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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建交公报，宣布自1979年起，两国相互承认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一个月之后，邓小平踏上赴美专机，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展开对美专访。
在飞机上，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李慎之问邓小平，我们为何要这么重视与美国的关系？
邓小平回答：“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
这为中美未来四十年的发展定下了基调。
无论我们在主观意愿上承认与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是默许美国霸权并接受自身在美国霸权下的定位的。
比如：中国不搞区域霸权、不直接和美国发生对抗、积极参与由美国主导的各项国际组织、作为世界工厂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保持国家主权的前提下，我们过去是长时间认可、遵循并受益于这套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的。
今日的中美关系，绝非是当日剑拔弩张的美苏关系，现在的世界格局，也不是当日的冷战局势。
美苏两国，从二战结束后的一刻起，就是新世界秩序里争夺利益的天生冤家，而中美两国，是切切实实有过好几段“蜜月期”的。
我们只有先明确的认识两国曾经交好，才能更客观的分析两国今日交恶。
曾经好过，但未来将不可挽回的走向恶化，最贴切形容中美两国关系的形容词，应当是决裂。
中美关系，未来将走向何方？
1
回溯与思考：以史为鉴，
美国绝不可能容忍一个强大追赶者
与今日中美关系相似度更高的，应当是上世纪70年代的日美关系。

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进入到二战后最艰难的时代。
1973年的经济危机使工业产值下降15.3%，持续时间18个月，1979年的经济危机使工业产值下降11.8%，持续时间达44个月。
造成这一轮经济下行原因比较复杂，既有越战和大规模国内支出造成的财政赤字，也有第三次技术革命红利扩散后的生产力疲软。
到1979年时，两伊战争的爆发引发石油危机，油价从12美元飙升到34美元，成为彻底引发本轮危机的导火索
国内经济低迷再加上布雷森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美元放开了缰绳，一时之间泥沙俱下，整个社会陷入滞涨危机。
所谓滞涨，即经济停滞，物价飞涨，整个70年代，美国的实际GDP增速只有2.9%，而年平均通货膨胀率高达10.46%。
德克萨斯州的农场主把卖不出的鸡就地溺死，而纽约的家庭主妇们正在因为肉价太贵发起了“一年不吃肉”的抗议活动。
在滞涨最严重的1974年，实际GDP增速为-0.5%，物价上涨12%，失业率高达9%，同时标普500一年内下挫43.3%。
在13年的滞涨周期内，企业倒闭数和失业率都创下战后的最高纪录，破产企业超过25000家，失业率最高时达到10.8%。
通货膨胀率则更可怕，1980年往银行存款，到年底实际收率是-12%，逼得沃尔克（时任美联储主席）不得不将利率拉升到19.10%，大幅收紧流动性减轻通胀。
滞涨让经济陷入痛苦的两难局面。
如果出台财政政策，扩张货币推动经济增速拉升就业，就会恶化通货膨胀，如果缩进货币政策降低流动性，就会导致经济的进一步衰退。
人类历史上的大萧条和恶性通胀很常见，但是如此大规模的滞涨，则只有在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出现过。
美国陷入危机之时，自己扶植起来的小弟在东方却是高歌猛进。
整个60年代，日本的经济增速超过10%，到七十年代，在美国陷入危机之时，日本的实际GDP增速仍然高达5%以上。
（由于美元贬值，日本GDP以美元结算时将出现被动缩水，所以以实际GDP进行计算）
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日本GDP超过苏联，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美国扶植而起的汽车、家电、半导体、精密仪器等日本产品大量出口美国，低廉的售价再加上过硬的质量，日本制造换回源源不断的外汇。
美国逐渐扩大的贸易逆差再加上节节攀升的财政赤字，加剧了国内经济形势的恶化，最终迅速转移成对日本品牌的厌恶与敌意。
利益被日本攫取的蓝领工人们迅速集结成一股强大的反日势力，频频爆发反日游行、打砸日本车、攻击日本人等极端行为。
为了安抚国内工人并挽救外贸，美国开始对日本出台严厉的制裁政策。
1983年，对日摩托车征收超过45%的重税。
1984年，推动日本放宽外汇管制，加速美元回流。
1985年，强令日本大幅进口美国的农产品并增加军售。
1987年，对日本电视机和电脑增收重税。
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以“本国优先”为由，悍然对第二大经济体发动粗暴而不负责任的贸易战。
这剧本熟悉么？
但不同的是，我们手中还有着和美国叫板的资本与底气，日本这个在军事和政治上被彻底阉割的小弟，只能赔着笑脸敲碎了牙往肚里咽。
在这场美国发动的对日本的围剿中，最关键的事件是1985年签订的《广场协议》。
日、英、法、西德同美国达成一致，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大量抛售美元，造成美元大幅贬值，以提高美国出口的外贸竞争力。
日本作为当时外汇储备最大的国家，日元自然承受了最大的升值压力，美国财政部长贝克更是对大藏省（2000年以前的日本中央政府财政机关）频频施加压力，强硬推动日元升值以降低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日元兑美元升值超过一倍，日本的外贸和制造业遭遇巨大压力，出口竞争力大大下降。
但很快，升值的日元吸引来大量的国际资本，而这些热钱大都扎入了股市和楼市。
日经指数从一万多点暴涨到四万点，总市值超过4万亿，占全球股市总市值的近一半，房价更是烈火烹油般蹿升，东京都市圈的土地价格五年上涨三倍，成为全球最火爆的地产市场。
脱实就虚的热钱涌入楼市和股市这两个蓄水池，堆积出一大片繁荣而脆弱的泡沫。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日本央行为了抑制经济过热突然大幅加息收紧银根，粗暴的“自杀式加息”导致整个市场上的流动性大大降低，最终叠加为恐慌性的市场崩裂。
股价房价双杀、银行坏账猛增、大量企业破产、失业率陡然飙升，日本的经济陷入最黑暗的“失落十年”。
《广场协议》究竟是不是美国精心策划的惊天阴谋，这很难说。
但确定的是，美国从一开始，就选择以压榨牺牲日本的方式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一个经济实力强大到足以威胁美国地位的日本，是绝不可能被容忍的。 
用这么长的篇幅，讲述美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危机及美国如何打残日本，目的只有一个。
以史为鉴。
美国今日的情况与当年高度相似，都是在经济衰退期内采取激进而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滞涨风险持续加大（美国如今未出现通胀的原因是因为房市和股市大量吸收资金，缓解了消费品的通胀压力）。
今日的中国和当年的日本，都是高速发展，以制造业见长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都是对美国的制造业造成巨大冲击的外向出口型国家。
而区别在于，中国的崛起和对美国的威胁，不止体现在经济上。
对自己的铁杆小弟，美国下起手来都是毫不留情，何况是中国？
一个全方位胜于日本的中国。
2
崛起与不安：存量厮杀，
步步紧逼的美国与退无可退的中国
2010年5月，奥巴马在接受澳大利亚电视台采访时，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如果中国的十多亿人口都能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一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受不了。
翻译一下：我们只有两条路，要么放任中国强大地球完蛋；要不我们得全面遏制中国崛起，防止我们失去今天的生活。
在美国看来，各国的人民是分三六九等的，只有上等的西方国家，才有资格尽情的享受这个世界，代价就是剩下的60亿发展中国家人民，永远堕入贫困中被他们敲髓吸血。
今日的G7/8集团，与当年打进北京城的八国联军几乎没有任何区别（解体的奥匈帝国变为现在的加拿大）。
由此可见，世界权力与财富的格局分配有着强大的惯性与顽固的承袭。所谓二战后的新世界格局建立，无非是发达国家内部的再分配而已。
校长此前详细的阐述过，我们的世界已经缓慢的滑入马尔萨斯陷阱中，科技红利期已经扩散，在没有新的革命性科技成熟应用之前，世界经济将长期趋近于零增长，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死局。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天花板死死的扼住了我们，世界的生产力已经枯竭了，蛋糕已经没有再做大的空间了。
所以要想在利益已经划分完毕的世界格局中获得快速发展，就只能抢回尽可能多的存量蛋糕，
后兴起的国家想要体面的活下去，就必须顽强而辛苦的从发达国家那里争夺更多的空间。
老牌列强想保住现在的富足生活和地位，就必须残忍的绞杀与阻断发展中国家上升之路。
二战之后七十余年的时间，真正拿到发达国家入场券的国家，也不过只有亚洲四小龙和以色列，人口最多的韩国只有5000万，人口最少的新加坡不过是一个微型的城市国家。
发达国家留给世界，留给发展中国家的奶酪，只有微乎其微的一点点。
而中国，吸收了西方百年工业技术沉淀之功，再结合着自身的土地、人口、体制优势，成为最有希望冲出发达国家封锁的发展中国家。
40年前的1980年，我们是一个比老挝、越南、尼日利亚还要贫困的国家（人均GDP全球排名123）。
而这40年中，我们的GDP增长170多倍，占全世界比重从1.7%上升到16%，我们累计帮助超过7亿人脱贫，占全球贫困人口的四分之三。
我们创造的这一切，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为“人类经济史上未有之奇迹”。
一串串的工业数字则更加直观。
2010年，中国发电量超越美国，居全球第一。2018年，中国发电量达6495.1 TWh，占世界发电总量的25.4%（美国16.8%）。
2010年，中国高铁里程超越德国，居全球第一。2019年，中国高铁里程达到3.5万公里，超过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高铁里程之和。
2010年，上海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超过新加坡，位居全球第一，全球十大港口中国独占七个，而1997年的时候，上海才第一次杀入这个榜单的前十。
...... 
而这背后的代价是什么？代价是一茬茬的农民工，从二十岁的田间地头干到了六十岁的城市工地，两鬓已白，身体佝偻，但他们还不愿停下手中的活计；
代价是流水线上的工人，用最枯燥机械的流水线三班倒，在每一个闷热而昏暗的车间里，把made in China的标签贴满了世界；
代价是我们的土地、水源、天空，为了降低成本、为了多发工资、为了扩大生产，承受着工业化带来的无尽污染与创伤。
我们是流着汗、咬着牙、淌着泪在列强林立的世界上杀出这一条血路的。
还是用之前文章里的一句话：在二战后的这一套世界秩序下，全世界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在保持高度国家主权完整的同时，持续而稳定的取得了全方位的发展与进步。
这样的进步结合到我们的体量上，形成了对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巨大冲击。
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说：每一种国际秩序迟早都要面对挑战其凝聚力的两种倾向的影响；要么重新界定合法性，要么均势发生重大变化。
这话有点绕，翻译一下：当美国的实力衰退到不足以稳定威慑世界的临界点时，就会出现两种结果，要么美国重新把世界打服，要么新崛起的大国完成对美国的取代。
长期分庭抗礼的竞争者，和快速崛起的后期赶超者，后者带来的压迫感和焦虑感甚至还要更胜。
想要保护脆弱的中美关系，想要“感化”磨刀霍霍的美国不再对中国敌意重重，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我们自甘于断绝上升之路。
让我们回到2008年以前的水平，一个只能挣辛苦钱的劳动力工厂，一个只能在产业链中下游做初加工的廉价小工，一个只能加班加点用8亿顶圣诞帽换回一架大飞机的低端出口国。
说到大飞机。
因为737MAX的质量安全问题导致订单骤减，波音在今年1月份关停了生产线，负债率更是飙升到106.21%，为过去十几年的新高。
737MAX在今年前三个月被取消订单量达307架，其中3月就有150架，创下10年的最高值。
就在一周前，我国的国产大飞机C919的订单量已经超过1000架，预计将在2021年完成首批交付。
而C919之前是一直将737MAX视为对标对象的。
在美国，波音一直被视作美国工业的骄傲，600多万个零部件，2.5万个供应商，养活25万个工作岗位，飞机制造一直被视为工业制造中的“皇冠”，也是极少数完全没有迁出美国本土的制造业。
而现在，我们的国之重器已经打到了人家的“工业皇冠”上，已经要把人家皇冠上的明珠抠下来踩到地上了。我们连人家蛋糕上最甜美的那块奶酪都快吞下了，还希望双方可以继续“合作共赢”。
可能吗？
醒醒吧。
3
冲突与忍让，矛盾升级，
我们究竟对中美关系抱有什么期待
在激烈的存量厮杀阶段，还在对大国斗争抱有侥幸与幻想的人，是幼稚而可悲的。
要知道在他们沉浸在幻想中的时候。美国的明晃晃的大刀可是一刻都没收起过。
毫无原则的贸易战；频繁干涉港台问题；借疫情疯狂甩锅中国，美国已经咄咄逼人的将两国关系搞到了自1972年建交后的冰点。
而现在，冰点还在降温，还在向“零下”逼近。
这两天，共和党内部下发了一份竞选的私密文件。
57页文件里通篇只有四个大字，攻击中国。
文件系统地传授了一整套的对华甩锅话术，以及如何在大选中以制裁中国的方式实现美国至上。
疯狂地攻击抹黑中国在美国迅速成为一项“政治正确”行为。
因为天真的美国人民实在是太相信他们的政客了，特朗普一句“消毒液可以杀死病毒”，纽约急救中心一天之内就接到了几十起消毒液中毒事件。
政客卑劣的中伤与甩锅，媒体傲慢而不负责任的煽风点火，再加上低智的民众盲从，最终的结果就是整个美国社会反华情绪的异常高涨。
4月21日，皮尤研究中心发表的民调报告显示，66%的美国民众对华呈负面看法，只有26%呈正面看法，这是这项研究自2005年开始以来的反华情绪最高值。
其中90%的美国民众将中国视为“威胁”，62%的人认为中国是美国的“主要威胁”，这一结果比一年前上升14个百分点。
还有两个更说明细节的数据。
18-29岁年轻人对华负面情绪超过半数，史上首次。
亲民主党群体对华负面看法超过半数，史上首次。
这不仅意味着美国人的反华情绪达到空前高点，更意味着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排华仇华情绪都将持续存在。
美国对华的舆论已经形成了“沉默的螺旋”效应。
所谓沉默的螺旋，是指人们在发表意见前会先评估自己的意见是否属于“多数意见”，如果自己的意见处于优势，则会倾向于大胆表达，反之则由于害怕被孤立或是被报复选择“沉默”，长期以往，优势意见的声量会越来越强，直到出现一边倒甚至将弱势声音全部消灭。
就像去年的NBA莫雷事件，在美国整个舆论环境下，事实和真相完全被扭曲，变成了对言论自由的狂热捍卫，变成了对“不尊重言论自由”的中国的疯狂攻击。
我们确实想要主动而友善的搞好与美国的关系。用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话讲“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
我们在努力的搞好，他们在拼命的搞坏，拼命的把中美关系搞得千疮百孔。
中美之间的关系，决不能永远靠我们的宽容与大度，辛苦地单方面维护。
所以我们只能选择接招迎战。
一轮又一轮的全社会反华浪潮之下，中美之间挽回的余地和斡旋的空间将越来越小，直至最后彻底走入逼仄的死胡同。
但很多人不信，很多对美国抱有信仰的人不信，特别是一大批在全球化浪潮下成长受益的学者和精英不信。
他们认为中美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不可能决裂，认为中美之间的紧密经济依存会推动合作消弭矛盾。
陈词滥调。
2014年，在一期《一虎一席谈》节目现场，中国人民大学对外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翟东升分享了自己的观点：世界正在进入去全球化、去美国化的趋势，在中美关系中我们应该大步向前推进“去美国化”。
此言一出，满座哗然。
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何茂春说，两个国家尽管在军事上存在小规模的局部对抗，但是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互信比任何时候都要好。
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罗援说，在全球化时代，中美双方互相去对方化在现实中是不可取的。
军事评论员宋忠平说，全球化是一个趋势，中美两国在其中是一个互不可分的状态。
现场出席的所有学者嘉宾全部反对翟东升提出的“去美国化”，最后变成了翟东升的舌战群儒。
双方有两个最大的分歧。
一是全球化问题。力挺中美关系的人认为，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中美两个大国必然要在全球化浪潮中越走越近。而翟东升则认为，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并不明朗的趋势。
二是中美合作问题。力挺中美关系的人认为，双方合作紧密，彼此依存度极高，没有可能实现脱钩。而翟东升则认为，中美之间的关系与依赖程度并没有大家想象的深。
六年时间过去了，但翟东升提到的这两点依旧是一针见血，直指要害。
“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与“中美之间合作紧密”，这是便是支撑“拥美派”观点的两大论据。
他们绕过前文提到的“美国不可能坐视中国持续坐大”与“中国崛起确实动了美国的大蛋糕”这两大核心问题，反而强调中美之间紧密依存的关系，并以此论证中美之间不可能决裂。
可这两个观点，又能站得住脚么？
4
退潮与假象，理性看待，
全球化倒车与中美间关系的脆弱性
全球化秩序始于二战结束后，在苏联解体后开始蓬勃发展，千禧年后更是凭借互联网技术一日千里。
美国主导推进维系，各国之间拉网互通，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全球分工高效有序，世界获得了长久的和平与稳定。
全球化的最大驱动力便是贸易，贸易带来自发且高效的利益分配，将各国之间关系越来越紧密的维系在一起。
而这几年，这个维持了七十余年的全球化秩序却“开起了倒车”，突如其来的疫情，更像是压垮全球化秩序的最后一根稻草。
问题出在哪里？
表面上看，是胡作非为的特朗普带了一个坏头，各国对全球化投下不信任票并纷纷选择跟进。
美国四处退群，美国优先原则，让美国再次伟大等等，而实际上，这些都是逆全球化浪潮的必然结果，而不是导致全球化浪潮褪去的起因。
为何全球化大潮进入瓶颈，全球化大势难以为继？
摆在人类面前的有三个难题。
1. 特里芬难题带来的经济秩序崩溃
所谓特里芬难题，即美元作为美国的国家主权货币与作为世界贸易结算货币之间的矛盾。
美元作为全球的流通货币长期在国际市场沉淀，造成国际收支的逆差。而作为世界货币的前提是币值稳定，需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保持顺差。
简单来说，美国无法做到既对外输出美元又对外输出商品。即无法同时拥有美元霸权与外贸霸权。
特里芬难题的长期存在，导致了美国近些年最严重的两大难题：债务危机与制造业萎缩。
持续扩张的全球化导致美元大量外流，只能以国债的方式从各国手中“以美元换美债”，以透支货币主权国信用的方式加速美元回流。
在美元出口与货物出口中，美国选择前者，导致外贸竞争力逐渐降低，本土制造业利润下滑需求萎缩，加速海外布局，最终造成美国的产业空心化。
特里芬难题表面上是美国的“发币权”与“外贸权”不可兼得的问题，但实际上是世界贸易中，单个国家的主权货币无法承担起世界货币的需求。
而如今，美联储的无限量化宽松与特朗普的制造业加速回流，是在粗暴而短视的“既要美元，又要秩序”。
后果就是以美国作为中流砥柱的贸易全球化秩序，在戴着特里芬难题的枷锁下，将越来越脆弱乃至走向崩溃。
2.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后带来遗留问题
在全球化时代，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程度是不同的，资本、原料流动性最高，生产设备流动性其次，劳动力最差（甚至可以说不存在）。譬如通用在底特律的生产线废除之后，当地的工人无法来中国再就业，只能出现失业。
资本可以快速布局到全球任意一个成本最低廉的国家，并且流动周期较短，在充分享受过当地的红利期过后便可以撤离，选择下一个更廉价的价值凹地。
但工人怎么办呢？
美国工人在过去40年内的工资实际增长（剔除通胀率）只有12%，工厂里的工人在吉米·卡特时代的还是社会中的中产阶级，现在只能沦为底层贫民，甚至丢到工作，资本的高额收益与工人的伤痛撕裂了整个国家。
这样的问题中国未来也会遇到，在面对东南亚等土地和劳动力更加低廉的国家冲击时，工厂与工人的收入、转型、乃至生存问题都会面临巨大挑战。
本国的全球化进程会因此停滞乃至带来其它更严峻的社会问题，其它国家也会因此“前车之鉴”对全球化望而却步。
3.国家让渡主权与国际组织接管存在脱节
全球化与国家主权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选择全球化，就意味着政府的主权削弱并需要将部分权力让渡于国际组织。
例如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盟内国家，已经极大程度的放开了货币、海关、移民，同时让渡了部分财政、外交、国防主权，交由欧盟这个“大家长”统一代行。
但在此次疫情之下，欧盟的糟糕表现令各国颇为失望，各国纷纷投下“不信任票”。
被视为典范的欧盟尚且如此，更遑论其他国际组织了。
例如WHO，应对疫情虽然很努力，但一旦美国等西方国家不配合甚至抹黑，就表现乏力，同时国际公信力不足，存在感和实际发挥价值均不甚理想。
当国家削弱的部分主权在国际组织中无法得到保障，甚至对本国利益造成更大的冲击，各国也就会思考加入全球化的意义与价值。
这三个近乎于无解的难题成为全球化退潮的内在动因，我们可以认为，在这三个问题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全球化趋势将受到更多的质疑并遭受更大的下行冲击。
以二战后秩序为基础，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化，并不是这个世界真正需要的“答案”。
但海量的贸易掩盖了全球化大势下的“无解难题”，人们天真而自信的认为，自由流通的贸易可以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紧密而牢固的绑定在一起，增大发起战争的成本，消灭发动战争的动机。
1909年，法国一个作家完成了一本畅销多国，被翻译成25种语言的爆款书《大错觉》，说：“欧洲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彼此之间发生战争是无用的，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发生战争。”
不到五年的时间内，一战爆发。
归根到底，以贸易为压舱石建立的全球化秩序，是单薄而脆弱的。
尤其是中美两国之间。
外贸，资本，人才，科技，国与国之间的依存关系可以分为这四个层级。做的最好的是欧盟，经过三十年的欧盟一体化建设，欧盟内的很多国家在这四个层级上都建立起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联系。
比如全球最大的强子对撞机（LHC）就是欧洲各国全方位深层次合作的典型体现。
如果以这四个维度全面衡量的话，你就会发现“中美关系密切”是一个伪命题。
一言蔽之，两国庞大经济体量下“理所应当”的贸易规模，掩盖了两国浅表性的合作关系与脆弱的依赖性。
除了巨大的贸易量之外，中美之间其他关键要素的依存度其实非常低。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就表示，中国近200万亿的金融资产中，外资金融机构的资产只占1.8%，与之相比的是，在同样近200万亿的工业、商贸资产中，外资企业资产占到了30%以上。
反映到FDI（外国资本投资）依存度上，中美之间的“路人关系”则更加明显。
可以这样理解这4组数字（以2017年为例）:
中国吸收外资投资中，来自美国资本的占比为1.575%。
美国吸收外来投资中，来自中国资本的占比为2.200%。
中国在对外投资中，6.305%的资本选择前往美国。
美国在对外投资中，0.837%的资本选择前往中国。
事实上就是，中美之间的资本往来度和依存度都非常低，根本就不存在很多人一厢情愿的“中美密不可分”，
资本依存度尚且如此之低，就更不必提更深层次的人才、科技依存了。
还是那句话，两个巨量经济体之间正常的海量贸易往来，让无数人有了中美紧密关联的错觉。
两国的关系更像是相距不远的一个超市和饭店，饭店去超市进菜，超市从饭店进工作餐，只是单纯的便利交易伙伴，并不存在非彼此不可的高依赖度和不可替代性。
所谓的“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与“中美之间合作紧密”，这只是某些人的幻想，并不是维系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5
写在最后
至此，本文关于中美关系为何走向“决裂”的论述已经全部完毕。
另有三点补充内容。
一是不要把过多的精力集中在意识形态斗争上
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的最大矛盾是，他们认为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制度的最优解，我们认为人类的目标是从社会主义迈向共产主义。
这是无法被调和的极度对立的二元意识形态，彼此都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并且绝对没有可能接受对方观点的可能。
于是，围绕着意识形态的斗争就愈发尖锐且激进起来。
很担心国内急速抬头的爱国主义思想会过于激进，无法清晰认清中美之间的差距及中国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甚至演变为“坚决与美国展开对抗”此类极端思想。
若是一致对外则还好，若是因为中美之间的舆论战孕育出国内类似的对立舆论场，将带来得不偿失的严重后果。
激烈的民粹思想会牵扯我们过多的精力，其引发的争论又会进一步降低我们内部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意识形态是加剧对立的根本原因，但决定中美之间胜负手的，永远国家是实力。
二是中美之间的“脱钩”背后是一个边际效应问题
会有人认为，本文针对中美关系未来的走向以“决裂”来形容过于悲观。需要明确的是，决裂是存在周期的，而不是一个急速的应声而倒。
而是在每一件事情的累积过程中，导致边际成本不断上升，边际收益逐渐下降，当成本与收益达到临界点上时，催动双方的关系产生一个新的变化。
中美之间的关系如此，全球化退潮也是如此，都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没有人会准确的界定是因为哪一件事，哪一个节点使两国正式撕破脸皮。
就像在五年前，在多数人对中美关系还抱有“在曲折中坚定前行”的美好希冀时，绝对难以想象五年后的今天中美关系会尖锐至此。
是在多个负面事件的一步步累积下，中美关系逐步跌至冰点。
未来也是如此，除非出现极端的恶劣事件，否则以贸易作为最大维系力量的中美关系，不会因为某一件事出现突然脱钩。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停下我们的惯性思维，丢掉我们的美好幻想。
整整四十年的时间里，我们都未曾真正经历寒冬与困境。
八十年代的世界滞涨危机，我们刚刚打开了国门免受冲击、
九十年代的亚洲金融风暴，我们安然无恙，还最大程度的守住了香港。
08年美国次贷危机席卷全球，我们用“中国制造”，成为世界缓步复苏的中流砥柱。
我们已经习惯了中国的快速发展。
越来越好的生活，成为了我们思维惯性下的本该如此，对生活蒸蒸日上的期待，已经陷入了一种习以为常的麻木感。
是国家领导人风云跌宕下的纵横捭阖，是科研工作者项目攻关的披肝沥胆，是外贸生产线夜以继日的寸积铢累，是各行各业的我们在各自岗位的兢兢业业。
是我们用自己最大程度的努力，创造出今天的美好生活。
但这一切并不是理所当然，尤其是这个多轮危机叠加，利益攫取激化的世界里。
在越来越严峻的下行冲击下，在越来越激烈的存量厮杀下。这个世界本来的面貌，本就比表面上的美好沉重而危险的多。
习惯于惯性思维的我们，是否已经忘记了生活本就有好有坏。
沉浸美好希望中的我们，是否已经失去了洞察危机的敏锐感。
我们究竟是后知后觉，在历史的洪流中被动着被裹挟成为一个旁观者，还是能快速反应，在波涛汹涌下成为新格局的创造者。
在这一套世界秩序的大门逐渐关闭之前，完成更多资本积累与突破，稳健而坚决的接过世界的权杖。
这是一条我们从未走过的艰难之路，阵痛之路，需要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无畏勇气与信念。
我们是不是真的做好了勒紧裤腰带的准备，我们是不是下定了咬碎牙打硬仗的决心。
甚至，以一代人的青春与幸福为代价，在世界滑入零和增长的大势下仍然死死捍卫住中国经济的高地。
这一代人乃至中国，最需要的品质便是勇气与信念。
再问一遍我们自己，踏上这条路，我们准备好了吗？
参考资料：
《世界秩序：逆全球化，去中国化与“软脱钩》  智本社
《新型冷战还是来了！西方不断发难...我们的真正机会在哪里？》 文化纵横
《日本经济崩盘始末》 巫师财经
作者：蒋校长
来源：蒋校长（jiangxiaozhang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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