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来自中国的挑战

【文/罗伯特·佐利克】美国政界终于形成了一个能够跨越两党的共识：对中国进行强烈的谴责。在过去3年里，美国对中国加强了舆论攻势、加征了危害性的关税，而中国的报复性反制措施也让美国付出了代价。特朗普最近宣布，中国将购买更多美国产品，然而伴随着耳边来自中国的告诫，没人可以确定特朗普的话是否能够兑现。美中双方都有自己的统计方法。虽然双方还存在一些分歧，不过中方已经同意在一些领域对政策进行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改进，而作为回报，美方将（至少在短期内）推迟采取那些不利于美国自身的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措施。这就是“第一阶段协议”。至于“第二阶段”，就留待以后了。

特朗普的交易取得了哪些成果呢？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查德·鲍恩（Chad Bown）指出，特朗普政府所加征的关税仍将覆盖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的近三分之二，平均税率为19.3%，而加征之前为3%。由于大多数中国商品是中间品，因此特朗普加征的关税增加了许多美国生产商的生产成本。中国的报复性关税则覆盖了美国对华出口的57%，平均税率为20.5%，加征之前为8%。与美国不同，中国一直在下调对除美国之外的其他贸易伙伴的关税并致力于降低贸易壁垒。

这份“第一阶段协议”只是表面上看起来体现了美国的对华政策。正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方艾文（Evan Feigenbaum）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对中国只有态度，没有政策”（the United States has an attitude toward China,not a policy）。美国一直在浪费时间、挥霍国际资本，而且并未取得真正的效果。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美国政治家、军人、财经专家，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美国制宪会议代表及《美国宪法》起草人和签署人之一，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美国政党制度创建者。他在美国金融、财政和工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2006年被《大西洋月刊》评为影响美国的100位人物第5名——观察者网注）在谈及如何进行有效的外交时，曾提出“身段要软，手段要硬”的建议。他认为“以气势压人毫无用处”，应该“在温和的态度中展现力量”。而我在财政部工作时的上司、时任财政部长以及后来老布什政府时期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则对我说：“要先搞清楚该做什么，然后把事情做好”。

美国若要奉行务实的对华政策，就必须老老实实地对过去对华政策的效果作出客观的评价；美国人必须意识到中国在面对国际体系时正在采取双轨策略（China’s current two-track approach to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为了使自己的力量不再被分散，华盛顿还应该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因素引发了沮丧和恐惧情绪进而导致了新的对抗心态的出现（to focus its efforts, Washington should identify the particular frustrations and fears that have formed the new confrontational attitude）；最后，美国便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表为取得实际成果和战略优势做出最佳安排。

大约15年以前，我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了题为“中国将走向何方：从成员到责任”（Whither China: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的讲话。那次讲话的缘起是此前我与戴秉国（他后来被任命为负责外交工作的国务委员）进行的美中21世纪首次战略对话。通过那次讲话，我也对自邓小平时代起就担任中国领导人高级顾问的郑必坚先生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大国地位》（China’s Peaceful Rise to Great Power Status）一文作出了回应。

在那之前的30年里，来自两党的多位总统一直在尽力把一个贫穷且在经济上受到孤立的中国融入到由美国设计、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去。中国领导人和勤劳的中国人民已经取得了令人惊叹的现代化成就，而这样的成就是在既有的国际体系中取得的。我在那次讲话中指出，中国已经从一个隐士般的国度登上了国际舞台，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成员国。从保护地球臭氧层到防止核扩散，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事务的重要参与者。

我在讲话中指出，在基本实现让中国融入世界的目标之后，关于北京的行为，美国却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中国将如何使用自己的影响力呢？”我呼吁中国不应满足于国际体系成员的身份，而是要“在国际体系中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to look beyond memb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to become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in that system”）。

我在这一表述中强调的是中国在融入国际体系时实际的“行为”（norms）而不是表面的“形式”（forms）。我当时指出，许多国家都希望中国能实现“和平崛起”，不过应该没有国家会愿意用自己的未来去为这种可能性做赌注。我当时还警告称，若中国不能做到责任共担并建设性地使用自己的力量，那么美国无法维持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也无法在美国国内为维护这一秩序提供必要的支持。

一些评论人士后来把我的上述呼吁视为美国的一种让步。其实应该不难理解，当国际体系由美国主导且中国行为的对错与否由美国判定时，美国有何理由不希望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呢？我想一些人之所以认为我的表态具有某种让步意味，是因为他们不喜欢我敦促中国做出负责任行为时对中国人表现出的那种尊敬态度。在我作出上述表态后，中国就双方共同面临的一些挑战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并提供了建议。

我在措辞方面的选择引发了一个很有趣的结果，那就是许多中国人很纠结该如何翻译“stakeholder”（利益攸关方）一词。这个词传递出的带有模糊性的外交信息在中国引发了关于“美国到底是什么意思”的很有价值的讨论——在听众中引发讨论是每一个演讲者都很希望实现的效果。

为了使这一策略真正产生效果，美国官员们需要密切关注中国乃至更大范围内各方的动向，而要做到这一点他们需要获得盟友和私营部门合作伙伴的配合。美国在推行自己的政策时，不但需要就战略展开讨论，还需要对细节加以处理（American policy needed to work the details as well as discuss strategy），我们一般称之为“外交”。

今天美国同中国持续对抗的做法已经违背了我当年提出的那种政策思路。今天的美国否认中国能够在美国自己构建的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否认中国能够做出贡献，否认中国能够以增进美国利益的方式行事，甚至否认中国有这样做的意愿。

请注意：如果美国认为中国根本不可能在美国设计的体系内做到上述几点，那么美国实际上是在刺激中国去建立一个与既有体系的规则完全不同的独立的平行体系（be prodding China into championing a parallel, separate system, with very different rules）。

在美国，我已经听到许多人在抱怨，我对他们十分理解，可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确已经搞不清自己的目标，更不必说该如何去实现国家目标了。在美国与中国不断发生摩擦的背后，有诸多基础性观点的支撑，其中之一便是一些人认为两国已经无法继续合作下去。这构成了特朗普政府2017年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基础性前提。然而，这一观点是否正确仍有待检验。

中国的确曾是美国的敌人，中国曾资助过国外的革命活动，支持过朝鲜、越南等与美国交战的国家。然而今天的中国已经是我们的战略竞争对手。由于北京致力于融入由华盛顿主导的国际秩序，其行为已经变得温和而有节制。在上世纪80年代末之前，中国曾大量制造核武器和导弹，此后中国开始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口政策和相关技术的输出政策进行调整；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停止了核试验并在美国采取行动后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此外，中国还加入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如今，中国还遵守了“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虽然中国曾是伊朗的伙伴，但它还是与美国一道阻止了伊朗实施其核计划；曾与美国在朝鲜半岛交战的中国已经与美国通力合作迫使朝鲜冻结其核武器研制计划。

从2000年至2018年，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积极推动了190项与“制裁违反国际规则的国家”有关的决议，中国对其中的182项投了赞成票。中国是联合国和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第二大出资国，中国目前在全球部署有2500余名维和人员，这比其他几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派出人数的总和还要多。此外，汤姆·克里斯藤森（Tom Christensen）在其著作《中国挑战》（The China Challenge）一书中指出，中国曾应美国请求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为阻止种族屠杀的发生提供了帮助，我在2005年的那次讲话中也提到了这一点。中国如今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大的贡献者。中国将其全球经常账户盈余从GDP的10%削减到了接近零的水平，这意味着中国用自己的需求推动了全球的经济增长。

在过去15年里，中国一直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而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及其引发的全球性报复打断了这一进程。中国不再低估其货币的价值，其外汇储备也被削减了约1万亿美元。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以最快的速度实施了规模最大的刺激计划，防止了大萧条的再次发生。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Merritt"Hank"Paulson Jr.）曾提到，俄罗斯2008年曾向中国提出可以通过大量抛售美元对美国进行打击，但中国并没有接受这一建议。当然，中国的许多决策都是基于其自身利益做出的，但那些决策对全球其他国家也有帮助，这就是有效的经济融合给全世界带来的好处。

我曾在世界银行工作，在那期间，中国与我们进行了密切的合作。中国曾提前还清了为最贫穷国家提供资金的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的借款并向该协会进行了捐款。从支持法治、打击腐败、开放数据系统到抵御气候变化，中国为世行的诸多倡议提供了支持。中国还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资以增强该机构的资金实力。中国新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政府管理、采购和环保等方面采纳了全球标准；亚投行还为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项目提供了资助。此外，我在国际美慈组织（Mercy Corps）的朋友也曾与中国同行一起为灾民提供帮助。

中国在WTO里的表现甚至也应该获得更加公正的评价（even the story of China in the WTO warrants balanced treatment）。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时曾作出承诺将把贸易壁垒降至低于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而这个承诺已经兑现。此外，当北京加入WTO时，美国也让台湾随北京一同加入了进去。在关税、配额等方面，中国也已经很好地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不过，在强制性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监管体制改革以及贸易扭曲性补贴等更加难以明确界定的方面，中国的表现仍然有不足之处。主要的问题在于，当前的WTO规则并没有照顾到美国的许多需求（the main problem is that current WTO rules do not cover many U.S.needs）。

此外，一些中国改革派人士本来指望TPP的一些条款能够为中国改革发挥引路作用，可美国却放弃了TPP。中国已将对其他贸易伙伴的平均税率降至6.7%（虽然美国商品仍被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知识产权法庭也已在大量国际诉讼中做出了对外国权利人有利的判决。

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表示将与各国展开合作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然而中国建设火力发电厂的计划却与其自身利益相悖，喜马拉雅山脉融化的冰川将对这个国家造成危害。不过在另一方面，中国在非化石燃料技术的研发方面已处于领先水平。环保主义者很赞赏中国禁止象牙制品贸易的做法，中国的网民们也很有效地开展了抵制鱼翅汤的网上运动，不过中国的老虎养殖以及老虎制品的非法交易很可能会导致这种猫科动物的灭绝。

在上世纪50年代末，北京曾炮击台湾当局的金门岛。当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国务卿50年前开启美中关系的大门时，美方曾表示“也许历史自会解决自己的一些问题”。台湾的民主化为威权主义向自由社会的转型提供了良好示范。华盛顿在对北京进行军事威慑的同时，也向北京保证美方将不支持台湾独立，美国通过这一手段为台湾的民主化做出了贡献。为了以最佳方式为台湾提供保护，聪明的做法是，美方不要把北京的克制视为理所当然，在香港局势如此糟糕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

当然，我绝不是在主张美中关系毫无问题，我在下文会提到美方对美中关系的一些极为不满之处。不过那些不经认真调查就认为“美中合作没有产生任何符合美方利益的结果”的人是完全错误的。一些人认为中国并没有在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内发挥建设性作用，他们觉得中国只是一个搅局者，我认为这些人是在误导自己，这种自我欺骗的做法在外交领域非常危险。我们的外交工作应该是以结果为导向的。此外，历史还警告我们，不要把获得利益视为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美中两个大国陷入相互的敌对关系甚至零和博弈之中，那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不过是两国（乃至全世界）即将遭受的苦难的序曲。

我们既要深刻地洞察到中国已经对美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挑战，同时我们也要有足够的自制力，不要因那些“可能导致错误判断和不当反应”的冲击性事件的发生而使我们的注意力遭到分散。方艾文指出，中国在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秩序时所采取的实际上是一种双轨策略。作为诸多国际组织的成员，中国已开始在这些组织里以符合中国偏好和中国标准的方式推动其进行变革。中国这样做令人感到意外吗？其实，真正令人感到意外的应该是美国的做法。美国正在推翻自己70多年来建立的国际经济和安全体系，这降低了中国在推行上述做法时遇到的阻力。这种国家治理能力的丧失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例如，2019年年末，特朗普政府使WTO争端解决机制陷入瘫痪。当时WTO上诉机构仅存的三位法官中有两位任期即将结束，而美国阻止了对继任者的任命。当年的里根政府、老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为创建WTO历尽艰辛，终于为美国公司创造了一个公平、讲法制的国际贸易环境，如今特朗普政府却在破坏贸易规则和贸易体系。欧盟、中国、加拿大已经和其他一些国家一道创建了一个新的WTO上诉体系，而美国并没有参与进去。

正如方艾文所指出的，中国正在寻求铺设一条对“既有轨道”起到替代作用的“第二轨道”。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意味着另一种新的国际关系模式的出现，我们可将之视为一种古已有之的朝贡关系的现代版本。“一带一路”为那些响应该倡议的国家带来了经济利益，同时这也意味着那些不愿响应的国家收到了某种警告。中国正在通过交通、通信和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重新绘制亚欧大陆的经济版图。

美国需要在各大国际组织内部与中国展开竞争，与此同时，美国也需要在影响力方面逐个国家地与中国展开争夺。手中没有武器是不可能取胜的，美国应该为全世界提出更好的理念和实践方案，为各国提供更加有吸引力的伙伴关系待遇，美国不应再继续“退群”，不应再继续恐吓或胁迫其他国家。我们已经多次看到特朗普和他的助手们主动寻衅的姿态，原因在于吵架是他们所爱好的一项活动。美国不只是对中国展现了这种姿态，北约盟友、日本、韩国、加拿大、墨西哥以及世界各地的民主友邦都获得了这样的待遇。美国历届政府长期积累起来的外交资本正在被特朗普政府挥霍殆尽。就在中国横跨亚欧大陆构建新网络的同时，美国却在以无所谓的心态损害着自身与遍布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的诸多边缘国家和岛国之间的关系。

为何美中关系会陷入持续冲突的泥潭呢？我认为这个结果是如下几个因素结合后造成的。

首先，美国商界在中国市场准入问题上的心态已经变得非常沮丧：在互惠的投资与贸易领域，开放的大门尚未打开；此外还有强制性技术转让、侵犯知识产权、监管障碍、带有随意性的政策以及对稀土资源的出口限制等问题。

美国可以通过持续的、可随时调整（calibrated）的施压和谈判来解决此类问题。此外，许多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都有与美国类似的问题要处理。他们也许愿意与华盛顿联手，但他们应该不会希望被卷入到与中国脱钩的进程中去。其中许多国家会表现得十分谨慎，因为他们同时也在忙于应对来自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攻势。所以说，“先搞清楚该做什么”是十分重要的。

在中国国内有一些人，他们也希望解决上述问题以推动改革、支持国内创新、改善竞争环境并继续拥有进入美国市场以及其他国际市场的通道。例如，中国之所以开放资产管理行业是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中国需要更具深度和流动性的储蓄和金融市场。一个正在老龄化的中国社会需要一套更加完善的养老金制度。

当然，中国的应对之策绝不应停留在纸面上。例如，不再对合资企业施加条件限制将减少强制性技术转让现象的出现。如果能够与其他国家联手，美国的胜算将大大增加。美国应与各国一道指责中国的利己行为并以惩罚或报复为手段对中国进行有针对性的、而非混乱的威胁。

第二，许多美国人都在提出疑问，国家资本主义与公平竞争是否能够相容呢？中国已决定让国有企业扮演主导性角色（即便这样做将削弱其经济潜力）。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尼克·拉迪（Nick Lardy）在其最近出版的《国有经济的反击——中国经济改革的终结？》（The State Strikes Back: The End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一书中指出，中国国有企业中有四成处于亏损状态。即便如此，中国国有资产的增速仍然4倍于民营企业资产的增速，然而国有企业的资产回报却并不理想。此外，一些民营企业也在抱怨自己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一些民营企业的经营管理甚至受到干预。

美国至少有两个办法可以对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进行有效的约束。TPP以及《美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在市场竞争领域对国有企业提出了强制性要求：它们必须像那些以赢利为目的的私营企业一样去参与市场竞争。此外，查德·鲍恩也曾指出，美国可以与其他国家联手在WTO内部制定更加严格的补贴规则，使补贴行为与贸易惩罚措施挂钩。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其他国家可能借机把矛头指向美国自身的大数额直接补贴行为（例如对农场主的补贴），指向美国政府通过划拨科研资金、给予订单等方式对一些产业的间接补贴行为。

第三，许多美国人都担心中国将主导科学技术的未来，这种担心来自“中国制造2025”计划（虽然中国已注意淡化该计划的外部影响）。中国希望提升自己在价值链上的地位，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随着劳动力数量的减少，中国的战略制定者希望进入高附加值产业，进而提高生产效率和全社会的收入水平。一些举措（如更完善、更有强制力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若能够得到大范围的执行，那么结果对美中两国来说都将是有利的。此外，更加开放的科研活动和更高标准的论文发表也都将产生积极影响。不过中国也有其他一些问题，从盗窃知识产权到市场保护，这些现象都令人十分头疼。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网络碎片化的时代。电信网、互联网都将被分割，5G等通信技术体系也将出现分裂。此外，在一些技术领域，如果全面禁止和设置壁垒的政策取代风险评估的话，我们的前景将变得更加暗淡。例如，许多人对大数据的使用感到非常焦虑，这种焦虑感将导致在生命科学乃至其他对我们的社会十分有益的尖端科技领域里合作性创新和竞争性创新的终结。面对中国的创新竞争，美国最好的回应就是加强我们自己的创新能力，我们应该引进来自全球各地的人才、创业者、风险投资和创新理念。只有勇于正视我们自己的缺点，成功才会变得可能，指责别人是毫无意义的。

第四，我曾于2018年在中国提到一点，那就是从没有哪个人能够向我解释清楚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背后的动机。它是一个地缘政治动作吗？是中国为了利用过剩资本才搞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吗？还是说它只是一个发展计划呢？上面的答案应该都是正确的。有人以为中国能够用中国式的交通走廊来联通欧亚大陆，我想这样做不可能促成可持续的发展，只会导致债务的堆积。

在我看来，中国应该在“一带一路”项目中采纳更高的标准以及已被亚投行接受的诸多国际规则：透明、反腐败、公开的采购、环保的施工并考虑项目所在国的负债可持续性。我注意到，中国已经开始向这些原则靠拢。美国、其他国家以及各大商业集团都应对此给予关注，以确保好的意愿最终能结出好的果实。

最后，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显然已经不再符合邓小平当年制定的“隐藏实力、等待时机”（hide your strength,bide your time）原则。中国渴望在西太平洋地区乃至更加遥远的海域获得军事优势。中国的这一目标虽然令人有些不安，却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美国应该对中国的这一目标给予战略性的、准备充分的、持续的回应（a strategic,well-resourced,and consistent response）。美国需要与盟友和伙伴国家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并对我们自身的军事能力进行投资。此外，美国还需要明确自己的核心利益（key interests），在重要水域的航行自由以及对盟友给予保护等都在这一利益的范围之内。与过去几十年那个美国能够在全球各地以支配性力量采取行动的时代相比，我们今后应该对手段与目的进行更加仔细的思考（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calculate means and ends more carefully than it has done in recent decades, when Americans could operate with domain dominance all around the world）。

海军上校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曾在20世纪初就美国的亚太战略进行过一些论述，他认为美国需要与该地区的大国展开竞争、对其施加影响控制或与他国联手对其进行制衡（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eed to compete,maneuver,and balance power with others），21世纪的美国政府也应该能够从马汉的历史和地缘政治论述中获益。此外，马汉还希望加强美国与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他曾写道：“关税就像一种现代的铁甲舰，它有很厚的装甲，动力和火力却很弱；关税这种东西防守力有余，攻击力却不足”。我们为什么要采取“铁甲舰”一般的贸易政策呢？

如果我们希望制定成熟自律的外交政策，对军事行动、军事能力进行仔细的思考和计算是非常必要的。即便在冷战末期美国军事实力最鼎盛的时代，老布什总统和贝克国务卿也曾通过动员盟友、建立联盟、与伙伴国家进行协商传递出了一个自律的大国形象。其实，这样做反而更加有效，因为没有哪个国家会真地去测试美国的意志和决心。

在历史上，美国人曾长期在中国扮演“传教士”的角色，工作内容涉及宗教、教育、医疗和政治等领域。我们曾希望通过传播基督信仰、商业文化、共和主义让中国人能变得更像我们。然而中国人却对此进行了抵制：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从1950年到1953年的朝鲜战争以及1989年的那场政治风波都让美国人在退却的同时感到震惊和愤怒。

我建议，这一次我们应该稳住阵脚，不要在信仰上作出让步（I suggest that this time we stay steady without yielding our beliefs）。为了让这个世界更加安全，里根总统与苏联展开了合作，与此同时，他并没有拒绝参与一场与苏联之间的意识形态竞争。若要感受美利坚的魅力之源，我们应该从自己的历史中去寻找。美利坚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具想象力和抱负的国家，我们需要为此努力工作。美国应该用自己的行动为各国树立可资效仿的榜样，这是亚伯拉罕·林肯的时代乃至更早的独立战争时期就确立的一项原则。然而令人感到难过的是，今天我们的国家领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们对外国留学生、梦想家、移民和新思想关上了大门，这样做是非常愚蠢的；我们把所有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甚至美籍华人（他们可是我们的美利坚同胞）都划入不可信任的阵营，这样做是非常愚蠢的。如果我们变得更像中国，我们就不可能赢得与中国之间的这场竞争。

我在2005年那场讲话的结尾曾敦促中国应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我还以“自由是美利坚的灵魂”为此作了解释，并大呼“我们的尊严是不可以拿去谈判的”。我当时还指出，美国在推广一些意识形态和理想时并没有抱着“削弱中国”的目的（our purpose in championing ideas and ideals was not“to weaken China”）。小布什政府曾这样阐述美国的动机：美国要“帮助其他国家发出自己的声音、获得自己的自由、走出自己的道路”（our goal has been“to help others find their own voice,attain their own freedom,make their own way”）。

美中关系面临的挑战不应被夸大，更不应成为导致关税大战爆发的理由。坦率地说，特朗普政府本身是有些分裂的。那几位参与对华谈判的主要人物不断要求中方把市场大门开得更大以便美国商品能够进去，如果得手，他们还会要求实现进一步的经济整合；而特朗普政府内另一派人则在外交层面对中国大肆指责，这只会导致两国走向“脱钩”（一些官员已开始注意避免使用这个词）。此外，国会里的许多人以及参与总统大选的众多候选人也都在很积极地展现与中国对抗的强硬态度。

如果无的放矢，仅仅依靠“强硬”是无法达成目标的。一些政府官员的讲话充满敌意，然而这对美国（无论是通过以外交操作、双边协商、同台竞争、构建联盟等手段向北京施压还是通过对其进行直接遏制）重塑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行为方式毫无帮助。

中国一直在关注美国的动向。据报道，中国人已着手准备与美国进行长达30年的持续斗争。“斗争”如今是中国战略界新的关键词。中国将通过采取措施使自己免受美方施压、在世界各地建立新的伙伴关系来降低自身的脆弱性（reduce its vulnerabilities by taking steps to insulate China from American pressure and by building new partnerships around the world），同时北京也将加强自力更生能力（increase national self-reliance）。长期以来，自力更生一直是中国的传统。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谈判工作刚刚结束，与中国共同签署这份协定的包括许多亚太经合组织（APEC）国家。1989年，我与当时的贝克国务卿共同发起成立了亚太经合组织，美国因此在亚太地区获得了经济优势。如今，美国放弃了在这一领域的优势，这将对美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造成严重影响，而充满活力的东南亚将在21世纪扮演重要角色。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正在全世界失去朋友和信任。在中国与美国进行战术周旋的同时，美国却在把长期以来积累的国际优势挥霍殆尽，中国人看到这一幕时内心一定是非常得意而又感到有些哭笑不得的。请扪心自问：我们是否能够否认中国拥有影响国际规则制定的能力呢？如果我们承认中国作为大国是一个与我们同台竞技的玩家，我们难道不应该敦促中国承担起一个“全局性利益攸关方”（a systemic stakeholder）的责任吗？

正如拥有数十年经验的美国与亚洲关系问题专家杰夫·巴德（Jeff Bader）最近指出的那样：“美国在试图影响中国的行为时面临着许多挑战，这些挑战无疑已经比罗伯特·佐利克2005年提出‘利益攸关方’这一概念时变得更加严峻”。今天的中国经济规模更大、实力更强，而且状态正佳，中国认为没有必要去接受一个已深陷混乱的西方给出的诸多标准。中国提出的许多主张都是我们不喜欢的，而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局面。

不过，杰夫·巴德也指出，我们应通过外交手段去构建一个全球性框架，中国可以在这个框架内进行一些调整，如此一来中国的行为就不会对全局性利益造成破坏（our diplomacy should work out a global framework within which China can make adjustments to support systemic interests）。我们不应听任中国去打破现有国际体系或去寻求建立一个对抗性的国际秩序，后者将是一个极具风险的举动。

美国自身当然也是“利益攸关方”之一。在整个20世纪，有25万美国人死在了亚洲国家的土地上。这也正如拿破仑所说，国家利益的边界由其士兵的墓地所划定（the borders of a nation’s interests are marked by the graves of its soldiers）。美国不应因某人的一席出于选举考虑发表的不靠谱的贸易谈话就放弃自己在亚洲的利益，美国也不应把自己与一些国家建立的联盟关系贬低为一种被“对驻军、以小事大和贸易关系的阴暗描述”（shady accountings of troops,tribute,and trade）所定义的权宜之计。

美国需要提高警惕：发生误判和非预期后果的风险正在增加。澳大利亚前总理、美国的老朋友、以学生身份密切关注中国的陆克文（Kevin Rudd）最近发出警告：“一个完全‘脱钩’的世界将变得极度不稳定，它会打破过去40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设，让东西方之间的铁幕重新落下，它预示着新的常规和核军备竞赛的开启以及随之而来的巨大风险和战略稳定的丧失”。

中美两国陷入冲突——无论出于有意还是无意——都将导致无法估量的代价和危险。人类在20世纪已经见证了令人震惊的具有工业时代特征的大毁灭，我们不要以为21世纪的网络时代不会发生这种灾难，其破坏性可能相同甚至更大。

美国需要通过与盟友、伙伴国家之间长期形成的合作关系来强化自己的影响力；美国需要挽救、升级乃至扩大以开放精神、对规则的遵守和纠纷的公平解决为特征的国际贸易体系；美国需要向其他国家展现美国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和贸易机会的提供者的形象，让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们享有尊严、感受到美国的尊重；美国需要在与中国展开互利合作的同时管控好两国之间的分歧。美中两国作为“利益攸关方”展开合作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没有分歧，“利益攸关方”之间也存在竞争关系。对分歧的管控应该在一个能够产生共同利益的更大的框架内进行（the management of their differences should take place within a larger framework that offers common benefits）。

当我在2005年选择使用“利益攸关方”这个词的时候，我在心中的预设是各“利益攸关方”在一项共同事业中拥有各自的利益（interests in a shared enterprise）。为了维护这种利益、让这种利益与时俱进并扩大这种利益，为之付出努力（甚至坚持不懈的努力）是值得的（that interest is worth work,even perseverance,to preserve,adapt,and grow）。只有傻瓜和内心怯懦的人才会放弃这一共同事业。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2020年2月14日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