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劳动节罕见地放了5天长假,这对于吃财政饭的人来说,是很开心很惬意的事情,而对于受疫情影响的企业主和打工者来说,却是忧心重重。众所周知,劳动节虽然被冠之为国际劳动者,并不是每个国家都会放长假来纪念,这个节日源于美国芝加哥工人1877年发起的大罢工,当时的劳工走向芝加哥街头游行示威,要求改善劳工条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在强大压力下,美国国会制定了八小时工作制的法律。到了1889年,以反美为宗旨的第二国际在成立大会上,宣布每年的五月一日为国际劳动节。因而这个节日,增添了反美反资的政治色彩,一些受马恩思潮影响的组织在不同的国家借机利用劳工上街游行扩大政治话语权,甚至发动劳工闹革命夺取了政权,其实这个节日在许多西方国家并不重要,也不是什么法定假期。
早在1926年,基于经济低迷的考虑,资本家亨利·福特在自己的公司倡导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福特认为如果劳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就会花更多的钱购买自己的产品,随着1929年大萧条的到来,美国内需减少,导致各行业工作时间普遍缩短。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会于1933年将标准工作时间改为每周40小时,国际劳工组织1935年出台的47号公约,明确规定每天工作时间不能超过8小时,每周不超过40小时。
中国上班族享受周五天每天八小时工作制,迟至1995年5月1日,此前中国一直实行每周六天工作制,而对于六亿农民来说,在长达数十年的人民公社时间,农民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干活,没有所谓的周六工作制,到了改革开放时代,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也几乎没有多少人享受过法定的每周五天工作制。今天,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实行每周五天每天八小时工作制,只剩下朝鲜不多的几个国家还是每周工作六天。
中国政府于1949年12月就作出决定,将5月1日定为劳动节。1989年后,中国政府还决定每5年表彰一次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这是中国工人阶级所拥有的特殊政治待遇,也是劳动者在新社会的光荣符号,新政权成立,工人阶级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1945年抗日胜利之后,国共内战暴发,国民党政权节节败退移往台湾,整个大陆成为共产党的天下。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功不可没,因而在法律上,被尊称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主力军。
这支被新中国称之为先锋队和主力军的工人阶级,最早形成于上世纪初叶,是同民族资本家共同生长起来的一个新兴阶级,也是近代历史进程中迅速崛起的一支社会力量,不同于此前农耕社会的农民。这支先锋队和主力军顶着无产阶级的冠冕,走过了一段辉煌的岁月,然而,时至今日,无论是无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都已沦为这个社会最为凄凉的弱势群体。
二十多年前的国企改制,让成千上万的职工无奈无声地下岗失业,一大批出现亏损的国有中小型企业、集体企业实行“破产”、“解体”,剩下的也实行“转制”。开始还发职工下岗费,后来干脆不管了。下岗职工当时家庭收入普遍低于1000元,有些是夫妻双双下岗,住着简陋的房子,吃着简单的饭菜,白天到处摆摊贩卖谋生养家糊口。
在改制过程中,昔日的领导摇身一变成了老板,职工下岗,企业沦为私有。成千上万的下岗工人虽然还叫工人,但却失去了工作,位置变了,地位没有了。卖企业的钱,工人几乎没有参与分配的机会。许多工人除了拿到一本下岗证,连基本的生活补偿也没有拿到,许多下岗工人要节衣缩食,自已掏钱补交社保,到龄后可领取微薄的养老金,或者最少的城镇低保。
当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风靡全球时,打工仔打工妹更多来自农村,这些“农民工”大多在城市没有购房置业,子女不仅上不了好学校,还要交高额借读费,甚至不能参加同城高考,也不可能享受平等录取的权利。种种束缚和歧视性政策,使得大多数“农民工”长期无法融入城市社群,这些“农民工”只是城市的过客,异乡的“长工”或者“短工”。
在中国的舞台上,人们再也看不到工人阶级的身影,听不到工人阶级的声音,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被高速前行的经济列车无情碾压,昔日“咱们工人有力量”的群体沦为一盘散沙无力自救的弱势群体,从“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一抖”的风云人物沦为集体失语的社会弃儿。许多人背负着沉重的“房奴”压力蹒跚前行,害怕失业,害怕断供,每一天都过得战战兢兢。
而这些年依靠房土地、矿产资源、资本市场崛起的富豪成为时代的宠儿,成为人民大会堂的常客。而大凡政府操刀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各类形象工程,其腐败寻租成本一般都在20%以上。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和各地以及银行配套的50多万亿庞大投资,至少有10万亿通过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渠道,流入了大大小小的权贵以及各类掮客的私囊之中。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工人阶级是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所以在革命中不怕失去什么,也不会失去什么,他们失去的只是手铐和脚镣。马克思还说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主力军,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如今,当年的无产阶级跻身为资产阶级的寥寥无几,而绝大多数昔日的先锋队和主力军依然还是无产阶级的大家庭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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