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为荣，非为利谋——缅怀微信好友王荣利师兄

前日（2020年5月3日）深夜，母校的微信群突然传来王荣利师兄去世的消息，心情非常难受。

我和王师兄并不熟悉。师兄是西北政法1984级学生，待我于1991年入学，他已经毕业3年了，自然在校时没有交集。师兄先是在老家蓝田县，也就是陈忠实先生《白鹿原》所写的那个“滋水县”原型所在地做律师。用师兄自己的话说，“我刚毕业那年，因想独闯深圳而与父亲发生争执，于是连行李还寄存在母校里就去蓝田县法律顾问处（那时还未改名律师事务所）报道上班。”后来他在深圳、海南从事公司法务、律师等工作，再回西安发展，有一些校友是我们共同的好友，但最终却没有交集。2017年6月初，师兄受邀到广州律协进行交流，我已经预定了到场聆听，可惜因为又遇上周末常见的基层加班，只能失之交臂。就这样，我和王师兄完美错过。用师兄自己的话说，“这次讲座我非常地诚惶诚恐，生怕搞砸给母校出丑。为此我花了半年时间准备课件，去了之后还在不断地熟悉着课件内容。最后，当我用三个小时站着讲完全部内容之后，许多律师恭维我说非常成功。但我只是询问一位在广州的律师校友，我没给母校丢脸吧？他告诉我说没有，如果你再有新的研究我会再请你来！我这才放下心来，没有给母校丢脸就好。”师兄是一个爱母校甚过一切的政法学子。还记得2009年母校申博再次遇阻事件，他利用记者身份为学校发声。

我和王师兄是微信好友。刚刚翻看了他的微信朋友圈，停留在4月18日，9条内容6条都是关于最近网上那个上诉加刑的余金平案的评论，2条与世卫组织有关，1条是关于查处周老虎的杨克勤被逮捕的消息。这是一个法律人的朋友圈。众所周知，现在微信圈观点分野的厉害，即使是亲人三观也不一定相同。微信好友不拉黑已经可以算朋友了，如果能够互相开放朋友圈内容那简直就是挚友了。因此王师兄也可以算是我的老朋友。

翻看他的朋友圈，最近的一篇原创是因为米国总统把新冠病毒不当改称“中国病毒”，作为“中国律师”的他于2020年3月25日发表了《致特朗普总统的一封公开信》。或许这是他去世之前发表的最重要作品了，可惜，一如他的其他文章，也引来不少争议，例如我熟悉的一位朋友就质疑他没有政府的授权，也没有律师（协会）的授权有什么资格代表“中国律师”，还有人留言质疑“情绪化了，不专业”，他回复“欢迎你的专业的啊……呵呵”。据说他的文章在年级群里发表后，有同学也发表质疑。王师兄很生气，直接在群里和同学“杠上”“呛起来”。毕竟疫情之下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撕裂的现象很严重。但没想到几天后，人就走了！斯人已去，空留叹息。人啊，对别人的言论、特别是和自己不同的观点一定要宽容，因为说不定哪天这些言论就再也听不见了！

我知道荣利师兄是因为他的《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最早刊载在2009年1月1日的《法制日报周末》上，后来《法人》杂志2009年第1期也发表了。我当年也在法制日报发表点小豆腐块，对这样的大块头文章自然是崇拜有加，于是知道了这个名字，后来更知道是西北政法人，于是更有亲近感。后来王师兄于2009年至2016年连续8年完成了每一年度的《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2013年起改名为《中国企业家犯罪案例报告》、2015年起改为《中国企业家法律风险案例报告》），因为种种原因，2017年后就中止了这项研究。王师兄在忍受病痛折磨且没有固定经济来源情况下，以民间人士身份，独立从事法学研究，常年笔耕不辍，以一己之力在国内率先推出了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中国反腐败报告等，在业内和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社会影响。王师兄一生坎坷，但对法治理想的执着，对母校的盛情厚意令人钦佩！

一个人从事一份这么庞大的报告，坚持8年之久，殊为不易。因为不只是耗费精力也是一个浪费钱财的东西。王师兄的朋友圈经常兜售，希望有识货之人欣赏。他也曾经转发过这些资料给我，希望能够介绍有识货、能够出得起价的买主，可惜尽管岭南富庶，但我只是无职无位一小职员，与有钱人绝缘，自然没法帮助师兄。好在师兄也能理解，百无一用是书生啊。

我不知道师兄的一生是否成功，如果用钱来衡量答案是否定的。他的经历很丰富。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决定退出律师圈，转到新闻圈去了。当我想再次重新回到律师圈的时候，我的身体又出了故障，就不得不转入学术和研究圈里来了……”

在致2017届西北政法大学毕业生的告别寄语《母校留给我们的“胎记”将伴我终生！》中他介绍了自己的经历：

——我曾选择了某大型国有企业法律顾问，那就得接受国有公司的各项规程，拿普通员工的工资，干着公司老总都解决不了的律师的活。公司老总请外面的律师可以一次性给几十万、近百万，而我自己打一个标的几百万、数千万的官司却一分奖励也没有。有意见，你提出来也不管用，那我自己就宁可辞职另找出路，也绝不在公司干一些偷鸡摸狗、鸡鸣狗盗的勾当。
——我在某一大型国企集团公司工作，待遇相当不错。这个公司原先有十八家二级企业，最后都留下一屁股烂债后统一收归集团法务部了，总共有对外债务有3亿多元，所有诉讼也归法务部。而法务部其实只有两个人，而且前任法务部经理还不大配合工作，所以法务部本来就够委屈的了。而主管老总不仅不能给法务部提供必要的帮助，反而推行所谓“恶性管理”，就是你干的再好也会有不足的，他不会说一句让你中听的话语，而是不断的批评，以此促使你不断地改进再改进。这就是所谓的“恶性管理”，好像还是从日本工厂引进来的。我当时在想，人家监狱都实行“人性化”管理了而他还对我们实行所谓的“恶性管理”，让我整天工作得疲惫不堪还得挨骂看人脸色吗？我顶了半年实在感觉不能顶下去了。再说当时公司给各部门买车，结果车买回来了，有的的部门开好车，有的部门开差点的车，而偏偏法务部什么都没有，好像根本没有这个部门一样，而老总连句说法都没有。这让我感到太缺乏平等和公平了。集团几个老总在集团遇到诉讼的时候，一律避开在外，把我“隆重”推出，而此时竟没有一个说话。平时各部门遇到纠纷等麻烦事都找法律事务部，遇到好事却把法律事务部凉在一边。这种做法缺乏起码的平等和公平意识，实在让人难以接受。最后，我找到主管副总裁谈了一次话，看到领导丝毫意识不到这些，于是在安排好工作并办理了交接手续以后，我就辞职走人了。
——2000年西安高新技术开发区曾有一家房地产企业请我去，拟策划西安某大型开发事宜。但是，该企业负责人既拿不出一分钱来，而且也完全没有做一些先期的工作，就让我从后面来倒推，怎样让各地的大企业来陕西投资，怎样吸引资金进来，整个程序完全颠倒来。后来我想，这不是让我策划行骗啊？你前边一分钱没见花，给我连个可行性方案都没有，我要是能策划让人家拿来数亿、数十亿资金，那岂不是让我行骗吗？如果成功那你该给我多少钱？就那点可怜的工资行吗？后来看实在谈不拢，我只好拍屁股走人。
——比如我曾千辛万苦地应聘成功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法律顾问，但我仅仅上班两天就走人了。为什么呢？我原以为公司应聘这么复杂，一定对自己的待遇有自信，对自己的文化有自信。如果连这点自信都没有又何必如此折腾人家来应聘呢？然而上班后就立即发现原来招聘我时夸口公司计划解决房子等问题的人事经理就不见了，一问说是辞职了。接着公司原来一直和我谈话的给我印象不错的副总告诉我，他也要辞职。再一了解，公司原有法律顾问，老总不满意，公司拿给我看的会议记录上居然记录着老总骂这位法律顾问的话语，公司打的官司主要是与员工的劳动合同纠纷……这样的公司，我觉得自己将要做的事情太无聊，当然立马走人了。就是不吃饭，也不能干那些缺德事！

王师兄这样的经历，几乎我们每个法律人都遇到过，因为这个世界上许多人不把法律当科学。在一次与同学一起讨论政法学院与财经学院的同学毕业后的差异之时，许多同学都对财经学院的同学做了老板比较羡慕，说财经学院的同学会挣钱，挣钱多，做了老板。于是王师兄借用自己的朋友（同时也是政法学院毕业生）之口说：这有啥奇怪的？你看人家财经学院整天都讨论的是投入、产出、利润、剩余价值等等的，都离不开金钱。而政法学院整天讨论的都是啥？是公平、犯罪、辩护、证据、规则、平等、自愿、等价有偿、诚实信用……之类的东西，根本就不把金钱放在眼里！所以政法的能与财经的比得过谁钱多吗？怎么不比谁最公平、平等、诚实信用呢？

于是，王师兄在走出体制之后还依然保持着这种金钱观念，总觉得羞于谈钱。

——海南的一家企业，当时连我共招聘了三人，我是法律事务部经理。我知道工作的担子很重，有一定的压力。但是另两位却高调很多，跟老总提出要车、要手机等要求。结果没过一个月，老总就让那两个走人。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先是去了海南三亚涉外经济律师事务所，此后又去了几家国有公司，待遇都是人家说多少就是多少，自己觉得这家公司差不多还可以就去了。但当自己工作了几个月之后，又总觉得自己实在是价廉物美、物超所值，所以就难免在公司工作中感到有失公平。最后又做回律师，但我还是不会谈价钱，在工作中屡屡吃亏。这就是我不懂收入支出以及成本利润之帐的结果以及与一些律师的差别。这样的事例实在太多了，为此我写了一篇几万字的《掀起律师的盖头来——中国律师的尴尬和希望》发表在网络上，《律师文摘》予以全文刊载，至今仍受到许多律师的追捧”。

有本书让我和王师兄心有相通，这就是吴效先老师的《平冤十记》。用王师兄的话说，“我在回到母校的时候，看到吴效先老师的书籍《平冤十记——一位老法官的办案回忆》，了解到了吴效先老师的事迹。他最先在最高法院西北分院工作，是马锡五的手下一兵，后来他又去了新疆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担任法官。在文革前后那样的岁月里，他平反了不少冤错案，在新疆被人们称为吴青天，受到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嘉奖表彰。尤其是他那《三下石城》的故事，写的是他作为一个法官在复核死刑案件时，不仅为当事人平反了冤案，而且还揪出了案件真凶，成为千古绝唱。试想，如果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的审判法官，能有吴效先老师几分之一的风骨，那么也就可能没有了聂树斌案和呼格吉勒图案！如今，虽然吴效先老师已去世多年，但他留下的著作，给我弥补了解放初到改革开放初期三十年的中国法制史，使我受益匪浅。”后来，王师兄还以一人之力将《三下石城》改编了电影剧本《死刑复核》，并通过各种方式宣传，以图有导演能够青睐。想来为师兄难过，不用说投资方对这样的电影不感冒，就是这样的电影能否获准拍摄也是大问题啊！

这也影响我至深的一本书。2007年8月我从法理学者谢晖师兄的博客上发现了吴效先先生的《平冤十记——一位老法官的办案回忆》，立即被书名所吸引，而且我一直对司法人物史特别感兴趣。与师兄电话联系，他说这本书绝对值得一读！但在网上，从各大个新华书店、几家有名的法律专业书店店再到卓越、当当等知名网络书店，都查找不到该书的销售渠道。尽管吴效先先生曾执教于西北政法学院，但我入学也晚，自是无缘聆听先生教诲。我是个嗜书如命的人，先读为快的想法让我茶饭不香。正巧，我的大学同学张晓飞留校执教，我向他求助。他也与吴先生不熟悉，因为先生80年代初就离开教坛。但同窗之情让晓飞不能推辞，他立即与先生女儿联系，并在当晚就告知我书已到手，第三天，书就寄到了我的案头。可惜由于先生当时已重病在身，不能签字留念。更为可惜的是，2007年12月26日先生与世长辞了。这本书也成了先生的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