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3月19日，山东青岛等待看戏的农村老人们。图源视觉中国。
摘要：“取消生育限制，对改善当下人口结构，并没有很大作用。”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教授张琦认为，根据以往发达国家的经验，低生育率既是经济发达到一定水平，生育意愿降低的普遍过程，也是长期以来计划生育政策累积的结果，他认为“没有办法能解决”。
文 | 蔡家欣
编辑 | 龚龙飞
日前，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黄细花公开表示，今年将在两会上提交《关于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议》，其中关于全面取消生育限制的建议引起社会广泛热议。
黄细花告诉《极昼》，当下的生育政策和人口形势不相符合，“这给社会释放错误信号，认为现在的生育率还不够低”。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开放以后，短期内人口出现了一次激增效应，但2017年到2019年，中国连续3年出生人口下降，2018年中国总和生育率降至1.5以下（编者注：总和生育率指该国家或地区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按照国际通行规则，一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达到2.1，才能完成世代更替）。
中国社科院报告《人口与劳动绿皮书》预测，到2065年，中国人口将减少到12.48亿，回到1996年的规模，人口红利届时将消失。伴随人口长期衰退，低生育率与老龄化问题将何去何从？全面取消生育限制又是否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些事关重大的疑问都在等待着答案。
对话人物：
黄细花：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琦：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思想史研究室主任，长期研究中国人口经济问题
中国出生人口连续三年下降
《极昼》：“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概念是什么？
黄细花：从政府立场看，为了提高生育率，它需要制定一些相关政策，形成一个友好型的社会生育环境。比如说，取消生育限制政策，帮助育龄家庭减轻育儿成本，企业保障妊娠期女职工的福利，甚至他们的税收也能有所减免等等。总的来说，就是社会能够综合各方面的力量去支持生育。
还有，社会要从观念上改变“少生快富”的思路。以前我们总把人口当负担，如果一个家庭有三四个孩子，别人甚至会投去异样的眼光。生孩子是在给国家做贡献，因为人力资源才是第一资源。这些家庭是在通过自己的孩子，给大家的未来养老，他们很不容易，整个社会要对他们友好。
但是，就算放开生育限制，生育意愿还是应该由个体所决定，如果一对夫妻不想生孩子，也应该由他们自己说了算。
《极昼》：为了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你有哪些建议？
黄细花：主要有取消生育限制，转变生育观念，减轻育儿成本，补助托幼服务机构，加强对妊娠期女职工的劳动保护、促进妇女持续就业五个方面。
比如说减轻育儿成本和补助托幼服务机构，它有很强的现实因素。我们常说，3岁看大，7岁看老，这个阶段的教育环境很重要。现在学前教育资源紧张，教育成本昂贵。因此，政府加大对托幼服务机构的支持。另一方面，可以考虑由财政部统筹发放生育补贴，每个孩子从出生一直到满6周岁时为止，国家财政每月发给一定金额的育儿补贴，来减轻家庭的育儿成本。对年轻的父母来说，这样才可以解除他们对生育的后顾之忧。
《极昼》：这些建议的依据是什么？ 
黄细花：我从十年前就开始关注这个领域。当时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比如说如何调整和完善人口政策，后来逐渐聚焦到微观层面，会提出取消入学入户与计划生育挂钩的政策，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建议。从2017年到2019年，中国连续3年出生人口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2019年全国出生人口比2018年减少58万人。
预计未来几年，我国出生人口将会继续减少，它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育龄妇女数量在减少，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80后、90后、00后的数量分别是2.19亿、1.88亿、1.47亿，未来几年育龄妇女数量将会持续减少。
其次，二孩生育堆积效应越来越弱。二孩生育堆积，是指许多非独夫妇过去虽然想生二孩，但政策不允许，因此这些夫妇以前被压抑的二孩生育意愿都集中在政策放开的头几年释放出来。2016-2019年的出生人口，二孩比例较高。未来几年，二孩生育堆积效应越来越弱，二孩出生人数也随之下降。
未富先老和加速老龄化
《极昼》：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特征是什么？
黄细花：现阶段中国人口结构明显失衡，具体表现在少子化和老龄化。国外经验证明，出生人口下滑是有惯性的，特别是人口一旦出现负增长，就很难再提升上去。
很多发达国家也有这些问题。以前我们觉得亚洲人观念传统，重视传宗接代，新加坡、日本、韩国和我们一样，都受儒家文化影响，但他们的人口也出现负增长，这可能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关系。日本一直在鼓励国民生孩子，但这个国家的人口已连续十多年负增长了。我们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最开始一对夫妻只能生一个孩子，这肯定也会付出一定的代价。
张琦：通常来说，60岁以上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及以上就算老龄化。按这个标准，2000年，中国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如果按地区分，东部沿海地区会更早，像上海和青岛在80年代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这些城市之所以发展快，主要依靠外来人口。尽管本地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不足，但城市本身具有吸收外来人口的优势。
《极昼》：和其它国家相比，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有什么不同？
张琦：跟国外相比，我们的老龄化有两个特征：未富先老和加速老龄化。未富先老，指的是经济体人口结构转向老龄化的时候，与相同人口结构的其他经济体相比，人均收入比较低。例如，1970年日本进入老龄化，当时人均GDP为2037美元，中国在2000年进入老龄化，当时人均GDP只有959美元。加速老龄化，指的是人口老龄化速度会越来越快。
2014年6月28日，日本京都街头，日本社会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图源视觉中国。
《极昼》：为什么中国会有这个问题？
张琦：首先，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随着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水平上升，人口老龄化是一个普遍规律，背后的逻辑是人均收入上升对生育子女的替代作用、女性受教育年限增加导致的生育推迟等等。此外，大城市住房问题即高房价导致的人均居住面积狭小对生育意愿的抑制，也是东亚国家共同的特征（如中日韩）。也就是说，只要经济不断增长、人均收入不断上升，最终走向人口老龄化是必然的，这是一种“自然的”老龄化过程。
发达国家的普遍经验是，人口老龄化一般发生在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如果没有外部干预，它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但是，中国还引入了外部干预措施——计划生育政策，增加了导致人口老龄化的人为因素。结果就是，在人均收入水平还比较低的情况下，我国就出现了人口老龄化。从这一意义上讲，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人口老龄化呈加速状态，也将人口老龄化提前了。
"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逻辑是不对的
《极昼》：2013年实行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实行全面二孩政策。二孩政策的实施成效是否达到预期？
张琦：2016年全面放开二胎后，当年出生人口数量有一个小幅上扬，达到1786万。全面二孩政策相当于释放了一批生育存量，但这更多的是一次性效应。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国家卫计委（现国家卫健委）副主任王培安主编的《全面实施两孩政策人口变动测算研究》一书中，曾预测过高、中、低三种人口出生情况。书中对2017年出生人口的低预测是2023万人，高预测是2195万人。实际上，2017年出生人口仅为1723万人。往后几年，中国出生人口连续下降，并没有达到预期。
《极昼》：取消生育限制，对于缓解现阶段的人口问题，能否起到作用？
黄细花：你很难评价这是否能够解决生育率的问题。出生人口的减少是长期累积下来的结果，需要综合许多因素考虑，包括育儿成本、生育观念等等。人口也不是说你想让它上升它就会上升的。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当生育率过高时，政府采取措施降低生育率，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
例如，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韩国和新加坡的生育率很高，夫妻普遍生四、五个孩子，这些国家和地区通过鼓励自愿节育，迅速降低生育率，到了八十年代，韩国和新加坡的生育率都低于更替水平。但当一个国家的生育率过低时，政府要采取措施鼓励生育，却收效甚微。例如，韩国和新加坡近年来都大力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却没有明显提高。
张琦：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基本没用。北欧国家生育率极低，他们鼓励生育，你在家里生育几个孩子得到的奖励甚至比上班挣到的钱还多，即便如此，人们还是不愿意生育。
从经济因素来看，这与人均收入水平有很大关系。人均收入水平低，也就是穷，人们就会更加寻求养儿防老；另外，当人均收入水平低，育儿成本相应也低，即便不生孩子，人均收入不会因此有所增长。相反，当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时，人们对生育的需求反而没那么大，他们会更注重享受生活质量，不愿意多生孩子，把自己精力搭进去。
生育率一旦降下来，就很难再升上去，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生育率掉下来后，又完全走上去的。所以取消生育限制，对改变当下人口结构，意义不那么大。
《极昼》：有一种声音说，如果取消生育限制，会出现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情况。你怎么看？
黄细花：取消生育限制，对所有的人都会产生影响。因为生育的权力在个人，在家庭，取消限制只是意味着他们有更多的选择权。但我觉得不能这样去理解问题。以前越穷越生，和时代背景有关。那时候医疗水平低，婴儿存活率也低，所以生孩子多；现在婴儿存活率高，生育成本高，自然生孩子会少。这其实是一个自然调节的过程。你更不能说穷人生的孩子就不行。
张琦：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推断，越富的人就生得越少。实际上，现在生得起二胎、三胎的，往往是高收入人群。所以这个逻辑是不能成立的。
以前为什么会有这种逻辑？以农村为例，计划经济时期农民不能外出打工，全被束缚到土地上，生育没有什么机会成本。当时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人民公社制度，因为土地不是自己的，所以农民生育完全不考虑土地够不够分，生的越多家里的劳动力就越多，所以这对生育是有促进作用的。这和土地私有制不一样，如果土地私有制，农民生育时就会考虑自家的地够不够分给孩子。
改革开放实行土地承包制之后，按人头分地，家里人越多分到的土地就越多，客观上也鼓励了农民多生。因此，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就是为了应对这种现象。
生育率低的问题难破解
《极昼》：为什么现在生育意愿会普遍降低？
黄细花：生育成本太高。由于住房、教育、医疗价格上涨等原因，抚养孩子的成本大大提高，严重压抑了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我问过几个“80后“代表，他们都倾向于只生一个。生了两个孩子的代表，都说现在压力太大了，他们都已经算是高素质人群了。
张琦：一方面这和计划生育政策有关。2005年我到河北三个县做农村婚姻家庭问题的调研，跑了30个农村，那时候农村已经普遍接受最多只生2个小孩，当时很多受访者就表示，即便放开生育，也不愿意多生了。在农村，我国至少有一半的省份长期实行 “一孩半”的计划生育政策，相当于头胎如果是女孩，就还可以再生一个；头胎如果是男孩，就不允许再生了。
这项政策长期执行，农村地区基本就接受了最多生两个的观念。同时，在长期、高强度的宣传攻势下，中国人普遍形成这样的观念：一切问题的终极根源都是“人太多”，人口是一种“负担”。这种观念一旦形成，想要扭转极为困难。
另一方面，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现在育儿成本都比过去要高。直接育儿成本包括奶粉、尿布、兴趣班等等，而更重要的是间接育儿成本。我们小时候，大院里的小孩都扎堆玩，家长不需要管，因为那是熟人社会，邻里可以互助。这种情况下，父母可以降低很多成本，包括对小孩的照顾等等。现在的城市是陌生人社会，父母要么自己照顾，要么让小孩上托班，无形中这些成本就提高了。
此外，生育的机会成本也上升了。跟以前不一样，现在许多女性都有工作。她们一旦生育，可能几年内都不能工作。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延长。以前女性可能受教育水平只到初中，在老家待几年，18岁结婚，20岁生子。按照这样的模式，100年的时间可以生四、五代人。但是现在读到本科、硕士、甚至是博士毕业，她们可能到30多岁才生子，那么100年只能生三代。所有这些因素都是不可逆的。
2016年12月4日，广东韶关街边的计生标语。
《极昼》：人口老龄化，可能给全社会带来什么影响？
黄细花：人口资源是第一生产力，如果人口下降，消费会受到很大影响。改革开放初期，珠三角为什么发展这么快？我认为很大原因是当时全国各地的人都来这里打工做事，一下子把经济搞起来了。一些大城市房价那么高，为什么还能够持续发展？就是因为那里有人。以前我们常说人多会导致就业难，其实这种观念要改变。一旦人口往一个地方集中，那个地方工作机会也会随之产生。
张琦：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劳动力人口下降。从生产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真正重要的不是总人口，而是劳动力人口，也就是15岁到64岁的这部分人群。人口老龄化以后，这部分人口占比下降甚至绝对数量减少。说白了，干活的人少了，吃饭的人多了，如果劳动生产率没有大幅提升的话，经济增长速度肯定下降。
《极昼》：从全球经验来看，有什么可行的办法能改变当下生育率？
张琦: 生育率这个问题是很难破解的。德国在70年代就已经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现在日本有1.2亿多人口，有模型测算过，按照现有的生育率，本世纪末这个国家的人口可能只剩下6000万。2018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跌破1，意味着这个国家每位女性平均生育的孩子不到1个。它的人口正在呈指数化递减，有学者甚至说，如果持续下去，韩国这个国家会因人口减少而消失。
美国比较特殊，它在发达国家里的生育率是比较高的，但是这些年也在下降。美国应对人口问题的重要举措是移民政策，通过全球移民补充本国的高端劳动力。现在美国的高端人才里面，真正在美国本地出生的比例也在下降，印度等亚裔的比例在上升。欧洲国家对移民限制比较多，但它也有自己的路径。欧洲国家通过吸引中东、土耳其的低端劳动力，补充本国低端人力资源不足的难题，像开出租、做清洁等，本国人则腾出手来从事高技能劳动。
所以，我认为人口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它只能靠全球范围内的人口资源流动去填补。但是移民政策在日韩又行不通，他们是单一民族国家，移民政策的大规模开放对他们来说有很大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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