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早上八点，绝对不会超过八点零一分，康德准时走出家门，那是他有课的日子。他的一生仿佛早被设置好，去除了一切“多余”的成分，甚至包括结婚生子。
与尼采一样，散步是康德生命的一部分，他始终走哥尼斯堡那段途径公园的闲静偏僻的小路。人们在他经过时，纷纷掏出自己的表来对时间。
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因为读卢梭的《爱弥儿》入迷，以致错过了散步的时间。
康德“遇见”卢梭并如此“一见钟情”，让人意外。

卡西尔在《卢梭·康德·歌德》一书中说：也许再没有哪两个思想家像康德和卢梭一样在生活个性上是如此不同的了。
康德没有生活，也没有“大事”，他度过了机械地定规的差不多是抽象的独身生活，一辈子都没有离开哥尼斯堡。
“康德终生恪守书斋，从未参与任何重大的现实斗争。纵观其一生，学术乃是生活中第一大事，余皆庸常。”
据传，康德曾说：“当我需要女人的时候，我无力养活她们。当我有能力养活她们的时候，女人对我已不再是一种需要。”
卢梭一生颠沛流离，长期远离故土，上下漂浮于各个阶层，交往过多位女性，生活中充满了无序和混乱。
康德理智、有序、刻板；卢梭躁动不安、紧张、激烈。康德为什么被卢梭打动，以致于他书房唯一的装饰品是卢梭的肖像？
二
卢梭不像康德那样爱散步，尽管他写过《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但是，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却是在散步之中。
我们假设历史上的某一天，康德和卢梭都来到一个叫“爱弥尔”的小镇，他们分别住在小镇的不同角落，位置如下图，蓝色的线条是道路，构成了规则的正方形：

有一天，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去拜访对方，都是八点出门，以相同的速度散步，都选了最短路径，但是选择都是随机的，请问：他们相遇的概率是多大？
这道题看起来简单得不该在这里出现，最短路径一共有三个，如下图：
简单计算一下，假设康德随机选择了“1、2、3”当中任何一条路，那么卢梭走同一条路的可能性是1/3。有问题吗？

上面看似理所当然的答案是错的。

因为忽略了“决策点”，以及由此带来的“条件概率”。
正确的计算应该是怎样的？
如上图：卢梭出门后的第一个“决策点”是黄色点，他向上或者向右的概率都是50%；

他的第二个“决策点”是绿色点，他向上或者向下的概率也是相等的，考虑到前面50%的条件概率，在此基础上的向上或者向右的概率都是25%。

康德处于对称的位置，也是要经过红色和橙色两个决策点，概率分配（或者是平行宇宙的分裂）是一样的。所以，两个人相遇的概率计算如下：
根据上图计算：

  • 两人在道路1相遇的概率是：
    50%✖️25%=1/8；

  • 两人在道路2相遇的概率是：
    25%✖️50%=1/8；
  • 两人在道路3相遇的概率是：
    25%✖️25%=1/16。
所以，两人相遇的概率，是上面三个可能性之和，是5/16。

我很喜欢这道题，它给我如下启发：

1、做一条题时，不要过早简化，以致于去除了有生命力的信息；

2、从头推理，模拟过程，找出“决策点”；
3、本题是两个决策树相交的过程。
我又想了一下，假如康德和卢梭故意不想遇到对方，他们会怎么走？
卢梭会选择走道路1，康德会选择走道路2。
他们会很聪明地躲过彼此，无须多言。

三
康德说到：
“我自以为爱好探求真理，我感到一种对知识的贪婪渴求，一种对推动知识进展的不倦热情，以及对每个进步的志得意满。我一度认为，这一切足以给人类带来荣光，由此我鄙夷那帮一无所知的芸芸众生。
是卢梭纠正了我。盲目的偏见消失了，我学会了尊重人性，而且假如我不是相信这种见解能够有助于所有其他人去确立人权的话，我便应把自己看得比普通劳工还不如。”
康德称卢梭为“人性和道德领域里的牛顿”。李伟写道：就卢梭而言，他之于康德的意义，不只是在批判哲学的“主题”和“学理”，而重点是在“态度”，对待人、人性和知识的态度。
深受启发的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写到：道德命令“所涉及的不是行为的质料，不是由此而来的效果，而是行为的形式，是行为所遵行的原则” 。
卢梭自认为《爱弥儿：论教育》是“我的所有作品中最好、最重要的一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篇关于人类天性的哲学论文，致力于探讨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政治和哲学问题；特别是个人如何在不可避免趋于堕落的社会中保持天性中的善良。
卢梭说：
“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就会造成一些果实早熟，它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就是说，我们将造成一些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
卢梭在《爱弥儿》里也写道：
“人之所以合群，是由于他的身体柔弱，我们之所以心爱人类，是由于我们有共同的苦难。”
卢梭先后当过镂刻匠、家仆、收税人、官吏、家庭教师、乐谱缮写人、外交秘书、乐师和作曲家，折腾了一辈子，直到最后才找到了他真正的天职：思想家和作家。但直到最后，他也未曾真正“享受”过自己的名望。
而康德，如卡西尔所写：
秩序和法则、齐一和连贯，乃是康德生命的北斗。我们知道他如何把这种一贯性贯穿到简直是微不足道的、鸡毛蒜皮的小事中。
对于康德和卢梭两个伟大心灵的相通，刘东解释道：
一个生活单调刻板至极、终生不愿出哥尼斯堡小城一步的人，何以对人生的广泛问题有如此极具穿透力的慧眼？
其答案，或许正在卡西尔这本书所揭示的哲与诗的关系之中——康德确乎是太博大了，以至于他几乎把卢梭那颗善感的诗心当成了自己的“第六感官”，并假此为自己精审严明的哲思找到了最具灵性的感性动力和前提。
卢梭的一生，仿佛是康德的实验样本。
于是，康德说出了那句很多人已经忘记其本意的著名句子：
 “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
卢梭的颠簸与诗意，和康德的沉静与哲学，在心灵最深处的小径100%相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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