何振红:我也看到你提建议提升中国企业全球化经营的能力,其中提到要用产业政策留住我们的核心产业,这方面现在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李东生: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经济分工当中是有比较优势的,未来虽然我们的产业链遍布全球,但是核心的技术能力还会保留在中国。
为了支持中国企业这一轮全球化布局转型,我建议政府要采取相应的一些政策,譬如说对核心技术开发给予更实在的支持。
国家有对研发费用的加计抵扣,这个加计抵扣的比例是不是再增加。另外对一些重大科研攻关项目给予更大的支持。
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特别提到,对重大科技攻关项目要做“揭榜挂帅”,谁能干让谁干。所以企业就能够平等地参与竞争,让国家支持的资源更有效、更快地产生技术成果,来提升中国制造的核心能力。
我相信未来中国制造将会从普及型的制造和中低端的制造能力,快速向高端制造能力去发展,来提升我们全球竞争力。
李东生代表说,国家对重大项目实行“揭榜挂帅”,TCL将在四大领域集中资源开发技术。
何振红:如果我们把重大项目攻关支持放开了,大家可以“揭榜挂帅”的形式去接,TCL希望在哪个领域“揭榜挂帅”?
李东生:我们是有四个技术发展方向,会加大力度,集中资源去开发。
第一是半导体显示技术和材料;第二是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大数据,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大型制造企业的核心能力;第三是人工智能,未来的产品都是人工智能技术会大量的应用到当中;第四是5G通讯,5G通讯未来除了现在的移动通讯领域之外,会有更多的应用领域。
何振红:其实我们看到TCL科技去年做了重组,主题已经变成半导体显示为主业了,你畅想一下未来三年或者五年,TCL将成为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李东生:未来TCL会有三个板块,这次重组之后,有两个板块已经形成了,一是TCL科技,它的核心业务就是半导体显示和材料,未来在TCL科技平台,我们还会选择高科技、重资产和长周期的一些核心技术产业来开辟新的赛道。
二是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支持的各种智能终端产品,这个产品,TCL品牌作为支撑,我们把业务扩展到全球;此外商用系统,现在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的业务已经开拓了,商用系统其他业务,包括现在有的商用显示业务,未来其他的一些商用系统业务,我们都会在未来逐步发育和发展。
TCL的目标是要成为一个全球领先的企业。我们在全球制定公司战略的时候,把“全球领先”作为公司的战略目标。
全球领先就意味着在我们聚焦的核心产业里面要做到全球领先,或者中国领先,至少要做到行业领先。我们的规模当然是要做到世界500强这样一个规模。有规模,才会有效益。
何振红:这个领先包括规模和技术领先吗?
李东生:当然,没有技术领先,你是不可能做到竞争力领先的。
在制造业领域要做到技术领先,你的生产制造工艺领先,你的品牌销售网络要做到有效益,整个管理系统也要做到有效益。这个是领先的一些基本条件。
何振红:去年TCL在内部进行了战略调整,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李东生:去年我们在公司战略层面做了两个重要的事儿。一是做公司的重组,重组是把业务分为两个板块,而且在拆分过程中,我们先做减法。
拆分过程中我们把业务聚焦,把一些规模比较小的非主营业务裁掉,过去三年我们一共裁掉了近百家法人企业,让我们的业务更加聚焦。
二是对于公司发展战略做梳理,梳理结论就是要以“全球领先”为目标,制定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
我们原来的公司战略是做三年,现在是做五年,而且还有一个战略的展望,希望企业的管理团队对于自身的产业发展要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一定要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格局有一个准确的判断,这样企业发展才能够行稳致远。


一个小细节反映接轨国际大问题
何振红:两会开始前,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个文件,《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意见》,这个《意见》文件,你注意到了吗?你看到这个文件以后,对哪些领域、哪些措施印象比较深?
李东生:这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它对指导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有重要的意义。这份文件当中有几点我特别关注。
第一,把科技创新作为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驱动力。目前中国要在全球经济格局中能够有更好的竞争力和地位,必须要在技术创新上有更大的突破。这次中美贸易战实际上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技术和金融领域。
第二,文件当中提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整个中国经济的体制和格局,未来会更加市场化,更加有效率,能够更加充分释放企业竞争力和动力,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创造更好的条件。
这当中也提到了民营企业的发展,中央再次重申对于非公经济发展的支持,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这些对民营企业增加未来发展的信心,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何振红:在这次新冠疫情防控中间,我们也看到民营企业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有人说希望国家能给民营企业更明确的定位,让它发挥更确定的作用,你怎么看?
李东生:文件对民营企业的作用讲得很清楚,我认为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政策是一贯的坚定和明确的。民营企业自身要努力,努力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企业的竞争实际上就是人的竞争。
如果过去说竞争是国内的竞争,未来一定是全球的竞争。
我们不但要在国内取得竞争优势,能够经历竞争的考验,更要在全球竞争当中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开辟一个更大的空间。在这一方面,中国制造业要主动担责,要努力拼搏。
摄影:邓攀
何振红:我注意到你在今年的两会上面还提了一个建议,希望证券市场交易时间延长1个小时,为什么?
李东生:我的建议是有两个部分,一是延长交易时间到5个小时,这是和周边的市场交易时间能够匹配起来。
中国股票市场交易时间是全球最短的,香港市场是5个半小时,我们的股票很多在香港市场、美国市场同步交易。特别是香港市场,我们是同一个时区,3点钟国内市场就闭市了,但是香港市场是交易到4点,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差,对国内的投资人是不太公平的。
二是建议交易时间不要按调休来安排。现在我们假期调休对其他行业是合理的,但对于证券市场或者一些服务业是不合理的,实际上其他服务业也没有调休,不能说酒店、餐厅,我一调休,他们就关门,没有这样的事。
但是证券市场和银行都按照调休制度来处理,其实这个是不合理,会减少实际交易的天数,也容易发生不对称的风险。
像今年春节,国外市场的股票大幅波动,我们在它波动的时候,香港市场在交易,美国市场在交易,我们很多公司的股票是在香港市场和美国市场都有交易的。那几天国内投资者看到,心里就焦急,这是增加交易风险的。所以我就建议调休制度不适合证券交易市场。
何振红:所以看起来是一个延长交易时间的小细节,实际上是与国际接轨的大问题。
李东生:是的。
END 。
制作:崔允琰  校对:武昭含审校:杨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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