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环球邮报刊发长文,指出在2006年非典疫情之后,加拿大公共卫生部门已经非常准备的预测了一场新的大流行,以及大流行下各国会面临的问题,其细节与新冠疫情几乎一模一样,堪称神预测。但是遗憾的是,这个报道很快就被忘记了。以下为这篇精彩的调查报道的全文。
一到两个月后,大流行将席卷加拿大。
病毒不仅由病人传播,而且由没有症状的人传播。医疗用品短缺,卫生系统难以跟上。几个月后才会达到峰值,随之而来的将是死亡人数的激增。不久之后,这个国家将迎来第二次感染浪潮。
对于生活在新冠病毒疫情阴影下的人来说,这一切再熟悉不过了。
但是你知道吗,以上这些警告,来自于2006年一份关于大流行预防的加拿大联邦报告。14年后,报告中的描述准确得出奇。
早在COVID-19出现之前,加拿大各地的最高卫生当局就制定了一套应对方案,以应对与全球和加拿大目前面临的事情相似的情况。
该报告的联合作者之一是谭咏诗(Theresa Tam),她现在是加拿大的首席公共卫生官员,负责对抗新型冠状病毒。
据负责编写2006年文件的医生称,该文件是基于假设的、高度传染性的流感爆发而撰写。由于威胁并没有出现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报告的紧迫性逐渐消失。
今天来看,这份文件是几个很可信的警告中的一个,但是似乎并没有被人注意到。
2010年的一项加拿大联邦审计指出了加拿大医疗设备应急储备管理方面的问题;2018年对十年前爆发的H1N1猪流感疫情进行了评估,引发了人们对呼吸机短缺的担忧;2019年由全球科学家团队领导的一项研究,质疑了包括加拿大在内的许多国家预防、检测和应对重大疫情爆发的能力。
尽管这些警告非常有先见之明,但加拿大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还是严重低估了冠状病毒的严重性。
就在今年1月下旬,包括谭咏诗在内的联邦官员还表示,加拿大爆发大规模疫情的可能性非常低,不需要采取旅行限制等措施,也不太可能出现无症状的人传播病毒的风险。
“加拿大的风险比许多国家低得多,低得多,”谭咏诗博士1月29日在渥太华对国会议员们说。四天前,一名男子从武汉抵达多伦多,成为该国首例新冠感染病例。
“这将是罕见的,”她说。“不管这些病例有多少,我们都在全国范围内做好准备,以防出现疫情。”
九周后,由于超过1.9万起病例,加拿大全国大部分地区几乎处于封锁状态,联邦官员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立场,因为他们面临着医院医疗用品的严重短缺,并准备应对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的疫情高峰。
加拿大全国各地已有数百人死亡。根据联邦政府的预测,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将会失去生命。
政府几个月前对covid19的早期评估与病毒所造成的灾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让人们重新想起了多年前卫生官员已经发出的警告。
这些警告要么被淡化,要么被遗忘,要么被政府忽视,这使得一线医疗工作者处于更高的风险中,现在卫生当局调动一切可用资源,只是为了弥补不足。
联邦卫生部长帕蒂·哈伊杜(Patty Hajdu)上周表示:“卫生系统从来不是为这种激增设计,我认为联邦政府几十年来在公共卫生准备方面的资金不足。”
曾参与撰写2006年报告的达尔豪斯大学传染病专家乔安妮•兰利表示,在2003年非典(SARS)爆发后,准备这份报告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但它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最终消失了。
兰利博士在接受《环球邮报》采访时表示:“预防一种可能导致大量发病率或死亡率的新型感染,与制定任何计划一样重要。”
她说:“我认为,当我们出现非典型肺炎时,确实存在一种加快步伐的动力,这带来了许多改善。”
“然后这种动力就消失了,你忘记了这到底有多重要。有时领导人会说,我们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如果你处在公共卫生领域,你就知道你必须时刻准备着。”
这些警告,不会平息关于是否每个人都应该戴口罩的争论;它们也没有为政治家和公共卫生官员提供一个在危机中可以按部就班遵循的时间表,在知识不断发展的时代,这需要敏捷的、基于证据的决策。
但两者的相似之处足以让一些医疗专业人士感到惊讶,他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政府之前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在多伦多,代表1万名医生的倡导组织“关注安大略医生”主席库尔温德尔·考尔·吉尔直言不讳地做出了评估。
“我非常清楚那份(2006年的)报告,也非常清楚还有哪些工作没有做,”吉尔博士说。
周三,在一次关于这场危机的每日新闻发布会上,《环球报》试图询问谭咏诗博士,她对这场大流行的说法与她多年前的报告预测有什么不同。但是简报结束时,她或其他官员没有回答《环球报》的问题。
谭咏诗博士所在的部门后来发表了一份声明,其中援引她的话说,“我在全国各地的同事和我一直在密切合作,致力于迅速实施有效的、有针对性的控制措施,这些措施适合目前的情况……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注意潜在的副作用。包括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侵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以及对整个社会的破坏。”
去年12月30日晚上,一个名为ProMED的在线网络上突然出现了一个警报。ProMED是世界各地医院使用的一种监测新发疾病的系统。
“紧急通知,”通知说。“不明原因的肺炎。”
这条信息向ProMED网络上80多万名会员详细介绍了一次罕见疫情爆发的情况。ProMED是由国际传染病学会运营的,虽然尚不清楚细节,但鉴于该病毒的凶猛程度,它警告各地区的医疗机构“有针对性地加强多学科专业力量,如呼吸系统、传染病和重症医学……并改善医疗急救计划。”
换句话说,做好冲击的准备。
这是许多加拿大医生第一次听到后来被称为COVID-19的警告,这个现在已经被证实的警告在医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医生们知道这个警告意味着什么。
2006年,也就是SARS在加拿大造成44人死亡、数千人被隔离的三年后,卫生官员开始为这种危险做准备。
非典被视为一个对各国医疗体系敲响的警钟,下一次疫情的爆发可能会对加拿大的医疗体系造成更大的考验,因此加拿大一个医学专家小组开始起草一份应对方案。它的目的是为该国未来的大流行防备奠定基础。
现在看,这份方案简直是为新冠病毒量身打造的。
这份550页的文件预测,下一次流感大流行将首先出现在加拿大以外。这种病毒“在世界另一个地方出现后的3个月内出现在加拿大,但由于全球航空旅行的数量和速度,可能会更快出现。”
该报告假定,70%的人口将在大流行期间受到感染,但只有15%至35%的加拿大人会表现出疾病迹象,如咳嗽和发烧。即使病人没有表现出任何症状,也会有“相对较高的感染率”。
“大流行浪潮将在1-2个月内席卷加拿大,同时影响多个地区。这是基于对过去流行病传播的分析,”报告说,其中包括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当时士兵们坐火车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返回加拿大。
“在病毒到达加拿大后的2到4个月内,可能出现第一次发病高峰。第一个死亡高峰预计将在疾病高峰后约1个月出现,”该报告说,并预测可能出现两波或两波以上的大流行,每一波持续6至8周。
考虑到多重波浪的威胁,该文件呼吁加拿大政府储备从呼吸器到N95呼吸面罩、防护服、手套和面罩等一切物品。官员们总结道:“在大流行期间,所需的材料和供应将出现短缺。”因此,“持续16周的供应(即两波大流行)”是最低要求。
报告补充道:“政府无法控制这种情况何时会发生。”
正如医院工作人员最近几周所了解到的那样,这些关键的警告从未得到重视。随着非典成为历史,人们对致命疫情的担忧也随之消失。
在此次大流行期间,从口罩到检测设备和呼吸机等基本用品,医院的严重短缺撼动了医疗体系。吉尔医生在布兰普顿和米尔顿执业,他说,那里的医院在正常情况下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她说,她的同事现在很害怕,许多人不相信政府关于感染人数的数字,部分原因是没有症状的covid19的传播能力被低估了,这与2006年的报告警告的情况相反。
“他们只是在测试有症状的人,而没有症状的人可能是带菌者。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可能就是,”吉尔博士说。
她将缺乏广泛的、统一的检测和防护设备的短缺,归咎于渥太华在第一次得知该病毒时未能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
“应该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应对,”吉尔博士说,她代表她所在组织那些对病毒早期处理方式感到失望的医生们发言,“政府浪费了太多太多的时间。”
加拿大国家紧急战略储备(NESS)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用于存放从呼吸器和担架、x光机、面罩、手套和长袍等防护装备,以及抗生素、抗病毒药和麻醉剂等药品。
2009年H1N1猪流感爆发后,联邦政府对NESS进行了审计,结果令人不安。根据2010年《应急准备和反应报告》,全国各地的公共卫生官员都不确定这些储备中究竟包含了什么。
“对于库存中可用的供应品,应该会有更好的沟通,”审计报告称。“来自各省和领土的代表说,在一些司法管辖区,他们获得的有关程序和物资的资料很少。有些人不知道哪些物资可供他们使用。”
审计报告指出了一个特殊问题,称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库存是最新的,有多少库存已经过期。
这份审计报告警告称:“NESS的大部分供应品都储存在主仓库、区域仓库或预先定位的地点,没有可靠的使用寿命信息。”它说,建立一个电子数据库可能会解决这个问题。
审计报告还质疑,应急储备中是否有足够的正确供应,以应对大流行这样的紧急情况。
审计说:“近来NESS的采购也受到既定预算和可用资金的推动,而不是基于更全面的需求分析。支持当前库存的大小,内容和获取策略令人怀疑。”
它的结论是:“物资没有得到及时有效部署所带来的风险有所增加。
但是,尽管多年来计划解决库存的弱点,但在COVID-19疫情爆发之前,它仍然只存在于议程上。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传染病和流行病学专家吉姆·凯尔纳说,联邦储备系统的不足让他感到不安,这让加拿大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
“手头没有足够的口罩——这可能是我最担心的问题,”凯尔纳博士说。他也参与制定了2006年大流行防备计划。
他表示:“我们必须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我们将查明情况有多糟糕,我们的库存不足有多严重。”
“我不想看到医护人员死亡。”
关于医疗设备可能致命短缺的警告数不胜数。
2018年,加拿大公共卫生机构发布了一份报告,总结了2009年H1N1猪流感大流行的教训。那次疫情导致8678人入院,1473人接受重症监护,428人死亡。该机构在报告中指出,除了“为受影响儿童和成人提供呼吸机”外,重症监护的“需求很高”。
然而,尽管需求在短期内激增视已经是一个教训,加拿大联邦政府仍然才刚刚启动大规模采购闪电战,从加拿大采购数万台呼吸机。
政府正在向汽车零部件制造商、科技公司和其他许多制造商施压,要求它们将生产转向呼吸机,这种做法被比作战时的做法。
第一批需要插管的患者用不上这些正在采购中的呼吸机,如果医院的储备用完的话,加拿大也会出现其他国家已经发生的那种情况。
医生和医学专家指出了两个显而易见,而且已经存在多年的问题。第一个是加拿大独特的省级卫生辖区的统筹,这些辖区通常不协调工作,也不有效沟通。
采购和维护充足的设备责任落在了各省,而不是联邦政府,尽管在大流行期间使用的紧急储备权限在联邦管辖范围内。
第二个问题是加拿大缺乏制造能力,导致该国依赖于从其他地方购买关键的医疗用品。在全球大流行的情况下,当各国最终相互竞争供应时,购买医疗用品变得极其困难。
“在这样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里,我们非常依赖其他国家为我们提供材料,”凯尔纳博士说。
总部位于渥太华的HealthCareCAN代表着全国54家医院和卫生部门,其首席执行官保罗-埃米尔•克劳蒂埃表示,医疗工作者面临的短缺是没有理由的。
克劳蒂尔说:“非常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本来要以指望会有那么多的库存,现在却还不足以应对激增的需求。联邦政府需要更多的介入,必须在我们制度的可持续性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不是我们唯一的危机。”
加拿大制造能力的缺乏,可能会对防疫造成更大的损害,程度远远超出对呼吸机和口罩的紧急需求。科学家估计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找到并制造出针对COVID-19的疫苗。
但一些专家警告说,即使加拿大科学家发现了这种疫苗,该国也缺乏大规模生产这种疫苗的能力。当找到解决方案时,政府将不得不依靠国际供应商来生产。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VIDO-InterVac实验室主任沃尔克·格兹博士说:“至少在目前,加拿大确实缺乏(疫苗)生产能力。”该机构是加拿大最大、最重要的疫苗研究实验室之一,正在参与由世卫组织领导的寻找冠状病毒解决方案的努力。
他说,在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期间,美国为那次疫情锁定了全球约三分之二的疫苗生产,这使其他国家难以获得足够的疫苗。
“这实际上取决于加拿大是否依赖其他国家为他们生产疫苗。如果你想想现在的美国政府,很明显他们已经说过‘美国人优先’,”格茨博士提醒说。“对我们这样的国家来说,在这种情况发生时,确保我们国家有足够的制造能力是很重要的。”
3月23日,渥太华宣布为疫苗研究和生产提供紧急资金,其中包括为杰茨博士的设施注入1200万美元,用于建造一家制造厂。但新大楼至少需要一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工并获得认证。对于新冠爆发来说,紧急资金可能来得太晚了。
“政府意识到这一点,并找到了迅速投入资金的机制,这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情,”格茨博士在发表声明时说,但这笔钱直到上个月才到位。
“我们谈论这个设施已经很多年了,”他说。
虽然该项目正在尽可能迅速地推进,但新的生产设施可能要到疫情结束后才能准备好。
“下一种新出现的疾病即将出现,”格茨博士说。“希望下次我们能比现在准备得更好。”
在COVID-19出现的三个月前,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撰写的一份报告警告说,全球各国政府没有为大流行做好准备。
报告称:“长期以来,我们在流行病问题上放任恐慌和忽视的恶性循环,当出现严重威胁时,我们加大努力,但当威胁消退时,我们又迅速忘到脑后。”
“现在已经到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那是在九月。
一个月后,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科学家领导的全球卫生安全指数发布了一份报告,对各国卫生保健系统应对疫情的能力进行了评估。报告确定,包括加拿大在内的195个国家都没有做好应对疫情的充分准备。
虽然加拿大医生在去年12月下旬的时候就已经收到了警报,但直到1月中旬,联邦政府才公开处理了COVID-19的疫情。
几周后,谭咏诗博士在一个委员会听证会上对议员们说,在加拿大爆发疫情和无症状传播的风险很低。“对于没有去过中国的普通民众来说,在加拿大的风险很低,”谭博士告诉委员会。
政府表示,他们将在机场的屏幕上显示信息,要求乘客自我确认是否去过武汉,但没有讨论更多的具体措施,如旅行限制、隔离和禁止公众集会等。
加拿大国防部参谋长乔纳森•万斯上周在接受《环球报》采访时表示,形势在1月初变得明显。他说,这是一种新的冠状病毒,“所以人们对这种疾病了解不多,也不知道它会如何传播。”
记录显示,当COVID-19病毒在加拿大蔓延时,联邦卫生官员仍在忙于处理日常文件。1月23日至3月10日,官员们与大约12个不同的组织举行了会谈,主要是关于联邦预算的。
凯尔纳博士说,最理想的情况是,一旦联邦政府知道病毒会如何传播,就应该在国家层面上采取更果断的行动,禁止人群聚集,并敦促加拿大人待在家里。
“一旦我们意识到它的传染性有多强,就没有理由不立即采取更极端的措施,”他说。“这是一个教训。”
在加拿大各司法管辖区,渥太华开始与各省市商谈利用地方权力限制公共集会和商业活动。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联邦紧急法案将是最后的手段。
多伦多的传染病内科医生沙蒙查克拉巴蒂说,联邦政府应该尽早接手,在人们迫切需要领导的时候,给社区实验室和医院提供一致的指导。
“如果你有一个联邦指令,要求每个实验室都必须这样做,那么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积压和测试延误的问题,”查克拉巴蒂博士说。
他说,个人防护装备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更多不必要的压力。“如果我们(在联邦一级)能冲一个方向而共同努力,可能会得到更好的数据,然后我们会得到一致意见。”
“与乐观的觉得我们有能力应对疫情的爆发,还不如想,我们不知道怎么应对,不如矫枉过正。”
2006年大流行防备报告中包含的警告,特别是预测的医疗用品短缺,现在困扰着新冠病毒的防控。
达尔豪西大学的兰利博士说:“(2006年)的预测已经确定了所有这些要发生的事情。”
她认为,警报发出得够早了,但加拿大支离破碎的卫生系统——有13个不同的省和地区系统——可能延缓了应对措施。
由于缺乏一个统一的计划,加上多年前就发出的警告没有得到重视,各国政府争相向医院提供基本的防护装备,在保护主义色彩强烈的全球市场里,购买不容易获得的医疗用品。
“我想说,我们24小时不停地工作,试图在全球设备极度紧张的情况下采购设备,”联邦卫生部长帕蒂·哈伊杜上周说。
她承认,这次疫情暴露出有必要更好的投资大流行准备工作。卫生部长说:“我想说,这是所有政府考虑对公共卫生准备工作进行再投资的一个机会,我期待着在事件结束时再进行这些对话。”
当然,加拿大并不是唯一迫切需要保障供应的国家。“我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整个世界都没有做好准备,”特鲁多本周说。
正如2006年报告的紧迫性在非典(SARS)爆发后不久就消失了一样,医疗体系受到胁迫的感觉又回来了。但这一次,人们能否吸取教训还有待观察。
多年来,加拿大政府忽视了应对大流行的几个关键问题,包括应急医疗储备的薄弱环节,政府文件显示,加拿大正在考虑应对其中的一些问题。
2019年,当加拿大公共卫生机构发布其2019-20年部门计划时,其声明的优先事项之一是大流行防备,“以加强其准备和应对公共卫生事件和紧急情况的能力。”
其目标是使国家应急储备更好地符合“当前的需求和运作环境”,并改进该机构“收集、分析和使用公共卫生情报的方式,以促进对新出现的全球卫生事件的早期发现、识别和监测”。
这意味着确保一旦发生大流行,加拿大将做好更好的准备。
根据联邦政府的文件,该部门为自己设定了何时达到目标的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是202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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