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关关难过关关过 || 大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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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所写的《生于忧患，死于傲慢》《莫让浮云遮望眼：从脱钩说起》，收到不少反馈。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担心，中国在开放环境下走出的现代文明之路，未来有可能出现大的不确定性，被封闭之气影响。有人甚至悲观预测，“再这么下去，学英语可能都是崇洋媚外”。

同时，也有朋友与我商榷。他们比较集中的意见是，“为什么不把这些道理说给美国人听？我们也不想脱钩，就像我们也不愿意搞贸易摩擦。但美国一定要摩擦、脱钩，你非说不脱？” “别太善良，既要准备好酒，也要准备猎枪！” “中美合作世界太平，但别人已经把刀放在你的脖子上，还不丢掉幻想吗？”

回答这样的问题并不容易。特别是在新冠疫情蔓延到如此地步，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多万，政客在被动之下卸责甩锅，致使双边舆情波澜起伏之时。但我还是愿意尝试。

这篇文章希望探讨的是，从根本上说，中美之间的矛盾是完全无解，因此只会越来越对抗和撕裂？还是能够通过双边努力，打开新的建设性互动空间？

如果答案是后者，我们就要去想，疫情总会过去，美国大选11月也要见分晓，现在就应提前思考与布局，如何在中美之间打开“再理解”、“再平衡”、“再出发”的新视野？

如果说中美之间的矛盾完全无解，大半个世纪以来，最接近这一结论的时候应该是新中国成立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

尼克松对共产主义的立场众所周知，但正是在他任内，推动了中美关系和解。他把这一和解称为“战后最具有戏剧性的地缘政治事件”，而且他认为，即便不存在苏联威胁，美国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建立一种新关系也是当务之急。他说他赞同戴高乐的建议，“虽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不抱幻想，但是美国不应该让中国怒气冲冲地陷于孤立”，“不要等中国强大了使你不得不承认它”。

中国古话说，“仇必和而解”。尼克松为什么要推动和解？最近重读他1988年出版的《1999：不战而胜》，很多话虽是针对前苏联，但也体现了他的世界观：

1、我们应同苏联发展一种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新关系，这种关系承认尽管两国有不可调和的分歧并将继续进行全面竞争，但两国应共同避免因这些分歧而打仗。

2、核战争中不会有战胜者，只有战败者。苏联人追求的是不战而胜。我们的对策不应是不胜而和。我们也应追求不战而胜。苏联人矢志不移地要实现建立共产主义世界的目标，我们则矢志不移地要实现建立自由世界的目标，使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谁来治理他们以及如何进行治理。

3、完美的和平——一个没有矛盾的世界——是个幻想。现实的和平不是矛盾的终结，而是学会与矛盾共存的一种手段。现实的和平是一个过程——一个处理和控制竞争中的各国、各种制度和各种国际野心之间发生的冲突的持续的过程。我们的任务不是设法消除一切矛盾——这是不可能的——而是处理矛盾使之不至爆发为战争。

4、我们应努力为这个世界勾划出轮廓，但我们不应该按照自己的面目来改造这个世界。我们应认识到，对我们行得通的制度对于经历不同的其他人未必行得通。我们笃信我们的价值观念，但是这些价值观念中的一个基本信条就是不把它强加于人。我们的价值观念只能以示范的方式向他人传播，而不能强制他们接受。

5、我们的对华政策可能犯的最大错误是热衷于采取美国特有的做法，苦口婆心地训导别国如何处理其政治事务。中国人是个独立性极强的民族，对于外人企图影响或主宰他国事务历来很有反感。

6、大国之间的关系不是茶话会或办喜事，而是件复杂的精致品，必须时刻予以关注和照料。我们若不谨慎从事，会出毛病的地方很可能都要出毛病。我们今天与之交往的那个国家（中国）还刚刚开始在这个现代世界里摸索前进，而明天，同他们打交道则可能是世界的头号大国。

7、中美两国人民都在世界上最能干的人民之列，天赋的潜力都很大。展望21世纪，我们看到的是，土壤和气候都适于培育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大有可为，它能把这个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推至空前未有的高度。

引述了这么多，是想说，中美曾是敌国（尼克松提到毛泽东的长子就死在朝鲜交战中），但世易时移，仍能跨越大洋去握手。美国确有“美国例外论”、“美国优越论”等傲慢，但在处理大国关系上，“不引向战争”、“和平竞赛”也有很深的基础。

尼克松说，中美能够和解有三个原因：在遏制苏联方面有共同利益；友好关系显然会带来更多经济和文化上的好处；原子时代的严峻现实，强国之间虽有分歧仍应交往，“否则就可能产生误解和错误的判断，这种风险是现代世界担当不起的”。

“在这两个一度曾经是如此不同，如此具有威胁性和难以沟通、格格不入的社会之间，现在正在编结一种了解和相互依存的网络，所有友好国家关系之间都难免时而发生颠簸，这种网络有助于减轻颠簸。”今天读这样的话，对中美双方都有启示，现在需要更多的减轻颠簸的网络，而不是剪刀。

“我们时代的奇迹之一是中国在惨遭20世纪各种最可怕的天灾人祸之后，在21世纪必将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头等大国。”这是尼克松在1988年的预言。

30多年后，面对这样的一个中国，美国不可能不“再定位”、“再适应”、“再平衡”。这一过程不始于特朗普，也不会终于特朗普。

特朗普主张美国优先，甚至要“退群”，在某种意义上表明，美国的力量不足以管控世界，不想管那么多事了，他要通过重修与他国的关系，为自身争取更大利益。这并不是不可理解的。

尼克松书中写道：“当我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前6个月见到他时，他问我：‘美国的唯一目标就是和平吗？’我回答说我们要的和平不只是不打仗，而是‘公正的和平’。”

其实特朗普要的也不是战争，不是和中国市场脱钩，他念念不忘的是让中国购买更多美国产品，认为中国过去占了美国太大便宜，他要通过“公平贸易”把损失要回来。这就是贸易谈判要解决的问题。

其实美国很清楚，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中国的和平稳定繁荣对美国也有重要意义，过去几十年美国从中国获得了巨大利益。可以说，美国大部分全球化大公司能站在全球之巅，在中国的成功是重要垫脚石。

从国家层面看，中国为美国提供廉价货物以抑制通胀，让美国老百姓用更少的钱买更好的东西，同时中国在服务贸易方面对美国大量支出（如留学、旅游、就医、知识产权、运输），挣的是辛苦的工钱，买的都是价格不菲的服务（如学费）与品牌。中国把大量外汇储备用于购买美国国债，让储蓄率低下的美国可以获得便宜资金维持繁荣，同时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的回报率则远超美国国债收益率。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18年底，美国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7万多个，实际投入850多亿美元。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统计，截至2018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收益率（投资收益/投资存量）为8.9%，而在中国的投资收益率为11.2%。

从这些角度看，美国会罔顾自身巨大利益和中国完全脱钩吗？不会。特朗普想的是，该拿的利益一个不能少，过去应该拿但还没有拿到的，现在也要拿回来。中美贸易摩擦边谈边斗，边斗边谈，最终还是走向“合和之道”，取得了进展，说明只要有更大的利益，美国就不会脱钩，因为脱钩意味着放弃利益。

美国对中国在高科技投资等方面有诸多限制，本质也是为了守住最重要的利益环节。

对特朗普的做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去年5月曾撰文，《中国不是我们经济问题的根源，企业的贪婪才是》。他指出，真正的战争不是与中国，而是与美国自己的大公司，许多公司在赚大钱的同时却无法给自己的工人支付像样的工资。美国的商业领袖和巨富们推动减税、增加垄断权力和离岸外包——一切为了获得更大利润的事情——同时拒绝任何让美国社会更加公平的政策。

今天看起来中美矛盾重重，且有扩大化之势，但因为分歧就导向分裂，这种可能性其实并不大。对美国来说，真正谋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如尼克松所说，现实的和平是“一个处理和控制竞争中的各国、各种制度和各种国际野心之间发生的冲突的持续的过程”。矛盾冲突是客观存在，也会持续发生，但无论从现实利益还是长远利益出发，中美之间的冲突，有很大可能还是会沿着“处理和控制”的轨迹加以解决，而不是陷入“放大与加强”的泥沼。

在1972年那么意识形态化的年代，中美关系能够破冰，显示了两国的远见，对世界也是巨大贡献。此后近半个世纪，中美间既有风和日丽，也有风云莫测，走过来并不容易。

中国第九任外交部长李肇星在《说不尽的外交》一书中有过这样的叙述——

苏联解体后，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出于意识形态偏见，把最惠国待遇作为武器用来对付中国。从1990到2000年（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和1993年克林顿上台第一年除外），每年美国国会都要就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进行辩论，持续两个多月，但讨论的不是中国是否允许自由移民，而是人权、宗教、计划生育、台湾、西藏、核不扩散、贸易逆差、劳改产品等不相干的问题。这实际上成为美国国会牵制政府对华政策和要挟中国的重要手段。（注：最惠国待遇指缔约国双方在通商、航海、关税、公民法律地位等方面相互给予的不低于现时或将来给予任何第三国的优惠、特权或豁免待遇。）

那些年，不管两国关系出现什么问题，都会反映到美国国会审议对华最惠国待遇的辩论中。给两国关系带来严重干扰，导致中美关系出现“上半年波动、下半年稳定”的怪现象。美国这么做还在国际上造成一种印象，好像美国每年都要恩赐什么东西给中国，中国有求于美国；中国得听话，否则就会被美国国会“修理”。

中国老百姓很不高兴，明明是互利共赢的事情，美国凭什么拿最惠国待遇说事儿，这不是霸权主义又是什么？

如果今天发生最惠国待遇的事，我相信很多中国年轻人都会拍案而起：“理他什么最惠国？！我们自己有这么大市场，自给自足算了。”

但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呢？

当初中国坚持推动“入世”谈判，特别是在和美国谈判中千方百计排除干扰，哪怕“黑发人谈成了白发人”也不放弃。终于，1999年11月15日，中美就中国入世达成双边协议，为中国“入世”扫清了最大障碍。

这时美国就面临着选择：要么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后改称“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使美国能从中国“入世”中获得好处；要么援引互不适用条款，将中国开放市场带来的机会拱手让给别国。当时美国三大广播公司和CNN长时间播放支持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广告：从太空俯视地球，看到美国和中国，接着出现中国商人、学生和他们的老师，还有人在打篮球。画外音说：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新的贸易协议将使中国向美国的商品和服务打开市场大门。现在是国会作出选择的时候了，是选择孤立还是接触？

通过各方共同努力，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分别于2000年5月24日、9月20日通过有关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议案。中美关系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入世”对中国的作用这里不多说了。中国的外贸企业解决了全国20%-25%的就业，创造了巨大的外汇储备，建立了中国供应链在全球的优势，这都和“入世”分不开。

如果当初，因为人权、宗教、计划生育等等任何一方面的分歧，就放大，就升级，就诛心，就不玩了，中国经济会有今天吗？要斗争，但斗争也是艺术，而斗争的目的，是要服务服从于一个更大的大局。

以上从美国和中国两方面的视角，表达了中美虽有分歧仍可破冰合作的观点。

接下来直面一个更棘手的问题：从制度和意识形态看，中美之间的分歧是不是不可调和的？

无论中美，很多人的回答都是Yes。

在不少美国人的潜意识里，美国富有特殊使命，是天选之民，是世上的光，“如山巅之城，为万众瞻仰”。一部从拓荒奋斗到称雄世界、开辟新秩序的美国史，也让美国人的自信有着坚实根基。

而在中国，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一代，自觉挺中，并不是因为不了解世界、盲目自大，而是走遍世界，看到中国实实在在进步了，而美国在某些方面反倒停滞不前，还要经常指责中国，自然会站到声讨美国的一边。

这是新兴大国崛起过程中必然经历的常态。但我觉得，尽管我们对自己有信心，也没有真正回答好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到底是靠什么崛起的？中国特色道路和美国的价值观与制度只有不同、没有交汇吗？

我的基本观点是：

1、人类在很多方面是相通的。无论是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还是选择改革开放与世界拥抱，说明在制度和意识形态上，中国和世界存在着同心圆关系，即在根本价值观上有相融的一面。中国常说“借鉴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也是这个意思。如果这一点我们不明确，而有些含混，很可能导致中国越强大国外越担心，因为这好像是一个“异质的”乃至“可怕的”存在在崛起。

2、现代化是人类的共同主题。现代化背后是现代价值观及其制度安排，也就是现代性。现代性在不同的国家、文化、情境下，实现方式不可能完全一致。现代性是每个地方的人民都能从内心长出的观念，如自由、平等、独立、公正等等。这里不存在“命定论”，即只有在某个特定之地（所谓“上帝应许之地”）才能产生现代性。

3、由此，中国在迈向现代化、建构现代主体性的过程中，也必然形成自己的特点与差异，和美国有所不同，再正常不过。正如人类文明有不同的发源地，当今世界的文明发展，也有“和而不同”的多种形态。差异性不排斥一致性，形态的差异，不等于“本体的对立”。

4、价值观落实为制度。制度非常重要，它是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竞争最终是制度的竞争，看谁能建立更有效的制度，看谁的制度更具自我更新能力。但制度并不是简单抽象的概念。首先，制度是一系列用于约束人的行为、调整人与人利益关系的社会规则，既包括成文的正式法律、法令、章程（他律规范），也包括不成文的习俗、传统、道德伦理（自律规范），等等。其次，制度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不断演进和动态调整的过程。制度不是一颗贴了某种标签的种子，丢到地里，就能长出标签认定的模样。制度是活的，是无数参与者的共同创造。凡是能动态响应社会需求、以人为本、倾听人民呼声、不断改进的制度，就是进步的制度。一种制度有没有生命力，关键看实际的治理效果。善治是良序的最佳证明。

相反，一种当初被历史证明是优越的制度，如果形成路径依赖，以为自己的制度到顶了，可以一劳永逸了，就会忽略从人类社会新的创造实践中汲取营养。那么，这种制度所能带动的创造力，就会逐步下降。

用上述逻辑来分析美国和中国，会有什么结论呢？

先说美国。

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有愿景，自由开放，有奋斗精神和创新精神。历史上美国不仅为世界提供了大量商品和服务，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创新、制度、秩序等等。

尼克松说：“我们的制度旨在使个人在不违反公共秩序和不侵害他人权利的前提下有最大的活动余地。我们解放了个人的创造力，而苏联人则囚禁了他们之中最有创造力的人。我们创建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制度——其最令人艳羡之处不是它的产品而是它的自由——而苏联人则建立了一个被官僚机构窒息的停滞的社会。”这是对美国制度的总结，前苏联确实也在这样的制度竞赛中失败了。

前苏联的瓦解，根本原因是人民凝聚力的瓦解。

前苏联瓦解后，美国的制度和秩序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更通畅地供给了全世界，并获得了巨大红利（如美元红利，知识产权红利，文化红利）。但红利的另一面也有“负利”。靠资本、品牌和知识产权打遍天下，不知不觉就弱化了制造能力和生产性创新的能力。全世界都相信美元，都买美国国债，也会助长无需进行结构改革就能沉浸于太平胜景的虚浮感。作为规则开创者，美国还有一种巨大优势，就是诉讼力，美国的律师无所不在，无孔不入，但诉讼主义的过度兴盛，不仅是巨大的交易成本，从根本上是保护既得利益群体和既有游戏规则的，从客观上是妨碍创新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的。

美国制度有其优越性，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和深层次矛盾，很多美国和世界上的学者都做过严肃研究，特别是在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

再说中国。

改革开放是中国制度的重大变革之始，是一场危机驱动（农村是饥饿驱动，城市是失业驱动）的自我革命。当时相比发达国家，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法治化水平很低，制度很不完善，但中国通过变革进行制度完善的努力从未停止过。

西方经济学家强调“斯诺增长”（源于贸易与专业化分工的增长），“熊彼特增长”（源于创新的增长），“奥尔森增长 ”（源于改进激励、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创新的增长），这些增长在中国一直在发生。中国经济制度的演进方向，和尼克松引以为傲的“解放了个人的创造力”并无二致。

除此之外，中国还有超级奋斗的人力资本，有地方竞争背景下的两个经济人（企业是市场主体，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有多种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有后发成长易于使用新技术、发展新经济的“弯道超车”……这一切结合起来，让中国脱胎换骨。

所以总结来说，我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从深层价值观层面，和全世界所有可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没有根本性的差别。大家都是现代文明运动队的成员。一切发展都基于人性，离不开对人的尊重、激发、满足、保障。

而从制度层面，中国演进的方向，就是人与人重复博弈所形成的原则，如诚信，合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因此，中国的道路不是奇奇怪怪的道路，而是证明了人类共同价值的作用。中国一直都是有自己的特色的，但只有当这种特色和以人为本的方向，和人类共同价值，和全球化开放合作秩序相结合的时候，中国才脱颖而出。

中国道路也证明了，哪怕一开始很不完善，但只要是“活的制度”，即制度始终处在改善之中，其所激发的创造能量，会比那些优越的“固化制度”更大，更多。

如果有机会跟美国朋友讲中国故事，这就是我的基本脉络。美国精神的闪耀时刻是西部探险，是硅谷传奇，中国的改革开放也造就了无数中国的探险与传奇。这背后都是“梦想加努力，再有一点好运气，你就可以实现它”的绽放与胜利。因为基数低，更因为充满危机感和追赶意识，中国的制度变迁速度更快，创造增量的意愿更强。

中国的制度并不是最完善的，还有不少漏洞和不足，但中国制度的完善速度可能是世界最快的国家之一。这是中国的力量之所在。我从太多案例中可以预见，中国创造力的喷发远未结束。依托今天的资源、技术、合作与想象力，中国为人类做出新贡献，创造出各种“新四大发明”的时代才刚刚开始。

我在上世纪80年代所受的大学教育中，将现代价值观融入了血液，其中有很多知识和观念都源自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学习。

从中美贸易摩擦起，我写过很多文章批评特朗普政府的做法，但我反对逢美就反，反对只要谁说了一句中国的不好，他就会被认为不好。如果我们的国家一直都是如此之好，好的什么都说不得，那根本用不着搞改革开放。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特别是忘记历史的真实。

正是在接受现代价值观的过程中，我也深深体会到，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要有勇气用自己的理智去思考。简单地把某国的今天作为中国的明天，这恰恰是主体性思维遗失的表现。

歌德在《浮士德》中说：“凡是赋予整个人类的一切，我都要在内心中体味参透，保留在我精神的天地之中，在我心中堆起人类的苦乐，让我自己的自我发展融入人类无束缚的自我。”不经自己独立的观察、判断、思考，则主体性人格就无法建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无从达成。

大学毕业后的30年，我很幸运，主要是在珠三角和长三角，亲自采访见证了中国经济改天换地的过程，这些实实在在的经历让我深信，现代价值观青睐中国，中国有机会成为现代价值观的践行者，真正造福人民，并为世界做出应有贡献。司马迁尝言：“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德。”百年复兴，百年功业，不靠巧，不靠术，靠德，靠诚，靠和人类文明接轨的现代价值观。对此须臾不可忘怀。

今天是一个新的关键时刻。

尼克松在1988年展望千年一遇的2000年的时候说，“在这历史性的一天，人类将首次面临这样的选择：不仅是我们能否使未来变得比过去更美好，而且是我们能否活下去过未来的好日子”。

美好的价值有时也很娇嫩，需要不断照料和培育，如果疏怠，无所谓，它也会凋萎以至死亡。

我们要努力防止全球激进主义，民粹主义，尽力维护作为全球化基础的互信。即使接下来，全球化进入一个迂回期、困难期，也要相信，全球化体系在一定调整后还会以新的形态出现、以更高的水平呈现，并为此付出努力。

我们要进一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政策驱动型的制度变迁”迈向“价值观驱动型的制度变迁”，如此不仅可以使中国价值在全球获得更大的通约性、认同感，在我们这个14亿人口的大国内部，也能让所有人感到，改革、开放、激活、发展的道路不会摇摆，而将更加定型化，更加可预期。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利益而变革，这是中国道路活的灵魂。

越是外部环境出现压力，我们越要清醒。

我们不是要活在别人给自己造成的阴影里，我们要活在为明天创新价值的努力中。关关难过关关过，办法总比困难多。

中国需要新的话语体系。让中国梦也成为世界梦，文明梦，开放梦。中美之间需要再认识，再平衡。

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如同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先辈们做出的历史选择一样，将对未来产生深刻而长远的影响。责任不可谓不重，选择不能够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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