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这部旧作，我不由得回想起曾因此而经历的忧患，以及后来所触发的一系列善缘。在它出版二十七年之后，如今又蒙东方出版社重印发行，趁写这篇序言之机，我要给新一代读者讲些我与此书的故事。
我没受过多少学院的正规教育，在中文系本科才读到二年级上半学期，就因焚毁系总支强迫我上缴的私人日记而被开除学籍。从此，我堕入社会底层，从工厂转到劳教农场，最后到农村落户，做了好多年农民。直至多年后获得平反，我才有机会考回原来那个大学攻读古典文学硕士学位。当时亲友多建议我另选一个学校读书，我却偏要显示“前度刘郎今又来”的得意，硬是回到我曾跌倒的地方再站起来做人。
那时中国大陆正值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转折时期，而中文系的教学和研究仍沿袭五十年代以降的教条，整个氛围令人甚感沉闷。我的指导教师霍教授文笔趋时，比较风派，诗词鉴赏的小文章写得活泼通俗，在古典文学界已有相当的影响。但就做研究生所需要的扎实培训而言，像他那类习惯做古典文学普及工作的教授就难免有所欠缺，实在说不上有多少值得师法之处。因此对我来说，考到学院里读这个学位，不过是把平日业余的自学钻研提升到正规专攻的程度，比起课堂上灌输的那些知识，还是在图书馆和宿舍内自己研读收益更多。好在我那位导师更关心他自己发表文章和参加学术会议的事情，极少给我们上课，我也乐得安享我的“被放羊”状况，索性就古今中外随心所欲地贪读泛览下去，与老教授日益脱节。
光阴似箭，转眼就到了准备撰写学位论文的时候。同学中有人选白居易，论述其关心民生疾苦；还有人研究边塞诗，要展示盛唐的文治武功……我没兴趣去敷衍此类稳妥的老旧话题，暗地里独出心裁，在宫体、香奁和词为艳科的脉络中打起我论文的腹稿。有一天在校园的柳荫道上与导师相遇，导师问起我的选题情况，我对他说：“我想研究艳情诗” 。导师皱了下眉头，颇为禁忌地回避了我提出的论题，他严肃地要求我选择内容健康的爱情诗，在论文中认真讨论其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我没有在“内容健康的爱情诗”范围内做文章，而是选定韩偓的《香奁集》写出了我的硕士论文。我的导师与答辩委员会的其他成员都对我如此放肆的做法满怀学术义愤，他们说我那篇论文“所反映的思想倾向是不健康的”，指责我“乱讲艳情诗的特征。对作品的分析，全是对艳情诗的欣赏，有的宣扬色情……有的宣扬人性论……宣扬所谓‘意淫’……肯定色情诗”等等。最后，他们对我作出结论：“鉴于上述情况，答辩委员会不接受其论文答辩”。这一决定的后果是很严重的，那几个选题稳妥的同学都顺利毕业，分配了工作，唯独我留级在校，被指令随下一届学生重新答辩。
我被迫另选一合适的论题撰写论文交差，好歹算是过了关，总算拿到了毕业文凭。但因档案内已塞入了很差的评语，没有哪个大学的中文系再愿意要我。后来，西安交大社科系急需在新办的双学位班上推出“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新课程，我自告奋勇，保证能立即开出这个冷僻而无人应承的讲座，这才获得了交大的录用。我的古典文学专业从此无用武之地，我也不打算在那方面再做出什么成绩。
一九八六年夏的一天，我在本地召开的一次有关妇女研究的学术研讨会上结识了来自郑州大学的李小江教授。她当时正主编“妇女研究”丛书，交谈中自称很赏识我的知识结构，当即约我为她的丛书写一本有关中国古代妇女文学史的专著。我们随后在多次通信中反复讨论，最终按我的提议，断然舍弃了通常的文学史那种按作者和编年顺序分期编排的历时性叙述模式，决定通过风骚精神与艳情趣味这两大源流对立与融合的演化轨迹，来统摄由女性作者书写的和有关女性的所有诗词作品及其相关的评论，并对政治与情爱、文人与女性、诗歌与音乐的关系予以充分的讨论。李小江是一位办事精干，很有魄力的年轻学者，她当时正在锐意建立她所开创的新学科──妇女研究。若不是碰上她这样不拘一格大胆组稿的主编，像我这般思路和行文均明显出格的作者，稿子落在不论哪个编辑手中，都会被拒之门外。书稿在她的催促激励下写得快也出得快，一九八七年暑期定下选题，次年五月即交出定稿，几个月后便发行上市。对我来说，这本书的出版，在实现我出书梦想的兴奋之余，总算出了口论文被毙的恶气。三十年一晃过去了，现在又想起应邀写这本书的机遇，我要再次高诵歌德《浮士德》结尾的名句：“永恒女性自如常，接引我们向上。”
那时候我所在的交大社科系正在给教师评定高级职称，由于“文革”造成的延误，很多将近退休年龄的教师仍是讲师职位。因此，评审工作基本上按论资排辈的老规矩进行，不少没有任何学术成果的老讲师也都给予照顾，提升了职称，而像我这样还算年轻的讲师，便一再被往后挪移。我不甘后进，跑到教师科找科长理论，并出示我新出的著作，力陈我所具备的条件。那科长接过我的书，读着《风骚与艳情》这个书名，疑虑地问我是不是本言情小说；并提醒我说，评定职称要有学术论著，小说诗歌之类的文字可不算数。我只有耐心解释，说这是本研究古典诗词与女性的专著，的确属于学术著作。交大当时还只是个工科大学，那科长显然在死守针对工科教师学术成果的评定标准，他驴头不对马嘴地问我：“这本书应用的理论有什么实际的经济价值？”面对科长的问题，我实在有口难辩，只好拿上我那无经济价值可言的书扬长而去。
就在这场不愉快的行政楼「上访」之后不久，我收到一封寄自美国耶鲁大学的来信。寄信者是该校东亚系的系主任孙康宜教授，她说她最近刚读过我的《风骚与艳情》，对书中涉及的诸多问题很感兴趣；还说她将在秋季学期开设一门讨论课，要集中讨论明清两朝的妇女诗词，很想拿我这本书给选课的学生做参考资料。给我写信的目的，就是想让我帮她联系出版社，为她的学生订购这本新书。我立刻帮她联系了出版社，此后便与她有了通信往来。接着，应她盛情邀请，去美国参加了在耶鲁举办的「明清妇女与文学」国际学术会议，我提交的会议论文颇获与会者好评。会后我照常返回交大，继续教我的大学语文。大概是我的会议论文和那本书给耶鲁东亚系诸教授留有较好的印象，一九九四年春，该系急需一中文教师，系主任命秘书给我发来传真，问我是否有意赴耶鲁讲授中文。我当时在交大干得并不愉快，有机会换个更好的地方，何乐不为？我立即回电应聘，果断辞去了交大的教职。就在那年夏天，我带上妻子儿女，举家移居耶鲁所在的康州纽黑文市。
在美国大学当中文教师，差不多就像中国大陆大学外语系聘来的外教，人家重用的只是你这个说母语的教师固有的语言资源，至于你出了什么中文著作，都不在特别考虑之列。做这种口力劳动的工作，能把学生教得会说普通话、会写汉字就算尽职，若有余力编些中文教材，自然会更受嘉许，但并不存在必须在哪一级刊物上发了多少学术论文才能评高级职称的问题。即使平日应邀参加研讨会，也只限于中文教学的内容。我因此再不必为评职称而苦心从事追求学术成果的写作，更不必死守着古典文学专业来规划我做学问的内容。让我感到特别轻松的是，我曾经遭遇的种种非学术和反学术的困扰在此都一笔勾销，从此可游离出学院学术的藩篱，随性之所至，在异国的语言地图上开拓母语写作的天地。
耶鲁校园的建筑古色古香，走进图书馆正厅，恍如置身时间隧道，一下回到十八世纪。我家的住宅远在城郊，一出门即有「悠然见南山」的图画视野。我尽管疏远了那种从文本到文本的古典学问，却活出了「古典的现世」，一股子与古为邻的情味。从某种程度上说，古典已内化为我的情意思绪和胸臆气度。退休以来，我偶尔会写几首旧体诗词，算是在风骚与艳情走向融合的流变中添上几笔绮丽的余波。兹录近作一首，作为这篇序言的结尾：
秋兴
木已成舟恰称身，飘洋过海好移民。
百年跌宕独行客，半世浮沉局外人。
自省因缘权得失，追怀际遇辨疏亲。
天凉最喜深秋景，又上东岩一爽神。
相关阅读：
康正果：我在耶鲁教书十八年
康正果︱《炼金术士》的单向度缺陷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
关键词
学术
教授
康正果
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