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名校谈48｜宾大景观系主任Richard Weller ：带你系统分类当代风景园林学！

全文刊登于《风景园林》2019年第7期P8-25

理查德·韦勒，李宾，张诗阳 . 景观类型：面向当代风景园林学的一种分类法 [J]. 风景园林， 2019， 26（7）：8-25.

著：（美）理查德·韦勒

宾夕法尼亚大学景观系教授及系主任 / 迈尔森城市化基金会主席 / 伊恩·麦克哈格中心联合执行总监 / 近期研究聚焦全球生物多样性与城市增长的热点区域

译：李宾

男 / 白族 /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在读博士研究生 / 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

校：张诗阳

男 / 博士 /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讲师 / 研究方向为现代景观设计理论、区域景观系统、城市景观

摘要：当代风景园林项目中所蕴含的设计哲学和形式来源缺乏一种系统的分类与讨论。通过提出11种类型，构建一种当代分类法。这些类型包括：场所精神、反传统主义、奇观、赛博格、数字景观、不确定性、管理主义、行动主义、弹性、景观都市主义和宏大规划。分类不企图将风景园林师的所有工作归入明确类型，而是强调其可识别性特质，不仅对特定项目，对整个风景园林学科也具有重要作用。每一种类型既可作为潜在语言工具，为当代设计构建更广泛的讨论基础，又可作为明确主题，帮助设计师更自觉地探索设计的原创性。望以此激发对景观类型的讨论。

关键词：风景园林；景观类型；分类法

19世纪晚期以来，艺术和建筑相关的美学实践被周期性地梳理分类，而此举在风景园林学中却是少见的。虽然设计学院都在尝试有逻辑地组织开展课程，但仍缺乏关于当代风景园林学分类法的相关著作。这里的分类法并非指传统意义上的项目类型划分，例如公园或广场；而是指不同的体裁，字面上可理解为“艺术构成的方式，如形式、风格或主题相似的音乐或文化作品”。

在尝试进行当代风景园林学合理分类法的思考实验中，笔者惊讶地发现至少有11种显而易见且经得起推敲的类型：场所精神、反传统主义、奇观、赛博格、数字景观、不确定性、管理主义、行动主义、弹性、景观都市主义和宏大规划。笔者将通过实际案例对每种类型进行简明讨论。

这些类型无意涵盖风景园林师所做的一切，而只是收集整理出一个工作集合：包括一系列实践、方法和相关审美。笔者认为无论现在还是不久的将来这些都将是最重要和最具参考价值的专业实践案例。这种分类实验的目的不是为了创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分类系统，而是想在目前破碎孤立的学科领域中找到一些共同点，从而达到1+1>2的目的。简而言之，分类法具有扩展思考的价值。

编辑｜Winnie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公众号“风景园林杂志”

（ID：LAmagazine）

场所精神

1731年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在写给伯灵顿勋爵的书信中，敦促设计师“向所有场所中所蕴含的精神求教”，场所精神由此成为英国如画园林的源泉。蒲柏的忠告在大约3个世纪后被再次唤醒，20世纪后半叶，伊恩·麦克哈格（Ian McHarg），克里斯汀·诺伯格·舒尔茨（Christian Norberg Shultz），肯尼思·弗兰姆普顿（Kenneth Frampton）三人都不约而同地反对现代主义建筑中的无地方性与全球幽灵式的郊区蔓延。对三人而言，现代性与传统、发展与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可以在诗意和理性的设计中重新调和。

风景园林师通常认为他们的设计可以呈现出场所精神或场所感，后者是前者科学合理化后的版本。而当设计师们将设计理念和设计工作放在更广泛的范围来讨论时，一类是坚信基于身份认同的场所可以贯穿设计始终，另一类则反对场所精神并将其视为本质上的迷信。EMF景观事务所（Estudio Marti Franch）在西班牙设计的十字架海角修复项目（Cap des Creus）和Topotek 1、Superflex及BIG事务所在哥本哈根设计的超级线性公园（Superkilen）则分别位于这一范畴的两个极端。

在被EMF小心翼翼地改造前，十字架海岬被一个庞大的地中海俱乐部度假村占据。新的十字架海角更多的是通过做减法的方式，在视觉上将场地恢复到原本的“自然”状态，同时，EMF也保留了度假村的某些痕迹，将其作为合理存在的重写本印刻在场地中，并通过重新组织原始地形上的游览路径，使游客与地貌环境能更亲密地接触。

▲ EMF 将十字架海角的景观意向深刻地植入到游憩路径中，以加深游客戏剧化的体验

通常来说，通过加法而非减法来表达场所精神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当景观已经损坏到难以辨认。相较于对场地自然和文化历史的深度挖掘，超级线性公园转而对周边社区中多样性的当代文化进行大胆而有意义的表达。Topotek 1的马丁·雷恩·卡诺（Martin Rein-Cano）承认他们的设计倡导活动、空间和象征的不一致性。超级线性公园对于场所的设计探讨具有重要意义，其主观地忽略神秘的场所精神，而体现了地方实践中全球意识的觉醒，并能够将其与日常生活中“混乱的生命力”联系起来。

▲ 由 Topotek 1 设计的超级线性公园中具有标识性的节点和相关铺装图案细节

场所精神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场所记忆中。然而，设计的挑战在于，虽然记忆是个人的，但风景园林师工作所涉及的公共空间却不是。因此，风景园林师必须应对某种预兆，诸如不可避免且不真实的审美风险。正如弗兰姆普顿一直坚持的那样，设计师要给予传统信任，而非诉诸伪造遗迹和过分多愁善感。最好的状况是，传统不是对过去故事和风格的重复，而是对其进行当代的重新诠释。例如，王澍的建筑实践和朱育帆的风景园林实践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场所精神中最具争议的问题广泛存在于风景园林师与当地社区的合作中，因为当地居民与场所的关系既是被深刻记忆的，同时也是日常发生的。澳大利亚风景园林师格雷戈·格拉布奇（Greg Grabasch）的工作从这个角度来看堪称典范，他致力于理解和服务澳大利亚土著人。丹尼·卡尔森（Dane Carlson）最新的工作也是如此，他将大量的时间投入到尼泊尔的村庄中。

反传统主义

1979年，玛莎·施瓦茨（Martha Schwartz）在波士顿联排别墅前院所摆放的64个百吉饼景观可作为对某些语境论中所预言的美学将死的反抗。艺术领域的反传统主义司空见惯，其定义为“对所珍视的信仰、制度或既定价值观、实践的‘攻击’或明确‘反对’”，而风景园林作品中的反传统主义则极为罕见。之前所讨论的超级线性公园可以被认为是反传统主义的，而2001年开放的由Room 4.1.3设计的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澳大利亚梦想花园”（the Garden of Australian Dreams）也是如此。除了使用非传统材料外，形式也具有颠覆性，它明确拒绝对任何“自然”的直接表现。仅对景观的表现方式做出回应，如地图、绘画和文本。

▲ 来自 ARM 和 Room 4.1.3 的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及澳大利亚梦花园方案平面

最近由跨学科风景园林杂志《LA+》主办的LA + Iconoclast国际设计竞赛可看作是对建成作品的反传统主义思考，它要求参赛者重新设计纽约中央公园。本次竞赛暂时卸下中央公园所象征的、也是风景园林学科长久以来所承担的天堂、田园和生态美学包袱。LA+Iconoclast国际设计竞赛提出的问题是，在人类世（Anthropocene）到来之际，是否会出现一种新的景观美学来取代田园式与如画美学的主导地位？根据193个参赛作品判断，至少在Photoshop中，答案是肯定的。

▲ LA+Iconoclast 国际设计竞赛以中央公园被恐怖分子袭击作为假设前提，促使对其进行重新设计

奇观

回顾近期风景园林实践作品，包括1996年由West 8重新设计的鹿特丹剧院广场（Shouwburgplein），卡瑞斯·恩·布兰兹（Karres en Brands）设计的墨尔本联邦广场（Federation Square），丹尼尔·布伦（Daniel Buren）在巴黎设计的皇家宫殿（the Palais Royale in Paris）广场，以及最近曼哈顿一系列由资本所塑造的奇观。

剧场广场中的巨型红色可移动雕塑灯具创造了一种奇观，联邦广场则通过强化复杂平面的构型来与背景折角式建筑强势对话。景观的奇观在这里既是舞台背景，也是舞台本身。就这点来说，没有比丹尼尔·布伦在巴黎皇家宫殿前精心设计的黑白相间柱阵更精妙的了。进入空间的游客几乎立刻转变为舞台上的演员，同时与柱阵开展互动，摆出拍照的造型。而当空无一人时，通过与周围宫殿的建筑遗产并置，布伦的柱子提醒我们景观可以既大胆又美丽。

▲ 丹尼尔·布伦在巴黎设计的皇家宫殿广场

受巴黎绿荫步道（Promenade Plantee）的启发，著名的纽约高线公园（High Line）将旧的基础设施转变为以曼哈顿为背景的极具吸引力的T台。而高线在社会和美学上处于一种严格的掌控中，更不用提政策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它引发了人们将其视为当代公共空间模型的根本真实性和价值的质疑。

▲ 由 JCFO 设计的高线公园穿越曼哈顿格网

奇观是设计师当下可利用自身优势的有力资源，但也是一种浮士德式的恶魔交易。例如，由托马斯·赫瑟威克（Thomas Heatherwick）设计的哈德逊河55号码头项目（Pier 55）。一方面，曼哈顿岛需要更多的公共空间，另一方面，在哈德逊河中建造仿佛坐落在巨型高尔夫球座网格上的公园如同一部荒诞剧。风景园林师马修斯·尼尔森（Mathews Nielsen，MNLA）能否在如此极端的环境中建造出一个可行的景观还有待观察。

▲ 由托马斯·赫瑟威克和马修斯·尼尔森在哈德逊河中所设计的 55 号码头项目的图解

赛博格

从风景园林的角度来看，女权主义学者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曾说过最令人难忘的事之一就是：“赛博格不识伊甸园；它既非来自于土，亦不会归于土”。赛博格的美学来自自然和非自然的混合，或是“正常”机体内生长出的突变体，如臭名昭著的“人耳鼠”（Vacanti Mouse），突变体在“正常”身体上生长，或是如同终结者一样掩藏在人类皮肤下的半机械体。虽说风景园林的每一个实践都具有赛博格特性，但当代景观美学中通过表层和基底之间有意识地相互作用来揭示赛博格的特性是亟待发展的。科技在风景园林中的作用通常都会被掩藏。

▲ 赛博格的混合身份

通过号召广泛的支持者，劳里·欧林（Laurie Olin）和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在风景园林师米亚·莱勒（Mia Lehrer）长期不懈努力的基础上，正在塑造新的贯穿整个洛杉矶混凝土河道的蓝绿生命线。该项目尚未设计，但我们事先可以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有的话，这个赛博格工程应在多大程度上让人回忆起“自然”。

另一个被比喻为赛博格的项目是格兰特事务所（Grant Associates）所设计的新加坡“滨海湾花园”（Gardens by the Bay），也称超级树（Supertrees）。在哈拉维的项目中，赛博格是彰显其技术本质的花园。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很重要，因为没有生命活力的赛博格只是一种装饰或遗产。例如，理查德·哈格（Rich Haag）的西雅图油气公园（Gasworks Park）和彼得·拉茨（Peter Latz）的杜伊斯堡北风景公园（Duisburg Nord）并非赛博格，而是经过美化的遗产。相反，拉茨最近在特拉维夫（Tel-aviv）南部占地约809.37 hm²（2 000英亩）的垃圾填埋场开展的阿里尔·沙龙公园（Ariel Sharon Parc）的工作，至少在目前，显示了治理该场地中有毒物质的持续过程是一种有生命的赛博格。

▲ 由格兰特事务所在新加坡滨海湾花园设计的超级树

虽然这似乎与风景园林传统价值观相对立，但无论是贵族庄园中的养橙温室，还是如迪士尼未来世界主题公园（EPCOT）和亚利桑那州的生物圈II项目（the Biosphere II project in Arizona）类似的诸多20世纪实验，对创造一个脱离外界生物圈的封闭景观系统的尝试总让人着迷。目光回到地球上，阿联酋副总统谢赫·穆罕默德·本·拉希德（Sheikh Mohammed bin Rashid）意图构建这个时代的生物圈II项目，他委托BIG事务所设计了“火星科学城”（Mars Science City），一个由5个圆顶建筑组成的面积达17.5 hm²的建筑群，旨在模拟火星环境。

▲ 一个封闭的外星球生态系统

数字景观

数字技术开始在设计实践中取代手绘已有30余年的历史，建筑和风景园林领域如何利用这种技术之间的关键差异开始显现。这里包含两个方面，第一是能够创建或挖掘自身所产生的数据，而不仅是从权威机构被动接收；第二是在包含时间维度的四维层面提升模拟复杂的系统（如水文、生态系统、城市，以及地球系统）的能力，而不仅是三维空间的模拟。虽然数字自然类型的出现仍处于初期阶段，但基思·范德瑟斯（Keith VanDerSys），凯伦·麦克劳斯基（Karen M’Closkey），布拉德利·坎特雷尔（Bradley Cantrell），贾斯廷·霍尔茨曼（Justine Holzman），肖恩·伯克霍尔德（Sean Burkholder）和布莱恩·戴维斯（Brian Davis）等学者正在进行的流动景观模型的构建工作却是值得期待的。

自20世纪70年代史密森对遍布在新泽西州帕塞伊克（Passaic in New Jersey）的工业废墟产生浓厚兴趣之后，伯克霍尔德和戴维斯则继续关注其工业沉积物的流动。受美国陆军工程团委托，他们的未来健康港口计划（Healthy Port Futures project）项目以数字模型为基础对世界上最大的内陆水体—五大湖区（the Great Lakes of the USA and Canada ）的泥沙流量进行科学预测。

尽管这是完全工程学的成果，2011年荷兰海岸线“沙引擎”（Sand Motor）工程却可被视为数字景观的一个著名案例。“沙引擎”是一种新颖的海岸线保护方法，通过在沙滩特定位置上策略性地倾倒沙砾，使其沿海岸线稳定地重新分布。沙引擎技术标志着人类对环境预测技术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并即将在宏观和微观尺度上继续扩展。

▲ 模拟荷兰海岸“沙引擎”工程形态变化的平面分析

▲ 根据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的作品《海边僧侣》绘制的草图

不确定性

对麦克哈格而言，自然灾害的不确定性可以通过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来避免。艺术和科学对自然不确定性的接受源于20世纪早期量子物理的文化冲击，以及后来数学的混沌理论，其集中表现在流行文化中迷幻的曼德博集合（the Mandelbrot set）的分形图像中。不确定性—自然的内在随机性不是无序，而应是一种通向新形式秩序的途径。

▲ 曼德博集合的分形性质概述

在设计文化中，1984年拉维莱特公园（Parc De La Villette）竞赛中OMA的方案首次将不确定性作为设计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不是威胁。伴随着对设计非完成美学的日益关注，不确定性在1999年多伦多当斯维尔公园（Downsview Park）竞赛的最终入围作品中占据主导地位。3年后，JCFO将不确定性作为一种主要设计方法，以一项灵活的30年计划赢得清泉公园（Freshkills）设计竞赛，该计划旨在改造纽约史坦顿岛（Staten Island）上的世界最大的垃圾填埋场。

虽然对不确定性持开放态度，但清泉公园的景观仍可以通过自然演替重获新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其发展的时间箭头仍是线性的。一个更激进的方案是由瑞士风景园林师乔治·德康布斯（Georges Descombes）和德康布斯·兰皮尼工作室（Atelier Descombes Rampini）所组成的Group Superpositions事务所开展的日内瓦附近的艾尔河（Aire River）重建工程，这更像是史密森式的倾倒艺术对雕塑史的颠覆。河道部分的改造通过人工塑造菱形土方，这些土方旨在通过侵蚀、溶解并随时间的推移重置水流方向。艾尔河项目在“顺其自然”与“人工干预”之间摇摆。在当下设计语境中，暗示了如果求助于田园式美学是站不住脚的话，也许我们可以转而寄希望于仍然存在着的浪漫主义精神。

▲ 纽约史坦顿岛清泉公园的部分图解

▲ 由瑞士风景园林师乔治· 德康布斯和康布斯· 兰皮尼工作室组成的GroupSuperpositions 事务所设计日内瓦附近艾尔河项目的平面图解

管理主义

在朱利安·拉克斯沃西（Julian Raxworthy）的新著《过度生长：风景园林与园艺之间的实践》（Overgrown: Practices Betwee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Gardening）中，集中关注通过长期维护来恢复景观的有效途径。不仅延长了设计时间，还从根本上提高其精度和细微差别。

在过去30年间风景园林师丹尼斯·斯科特（Dennis Scott）一直与当地社区和机构合作，在奥克兰城市郊区边缘的怀赫科岛（Waiheke Island）上重新培育已经退化了的单一文化景观，试图使其恢复健康状态。这个项目的重要性在于它们超越了花园的特性，并将其扩展到更大规模的保护议题。

同样，两位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生物学家丹·詹森（Dan Janzen）和温尼·霍尔瓦赫（Winnie Hallwach），自1985年以来一直致力于丰富、管理和监测哥斯达黎加北部海岸瓜纳卡斯特保护区（Área de’ Conservación Guanacaste）165 000 hm²土地的生物多样性。詹森和霍尔瓦赫的花园集中体现了科学与浪漫，也标志着倾向于平衡且最好不受人类影响的荒野理想的终结。通过这种模式，既可以积极管理现有保护区，也可以探寻如何在完全人性化的人类世景观中创建新的保护区。詹森是一位没有刻意追求审美观念的生物学家，但他将自己的实践描述为“实际的风景园林作品”，或许本身就是一种反美学行为。

▲ 怀赫科景观修复前后对比，丹尼斯·斯科特在奥克兰郊外所进行的 30 年修复工程

行动主义

与管理者相类似，积极的行动主义挑战并扩展了风景园林师作为相对被动的服务提供者的现状。一般来说，行动主义者不仅对社会和生态正义问题发表政治批评，而且还主动采取实际行动。

在众多行动主义实践中，安妮·斯派恩（Anne Spirn）在费城西部磨溪（Mill Creek）的贫穷社区所做的工作中脱颖而出。斯派恩断断续续地与当地社区合作了30年，在居民中建立了她所谓的“景观素养”。斯派恩认为，社区可以在共享景观中找到团结和认同，又能够带来广泛的健康益处。

在设计文化的聚光灯之外，还潜藏着无数其他风景园林师的工作，他们将个人名利置于公众利益之后。例如，大沙盒（Big Sandbox）的首席策略师和“景观学习”（Learning Landscapes）的创始人洛伊丝·布林克（Lois Brink）专为费城和丹佛设计的公立校园。具有更高关注度的设计师，如代表SCAPE的凯特·奥夫（Kate Orff）和MASS的建筑师等也为能真正地因社区参与、吸纳支持者、促使地产融资以外的项目动工而自豪。虽然SCAPE是一种商业实践，但MASS专注于非洲的工作则是一个非营利性的实践：二者都作为道德和创新实践的模范，又都同时打破了与社区的密切接触就意味着放弃审美的既定思维。

弹性

行动主义越来越多地与构建社区和生态系统的弹性相关联，后者因受到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而脆弱不堪。弹性标识了某种范式的转变，是从灰色到绿色基础设施，从集中式到分散式系统，从工程防洪堤到“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转变。

▲ 表示人工干预（上图）和基于自然的弹性（下图）

在面对气候变化问题时，弹性是一个涉及多种形式的全球性问题，我们可以把目光转向美国东海岸正在进行的一系列以景观作为媒介来防洪或吸收洪水的独特工程。2010年，他们在现代艺术博物馆由巴里·伯格多尔（Barry Bergdoll）策划的上升水平面（Rising Waters）展览上展示了他们受委托的设计，一个通过沿岸湿地裙带来保护曼哈顿岛南端不受洪水侵袭的概念方案。随后，DLAND工作室和ARO基于自然的为曼哈顿岛设置缓冲空间的策略变成了由建筑事务所BIG、风景园林师MNLA和荷兰弹性规划师马蒂耶斯·布尤（Matthijs Bouw）领导的BIG U方案。

相反，荷兰人在抗击洪水上则较少体现出自然主义的弹性美学。2002年，基于对莱茵河承载能力扩大的相关研究，“还河流以空间”（Room for the River）作为一个协调和综合的集合开发项目包含34个子项目且遍布荷兰。除了国家水资源管理的实用主义外，也表明了创造公共设施和营造更具吸引力的河流景观的需求。

景观都市主义

景观都市主义是风景园林学的一种理论运动，旨在用景观取代建筑作为当代城市的基本组织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景观都市主义也希望在城市形态塑造过程中提升风景园林学科的影响力。

变幻莫测的景观都市主义仍然与一系列项目有关。例如，OMA的拉维莱特公园方案，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在新加坡One North研究型科技城中早期呈现的方案，JCFO的高线和珠江三角洲的前海城市设计，以及斯托斯（Stoss）被称为景观都市主义作品的多伦多下城规划（the Lower Dons in Toronto）。虽然每个方案包含了若干景观都市主义中的相关属性，但却都没有能够完全满足景观都市主义的全部理论要求。

如果不是整个城市，那么景观都市主义可能将其关注重点转移到城市边缘区域和泛城市区域中，这些地方生态系统受城市化的威胁最大，且景观确实作为其主要媒介存在。在发达国家，一个成功的例子是巴塞罗那，在理查德·福尔曼的基础分析和情景模型基础上，提出巴塞罗那都市圈区域性规划（the Pla Territorial Metropolita de Barcelona）。在发展中国家，也可转向戴维·加弗努尔（David Gouverneur）的“景观电枢”（landscape armatures），该方法试图引导快速发展且不受管制的城市周边地区中非正规住区的增长。

▲ 由景观生态学家理查德·TT·福尔曼提出的巴塞罗那的城市边缘区景观结构

宏大规划

宏大规划是预测城市增长和土地利用变化的大规模规划项目，并试图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确保适合生物多样性迁移的景观连通性。

形成大规模成片的栖息地目标被写入由196个国家签署的《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f Biological Diversity，简称CBD）中。该公约还为全球保护区制定了目标。目前，地球上15.4%的陆地表面受到某种形式的保护。

除保护区目标外，CBD还规定，受保护的土地必须具有代表性和连通性。这意味着17%的目标应该分别来自广泛分布于世界上的867个生态区，以便代表各自的生物多样性，并且连接当前一系列孤立的保护区碎片以确保物种能够迁移。将这些定量和定性目标结合起来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创建绿色基础设施，该网络的规划和设计需要风景园林师参与。

两个突出的连通性项目是从加拿大到美国的“黄石至育空保护倡议”（the Yellowstone to Yukon Conservation Initiative，简称Y2Y）和遍及整个非洲次大陆的“绿色长城”（Great Green Wall）计划。Y2Y于1993年提出，旨在合并并保护面积超过约129.5万km²（5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这些土地沿着美国西北部和加拿大西南部的山脉绵延约3 200 km 。Y2Y努力将栖息地连接到包含不同用途土地的广大地区，与300多个不同的组织、原住民团体、私人土地所有者和政府部门合作并提供支持。

▲ Y2Y 项目位置示意，从加拿大的育空地区到美国黄石公园延绵约 3 200 km（2 000 英里）

更具野心的是撒哈拉和萨赫勒地区的“绿色长城”计划（the Great Green Wall of the Sahara and Sahel Initiative，简称GGWSSI）。这条15 km宽的绿带从塞内加尔延伸到吉布提，全长约8 000 km，通过恢复被沙漠侵蚀的最前沿的退化土地来防沙治沙。

▲ 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萨赫勒的绿色长城所构建的生态系统位置

结论

限于文章篇幅，这里所述的每种类型的讨论都是可继续推进的。虽然在11种类型中引用的许多项目已是众所周知的风景园林经典项目，但却很少通过笔者所提及的类型来被认知。使用项目来构建和讨论类型很重要，因为它有助于识别学科固有的特征和问题。随着越来越多具有共同特征的项目群出现，对类型的认知开始逐渐明确和清晰。填补了对当代风景园林认知的缺口，让研究问题和实践领域可以继续开拓。

致谢

感谢宾夕法尼亚大学风景园林系学生

克里斯塔·赖默尔和苏姗娜·多萝兹对本文草稿的编辑和深入见解。

图片来源

文中所有图片均由理查德·韦勒教授绘制。

为了微信阅读体验，

文中参考文献标注进行了删减，详见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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